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 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回顾与展望

中国人口老龄化进程大约从20世纪60年代末期开始，在21世纪初成为老年型国家。过去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比较缓慢，未来的人口老龄化进程将加速发展，呈现出鲜明的中国特色。

1.3.1 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回顾

（一）中国人口发展演变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口进入快速增长期，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一是工农业生产迅速发展，粮食产量不断提高。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20世纪60年代的农田基本建设、良种化肥的推广使用，为人口增长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二是死亡率迅速下降。从1938年28.2‰的死亡率下降至1950年的18‰，随后总体上呈现出继续下降的趋势，其中1959—1961年即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死亡率显著增加，在1960年达到峰值25.43‰。这三年过后死亡率又基本上回归到正常的下降通道，在1979年达到了6.21‰的历史最低点，然后又波动式缓慢上升，在2015年达到了7.11‰。见表1-3-1。从1971年起，我国死亡率就低于7.32‰，维持在较低水平上。从统计学、人口学的角度来讲，我国人口的死亡率还将缓慢下降相当长一段时间。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死亡率下降并维持在较低水平上，这主要是由于和平年代的医疗卫生事业与医疗技术的不断进步、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人民生活水平得到了极大改善，再加上2000年以前人口年龄结构比较年轻；2000年以后，进入老年型社会。也就是说，死亡率的变动趋势与人口老龄化进程是密切相关的。

由于新中国成立初期对计划生育缺乏充分的认识，机械照搬苏联经验，认为人口总数与国力完全成正比，“社会主义阵营”人口数超10亿人，占全世界人口的1/3，还曾有法律禁止堕胎，宣传“英雄母亲”和“生的权利”，批判马寅初的“新人口论”，提出了“人手论”。后来虽然提出了“计划生育”的口号，但无切实的可操作措施，农村按人数分粮，城镇按人数供应。直到20世纪60年代末中国人口数已经超过8亿人，我国才真正认识到限制人口增长的必要性，但已经面临了两个严重的问题：一是人口总量过大；二是1953—1958年和1963—1971年两个生育高峰期。

总和生育率指的是所有年龄别生育率的总和，它表示每个妇女按照当前生育水平度过整个生育期所能生育孩子的总数。新中国成立后，妇女生育率总体上呈现出波动式下降的趋势。具体而言，妇女总和生育率经历了迅速上升期（1950—1957年）、大幅下降期（1958—1961年）、猛烈反弹期（1962—1963年）、高位整理期（1964—1971年）、逐渐下降期（1972—1990年）、低位徘徊期（1991年至今）六个阶段。总和生育率早已降低到人口再生产更替水平以下，从1991年起就一直低于2.1的更替水平。目前总和生育率在1.6左右徘徊。由于人口发展的惯性作用，人口规模将继续增长一段时间后才会进入下降通道。

从出生率角度来看，总体上呈现出波动式下降的趋势，这主要是由于生育率呈现出下降趋势。具体而言，可以分为五个阶段：一是平稳下降阶段（1950—1961年），前半段保持平稳态势，即前五年大约维持在37‰的水平；后半段则急速下降，平均每年下降2.82个千分点。二是迅速回升阶段（1962—1963年），1962年比1961年增加近19个千分点，1963年比1962年增加率超过了6个千分点。三是快速下降阶段（1964—1979年），年平均下降约1.60个千分点。四是缓慢回升阶段（1980—1987年），年平均回升约0.69个千分点。五是缓慢下降阶段（1988—2010年），年平均下降约0.46个千分点。五是平稳且略有回升阶段（2011年至今），年平均大约增加0.03个千分点。见表1-3-1。从生育率、生育高峰期、人口增长惯性、二胎政策的实施等角度考虑，我国人口出生率将略有回升，并保持一段时间后，仍将呈现出下降趋势。

从死亡率角度来看，除了1959—1961年这三年受严重自然灾害等因素的影响而导致急剧上升而隆起外，总体上呈现出先下降后回升的趋势。死亡率从1950年的18‰下降至1979年的6.21‰，然后又缓慢回升至1983年的6.9‰，接着又波动式下降至2003年的6.4‰，然后又进入一个波动式上升通道，目前维持在7.1‰～7.2‰的水平上。1977—2007年，死亡率均在7‰以下，处于低水平时期，见表1-3-1。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发展，死亡率必将呈现出一个回升的态势，因为老年人口的占比将持续增加，同时老年人死亡率也将比较高。

自然增长率就是出生率与死亡率之差，出生率下降比较缓慢，而死亡率稳步下降，因而自然增长率先缓慢波动上升（1950—1957年），年均增加0.60个千分点，接着急剧下降（1958—1960年），年均下降9.27个千分点，并于1960年到达历史最低点，即-4.57‰；然后又急剧上升（1961—1963年），年均增长12.63个千分点，并在1963年达到峰值33.33‰；最后，又波动式下降至目前5‰左右的低自然增长率，在1982年、1988年、2014年各有一个反弹而形成一个局部峰值。见表1-3-1。

（二）我国历次人口普查与人口老龄化分析

迄今为止，新中国已经进行了六次全国人口普查。

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标准时间为1953年6月30日24时，只调查四个项目：姓名、性别、年龄、民族；以户为单位进行登记，采取省、地、县分级汇总方式。第一次普查时全国人口总数约为60194万人，其中直接登记人数约为57421万人。在直接登记的人口中，男子占51.82%，女子占48.18%；城镇人口占13.26%，乡村人口占86.74%。抽样调查反映这次普查质量很高，重复登记的占1.39‰，漏登的占2.55‰，净误差只有1.16‰。

第二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标准时间为1964年6月30日24时，仍以常住人口为调查对象，以到登记站进行登记为主，入户访问为辅，调查项目包括姓名、性别、年龄、本人成分、民族、文化程度、职业；分四级汇总。普查结果：人口总数72307万人；男性占51.33%，女性占48.67%；城镇人口占14.1%，乡村人口占85.9%；重复登记的占0.38‰，遗漏登记的占0.39‰，净误差0.01‰。

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标准时间为1982年7月1日0时。本次人口普查是在超过10亿人口的背景下进行的，调查项目包括人口基本特征、社会、经济、生育、迁移等19个项目，首次使用电子计算机处理数据。按常住人口登记原则逐户逐人调查。在普查时点，全国共有人口103188万人；男性占51.5%，女性占48.5%；城镇人口占20.6%，乡村人口占79.4%；重报人口占0.71‰，漏报人口占0.56%，净误差0.15‰。

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标准时间为1990年7月1日0时，普查表内容共有21项，其中按人填报的有15项，包括姓名、与户主关系、性别、年龄、民族、户口状况和性质、1985年7月1日常住地状况、迁来本地的原因、文化程度、在业人口的行业、在业人口的职业、不在业人口状况、婚姻状况、妇女生育存活子女数、生育状况；按户填报的有6项，即本户编号、户别、本户人数、本户出生人数、本户死亡人数、本户户籍人口中离开本县（市）一年以上的人数。普查结果为116002万人；男性占51.6%，女性占48.4%；城镇人口占26.23%，乡村人口占73.77%。此次普查重报率为0.1‰，漏报率为0.7‰，人口数净误差率为0.6‰。

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标准时间为2000年11月1日0时。普查表共分为四种表：普查短表、普查长表、死亡人口调查表和暂住人口调查表（附表）。采用常住人口登记的原则，每个人必须在常住地进行登记，一个人只能在一个地方登记。普查短表分为按人填报项目（包括姓名、与户主关系、性别、年龄、民族、户口登记状况、户口性质、是否识字、受教育程度9个项目）与按户填报项目（包括户编号、户别、登记人数、外出人数、出生人数、死亡人数等10个项目）。普查长表分为按人填报的项目（包括姓名、与户主关系、性别、年龄、民族等26个项目）与按户填报的项目（包括户编号、户别、本户登记人数等23个项目）。死亡人口调查表包括户编号、姓名、性别等8个项目。暂住人口调查表分为户编号、姓名、性别等5个项目。在普查时点，全国共有129533万人；男性人口占51.63%，女性人口占48.37%；城镇人口占36.09%，乡村人口占63.91%。此次人口普查的漏登率为1.81‰。

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标准时间为2010年11月1日0时。此次人口普查主要调查人口和住户的基本情况，内容包括：性别、年龄、民族、受教育程度、行业、职业、迁移流动、社会保障、婚姻生育、死亡、住房情况等。本次普查表共有四类表，包括普查短表、普查长表、境外人员普查表、死亡人口调查表。短表分为按户填报6个项目与按人填报12个项目，长表分为按户填报17个项目与按人填报28个项目，境外人员普查表包括11个项目，死亡调查表包括5个项目。人口普查的对象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包括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境内居住的自然人。本次普查时点，全国总人口为137054万人；男性占51.27%，女性占48.73%；城镇人口占49.68%，乡村人口占50.32%。此次人口普查的漏登率为0.12‰。

下面分析我国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时的人口老龄化变化情况。由于人口普查属于全面而系统的调查，因而调查结果具有相当强的说服力。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时间跨度近60年，反映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人口增长模式所发生的巨大变化，即从高出生率较高死亡率模式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模式转变。从表1-3-1可以粗略地看出，我国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大体上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即从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到第二次全国人口普查期间，我国人口处于年轻化过程；第二阶段，即从第二次全国人口普查起，总体上处于人口老龄化时期，在2000年时进入老年型社会。在第一阶段，少年儿童占比在上升，劳动年龄人口（15～59周岁或15～64周岁）与老年人口（60周岁或65周岁以上）的占比均在下降。在第二阶段，少年儿童人口占比在下降，而劳动年龄人口与老年人口的占比在上升。

为什么说上述人口年轻化与人口老龄化分界是粗略的？主要原因有：一是人口增长与减少具有惯性作用；二是人口普查是大型调查，费时费力费资金，只能间隔一段时间（一般为10年）来调查；三是从表1-3-1来看，在1964年后，出生率尽管已刚刚越过最高峰，但仍然维持在高位水平，而同期死亡率仍在继续下降，也就是说自然增长率维持在相当高的水平上，从1974年起才低于20‰。因此，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认为：我国人口年轻化与人口老龄化分界点应该在1964年与1982年之间。张运刚（2005）认为这个分界年份是1973年，即1953—1973年处于人口年轻化过程，从1973年起或者说在20世纪70年代初，我国人口处于老龄化的进程之中。这里主要利用了联合国人口司2002年版人口预测估计资料得出的结论。

联合国人口司2002年版人口预测资料估计1950年的60周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为7.49%, 1965年为6.97%。而第二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显示1964年的这一比例为6.13%，而相邻年份相差太大了一些。根据联合国人口司2015年版的人口预测资料，1965年的数据调整为5.9%，这比较合理。同时也将1950年的数据调整为7.50%。利用1950年及六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采用二次拟合技术，可以估计出1965年达到最低点，同时也显示1964—1967年的60周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处于相当低的水平。再结合表1-3-2所显示的联合国对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的估计值，笔者得出新的结论：1965年为我国人口年轻化与人口老龄化分界年份。换言之，1965年前是人口年轻化的进程，1965年起开始了人口老龄化进程，见图1-3-1。这里是利用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得出的结论，与前面利用年度数据得出的结论略有差异。总之，我们可以说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开始于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

从图1-3-1可以看出，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从1965年开始，只不过初始阶段老龄化进程非常缓慢，后期进程快一些，在2000年前都属于成年型人口，2000年后才进入老年型社会。

下面分析各次人口普查之间，各年老龄化程度的变化情况。

从联合国资料（表1-3-4）来看，我国人口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先经历了一个年轻化过程，特别是60年代初生育高峰期的出现，使60周岁或65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占比在1965年前后达到了历史最低值，分别为5.9%、3.4%，然后就开始了中国人口老龄化的漫长历程，大约在21世纪初达到老年型国家的国际标准。从过去的角度来看，我国人口老龄化的速度表现为前期比较慢，后期稍稍加快，生育高峰期的出现有助于延缓人口老龄化的提升速度。

自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以来，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城乡老龄化程度及其发展水平呈现出不平衡的特点。乡村人口老龄化水平最高，城镇人口老龄化水平最低，城市人口老龄化水平居中。见表1-3-5、表1-3-6。从“三普”到“四普”、“四普”到“五普”、“五普”到“六普”，无论是乡村还是城镇，我国60周岁人口老龄化系数年均增加的百分点数都保持增长的趋势，但是城镇人口老龄化系数增幅却是递减的，不过乡村增幅大于城镇，更是大于城市，因而导致城乡老龄化水平差距进一步扩大，并且乡村的人口老龄化水平更高一些。我国城乡60周岁老龄化系数差距由1982年时相差0.41%缩小到1990年的0.15%，然后再扩大到2010年的3.51%。从65周岁人口老龄化系数来看，城镇与乡村增幅是保持递增的，但是城市人口老龄化系数增幅在2000年后呈现出递减趋势。见表1-3-7、表1-3-8。因此，城乡人口老龄化差距一直呈现出扩大的趋势，由1982年的0.32%扩大到2010年的2.38%。

从1982年的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来看，乡村人口老龄化程度已高于城镇、城市，城镇人口老龄化水平最低。到1990年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时，上述结论仍能维持，即乡村人口老龄化系数＞城市人口老龄化系数＞城镇人口老龄化系数。到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时，虽然乡村人口老龄化水平仍然是最高的，但是城镇与城市人口老龄化水平的高低发生了变化，即城镇人口老龄化系数已高于城市人口老龄化系数。这也反映了在人口城市化的过程中，城市比起乡镇对年轻人具有更大的吸引力。

人口老龄化水平的城乡差距，除了受到人口自然变动的影响外，还受到人口迁移流动的影响。随着近年来人口流动减少或波动趋势的出现，未来我国城乡人口老龄化差距还将继续扩大，但差距扩大的幅度将有所放缓。换言之，形成我国人口老龄化城乡差异的主要原因是人口迁移流动。

从整体上看，我国流动人口随着改革开放步伐的加快及市场经济的发展而迅速增长，主要是从乡村流入城市、从内地流向沿海、从经济落后地区流向经济发达地区。1982年“三普”时，全国共有一年以上常住流动人口657万人，1990年“四普”时上升到2135万人，2000年“五普”时达到了12107万人。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共有外来人口1.44亿人，占全国人口的11.62%。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时，中国内地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口中，居住地与户口登记地所在的乡镇街道不一致且离开户口登记地半年以上的人口为2.61亿人，其中市辖区内人户分离的人口为0.40亿人，不包括市辖区内人户分离的人口为2.21亿人，也就是说2010年时流动人口达到2.21亿人，流动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例为16.53%。同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居住地与户口登记地所在的乡镇街道不一致且离开户口登记地半年以上的人口增加了1.17亿人，增长81.03%。由此可见，我国人口流动规模从1982年到2010年是在不断扩大的。国家卫计委（2017）指出，2016年我国流动人口规模为2.45亿人，比上年末减少了171万人。这是中国流动人口总量连续第二年下降，主要是户籍制度改革，使得部分流动人口在流入地落户转化为新市民。流动人口总量在2011—2014年持续增长，由2011年的2.30亿人增长至2014年的2.53亿人。2015年流动人口总量开始下降，近6年来流动人口在总人口中的占比有升有降，但仍保持较大比重。近6年来，我国人口流动以跨省为主，但比例开始缓慢下降，省内跨市流动的比例缓慢上升，市内跨县流动变动较小。流动人口平均年龄从2011年的27.3周岁上升至2016年的29.8周岁。我国新生代流动人口的比重近年来不断上升，2016年已达64.7%。在16～59周岁的劳动年龄流动人口中，80后流动人口占比由2011年的不到50%上升至2016年的56.5%; 90后流动人口的占比则由2013年的14.5%上升至2016年的18.7%，呈现稳步增长的趋势。由此可以看出，流动人口是导致城乡老龄化水平差异的重要因素。

（三）中国人口高龄化回顾

下面将分析中国过去（1950—2015年）人口高龄化的趋势（见表1-3-9）。1965年后，中国开始了人口老龄化进程，同时也开始了高龄化进程。70周岁老龄化系数、80周岁老龄化系数保持不断增加的趋势，分别从1.74%、0.23%增长到2015年的5.83%、1.62%，大约分别增长了2.35倍、6.04倍。不过，这相当于法国20世纪50年代、德国与美国20世纪60年代、日本20世纪80年代的水平。70周岁高龄化系数、80周岁高龄化系数总体上保持了增长态势，最高分别达到了43.14%、10.69%，但还没有越过50%、20%这一重要关口。对于上述两个指标而言，日本在2005年、2010年已分别突破这一关口；法国在1995年、德国先后在1995年与2015年、美国先后在1990年与2005年分别首次突破上述关口，尽管后来有些回调，到2015年时，法国与德国仍然突破了这一关口，而美国仍然分别低于50%、20%。

1.3.2 中国人口老龄化展望

（一）我国人口老龄化基本趋势展望

为了便于对比分析，这里采用了联合国高、中、低三种预测方案（见表1-3-10）。总体趋势是中国人口老龄化还将持续，老龄化程度将不断加深，在达到峰值后将缓慢下降。在高方案下，由于未来生育率保持较高水平，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深将比较缓慢，并且老龄化系数峰值将到达得更早一些，程度也要低一些，在2055—2060年之间老龄化系数达到最大值（分别为34.1%、28.4%）。在中方案下，由于生育率维持中等水平，人口老龄化程度将加深得更大一些，峰值大约在2080—2085年之间出现，老龄化系数将分别达到33.9%与33.8%，并且维持在较高水平直到21世纪末。在低方案下，由于生育率持续下降，并保持比较低的水平，人口老龄化程度将提升更快，在接近21世纪末的一段时间里达到峰值，然后以极其缓慢的速度下降，老龄化系数最大值预计将分别达到52.2%与46%。这意味着在21世纪最后1/4的时间里大约有超过一半的人会超过60周岁，近一半的人会超过65周岁。这对生产、生活、人口繁衍与可持续发展都将带来巨大的挑战。尽管到21世纪后半叶中国人口老龄化程度将达到非常高的水平，不过仍然低于日本、韩国、新加坡等一些发达国家。当然，高、低方案发生的可能性比较低，但未来人口老龄化将持续加深并保持在高位上这一事实是毋庸置疑的。在人口大国之中，中国的人口老龄化程度绝对是第一的。

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发展，未来0～14周岁年龄段的人数占比将进一步下降，将在13%附近波动，中间年龄段的人数占比总体上保持波动式下降的趋势，15～59周岁人口占比最终维持在47%左右，15～64周岁人口占比最终维持在53%左右。这意味着，60周岁老龄化系数将维持在40%左右，65周岁老龄化系数将维持在33%左右。这是中方案下得出的结论，这实际上反映了我国未来人口老龄化将是生育率的下降与人口平均预期寿命的延长综合作用的结果。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将不断延长，这是我们追求的目标，也是我们期待的结果。因此，要缓解我国未来人口老龄化的严重情况，提高生育率或人口出生率是值得我们认真考虑的对策。换言之，有助于刺激生育意愿、降低生育成本、提高生育效用的对策都有可能是我们的选择。不过，还应考虑到我国人口规模巨大这一现实国情，生育率的提升应循序渐进。见表1-3-11。

表1-3-12反映了自中国开始人口老龄化进程以来，人口老龄化年均增加的百分点数总体上呈现出先递增后递减的趋势，或者说中国人口老龄化呈现出先快后慢的特征。

从60周岁老龄化系数来看，中国老龄化快速增长的时期是2005—2055年，平均每年增长的百分点数超过0.3；高速增长的时期是2020—2035年，年均增长的百分点数超过0.6，其中增速最快的时期或急速增长的时期是2025—2030年，这将是中国人口老龄化速度的高峰时期，平均每年增长的百分点数高达0.91，这一时期刚好是20世纪60年代高峰期出生的人口超过60周岁的时期；次高峰时期是2045—2050年，平均每年增长的百分点数高达0.74，这也是20世纪80年代高峰期出生的人口进入60周岁老人行列时期。

从65周岁老龄化系数来看，中国老龄化快速增长的时期是2010—2060年，平均每年增长的百分点数超过0.27；高速增长的时期是2025—2040年，年均增长的百分点数超过0.6，其中增速最快的时期或急速增长的时期是2030—2035年，这将是中国人口老龄化速度的高峰时期，平均每年增长的百分点数高达0.81，这一时期刚好是20世纪60年代高峰期出生的人口超过65周岁的时期；次高峰时期是2050—2055年，平均每年增长的百分点数高达0.69，这也是20世纪80年代高峰期出生的人口加入65周岁老人行列时期。

将60周岁、65周岁老龄化系数综合起来，从发展速度来看，我国人口老龄化在2005年前属于慢速增长时期，2005—2015年为快速增长时期，2015—2025年为高速增长时期，2025—2035年为超高速增长时期或高峰时期，2035—2045年为快速增长时期，2045—2055年为高速增长时期，2055年以后为振荡调整时期。

在人口老龄化速度高峰期、次高峰期之后，中国人口老龄化系数增加的百分点数将有正有负地交替进行，而且增长的绝对值也相当小。这实际上意味着我国人口老化系数将在高位振荡变化，这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绝对水平高峰时期的到来，这个高峰期大约就在21世纪的80—90年代。

（二）我国人口高龄化趋势展望

表1-3-13反映未来我国人口高龄化的趋势。未来我国人口在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的背景下，高龄化趋势也会不断发展，高龄化程度将继续加深。2015年，每17人中大约有1个70周岁及以上老人，每61人中大约有1个80周岁及以上老人。未来我国70周岁老龄化系数、80周岁老龄化系数将波动式增长，预计将分别于2060年突破25%、于2095年突破15%大关。到21世纪末，70周岁老龄化系数预计将增长近4倍，80周岁老龄化系数预计将增长超9倍。换言之，到21世纪末，大约每7人中有2个70周岁及以上老人，大约每6人中有1个80周岁及以上老人。同时，我们还发现，我国70周岁高龄化系数、80周岁高龄化系数总体上将呈现上升趋势。预计2065年我国70周岁高龄化系数将突破70%大关，尽管有些回调，但在2090年将再次突破70%。80周岁高龄化系数也将波动式上升，并在21世纪末突破40%大关。换言之，预计到21世纪末，我国每10个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中，至少有7个已达到或超过70周岁，至少有4个已达到或超过80周岁。

（三）我国老年人口规模的变动趋势

下面分析我国不同口径老年人口规模大小的变化趋势与规律。中国人口规模经历着先慢速增长后快速下降的一个历程，预计在2030年达到峰值14.16亿人后就开始下降。中国不同口径老年人口规模也是先快速增长后慢速下降。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规模在1995年突破1亿人，2015年突破2亿人，预计将在2026年、2035年、2055年分别突破3亿人、4亿人、5亿人大关，在2055年达到峰值5.07亿人，然后缓慢下降，到21世纪末仍然有近4亿人的规模。65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规模在2010年突破1亿人。预计将在2025年、2036年、2055年分别突破2亿人、3亿人、4亿人大关，在2060年达到峰值4.20亿人，然后缓慢下降，到21世纪末仍然有3.38亿人的规模。就7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而言，人口数量也要经历一个先增加后减少的过程，预计在2021年、2036年、2057年分别突破1亿人、2亿人、3亿人大关，在2065年达到峰值3.35亿人，然后开始缓慢下降，在21世纪末仍然有2.81亿人。就8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而言，仍然是先增长后下降，预计在2047年也能突破1亿人大关，在2075年达到峰值1.80亿人，然后缓慢下降，到21世纪末期仍然在1.6亿人左右波动。见表1-3-14。

在21世纪内，未来老年人口规模超过1亿人的国家除了中国外，还有尼日利亚、美国、印度。预计尼日利亚60周岁及以上人口将在2095年超过1亿人，其余口径老年人口均1亿人以下。美国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预计在2040年突破1亿人大关，大约在21世纪末增长到1.47亿人；美国65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预计在2070年突破1亿人大关，然后继续增长，并在2100年时达到1.22亿人，其余口径老年人口在21世纪末都不会超过1亿人。显然，从规模上讲，尼日利亚、美国的老年人口规模是不可能与中国相比拟的。能够与中国老年人口规模相比拟的就是印度。尽管在2015年印度仍然没有进入老年型国家行列（预计2020年进入），但是其13.11亿人的人口总数已非常逼近中国的13.76亿人的人口规模了。目前印度人口年龄结构还较年轻，生育率比较高，因此在不久的将来，其总人口、老年人口规模都将全面超越中国。事实上，联合国人口司（2015）的预测报告显示：预计2025年印度人口超过中国，并在2070年达到峰值17.54亿人，而中国人口在2030年达到峰值14.16亿人。印度60周岁及以上人口将一直增长下去，预计在2070年超过中国，到21世纪末达到5.66亿人。印度65周岁及以上人口也会一直增长下去，在2075年超过中国，到21世纪末进一步上升到4.63亿人。印度70周岁及以上人口同样会持续增长下去，预计将在2080年超过中国，并继续增长，在2100年时达到3.60亿人。印度80周岁及以上人口还是会持续增长，预计在2095年超过中国，2100年时达到1.72亿人。综上所述，在2070年前，中国的老年人口规模将持续位居世界第一，以后不同口径老年人数会陆续被印度超过。

（四）我国人口老龄化的特征

1．中国老年人口规模巨大

目前，我国60周岁或65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数早已过亿。其余国家只有印度的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超过1亿人，而65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不到1亿人。预计2070年印度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数才会超过中国，其余口径老年人口数随后才会陆续超过中国。美国未来60周岁或65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数也会过亿，但到来的时间比较晚，最大值也不会超过1.5亿人。尼日利亚60周岁及以上人口大约在21世纪末才会超过1亿人。其余国家在21世纪内老年人口数均不会过亿。

2．未来中国人口老龄化发展速度快

虽然中国人口老龄化速度在过去发展得比较缓慢，但在未来的发展将是很快的。在上述所分析的典型国家中，未来中国的老龄化速度将是第一的，尽管人口老龄化程度算不上第一，因为至少会低于日本、韩国、德国。

3．农村人口老龄化程度与老龄化速度均高于城市

在未来，由于人口城市化过程中农村人口还将继续向城市流动，人口流动以年轻人口为主，因而城市人口老龄化将受到抑制，而农村人口老龄化还将进一步加深。预计到21世纪后半叶，城镇人口的老龄化水平才会超过农村，并逐渐拉开差距。当然，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地域差异也是存在的，沿海与内地以及东、中、西、东北部人口老龄化的发展也是不平衡的。近年来，在国家实施的乡村振兴计划的鼓励下，流向城市或城镇的外出务工流动将有所减缓，甚至有一定的回流，这也是缓解城乡人口老龄化差距的重要因素。

4．中国老龄化超前于现代化

发达国家是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条件下进入老年型社会的，属于先富后老或者是富老同步，而中国则是在尚未实现现代化、经济尚不发达的情况下提前进入老年型社会，属于未富先老。

发达国家进入老年型社会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一般都在10000美元，而中国于2000年成为老年型国家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才946美元，2001年才刚刚超过1000美元，仍属于中等偏低收入国家，因而，我国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经济实力还比较薄弱。2017年，中国人均GDP预计为60126元，约为9108美元，位居世界第67或68位。尽管中国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老年人口规模巨大的国家，要解决养老问题绝对不是一件轻松容易的事。

5．中国老年人扶养比明显偏大

由于我国老年人口数量不断增加，所占的比重也不断上升，老年人扶养比也在快速上升。老年人扶养比是指65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数与15～64周岁劳动年龄人口数之间的比值，这个比值越大，说明一个适龄劳动个体需要供养的老年人就越多。据统计，2000年我国老年人扶养比就达到9.74%，而1950年该扶养比仅为7.30%，增长近2.4个百分点。此外，依据《中国统计年鉴2015》提供的统计数据，到2014年，中国的老年人扶养比已经达到13.70%，呈现快速增长趋势。随着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深，预计到2050年，老年人扶养比将会达到46.7%。此外，由于城市生活压力大，城镇居民生育观念的变化，传统的家庭人口结构发生改变，以“4-2-1”或“4-2-2”的家庭模式为主，而在养老模式仍以家庭养老为主的情况下，城市劳动年龄人口的老年扶养比会更高一些。

（五）人口老龄化所产生的影响

老龄化社会是社会发展的必然阶段，体现出的是一个社会的进步程度，并且以较高的经济水平、高度的城镇化水平、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以及较高的医疗教育卫生条件作为其产生的基础。但是和欧美发达国家的老龄化相比，中国的老龄化是“早到”的老龄化。我国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各方面的软硬条件还需完善，人口结构不断产生问题，出现了“未富先老”的状况，因此，分析人口老龄化对中国的影响，对于解决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各种问题是非常有必要的。

1．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第一，老龄化导致适龄劳动人口减少。老年人在社会总人口中的比例增加，意味着青年人群和中年人群所占比例减少，使得当前和未来的劳动力在不断地减少，导致劳动力不足。劳动力不足，一方面使得原本的劳动密集型的产业模式需要转型，这个转型的过程势必会对经济发展产生一定的影响；另一方面使得劳动力成本增加，外资制造厂商会撤出中国去寻求其他廉价劳动力，甚至必要时中国本身也需要引进劳动力。目前珠江三角洲就面临如此困境，“用工难”“民工荒”“黑洋工”现象并存，而且还存在扩散的趋势。

第二，老龄化影响经济发展后劲。老年人数量增加使得纯消费人口增加，纳税人口减少，这就使得整个社会的税基变小，消费增加，积累减少，投资下降，创新活力不足。在短时间内，消费的增加在一定程度上会带动经济的发展，但是从长远来看，社会积累减少，投资就会下降，使得经济发展后劲不足，产出减少，对经济将产生巨大的影响。

第三，老龄化使政府增加对老年人的财政支出。它一方面减少了政府对于公共项目的支出，影响整个社会的福利状况；另一方面加重了财政负担，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减少，养老基金的筹资规模下降，使得政府财政对于社会保障方面的支出不断增加。不过，老年人获得足够的保障是宪法赋予的基本权利。

第四，老龄化引发新兴产业，影响产业结构的调整。随着老龄化社会的提早到来和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深，这必然要求对当前的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进行调整，以满足老年人快速增加的各方面需求。为此，需要国家出台相应的扶持政策，大力发展医疗、护理、养老等服务业，开发“银发产业”，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在满足老年人需求的同时为市场注入新的活力，为经济和社会发展增添新动力。

2．对社会文化的影响

老年人数量的增多使得老年人对社会文化的需求发生变化，使得社会文化结构随着人口结构的变化而变化。经济的发展使得老年人的物质支持得到满足后，老年人的精神文化需求问题将变成老龄化社会的主要矛盾。对于矛盾的解决，一方面需要加大整个社会对老年人的关注，另一方面就需要在社会文化结构中增加适合老年人的文化活动的比重，以丰富老年人退休后的生活，从心理和生理两个层面保证老年人的健康，维护社会的稳定，让老年人能够安享晚年。

3．对社会保障制度的影响

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深，社会保障中的养老、医疗开支将会不断增加，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势在必行。首先，社会养老保险基金出现了巨大的支付压力。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深，老年人口大幅递增，社会养老保险基金支出水平急剧上升。同时，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在减少，对于社会养老保险基金的补充也在减少。在这“一增一减”之下，养老基金支出的压力大增，仅依靠政府进行填补是有压力的，只会使得基金支付风险越来越大。其次，受到人口老龄化的影响，政府为平衡养老保险基金的收支，一方面需要不断地提高养老保险的缴费率，另一方面又要不断地调整企业退休职工养老金待遇，主要是适度降低待遇或者延迟提高待遇。这严重地挫伤了职工和企业参加养老保险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对社会养老保险基金的收支平衡将产生极大的影响。

4．对社会生产与生活的影响

首先，随着老年人数量的不断增加，老年人逐渐成为一个庞大的群体，他们有共同的利益需求，他们的生活消费习惯对社会生产与生活将产生巨大影响。其次，随着家庭规模的缩小，下一代对上一代的供养压力也不断增大，尤其在中、西部地区的广大农村，大量劳动年龄人口外出打工，出现大量留守老人，供养矛盾不断激化。最后，由于目前我国退休年龄偏低，人口平均预期寿命还在大幅度延长，使得大量退休老人不甘于平静的退休生活，希望再就业，以发挥余热。因此，解决老年人再就业问题，维护老年人的劳动权益，保障老年人的再就业安全，将逐步成为一个新的不可忽视的社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