第一篇 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与方法研究

第一章 关于《资本论》的研究对象的几个问题

刘诗白

一、关于《资本论》研究对象问题的讨论

（一）关于对象问题的讨论

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生产关系，这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明确地加以论述了的。在《资本论》第一卷的有关序言和跋中，马克思指出，《资本论》研究的是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并且同意了俄国作家关于经济运动的规律就是生产关系发生、发展和转变为更高级的生产关系的规律的见解。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中转引了考夫曼的如下一段评述：“马克思竭力去做的只是一件事：通过准确的科学研究来证明一定的社会关系秩序的必然性”，“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不同，生产关系和支配生产关系的规律也就不同。马克思给自己提出的目的是，从这个观点出发去研究和说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这种研究的科学价值在于阐明了支配着一定社会机体的产生、生存、发展和死亡以及为另一更高的机体所代替的特殊规律”。马克思指出，考夫曼对他的方法“描述得这样恰当”。恩格斯在《反杜林论》的“政治经济学篇”中也明确指出，“政治经济学，从最广的意义上说，是研究人类社会中支配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和交换的规律的科学”。列宁在《什么是人民之友》中更明确地指出，“政治经济学绝不是研究 ‘生产’，而是研究人们在生产上的社会关系，生产的社会制度”，并认为：“凡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看到物与物之间的关系的地方（商品交换商品），马克思都揭示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他又说：马克思“把这个形态的活动规律和发展规律做了极详尽的分析。这个分析仅限于社会成员间的生产关系，马克思一次也没有利用这些生产关系以外的什么因素来说明问题”。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也提出了“政治经济学的对象是人们的生产关系，即经济关系”的定义。

还需要指出的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生产关系，清楚地表现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巨著《资本论》中，《资本论》第一卷研究资本的生产过程，在这里，作为对象的“资本不是物，而是一种以物为媒介的人和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更具体地说，资本是生产资料的垄断者，无偿占有雇佣劳动者生产的剩余价值的关系。《资本论》第一卷科学地论述了剩余价值生产的实质，它的条件、过程、方法与后果，这一切的理论分析都集中在资本主义直接生产过程中的人与人的关系上，旨在揭示资本主义物质生产过程所体现的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剥削与压迫。《资本论》第二卷研究资本的流通过程，它通过个别资本流通与社会总资本流通的形式与机制，进一步揭示了资本家生产和实现剩余价值的方法及其后果。《资本论》第三卷研究作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的统一的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揭示和说明资本运动过程作为整体考察时所产生的各种具体形式”。通过分析从产业资本分化出来的商业资本、借贷资本等新的资本形式，进一步阐明剩余价值的分化为商业利润、企业主收入、利息、地租等具体形式，由此揭示了资本主义分配的重要方面：剩余价值在资本主义社会各个剥削集团之间的瓜分以及这一分配机制所体现的资本家对工人阶级的剥削的加深。总之，《资本论》这一部宏大的著作的内容表明，它研究的是以榨取剩余价值为实质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狭义的）、交换关系与分配关系（包括了消费关系）。无法否认的是，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广义的）的各个重要方面、侧面与环节的全面研究，对支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变化的客观规律的揭示，正是《资本论》这一部政治经济学巨著的鲜明特色。而《资本论》也正是以其最深刻、最全面地阐明支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运动规律（包括某些前资本主义形态的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形态的规律）的科学业绩，确立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以生产关系为研究对象的格局。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主要的政治经济学著作，如恩格斯的《反杜林论》经济篇，列宁的《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帝国主义论》，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等，都是把生产关系作为研究对象的。在这些著作中，作为研究对象和加以科学阐述的对象的运动规律——经济规律，从来都是集中于生产关系的规律的范围之内的。

尽管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有许多论述，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在理论界却一直还存在一些分歧。社会主义国家学术界，对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什么进行了多次讨论。苏联从20世纪20年代以来开始这一讨论，我国在20世纪50年代末和70年代末有两次大讨论。

大体说来，对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认识可分为三种观点：第一种认为政治经济学研究生产关系；第二种认为生产力也是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特别是政治经济学的社会主义部分的主要研究对象；第三种认为政治经济学研究生产方式。第二、第三两种观点均认为应该把生产力纳入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之中。

把生产力也当作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的观点之所以产生，一方面是出于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有关论述的理解不一样，但更主要的是出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特殊的历史条件对生产力的研究本身所具有的重要意义。众所周知，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取得了胜利的国家，在建设社会主义中一方面要解决对私有制生产关系的改造问题，另一方面要解决发展生产力，建立起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相适应的强大的物质技术基础的问题，特别是在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发展生产力更成了社会主义建设的中心任务。正是在这种历史条件下，一些经济学家提出了要把对生产力的研究作为政治经济学的主要任务与主要课题的主张。如在苏联，在20世纪50年代，雅罗申柯就提出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要问题不在于研究社会主义社会中人们的相互关系，而在于制定和发挥社会生产中生产力组织的科学理论、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化的理论”，主张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变成“生产力合理组织学”。在我国，近年来在关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的讨论中，一些同志也提出了与此相类似的见解。按照上述意见，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本来就应该是二重的，即包括生产关系与生产力，或者至少政治经济学的社会主义部分的研究对象应该是二重的。而上述意见，不言而喻地都是否认政治经济学是以生产关系为研究对象的提法的。

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的争论，关系到对马克思创立的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性质与特色的正确认识，关系到对《资本论》这一部伟大政治经济学著作的内容的正确理解，也关系到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这门正在发展中的学科的内容、范畴、规律、体系，关系到这门学科的性质与在建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中的作用。正由于此，弄清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之一的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弄清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他们所创立的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本来面貌，不仅具有理论意义，而且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二、关于《资本论》研究对象的三个问题

（一）社会生产的两个方面——生产的物质技术形式与社会经济形式

要弄清一门学科的性质，首先要弄清一门学科区别于其他学科的特点，即弄清它的研究对象是什么，因为正是研究对象的特殊性质把这种学术研究划分为不同的学科。研究对象是自然及其规律的当然属于自然科学，研究对象是社会现象及其规律的当然属于社会科学。在社会科学中，政治学、法律学等学科是研究政治上层建筑的，而哲学、美学、伦理等学科是研究意识形态的。经济学是研究物质生产的。马克思说：“面前的对象，首先是物质生产。”这就把经济学与政治学、法律学、哲学、伦理学、美学等区别开来了。

马克思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来分析物质生产，指出了物质生产并不是如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中经常引用的鲁滨孙故事中那样单个的、孤立的猎人与渔夫的生产，而一开始就是社会的生产。“在社会中进行生产的个人——因而，这些个人的一定社会性质的生产，自然是出发点。”作为社会生产，它一方面体现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另一方面，它又体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为了进行生产，人们便发生一定的联系和关系；只有在这些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的范围内，才会有他们对自然界的关系，才会有生产”。生产中人与自然的关系属于生产力的范畴，它是生产的物质技术内容，而生产中的人与人的关系则属于生产关系的范畴，它是生产的社会形式。可见，社会生产包括两个方面：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它们二者共同组成社会生产方式或生产方式。

生产方式中作为生产力的这一方面的关系，具体体现于作为生产力的人的要素与物质要素的物质技术性的结合方式中。任何一种生产就其人与自然的关系来说，都是具有特定素质的人运用特定的工具与工艺方法来从事生产，这里体现了一种生产要素的物质技术性的结合形式，马克思称之为劳动方式。在人类生产发展史上，原始人与原始工具相结合的物质技术性的形式，表现为游牧、采集、渔猎以及新石器时期的原始农业等原始的劳动方式。此后，在生产中对青铜器的使用产生了东方的灌溉农业，铁器的使用产生了更发达的锄耕农业。此后，在手工工具基础上产生的是个体生产者的小手工业，在机器的技术基础上产生的是现代机器大工业，在当代电子计算机基础上发展出了自动化与自控化生产。这一系列的生产要素的物质技术性结合形式或劳动方式的变化，首先决定于生产力的物质技术因素的变化，具体地讲，它首先决定于生产资料特别是生产工具的性质。此外，也取决于劳动力的性质，如直接生产者劳动的熟练与技巧、智力劳动的发展状况及管理的水平。总之，生产力的构成因素，特别是劳动手段因素，它的状况、性质、能量决定生产的物质技术形式。

生产的物质技术形式在人类社会发展中呈现出一个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有规律的过程，而且往往表现为循序渐进的、不能任意超越的自然历史过程。固然，在生产关系适合生产力发展的时期，我们看见生产的物质技术方式由低级形式向高级形式发展和过渡的步伐加快，但是，它的必要发展的阶梯是不能任意超越的。如农业中的家庭小生产的劳动方式，是与手工工具的物质技术基础相适应的。即使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如果农业生产还是以手工工具为基础，家庭生产这种劳动方式也将仍然存在和包孕于社会主义农业联合劳动方式之中，成为后者的补充。对属于社会生产力范畴的生产的物质技术性的结合形式的运动规律，显然，人们是应该加以研究的。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以生产的物质技术形式的运动规律为研究对象。马克思说：“政治经济学不是工艺学。”生产的物质技术形式的变动规律，要由一系列自然科学、部门经济学、生产力经济学、技术经济学等来研究。比如农业生产的物质技术形式，就需要由农业经济学、农艺学、农业技术经济学等来加以研究。

生产方式中的另一方面是生产关系，即生产的社会经济形式，它是体现在生产中的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是人们共同活动与互相交换其活动的一定社会结合方式。马克思说：“他们如果不以一定方式结合起来共同活动和互相交换其活动，便不能进行生产。”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在生产发展史中，生产的社会经济形式是不断发展和变化的，大体说来，存在着以劳动者平等协作和互助为特点的社会经济形式和以人对人的剥削和奴役为特点的社会经济形式，前者是原始公社的社会经济形式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社会经济形式，后者又分为奴隶制的社会经济形式、封建制的社会经济形式和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形式。

马克思把辩证唯物主义应用于社会生活领域，特别是应用于社会生产关系领域，科学地论证了人类社会的生产的发展进程，也就是社会经济形式由低级形式向高级形式有秩序地依次递进和向前演进的有规律的过程。马克思说：“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做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

基于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见，社会形态（或形式）包括社会生产方式、政治生活方式、文化生活方式等方面的内容。而生产方式又包括物质技术性的生产形式与社会经济形式两个方面。政治经济学则是一门以社会经济形式为它的研究对象的学科。这可以用图表示如图1。

（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生产关系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什么要以生产关系为研究对象？对这一问题有必要进一步加以论述。

作为生产两个方面的物质技术性的生产形式与社会经济形式，是对立统一的关系。它们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是互为表里、互相依存、彼此制约的。一方面，物质技术性的生产形式或组织，是生产的物质内容，它决定和制约着生产的社会经济形式的发展变化。社会生产方式发展的内在联系和机制，可以表示为：生产力（首先是生产工具）的发展→物质技术性的生产形式的变化→生产的社会经济形式的变化。正如马克思所说：“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保证自己生活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但另一方面，生产的社会经济形式又反作用于生产的物质技术基础，促进或延缓社会的劳动方式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进程。

生产所具有的上述二重性——生产的物质技术性质与生产的社会经济性质——并不能成为政治经济学必定要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方面都作为研究对象的理由。恰恰相反，作为一门十分严谨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它在研究中不能把上述二重性质不同的关系并列，不能把两方面同等地作为研究对象，而必须集中地研究生产关系。这是由于下述的理由：

（1）作为一门科学，总是要研究事物的一个特定范围，才能全面地深入地揭示某一领域的客观事物的本质联系。众所周知，作为科学研究的对象的世界，包括不同的领域——自然界、社会精神世界，它们各自具有其特殊的矛盾，从而具有不同的性质。对于自然界与人类社会来说，它们各自又有着极其复杂的结构，可以分解为不同的系统和不同的组成部分。这些部分、成分又各有其特殊的矛盾与性质。基于世界的这一多样的和多层次的性质，人们要正确地认识世界，必须采取辩证唯物主义的分析与综合相结合的方法。首先，要区分出世界的某一特定的领域，作为自己的特有的研究对象，这样，就形成了各种各样的门类不同的学科。一门学科如果不区分和规定它特有的对象范围，而是无所不包、面面俱到地研究事物的一切方面和一切领域，就不可能揭示出世界某一特定领域的精确结构与运动规律，这种学科就只是一个大杂烩，就不能成为科学。人类认识史表明，科学的发展经过了一个门类分化的过程，比如社会科学的发展就经历了一个由最初的无所不包的哲学和历史学，一步步分化出历史、哲学、经济、政治、法律、宗教、艺术等学科的过程。自然科学中，自近代牛顿力学出现以后，就经历了一个不断分化为化学、物理学、天文学、地理学、生物学等众多的分支学科的过程。当然，当代又出现了以边缘科学为标志的科学的综合化发展，但是，每门学科的综合化仍然是以先行的学科不断分化为基础的。

（2）以生产关系为研究对象就使政治经济学区别于经济学的其他学科。生产的物质技术性结合形式，涉及劳动力、生产工具、生产方法、科学技术、生产组织等生产力要素，这种对象的特点，决定了它有其独特的研究方法（在许多范围内要使用自然科学的方法），也决定了这一研究要由一系列技术学或技术经济学的学科来承担。生产的社会经济形式则纯属生产关系的性质，与研究对象的这种性质相适应，需要采用特殊的研究方法——科学抽象法。在研究对象上与研究方法上的特点表明，对生产的社会形式的研究本身应该是一门独特的学科。特别是社会经济结构具有非直观性的特点，它的内部构造与本质联系并不是直接地和清晰地表露出来的。加之社会生产关系不同于自然物质关系，它体现人的能动作用，从而分外具有复杂性与多变性。要发现与阐明社会经济形式的运动规律甚至比发现自然物质对象的规律还困难得多。特别是就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结构来说，一方面，它带有物化的与异化的特征，具有虚假的与颠倒的表现形式；另一方面，它是发达的从而十分复杂的经济机体，而与前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形态不同。就前资本主义社会来说，一方面，它的经济结构还是不发达的从而是较为简单的；另一方面，它的经济在性质上是自然经济，直接生产过程中的人与人的关系带有某种不言自明的性质。例如在原始公社，氏族成员之间的共同劳动与平等分配关系是表现得一清二楚的，奴隶制社会或是农奴制社会，奴隶主或庄园主对直接生产者实行超经济的强制和进行残酷的剥削与压迫，也是公开表露出来的。因而发现与揭示社会直接生产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可以说并不是十分困难的。但是对于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形态来说，要全面剖析生产中人们的社会结合形式，揭示它的内部联系和运动机制，却是一个十分艰难的课题，要得到任何重大的科学成果，都需要长期的艰苦的探索。因而，这就需要有一门独立的学科来进行这一方面的研究。

政治经济学以生产关系为研究对象，这样也就与经济学的其他许多门类区别开了。众所周知，经济学有部门经济学、生产力经济学、技术经济学等数十个门类，这些学科或者以生产力为对象，或者对象范围既包括生产力又包括生产关系。这些经济学科的共同特征是：它们都要涉及对生产的技术规律的研究。如以研究评价技术的经济效益为任务的技术经济学，除了要进行成本、利润等方面的研究外，它的研究对象还包括生产的地理位置、自然经济条件，如原料来源、运输条件、水文、气象条件，还要研究有关环境保护、生态平衡等技术问题，它的对象在很大程度上属于生产力。而政治经济学则以生产关系为研究对象，以揭示支配社会经济结构的运动规律为任务，以形成有关社会经济形态的基本理论为基本特征。学科内容的这种划分，就使政治经济学成为一门与其他具体的部门经济学科有严格区别的理论经济学，成为所有的一切经济学科的理论基础。

（3）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一门有阶级性和党性的科学，是无产阶级争取解放的强大思想武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一门“批判的和革命的”学说，它不仅要科学地解释世界，更主要的还在于改变世界。也就是说，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使命是要通过对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历史规律的阐明来武装无产阶级，来促进人类社会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因此，要求政治经济学集中地和系统地研究社会生产关系，研究社会的经济结构与阶级结构，特别是要揭露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剥削雇佣劳动的本质，揭露资本主义社会不可调和的阶级对抗，以发挥这门学科对旧世界的“批判的和革命的”作用。

生产关系在阶级社会中体现为阶级关系，对阶级社会生产关系的研究与剖析必然要公开暴露生产中一小撮生产资料垄断者剥削与压迫广大劳动者的真相。正是因此，对生产关系的科学研究从来就要受到剥削阶级的压制。马克思说：“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材料的特殊性，把人们心中最激烈、最卑鄙、最恶劣的感情，把代表私人利益的复仇女神召唤到战场上来反对自由的科学研究。”

处于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者，由于当时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斗争还处于潜伏形态，因而他们还能在一定程度内研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内在联系。古典经济学家的资产阶级立场，决定了他们有时又停留在经济关系的表层与现象形态上，不能把以生产关系作为对象的科学方法贯彻到底。如亚当·斯密就提出政治经济学是研究财富的科学的含糊的论点，他不能达到政治经济学研究资产阶级社会生产关系的明确认识与科学规定。马克思指出，亚当·斯密不能得出“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是财富的特殊社会形式”的科学命题。19世纪30年代，随着西欧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的激化和带有威胁性的形式，科学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丧钟就敲响了。19世纪以来迄至当代的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则往往用对物的表面现象的描述来代替对生产关系的研究，甚至是用心理过程与心理现象的研究代替经济过程的分析。关于资本—利息、劳动—工资、土地—地租三位一体公式，回避了资本对雇佣劳动的剥削这一基本生产关系，而将资本主义的各种收入的来源归结为生产力要素的自然性质。边际效用学派的各种越来越“新颖”的价值理论，把商品固有的现实的价值性归结为人的对产品的主观评价，实际上是用对心理的研究来代替对物的研究。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中的时髦理论——凯恩斯主义，更是立足于关于人的消费偏好、投资收入的预期等心理规律之上。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中的宏观理论，在有关积累和消费、投资与储蓄、投资与经济增长等方面的研究中，在一定程度上分析了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但是应该说这些具有一定实用意义的理论，顶多也只是接触到某些表层性生产关系，在生产关系的表层上打转转，根本谈不上进一步研究和揭示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内在联系与本质。如当代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重要特色是越来越趋于数学化，汗牛充栋的各种经济学教科书中，越来越塞满了各种各样的数学模型，如宏观的国民经济增长模型、微观的收入分配模型与各种价格决定模型，等等。其中某些有关经济关系与经济过程的数学模式，未尝不具有一定的实用价值，作为一种分析的工具与方法，是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的。但是，这种经济理论分析的数学化，乃是用表层生产关系的数学方面的研究来代替和取消对生产关系的深层的本质的理论分析，而且，如果透过他们的高深玄妙的数学设计与推导的外观，我们就会看见他们的各种庸俗经济理论的大杂烩的内容。总之，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越来越趋向于用对有关经济关系的表面现象、数量关系、物质技术关系、心理现象等的研究来代替对社会生产关系的内在本质的研究，特别是回避对资产阶级所有制和资本剥削雇佣劳动这个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核心的研究，乃是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进一步庸俗化的表现。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千方百计地回避对生产关系的研究，其目的在于掩盖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日益深化的基本矛盾与阶级矛盾，掩盖资本主义制度的剥削本质，否认资本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这里，也就清楚地表现出资产阶级经济学的辩护性质。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继承了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以生产关系为研究对象的科学方法，批判了古典经济学中存在的用对物的性质与关系的研究来代替对生产关系的性质的研究的庸俗的研究方法，建立了最彻底、最全面的研究生产关系的内在联系与规律的方法。马克思创立的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阐明了在人类社会整个发展史中，社会生产关系按其性质来说，可以归结为两类：一类是生产中的劳动者之间的互助合作关系；另一类是一小撮寄生者与广大的劳动者之间的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前者是公有制社会中人们互相之间的关系，后者是私有制社会中的生产关系。以生产关系为对象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通过十分完备的科学方法与严密的理论分析，阐明了人类社会生产关系发展的规律是：由原始公社的劳动者之间原始的互助协作性质的生产关系，经过阶级社会中的三种不同形式的剥削性的生产关系的梯级，最终过渡到摆脱了阶级剥削与压迫的自由人之间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互助协作的生产关系。这样就科学地阐明了人类社会生产的发展，要经历一系列使人身受到束缚、压抑和摧残的社会结合形式，最后过渡到使人的本质得以充分实现的社会结合形式。恩格斯说：“人们自己的社会结合一直是作为自然界和历史强加于他们的东西而同他们相对立的，现在则变成他们自己的自由行动了。一直统治着历史的客观的异己的力量，现在处于人们自己的控制之下了。只是从这时起，人们才完全自觉地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只是从这时起，由人们使之起作用的社会原因才在主要的方面和日益增长的程度上达到他们所预期的结果。这是人类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因而政治经济学通过对人类社会生产关系发展变化和由低级向高级形式转化的规律的科学阐明，不可辩驳地论证了全人类最终获得解放的历史必然性，从而使全世界无产阶级认清了他们自身肩负的历史使命。这里也就表明了政治经济学是无产阶级争取自身解放与全人类解放的革命的学说。

《资本论》是以生产关系为研究对象的理论经济学的光辉典范。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把研究的焦距对准生产关系，深入透彻地剖析了资产阶级社会的经济结构，分析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矛盾，最清楚地揭示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对抗，科学地论证了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历史规律。《资本论》以关于支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运动规律体系的系统和完备的科学理论，为正在从事埋葬资本主义、争取社会主义胜利而战斗的无产阶级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可见，正是以生产关系为研究对象，决定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所具有的革命性与批判性，并使它从根本上区别于资产阶级的经济学。

归根到底，以生产关系作为它的研究对象，是使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这门学科真正成为科学所需要的，而且也是使这门学科成为革命的理论所需要的。集中研究支配人类社会生产关系的运动规律，正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鲜明特色。

（三）紧密联系生产力、上层建筑研究生产关系

政治经济学以生产关系为对象，并不意味着政治经济学在研究中不涉及生产力，也不意味着政治经济学不需要对生产力进行任何考察，更不意味着可以脱离生产力从事纯生产关系的研究。恰恰相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的鲜明特色是：紧密地联系生产力来研究生产关系。

马克思把唯物辩证法用于分析社会生产，论证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二者本来就是社会生产方式的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指出这两方面处在有机的联系之中，它们互相推动、互相制约，是一种对立统一的关系。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中，生产力乃是决定性的因素，它决定生产关系的性质并成为生产关系变化的根本动因。这就是说，有什么样的生产工具（它是生产力水平的标志）就有什么样的劳动方式，也就有什么样的生产关系。因此，对社会经济结构的运动机制的研究，不能脱离对生产的物质基础的研究，而应该把生产关系归结为劳动方式并最终归结为物质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乃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项基本原理与基本研究方法。

基于上述原理，对任何社会的生产关系的产生，都要从物质生产力的性质与状况去加以说明。恩格斯在致卡尔·考茨基的信中说：“你不应该把农业和技术同政治经济学分开……正如蒙昧人和野蛮人的工具同他们的生产分不开一样，轮作制、人造肥料、蒸汽机、动力织机同资本主义的生产是分不开的。正如现代工具制约着资本主义社会一样，蒙昧人的工具也制约着他们的社会……一说到生产资料，就等于说到社会，而且就是说到由这些生产资料所决定的社会。”

基于上述原理，人类历史上社会生产关系由低级形式向更高形式的发展变化，即生产关系的发展采取原始公社制、奴隶制、封建制、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五种形式有规律地向前演进，以及同一个社会经济形态发展过程中生产关系的具体形式的变化，这些均要联系生产力来加以说明。

马克思在阐明人类社会的五种社会经济状态的区别时，就是与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特别是与生产工具的状况联系起来考察的。马克思说：“尽管直到现在，历史著作很少提到物质生产的发展，即整个社会生活以及整个现实历史的基础，但是至少史前时期是在自然科学研究的基础上，而不是在所谓历史研究的基础上，按照制造工具和武器的材料，划分为石器时代、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的。”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广义的）基于上述原理，联系生产力的状况，论证了人类社会生产关系的发展变化的规律。这就是：大体说来，在人类社会的发展中，与石器的使用相适应的是原始公社制的生产关系，与铁器（在东方是青铜器）的使用相适应的是奴隶制的生产关系，与手工磨相适应的是封建的生产关系，与机器生产相适应的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与现代机器大生产这一物质基础相适应的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

政治经济学不仅要紧密联系生产力的状况来阐明整个人类历史的生产关系的发展变化的规律，而且还要由此阐明某一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的发展变化的规律。

众所周知，就某一社会形态来说，生产关系也不是停滞不变的，而是有一个发生、发展与向更高级的新社会的生产关系过渡的过程。因而，某一社会形态的特殊类型生产关系也有一个由初生期不成熟的生产关系具体形式，逐步发展为成熟的形式，最终转化为衰亡的形式（就私有制社会来说）的发展过程。因而，对某一社会形态来说，根据生产关系成熟程度的不同，大体上可以将它区分为不发达的阶段和发达的阶段。如原始公社制有母系制与父系制的区分；奴隶制经济有东方的不发达的奴隶制与希腊、罗马的发达的奴隶制的区分；封建制经济有以劳役地租为主要形式的庄园制经济与以实物地租和货币地租为主要形式的地主经济的区分；资本主义经济有一个以工场手工业为形式的不发达的资本主义和以机器大工业为形式的发达的资本主义。而发达的资本主义又经历了自由资本主义与垄断资本主义两个发展阶段。垄断资本主义又要区分为企业家的垄断资本主义到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等等。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生、发展变化，要经历一个由带有过渡性的萌芽形式、幼年期形式、成熟形式、过度成熟与腐朽形式的一系列阶梯。对于上述某一特定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的发展与演变的内在联系与规律的阐明，是政治经济学的重要任务。

当然，政治经济学要研究的是支配生产关系的发展变化的规律即其总的趋势，而不是研究生产关系的具体形式与细节。列宁在评论爱·大卫《社会主义和农业》一书时指出：“他十分详细地探讨了几百个技术性的细节，把问题的政治经济本质反而淹没了。”并指出：“大卫对问题的社会经济意义连懂也不懂。”但是必须看到，生产关系的规律总是要通过它的具体形式的发展变化来体现的，因而，只有从生产关系的具体形式的发展变化中找出它的一系列的阶梯与关节，由此阐明生产关系经历量变、局部质变到根本质变的全部运动，才能说对生产关系的发展变化的规律做出了深入的与科学的阐明。如果人们只是停留在诸如生产关系要发生、发展和灭亡这一类的极其一般的、极其概括的表述上，那么，就还远远没有完成政治经济学这门学科的任务。

对上述各个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发展变化所必须经历的一系列阶段的阐明，必须联系社会物质生产力的性质及其发展的状况。如原始公社制生产关系发展成熟程度的不同阶段是与生产工具由旧石器演变为新石器密切联系的；奴隶制生产关系成熟程度的不同发展阶段是与青铜器演进至铁器密切联系的；封建制生产关系发展成熟的不同阶段，则是与粗放的三圃农业演进至精耕细作的家户农业密切联系的；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成熟程度的不同发展阶段，则是与生产工具和现代劳动方式的状况、与劳动社会化的程度密切联系的。可见，要科学地阐明某一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的运动规律，深入揭示某一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由低级形式向高级形式的发展演变所必须经历的阶梯与步骤，是不能求诸生产关系本身的，而必须紧密地联系生产力的状况，必须立足于对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的分析。

联系生产力来研究生产关系的方法，正是《资本论》的基本方法。马克思并不想构造一个单一地研究生产关系的纯而又纯的理论经济学，在《资本论》这一巨著中，就包含着对有关生产力的规律的精要的阐述。大体说来，《资本论》中对有关生产力的规律的论述包括以下这些方面：①有关劳动过程的要素的分析。《资本论》论述了任何物质生产都是人的因素与物的因素的统一与结合；论述了生产的物的因素的组成方式及其内在矛盾，以及由这一内在矛盾所推动的劳动手段发展变化的规律。②有关生产力的人的要素的分析。《资本论》论证了劳动者这一要素发挥作用的形式——劳动，如何由个体的、孤立的劳动转化为社会化的、社会结合的劳动，以及如何由结合劳动的初级的、不发达的形式发展为成熟的、高级的形式。例如，由简单协作这一结合劳动的低级形式转化为以分工为基础的协作，由以手工技术为基础的工场手工业的结合劳动形式，转化为以机器大生产为基础的现代结合劳动形式。③有关现代化大生产的生产力中的决定要素——科学技术的分析。《资本论》论述了科学技术由原本的知识形态，转化为物质形态——机器、技术设备并由此转化为直接生产力的机制与规律。④有关劳动方式的分析。如手工业生产方式转化为工场生产方式，再进一步转化为机器大生产方式的规律。马克思上述对有关生产力的规律的概括与阐述，目的不是为了研究生产力本身，而完全是着眼于揭示生产关系的发展与变动的规律。

在《资本论》第一卷第四篇第11章至第13章就是结合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具体形态，结合从属于资本的劳动生产方式的发展变化来研究资本主义所有制的发生和发展。在这几章中，体现了马克思通过对生产物质技术形式的考察来进一步分析生产关系所采取的如下三个步骤：

（1）对生产的物质条件与物质技术性质的研究。首先，通过对生产力的物质要素的内在矛盾的分析，揭示劳动手段由简单的手工工具到发达的手工工具再到机器的转化。在《资本论》第13章中，马克思利用了自然科学的大量研究成果，阐明了什么是机器，论述了机器内部运动的机制，如动力机生产出动力，经过传送机，最终推动工具机运动。马克思分析了机器的内在结构和矛盾，论述了产业革命后新产生的工具机与中世纪动力机之间的矛盾。马克思指出，正是由于工具机的发展与有限制的水力的矛盾，推动了蒸汽机的发明和应用。其次，论述了与上述生产工具的发展相适应的是个人手工劳动到工场手工业再到机器大工业的转化。

（2）对劳动的技术性的社会结合形式——劳动组织——的研究。《资本论》论述了工场手工业的以简单协作为特征的企业劳动组织到以分工为特征的企业劳动组织，再到工厂制度下分工更加发达的企业劳动组织的变化。

（3）对生产的社会结合形式的研究。这就是在阐明各种劳动方式的内容的基础上，进一步引进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考察工场手工业和机器大工业这些劳动方式所体现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变化，分析资本对劳动的统治与奴役关系在广度和深度上的发展及其带来的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尖锐化。

以上的论述，归结到一点，就是：政治经济学以生产关系为研究对象同以某种方式某种角度来进行一些对生产力的考察与研究是一致的。

可能有的同志会说，上面那种说法岂不是证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一起都是政治经济学的对象？我们的答复是：不是的。因为我们在这里说的是从某种角度和以某种方式研究生产力，通过联系生产力的运动规律达到阐明生产关系的运动规律的目的。它同把生产力作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作为这门学科所要揭示其规律的客体是根本不同的。

我在1961年关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对象的一篇文章中提出，要把研究范围和对象范围加以区分。对象范围是一门学科要通过研究以揭示出其客观规律的一个特定的领域。无论是自然科学或是社会科学的各门学科，都是以研究某一个特定领域中的特殊矛盾、特殊规律为其任务的。毛泽东同志在《矛盾论》中说：某一现象的领域正是“因为具有特殊的矛盾和特殊的本质，才构成了不同的科学研究的对象”。把客观事物的一个特定的领域作为研究对象，作为这门学科要发现其规律的客体，这就叫对象范围。但是由于客观事物处在普遍联系之中，某一特定领域的事物的运动与其他领域的事物的运动，是互相关联的，因此，对这一特定的对象范围的事物的规律的研究，不能不涉及其对象范围以外的更为广大的领域，这些为研究独特的对象范围而涉及的更广阔的客观事物领域就叫研究范围。

“作为研究对象，乃是这门科学要揭示其规律的特殊领域，而在研究范围中所要包括的某些对象范围以外的现象和事物，它们只是用来完满地阐明对象范围的规律性所必须涉及的从属性领域，对于后一领域事物的规律性的阐明，不是这门科学的任务。如哲学史、美学史、文学史等科学，固然也要研究和考察经济基础与政治制度，但是却不是以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为对象，不是以揭示后者的规律性为任务。由此可见，只有弄清楚研究范围和对象范围的区别，我们才能在各门科学研究所要涉及的颇为广泛的领域中明确主次，分清对象，弄清各门科学所要探索和揭示的是什么领域的事物的规律性，从而明确各门科学的特有的任务。”如气象学以寒暑风雨等自然气候变化现象为对象，它的任务是揭示各种气候变化的规律，为此，它的研究范围不仅要包括太阳、地球、月球等宇宙现象，而且要涉及地理与地质现象，涉及山区、平原、沿海的地表与地质结构，涉及地质学的研究范围，但不能说气象学以地质为对象。又如地质学的研究对象是地球的地质结构及其形式，但它的研究范围还要涉及宇宙的、天体的方面的现象，但不能说地质学是以天体现象为研究对象的。同样，政治经济学以生产关系为对象，以揭示社会生产关系的运动规律为其任务，但它的研究范围不限于生产关系。由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联系密切，生产力是生产关系变动的决定因素，因而为了阐明生产关系的运动规律，也要联系生产力的状况，从而要在一定程度上涉及对生产力的研究；与生产关系相联系和制约着生产关系的运动的还有政治、法律等上层建筑，所以，政治经济学在一定程度上还要研究上层建筑；与生产力相联系的还有人的精神作用（包括思想、道德观念、觉悟水平与文化水平的作用），所以，政治经济学还在一定程度上要涉及对伦理道德与文化教育生活的经济作用的研究。但是以上这些领域在性质上只是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围而不是对象范围。如果把研究涉及的一切关系和一切领域不加区别地统统作为它的对象，那就找不到哪一门学科有它的独特的对象，而任何一门学科都将成为多对象的综合科学或边缘科学，从而取消了学科的类别划分，政治经济学也将变成既研究生产关系又研究生产力还研究上层建筑的混合物，从而取消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固有的特色。

总之，马克思所创立的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一方面十分明确地把生产关系作为对象而反对把生产力纳入对象之中从而将政治经济学混同于工艺学的错误方法；另一方面又紧密联系生产力来研究生产关系，反对脱离生产的物质技术基础，抛开劳动方式来孤立地研究生产关系的形而上学。这样的把政治经济学的对象范围与研究范围加以区别又在研究中加以联系的方法，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唯物辩证法的方法论。

[本文选自：刘诗白．关于《资本论》的研究对象的几个问题 [M] //刘诗白文集：第2卷．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9: 3-18, 45-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