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商周时代美术概况

在我国古代历史上，传说中的夏朝以后，是奴隶制度进一步发展的商朝。古代史书上记载的商朝的历史，大部分为已经出土的史料所证实。商朝大约从公元前16世纪开始，共持续了六百多年。商的领域主要在黄河中下游。商朝曾数次迁都，最后一次定居下来是商王盘庚在公元前13世纪末迁到“殷”（现在河南安阳附近）。商王的职权首先是主掌祭祀和战争，其次是组织农耕畜牧。商代虽有相当发展的青铜工艺，但农业生产工具仍依赖石器。商代的农业、手工业和牧畜业都很发达。酿酒、冶铜、制陶、丝织、土木营造、制革等手工业的发达，同时也代表着当时科学文化的水平。商代的科学文化特别表现在与农耕有密切关系的天文学方面，商代的历法是相当严密的。商代的文字是已知的我国最古的文字，有象形字、形声字、假借字。

商朝末年，社会内部极为混乱，在长期对东方各族的战争之后，虽然获得了胜利，但力量削弱，不能抵抗在西方新兴起的周族和其他各族的联合武装，商王纣兵败自杀，商亡。

周族兴起于陕西渭水流域，最后建都于西安附近，传说他们的农业是相当发达的（为他们奉为始祖的是农神后稷）。在周文王时，周族发展成一个强大的力量，文王的儿子武王用姜太公和自己的弟弟周公、召公作帮手，并联合反对商朝的各部落、各氏族，灭商，建立了周朝。

周武王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权，在广大的领土上分封诸侯，受封的多是功臣和子弟。商纣的儿子武庚率领商贵族也受封在殷。周武王成为统治各诸侯国的“天子”。但周初对各诸侯国的统治很不稳固，武王死后，他年幼的儿子成王在叔父周公辅助下即位，受到东方一部分诸侯和武庚的联合反对。但最后被周公镇服，这一次变乱和变乱的平定，成为周朝历史上一件屡被后人谈论的大事。周公把东方诸侯封国重新整顿以后，大规模地建设“洛邑”（今河南洛阳）作为政治的和军事的据点。

周朝的制度，据文献记载，是以周天子为全中国的最高的领主，唯一的“王”。天子把土地分给诸侯，诸侯把土地分给大夫，大夫再分给卿士。从天子到卿士都是贵族。贵族们领有土地，也领有人民。隶属于贵族的人民群众中有农奴也有工奴，他们直接从事于农业和手工业生产，他们要无报酬地向贵族贡献生产品，服徭役和兵役。

周朝自建国到公元前770年，共四百五十余年，称为西周。西周中叶公元前841年，周厉王因为和周贵族争夺剥削果实而被逐，结果爆发了周王室内部的冲突。同时各地诸侯，随着地方社会经济的发展，日益强大起来，周王室逐渐不能得到他们的支持。因而在西方和北方各族的严重威胁下，周平王不得不在公元前770年东迁到洛邑。此后称为东周。东周是周王室日益衰微无力、列国日益强大的时期。历史上也称为春秋、战国时代。

春秋时期，力图扩大自己领域和势力的诸侯之间，不断发生吞并和掠夺的战争。齐、晋、楚、秦、吴、越等国，先后获得向各小国及人民勒索贡纳的权利。兼并掠夺战争的结果，到公元前五百年前后，只剩下秦、齐、楚、燕、赵、魏、韩七个大国，这之后即进入史称战国时期。战国时期的结束，是秦始皇在吞并了六国之后于公元前221年建立起统一的大帝国。

春秋战国时期残酷的战争，虽然破坏着生产力，但是由于铁质工具广泛使用和牛耕，却促进了农业生产，手工业长期积累的技术经验也因铁制的工具而加速进步。战国时期，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商业和高利贷亦伴随发展起来。大商人，例如阳翟大贾吕不韦能以其财富操纵秦国政权。这时金属货币成了重要的交换手段。不少地方逐渐形成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大城市，如咸阳、洛阳、邯郸、南阳、临淄、寿春等。

由于生产力的发展，春秋时期开始了中国古代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变的时期。传统的世卿制度在逐渐瓦解。贵族转化为“士”，这些人中的优秀代表者，能顺应时代的要求，提出一些有利于政治、社会、生产的措施。管仲在齐国，商鞅在秦国，以及其他著名政治家所提出的变革措施，在不同程度上为未来国家的统一开拓了道路。被称为“先秦诸子”的思想家，如孔丘、墨翟、庄周、孟轲、荀卿、韩非，都从不同的角度观察了在激烈变动中的社会，并反映了社会的复杂要求。各派学说的“百家争鸣”，构成了古代思想史上最活跃而丰富的时代。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春秋时代的自然科学，特别是天文学，有着辉煌的成就。文学范围中的《诗经》和楚国诗人屈原的作品，都真实地描写了人民的生活和愿望。一些历史著作（如《春秋》《左传》《国语》等）不仅是古史的典范，和先秦诸子的哲学著作一起，都以优美的散文丰富了战国的语言艺术。

商（公元前16世纪——前11世纪）、周（公元前11世纪——前221年）两代共约一千四百年，对于社会、文化和美术的发展都是一个悠久的历程。美术发展中的辉煌成就，正如社会文化方面的其他成就一样，我们今天所知还很不够，尚有待考古学的发现。古代文献中有些值得注意的片断材料：商代的庙堂是“四阿重屋”的建筑，大概即今之所谓“四垂脊、重檐”的样式；纣王曾修筑异常华丽奢侈的建筑物；商朝初年，宰相伊尹曾画了九种不同品德的君王的形象，以劝诫商汤（《史记》）；商朝有名的中兴之主武丁，曾画了梦中所见的贤者的像。这些有关商代艺术活动的记载是极粗略的。而有关周代的艺术活动，记载也很少。

孔子曾看见周的明堂壁上画了“尧舜之容，桀纣之像，各有善恶之状，以垂兴废之戒焉”。并且画了周公抱着成王朝会诸侯的图画，还见到周公背后的“扆”（屏风）上画了斧形的装饰（见《孔子家语》）。周代某些宫室（“路寝”，帝王听政的地方）外的门上画了虎的形象，以明勇猛于守（见《周礼》）。周代的许多器物上都描绘有各种图像。如各种典礼用的旗帜上，按照身份等级画着日月、蛟龙、熊虎、鸟隼、龟蛇等。盾牌上画龙。天子和贵族举行射礼等所用的“侯”（射靶）上，画云气，或画虎、豹、熊等动物。古人初次会面执羔、雁为礼，覆盖羔、雁的布上也描绘着云气。天子服装上则有“九章”的装饰，九章即九种纹样。画在上衣上的五种：龙、山、华虫、火、宗彝；绣在下裳上四种：藻、粉米、黼、黻（有的书上记载舜时已开始应用“十二章”。十二章除上述九章外尚多日、月、星三种。汉唐以来大加标榜称之为“衮冕十二章”，作帝王的最尊贵的服装）。这些记载，有的是可信的，有的是夸张的，总之，是很不完全的，还有待进一步分析研究。

西周初的铜器铭文中记录了以武王、成王二代伐商及巡省东国为内容的图画。又《诗经·小雅·斯干》篇赞美周初的宗庙建筑给人以“如鸟斯革，如翚斯飞”的美丽印象。这些记载应该是比较可信的，可以窥见周初的建筑及绘画的宏大的规模和“成教化”的创作意图。

《周礼·考工记》一书记载了各种手工艺的分工情况。其中有很多是与工艺美术有关的，是研究古代工艺史的重要材料。

中国考古学的开始是很早的，而且就是因注意并研究发现的商周时代古器物而开始的。商周时代古器物——铜器和玉器的系统的研究，在宋代（公元12世纪）已经有了大致的轮廓，清代中叶（18世纪）古文字学的研究更加深了科学的认识。19世纪是商周时代古器物被有意识地搜求、征集和整理的时期。但真正的科学的考古事业是在20世纪30年代才因少数严肃的学者的辛勤劳动而建立起来。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考古学得到蓬勃的发展，使我们对祖国远古历史、文化以及早期美术史的知识，进一步充实了起来。

在丰富的考古发掘品中，我们见到了真正的绘画和雕塑的作品，然而数量异常稀少，也不能较完整地说明演变过程。商代的大理石雕刻和战国末年楚国的木俑和帛画、韩国的铜人是仅有的优秀的代表作。

从商代到战国时代的青铜器、玉器和战国时代的漆器，其中，特别是青铜器，是商周两代约一千四百年间造型艺术创造的代表。青铜器本身是精美的工艺品，在风格上、装饰题材上与其他工艺美术相通。同时，青铜工艺的造型与青铜工艺上的平面的装饰和浮雕的、立体的装饰，都有直接采用写实风的动物形象的，它是了解当时绘画和雕塑不可忽视的材料。

商、周时代青铜工艺的丰富的遗存，集中地表现了早期美术的一般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