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资本积累、利润率下降趋势与经济周期

刘灿 韩文龙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又受到了西方社会学者等的高度重视。其实，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西方学者运用马克思的经济学理论与现代西方经济学理论或相互结合，或批判性继承，采用独特的分析视角和方法，研究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理论问题和当代发展问题，资本积累、技术进步、利润率下降和经济周期等问题的研究就是其中重要的理论成果。本文将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对近几十年来西方学者对资本积累、技术进步、利润率下降和经济周期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以期对国内相关领域的研究起到启发作用。

一、资本积累

1．资本积累的理论分析

Erlich（1967）认为资本积累是由渴望财富和权力的私人资本家推动的，同时资本积累也被迫作为一个竞争性的生存条件而存在。资本积累的结果可能会导致工资的上升和利润的下降。资本家通过采用劳动力节约型的机器设备来排挤工人，以对此做出反应。当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之间的相互作用阻止和扭转了剥削率下降时，它就打开了资本主义体系自我毁灭的另一条道路。人均资本量的增加会降低利润率，不断增加的资产阶级的贫困化使得总需求滞后于快速扩展的生产能力。这些相互作用的过程通过反复爆发的经济危机来为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提供舞台。资本积累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一面，而资本主义社会的另一面则是无产阶级规模的扩大。资本主义式的积累就是普通人被剥夺同时财富向资本家手里转移的过程。

Nell（1973）指出马克思的积累理论可以用来解释前资本主义社会，即封建农业社会向工业资本主义社会转变的过程，以及在此过程中长期存在的无政府状态。Cogoy（1987）综述了新马克思主义者，如Sweezy、Dobb和Baran等对资本积累等理论的发展状况。Crotty（1993）再形式化了马克思的投资理论，为过去15年美国产品生产行业中资本积累的事实提供了一个理论解释。这种再形式化需要两个创新，其一是展示Keynesian-Minskian关于不确定性和金融不稳定性的理论，这一理论的逻辑起源可以追溯到马克思构建他的资本积累理论时提出的核心假设；其二是一个说明，即某种程度来说就是对资本积累过程中竞争和投资之间矛盾关系的一个再概念化。

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关于资本积累理论的构想偏向于利润率下降将会不可避免地降低投资规模。而Crotty（1993）再形式化了马克思的竞争理论，因为它可以阐述资本积累是不是一个普遍的规律。如果不是，那么就需要建立一些条件，即竞争压力可能会降低利润率和增加成本降低型投资。Crotty（1993）在其论文中讨论了《资本论》第一卷中关于投资的理论，描述了他的条件性资本积累结论假设；探索了投资和利润之间的关系；对比分析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金融理论和Keynes-Minsky的金融不稳定性理论；最后讨论了竞争在资本积累过程中的作用以及竞争“迫使”企业在债务增加和利润下降的情况下继续投资的条件。Crotty认为马克思主义式的企业决策模型依赖于竞争的强度和模式。有两种不同的竞争体系：以友好竞争为特征的政府规制性竞争体制和以不可控制的、恶性竞争为特征的无政府主义式的竞争体制。政府规制性竞争可以使得增长安全模型发挥作用，同时投资决定不会被强迫进行。无政府主义式的竞争体制会严格限制企业的选择域，企业会被迫去适应投资环境。

Thompson（1995）利用了标准的单部门“流通资本”模型来分析技术变化、资本积累与利润率下降之间的关系，其研究结论认为技术变革和资本积累对利润率的影响主要依赖于它们对真实工资的影响。Kotz（2003）提出了社会积累结构理论（SSA理论）。该理论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中存在着放缓和加速交替出现的长期资本积累趋势。Kotz认为由于受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的长波危机已经持续了1/4个世纪，但是仍然没有出现向新的规制主义积累结构转化的迹象。只有在新自由主义思潮持续一段时间，由此导致的资本主义社会和经济矛盾积累得比较深厚，爆发经济危机和社会性危机后，新的规制主义（或调解主义）才会出现。Kotz（2008）认为资本积累与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之间具有密切的联系。值得注意的是，2008年爆发的世界性的金融危机以及随后爆发的债务危机和社会危机，某种程度上也印证了Kotz的预测。

2．资本积累的实证分析

Profumieri（1971）利用马克思的资本主义发展理论考察了二战后意大利（1951—1968年）的经济周期，重点关注了资本积累和就业问题。1951—1968年，意大利的经济经历了一个扩张阶段，此阶段的主要表现是产出、资本存量和投资均显著增加，工人工资和就业则只有小幅度增加。1964年开始，就业和其他各项指标都出现了缓慢的下滑。

Crotty（1993）的研究发现：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由于在美国存在着对企业竞争的有效规制，这使得企业可以去创造更高的利润用于资本积累和再投资，降低了竞争的不确定性，维持了金融的稳定性，控制了技术变革的特征和速度，使得企业采用了长期性的发展战略。这一时期大型工业企业的投资行为可以很好地以不受约束的增长安全权衡模型来解释。然而，在20世纪70年代中叶，美国的制造业公司经历了国内外市场的萧条，面临着不断增加的外国公司的竞争压力。1980—1985年，美元开始升值，而世界市场陷入了停滞。在利润减少和需求停滞的背景下，企业之间爆发了无节制的竞争，这不仅威胁了美国企业的短期生存，也威胁了美国公司的长期发展。这一演化过程说明了竞争的形式（规制型或无节制型）对企业的资本积累和再投资行为具有重要影响。

二、技术进步与利润率下降趋势

1．理论分析

一些学者已经对技术进步以及利润率下降规律做了相关的阐述（Gillman, 1957;Cogoy, 1973; Yaffee, 1973; Steedman, 1975; Steedman, 1977）。Lebowitz（1976）认为要理解资本尤其是利润率下降的趋势，必须考虑马克思资本生产和资本循环之间的辩证关系。

一般认为利润率下降的趋势是技术变化的结果，Roemer（1978）认为这一假设和现实似乎并不吻合。马克思所讲的利润率可以表示为p=e（k+1），其中k为资本的有机构成，k=C/V, e为剩余价值率。技术变化会增加资本有机构成k，即“死劳动”会取代“活劳动”。另外，如果e没有增加，那么利润率会下降。不过这一推断具有三个逻辑缺陷。第一，采用新的生产技术会改变已生产商品所有的劳动价值结构。某种程度上来说，资本技术构成（可以用每个工人拥有的机器数量来度量）不一定会随着资本有机构成（可以用劳动价值来度量）的提高而增加。马克思也意识到了资本的技术构成和资本的有机构成之间的区别。不变资本贬值的速度快于可变资本贬值的速度，那么k会降低。第二，如果假设当技术变化时，真实工资保持不变，那么剩余价值率e将会上升。由于技术进步，体现在工人消费集中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将会降低。第三，这些论证也适用于剩余价值率p。我们必须关注技术变化对以价格表示的利润率的影响，因为利润率将会影响资本家的投资行为。不过，从利润的价值率（即剩余价值率）到利润率（以价格表示）的转换是个大难题。资本主义社会中利润率下降是不是由技术创新引起的，这还是一个问题，它不能单纯地用技术进步来考虑。在马克思主义者的观念中，这一问题需要综合考虑“活劳动”和“死劳动”以新的形式对抗时产生的社会性结果。这些社会性结果会反映在技术变化对真实工资的影响中。

Wolff（1979）认为马克思关于“利润率趋于下降趋势的规律”在理论上和实证方面都引起了很大的争论。利润率下降规律的主要内容是随着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利润率会趋于下降。理论上的问题是资本有机构成和利润率之间的逻辑关系，更广泛地来说，是劳动力价值和产品价格之间的关系。实证方面则是资本有机构成和利润率下降的事实证据问题。Wolff在其文章的第一部分发展和批判了利润率下降规律。他的主要结论是平均利润率的运动并不必然和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出现相反的趋势，在资本主义发展中利润率下降也不是必然的趋势。

Moseley（1988）对Wolff（1979）的理论和实证分析提出了质疑。他认为在马克思的理论中，资本主义的利润率下降趋势是技术变革的结果。根据马克思的观点，利润率下降是与剩余价值正相关的，而与资本的有机构成具有相反的变化方向。马克思认为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和剩余价值率提高是技术变化的结果，它们会抵消利润率的影响。进一步而言，如果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的速度快于剩余价值率增加的速度，那么他们对利润率的影响会降低。Moseley（1988）认为Wolff没有为马克思的利润率下降理论提供一个可靠的实证分析。因为他认为Wolff这些源于数据分类的方法是不同于马克思的基本观点的。最主要的差异是Wolff没有考虑马克思关于生产性资本和非生产性资本的区别。随后，Moseley（1988）区分了生产性资本和非生产性资本，他认为马克思的利润率下降规律中，资本构成中的“资本”仅仅是指生产性资本。Moseley（1997）认为资本主义的未来发展主要依赖于利润率。依据他的估计，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企业的利润率只恢复到60～70年代的40%，这意味着美国经济的停滞将会继续持续。Moseley认为利润率持续降低的主要原因就是非生产部门劳动人口比例的持续增加。

Laibman（1981）指出传统的增长理论没有将技术进步和投资作为内生的变量来处理，马克思主义的增长理论认为增长会随着技术改变和利润率变化而波动。在两部门（资本品和消费品）模型中，资本主义积累和技术进步是相伴相生的。新技术的参数变化是由创新者的最大化利润决定的，同时也会受限于不断消失的利用自动化生产方式后所得的收入。两部门模型描述了当经济趋于一个稳定增长路径时，产品市场、资产市场和劳动力市场均衡时对资本品部门和消费品部门的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当价格接近劳动力价值时，马克思的“上升的部分”（Rising Composition）和下降的利润率的趋势会逐步实现。Laibman（1981）认为在增长理论中，新古典增长理论和后凯恩斯主义的增长理论是相互矛盾的。新古典增长理论认为投资是厂商的自主行为，增长最终是由消费者的时间偏好、内生的人口增长率等决定的。而后凯恩斯主义增长理论中，投资和增长是全能的企业家发挥“动物精神”的结果。Laibman（1981）认为这两者解释经济增长时都用了一些主观的术语，没有去具体考虑经济关系中资本主义结构产生的影响。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文献对资本主义增长、积累做了一些深刻的描述，如策略性的竞争、资本的集中和聚集、产业后备失业大军的增长和减少、周期性爆发的经济危机、过度资本化和利润下降的长期趋势等。不过，马克思的这些理论还没有被严格的理论标准确证。关于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和积累理论的不足之处，已经被Sweezy（1942）、Samuelson（1971）、Blaug（1968）和Morishima（1973）等人论述过了。Laibman利用两部门模型来解释复杂的和自相矛盾的资本主义的经济增长，其中心思想是投资、技术变革和技术选择是由资本主义的具体结构决定的。

Jüttner & Murray（1983）认为马克思关于利润率的分析使人们对资本主义的发展形成了这样一个认识：在经济活动中，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以紧缩和扩展的方式交替进行的。剥削率中短期的变化被认为是导致利润率周期性波动的主要原因。马克思认为在长期中存在着利润率下降的趋势，并认为可以把利润率下降归因于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不过，马克思也承认很多抵消性因素会阻止利润率的下降。

Thompson（1995）假定技术变革和资本积累对利润率的影响主要依赖于它们对真实工资的影响。Thompson利用了一个标准的单部门的“流通资本”模型，该模型假设在劳动力需求中真实工资至少不会降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资本节约型和劳动节约型的技术变革不会引起真实工资的上升。随着参数的变化，资本节约型的技术变革或者是劳动节约型的技术变革可能会导致利润率的下降，也可能导致利润率的上升。不过，在缺乏足够的资本积累时，资本多使用劳动节约型的技术变革，进一步而言，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后的技术变革可能会导致利润率上升。

Boldrin（2009）认为马克思曾经预测资本主义会走向灭亡，因为从活劳动创造的剩余价值转换而来的资本的数量将会变大，以至于以一个正的回报率去补偿它变得不可能。马克思认为，为了保证增长能够继续进行，资本家必须加强对工人的剥削。这就要求投入更多的机器设备来榨取劳动力创造的剩余价值，不过这一过程是不可持续的。更准确地说，机器设备的成本会比能被雇佣到的劳动力的数量增长得快得多，因而会导致利润率的下降。这等于说，相对于它所提供的回报而言，劳动力节约型的技术进步是不现实的或者是代价高昂的。在这样的条件下，Giacche（2011）用利润率下降理论来解释了2008年的金融危机。他认为此次金融危机是30多年来虚拟经济增长的结果，是资本价格上升，大量利润流向金融部门的结果。生产过剩危机的出现早于信用泡沫，但是它却隐藏在信用泡沫中。当信用泡沫破裂后，生产过剩的危机就会出现，就会导致经济危机。要想走出危机，就需要逐步恢复实体部门的利润率，增加资本积累和投资。

2．实证分析

马克思关于利润率下降趋势的“模糊”解释打开了人们对其进行多样化解释的大门。对长期利润率下降趋势的问题，学者们提出了不同的观点。Yaffee（1973）和Cogoy（1973）认为利润率下降趋势是解释和理解资本主义体系的关键。同时他们也认为利润率下降规律是一个有效的假设，它可以真实地解释西方工业国家的经济发展现实。不过也有与此相反的观点。Sweezy（1973）通过对Gillman（1957）提出的理论进行实证分析而得出不同的结论，而Steedman（1975, 1977）则用理论证据质疑了利润率下降规律。Roemer（1978）认为要全面地评价利润率下降的变化趋势，必须严格地评价技术进步导致的利润增加和利用技术加强型资本对工人控制导致的利润增加。要正确度量这两种效应，必须清楚地区分劳动和劳动力概念。

Wolff（1979）用1947—1967年美国的投入产出数据实证分析了资本有机构成和平均利润率之间的变化趋势。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利润率下降是劳动力生产率变化和真实工资变化产生相互抵消作用的结果。在1947—1958年，不仅平均利润率下降了，当真实工资的增加超过了劳动生产率以后，其他一些变量也出现了下降的趋势。资本劳动比率（即资本有机构成）的变化对利润率的变化没有起到多大作用。资本劳动比率增加的作用被劳动生产率提高的作用所抵消。Wolff（1986）使用了1947—1976年的美国数据，得出了与其在1979年的研究不太一样的结论。根据Wolff的估计，1947—1976年间，美国的利润率下降了。不过，利润率下降的原因是剩余价值率的下降，而不是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这与马克思的预测是相反的。

Jüttner & Murray（1983）分别用两阶段模型来估计了1919—1981年澳大利亚的制造业和股份制企业中利润率的变化情况。在该模型中利润率的组成部分即可变资本和不变资本被定义为存量资本、剩余价值、资本的有机构成和剥削率等。结果显示，在样本的考察期间，利润率下降规律没有展示一个清晰的移动趋势。然而，它却是一个顺周期变量。资本的有机构成和剥削率也呈现了和它相同的变化趋势。

Moseley（1988）指出Wolff（1979）的估计没有为马克思的利润率下降理论提供一个可靠的实证分析。因为他认为Wolff的数据分类的方法是不同于马克思的基本观点的。最主要的差异是Wolff没有考虑马克思关于生产性资本和非生产性资本的区别。Moseley区分了生产性资本和非生产性资本，他认为马克思的利润率下降规律中，资本构成中的“资本”仅仅是指生产性资本。在此理论背景下，Moseley的估计发现，当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快于剩余价值率的提高时，利润率会出现一个明显的下降趋势。他的估计发现，美国企业的利润率从1947年的0.40下降到了1976年的0.34，下降了大约15%。以五年的平均数来看，利润率下降了10%，即从1947—1951年的0.39下降到了1972—1976年的0.35。这些分析呈现的利润率的下降趋势与马克思的预测是完全一致的。

三、经济周期

1．马克思主义的宏观经济模型与经济周期

Eagly（1972）用马克思主义的宏观经济模型分析了资本主义体系运行的静态均衡和动态的、内生性的经济周期，并认为经济周期是资本主义经济体中固有的行为特征。Eagly认为，马克思作为一个古典主义经济学家，他不仅把资本看成经济系统中非常重要的单因素变量，而且把资本看成对于其整个经济理论来说具有重要理论构建意义的基础。资本是购买机器设备、原材料和工人（劳动）的基金。在考虑了技术进步率和市场价格后，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会把总资本分配给这三种用途。利润最大化的原理会促使资本家将资本合理地配置在工业行业之间和部门之间。一般的古典经济学家认为资本主义体系可以平稳地运行，而马克思则认为资本主义体系的运行是间歇性的，即有波动的。以马克思的观点来看，部门Ⅰ和部门Ⅱ之间的不协调是导致经济周期的主要原因。

在Eagly使用的模型中，他关注了资本家（或资本主义体系）在分配总资本存量时的利润最大化行为，同时重点关注了劳动力市场。在马克思主义的劳动力市场模型中，劳动的供给和需求都是以时间为单位的，即用小时来衡量。在静态模型中，Eagly给出了一个均衡模型：

其中，表示总的资本存量，由不变资本C和可变资本V组成；C=rkβ, r是每单位机器设备的值，k是被使用的机器设备数量的一个指数，β是个系数，其等于被使用的机器设备值的比率和被使用的原材料的值的比率之和；V=ωH, ωH是总的工资额；σ=k/h，是以时间表示的被雇佣工人（N）的总的产出，h是以时间表示的工作日的长度；表示内生的劳动力人口。在此方程中，（, , r, h∗, σ, β）是五个已知参数，（ω, h, N）是三个未知参数。通过这个静态均衡方程就可以讨论决定失业率、劳动剥削率和利润率变化的因素。在静态模型基础上，Eagly又发展了动态模型。在动态模型分析中，Eagly认为在资本主义体系中存在一个内生的经济周期发生机制，它会随着资本家的投资行为的波动而波动，它也会导致失业率随着经济周期中低谷和高峰等出现而波动。

2．熊彼特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比较分析

Elliott（1980）认为虽然马克思和熊彼特生活在不同时代，但是他们都对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创造性破坏”做了论述，只是各自运用的理论工具和分析视角不同而已。就资本主义社会创造性破坏的动力而言，马克思认为“阶级斗争”是有可能给资本主义体系带来颠覆性破坏的动力；而熊彼特则认为“企业家的创新”是导致资本主义社会出现“停滞和前进”反复的动力。关于创造性破坏，Elliott从三个方面比较了马克思和熊彼特的观点，即作为变革性经济系统的资本主义、创造性破坏视角下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失衡问题、资本主义社会的改革与社会化（Socialization）。关于日益增长的社会敌意和社会阶级分化，熊彼特的基本观点是资本主义社会通过它的演变刺激了社会敌意和阶级斗争，这已超越了简单的资本和劳动的对立关系。资本主义社会创造了一个中产阶级，他们与农民和小商人等组成了社会人口的大多数，虽然他们的利益和态度不同于工人阶级，但是他们对大资产阶级都充满了敌意。马克思则认为先进的资本主义中的阶级斗争主要发生在大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

Boldrin（2009）指出，在近一个世纪以来，我们经历了很多次经济危机，包括长期的经济衰退和停滞，而资本主义的“崩溃”过去没有出现，现在也没有出现。此外，工人们并没有挨饿，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工人们可能存在被剥夺的感觉，不过他们的生活水平比一个世纪前甚至比50年前都好多了。也许马克思最终是正确的，但是我们可以放心地说他所预测的资本主义的崩溃在一个世纪以内或更长的时间内是不会变为现实的。熊彼特的一些具体预测也没有实现。当技术创新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动力时，创新并没有在已经存在的垄断和聚集中发生。相反，事实证明，创新主要来自于小公司，来自于私人企业家刚刚成立的创业型公司，来自于垄断的被打破和自由市场，来自于模仿和竞争，来自于其他的事物。现实中大部分创新不是来自于具有垄断性地位的大企业，他们仅仅产生了少部分和不断减少的技术创新。创新会帮助建立新的垄断，而且如果垄断持续较长时间，一些不太幸运的国家和行业的创新和增长就会减缓。当创新的固定成本上升时，创新的速度会低于经济体规模扩展速度，反之亦然。

一般认为没有人能够将马克思和熊彼特的主要思想用一般均衡模型来使其形式化，即马克思和熊彼特式的观点是不能用一般均衡模型来表达的。Boldrin（2009）用新古典的一般均衡模型形式化了马克思和熊彼特的一些思想。这个模型是一个关于增长和经济周期的动态模型，该模型建立在一个一般化的Von Neumann-McKenzie经济中，在该经济中，竞争性均衡是帕累托有效率的，同时所有的帕累托有效率地分配在一个竞争性均衡中能够被实现。不过，动态的一般均衡理论既不能一致地也不能根本性地传递马克思和熊彼特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动态演化过程的思想。具体来说，使用一般动态均衡理论来模型化马克思和熊彼特的思想有以下两个惊人的发现：①劳动节约型的创新会在竞争中发生，事实也是如此。②劳动的剥削过程和经济的增长过程是一致的，两者是不能分开的。更有意思的是，竞争和追求利润的动机会降低甚至会消除对劳动的剥削，而创造性的创新会增加对劳动的剥削。

3．凯恩斯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比较分析

Skott（1989）设计了一个资本主义社会中简单的增长和积累模型，这一模型结合了凯恩斯的有效需求理论和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和产业后备大军理论。在特定的参数假定下，模型会出现平衡的增长均衡，不过这一均衡是不稳定的。利用Poincare-Bendixson定理，可以显示经济体会围绕平衡增长路径产生持久性波动。

Evans（2004）对比分析了马克思主义者和后凯恩斯主义者关于金融与经济周期的理论分析。美国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扩张期的结束（这一时期的扩展期开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使得人们重新回顾马克思关于经济周期的理论。一些正统理论关于这次经济扩展期的结束会导致经济衰退的论断被后凯恩斯主义者阐述，他们认为“衰退”是经济“震荡”和“扰动”的结果，而“震荡”和“衰退”会导致经济偏离稳态增长的路径。与此相反，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却认为经济周期是发生在资本主义经济内部的本质性特征。根据这种观点，经济扩展发生在持久的上升期，这会导致资本主义积累的增加；随着积累的减少或消失，资本主义经济进入经济周期的下行期，不过这也为新的经济增长创造了基础。

Evans（2004）认为马克思关于经济周期的方法由三个阶段组成，第一阶段主要分析在货币经济中危机存在的可能性；第二阶段主要分析经济危机在资本主义经济的生产和积累过程中的表现；第三阶段主要关注为什么利润率的下降不仅会导致资本积累的下降，还会导致资本主义经济活动的收缩。正因为如此，Evans介绍了后凯恩斯主义者的一些研究成果，他们对货币和金融体系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的作用有一些具有启发意义的见解：后凯恩斯主义者认为经济周期主要源于金融不稳定性，如果金融不稳定性能够被克服，那么周期性的经济增长就有可能被克服。相反，马克思主义者则认为经济周期是实体部门和金融部门相互作用的结果，它只能被调整或改善，却不能最终消除。

马克思经济学家关于经济周期分析的理论基础是在资本主义经济的扩展时期会导致利润率下降，利润率的下降会降低资本家继续积累的渴望和能力。不过，为什么这种情况会发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给出了不同的答案。Evans总结了三种主要的观点：其一是利润挤压效应。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认为由于竞争的压力，为了扩展企业的规模和降低生产成本，资本主义企业被迫把一部分利润投资于生产过程中。利润挤压的结果使得资本主义企业失去了进一步积累的渴望和能力，这最终会导致一段时期的衰退。其二是消费不足。资本主义社会消费不足的关键是扩大再生产被消费资料的最终需求限制，即工人阶级的绝对贫困化和相对贫困化导致资本主义社会的消费不足。其三是利润率下降的趋势。广泛存在的竞争使得资本主义企业必须投资于新工厂和新设备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和降低生产成本，这一过程会导致不变资本增加，最终会使得资本的有机构提高。在马克思的理论中，活劳动是产生剩余价值的源泉，也是利润的源泉。作为积累的结果，如果总资本的增加速度快于活劳动被雇佣的速度，那么就会出现利润率下降的趋势。在目前的一些文献中，很多学者认为利润率下降的趋势是解释资本主义危机的关键因素。

4．实证分析

Profumieri（1971）利用马克思的资本主义发展理论考察了二战后意大利（1951—1968年）的经济周期，Profumieri认为导致主要经济指标下滑的原因是多样的，而收入分配因素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实证数据显示，1962—1963年起，剩余价值S就开始下降。Profumieri认为剩余价值S的下降是就业量下降的主要原因；就业率的下降不是由于投资的下降而是由于剩余价值S和可变资本V的变化。数据显示，尽管在1963—1964年期间不变资本C在增加，但是资本积累开始缓慢地下降，原因是资本家的投资计划和实际投资之间是有时滞的。当解雇一些劳动力，同时充分利用已经投入使用的不变资本时，资本家的收益率状况又会改善。当然，在经济周期的谷底，工业企业等吸纳劳动力的能力也会减弱，失业率会大增，失业的产业大军规模也会不断扩大。

Crotty（1993）认为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由于在美国主要的工业企业里存在有效的规制，这使得企业可以去创造更高的利润。1980—1985年，在利润减少和需求停滞的背景下，爆发的无节制的竞争威胁了美国企业的短期生存和长期发展。在这样的条件下，美国国内的新古典或凯恩斯主义式的企业可能已经停止投资或被迫关闭。不过一些典型事实表明，很多公司如马克思主义理论设想的那样做出了反应：因为利润和市场需求减少，他们转而采取可以实现短期目标的生存性策略。

四、结束语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以知道：国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学者已经对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了创新和发展。他们结合现代经济学的理论和技术，扩展了马克思关于资本积累、技术进步、利润率下降趋势以及经济周期等基本经济学理论的外延和内涵。一方面，他们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关于资本积累等理论，应用数学模型来再形式化马克思的宏观经济理论，应用计量模型来检验利润率下降趋势等假设；另一方面，他们又不断地利用熊彼特主义、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等现代经济学的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观点进行对比分析，甚至是批判性分析。正是这种“批判与继承”“兼容并蓄”“证实与证伪”的特点，国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学者对当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体系的研究成果值得我们高度关注。

[本文选自：刘灿，韩文龙．资本积累、利润率下降趋势与经济周期——国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的述评 [J]．经济学动态，2013（3）: 64-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