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天将降大任于斯人

蔡元培先生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一面飘扬的旗帜和各界敬仰的导师，毛泽东曾以“学界泰斗，人世楷模”八个字高度赞誉其卓越的思想和高尚的人格。蔡元培是我国现代美术教育的奠基人，最早将“美育”一词引入中国。蔡元培也最早对美术进行分类，即认为美术分为绘画、雕塑、建筑和工艺美术。按照这一科学分类树立起来的中国美术史体系，却迟迟没有建立起来。

中国近现代的中国美术史教材，大多由画家编写。编写的主要内容多是绘画和画论，且多为文言文写作。这样的局面，一方面不能科学、全面地反映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史和超长的美术史，另一方面也不利于向大众普及。

这个局面直到王逊《中国美术史》的出现才被打破。可以说，王逊《中国美术史》是中国第一部科学、全面地反映中国美术历史的教材。

王逊《中国美术史》是按照绘画、雕塑、建筑和工艺美术的科学分类编写的。

王逊《中国美术史》是融合了美学、考古学、文献学、美术学、建筑学、工艺美术学等多门学科，构成一个完整的学术研究体系。

王逊《中国美术史》是用白话文编写的。

为什么只有王逊才能取得这样的成就？我们得从王逊先生的学术经历谈起。

王逊（1915—1969），山东莱阳人，中国著名美术史家、美术理论家，中国现代高等美术史教育的开拓者和奠基人。毕业于清华大学哲学系，历任云南大学、西南联大、南开大学、清华大学、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兼任《美术》《美术研究》执行编委。曾亲自主持和参与了国徽设计、景泰蓝设计、永乐宫三清殿壁画研究等重大课题。1957年主持创建了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为美术史在中国发展成为独立学科做出了重要贡献。

20世纪50年代，梁思成与林徽因的家里，经常会有一些聚会，真格是“谈笑有鸿儒”。在这些常客中，不乏张奚若、金岳霖、钱伟长这样鼎鼎大名的人物；王逊先生当时三十几岁，却也厕身其中。他是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邓以蛰先生的得意弟子，而在当时，梁思成与邓以蛰先生任清华文物馆的主任，但具体的工作都是由王逊先生来负责的。因此，王逊先生成为梁家的常客。

王逊的祖父在军阀割据时期曾经当过山东省的省长，王逊算得上是一个官僚地主家的少爷，从小条件优越，十分酷爱美术。十八岁那年，他考入清华。北京沦陷后，王逊几经辗转，经济南、武汉、长沙，后随校迁至昆明。毕业后，王逊曾在云南大学、西南联大讲授文史与哲学的课程，虽然这时候并没有接触到美术史教学与研究的内容，但他在文学、历史、哲学方面的修养和研究方法上所经历的严格训练，已经为以后的美术史研究工作打下了厚实的基础。林徽因曾评价王逊先生是位出色的哲学家、美术史家，又是历代工艺美术鉴赏、评论家，足见其博学而深厚的研究功底。

而著名建筑学家、工程院院士、科学院院士吴良镛曾在《王逊学术文集》的序言中深切怀念了他与王逊先生在清华工艺美术小组中共同参与国徽设计、文物馆创办、景泰蓝设计，以及振兴工艺美术的活动，读来令人感慨万千。

而王逊先生的遭遇更是让人扼腕叹息，“反右”与“文革”的迫害让本已深患重疾的他不堪重负。在调入中央美院任教后不久，美院重新筹办美术史系，他担任了筹委会主任，在心理与生理的双重压力下，他仍一直坚持着编写教材的工作。那时候，他住在美院食堂附近狭长的平房里，生活十分简朴，虽然政治上遭受重大打击，但仍坚持学术研究，而且异常勤奋。1957年，在王逊先生亲自主持下，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正式成立，这是中国现代美术史教育的发端，同时，它也标志着具有现代形态的美术学研究在中国的形成与发展。1963年，永乐宫壁画摹本在日本展出之前，王逊先生还承担了辨识三清殿所绘二百八十六众的天神、地祇这一复杂、细致的工作，并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为以后的研究工作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追溯王逊的学养渊源，无疑在清华。1935年王逊先考入清华土木工程系，后受闻一多与林庚的影响转入中国文学系，一年后又转入哲学系，跟随著名美学家邓以蛰学习。1939年毕业后考取西南联大（清华大学研究院）研究生，是抗战期间西南联大首批录取的研究生之一，他当年的同学，有英语语言学家许国璋、翻译家王佐良和诗人穆旦（查良铮）等。

中年时的王逊就与已是学界名宿的张奚若、金岳霖等同是梁思成家的座上客，以后即使他到了中央美术学院，也依然是梁家艺术沙龙中的重要人物，以至后来他参与梁思成、林徽因夫妇主持的国徽设计和五十年代诸多的设计项目。王逊和梁家的关系，可以追溯到20世纪40年代清华大学酝酿筹建美术学系。这一事件——不知道现在的清华缘何无人提起，就中国现代高等教育发展史的角度看，这场未竟的大学开办美术史系的动议及筹划，实在具有深远的意义。

1947年底，清华大学教授陈梦家、邓以蛰、梁思成等人有感于欧美主要大学均开设有“中国艺术”课程，“反观国内大学，尚无一专系担任此项重要工作者。清华同人……深感我校对此有创立风气之责，因此提请清华大学设立艺术史系”。1948年9月，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呈请教育部增设艺术系并附具体建系计划，其中提到：“我国以积弱之余，惟历代之艺术品，尚能引起世界之尊敬……我国人所可以引以自豪以恢复民族自信心者，亦惟在于此。”不久，教育部同意清华设系申请，“将学系名称改为美术学系，余照准”。不知是何原因，梁、陈、邓等人在清华创办艺术史系或者艺术系的想法最终没有实现，但1949年7月，王逊却被清华大学聘为哲学系教授，兼任清华文物馆秘书，实际主持文物馆工作，同时在校内开设中国美术史方面课程，直到1952年他受徐悲鸿聘请，到了中央美术学院。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的设计，几十年后在谁是主要设计的问题上媒体有些争议，但健在的当事人心里都清楚，那是共同设计的结果，以张仃为首的设计方案，确立了天安门形象作为设计主体的格局，但因为营造学社对天安门精准测量的学术实力，最终受命完成国徽初稿的是梁思成领导的小组，但是今天我们看到的国徽却还得益于当年在林徽因“麾下”而后成为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教授的装饰艺术家高庄，高庄在制作国徽立体稿时从艺术处理的角度大胆修改了已经政协通过的国徽方案，并给毛泽东写信，陈述了修改的理由。

20世纪50年代林徽因领导的清华大学营建系工艺美术研究室聚集着高庄、莫宗江、吴良镛、常沙娜等这样一批艺术家和建筑学家，不能忘记的是这个研究室从明清宫廷工艺景泰蓝的“推陈出新”入手，对传统工艺如何面向现代生活问题扎扎实实做过调查、研究，进行过设计和开发，如果不是林徽因个人身体的原因和当时政治形势的变化，这样的研究其影响很可能会极大改变中国现代设计的路径。

我们常常会注意到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一批人文社科甚至自然科学领域的大家，在时代的风云变幻中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种关联，固然有历史的机遇，但同时不可否认的原因之一是他们的天性、兴趣和学养全面，视野宽广，不以一己之专而摒弃其他。从某种意义可称之为中国现代设计之父的庞薰琹，他从法国回来后最终形成的宏观的“装饰艺术”观——使人能艺术地生活的概念，得益于他在四十年代西南后方期间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任职时所获得的中国传统艺术素养，而此任职的推荐人便是梁思成。他在法国期间形成的吸收了野兽派、立体主义表现的画风，也在此时得到曾多年醉心于英国装饰艺术家比亚兹莱画风的诗人闻一多的激赏。这位从清华文学系去的西南联大教授在看了庞的《地之子》等作品后大为吃惊，在当时重庆重要知名人士罗隆基家的客厅亲自动手，为庞薰琹举办了一个展览，朱自清、曹禺、吕凤子、孙毓堂、梁思成、林徽因等人都曾前来观看。近十年后，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在庞薰琹的呼吁和努力下成立，最初的三大师资来源就是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即现在的中国美术学院）的实用美术系、中央美术学院的实用美术系和清华大学营建系的工艺美术研究室，林徽因贡献出了她最重要的教师高庄和常沙娜，不知是否与这样一段西南后方时期的“沙龙”生活有关。而值得一提的是，后一位教师，是此时刚从美国波士顿美术博物馆学校学习回国的著名艺术家常书鸿之女常沙娜，80年代开始，任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院长长达17年。

提起现代意义的中国美术史学科的建立，人们无法忘记这样一个名字——王逊。1957年，在王逊先生亲自主持下，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正式成立，这是中国现代美术史教育的发端，同时它也标志着具有现代形态的美术学研究在中国的生成与发展。

追溯历史，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的建立与20世纪40年代国立清华大学酝酿筹建美术学系有着直接的渊源关系。

20世纪30年代清华大学哲学系毕业、时任南开大学艺术史教授的王逊先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返回清华任教的。1949年7月21日，清华大学决定聘请王逊为清华大学哲学系、营建系合聘教授，兼任清华文物馆书记，实际主持文物馆工作，同时在校内开设中国美术史方面的课程。

虽然清华大学设立美术学系的构想并未最终落实，但以邓以蛰、梁思成、林徽因、王逊、莫宗江、高庄等教授组成的清华大学美术组在建国后因承担国徽设计、景泰蓝设计等工作产生了很大影响。1952年，受徐悲鸿先生邀请，王逊先生开始在新成立的中央美术学院兼课，此后不久，在院系调整中，王逊、莫宗江、高庄、常沙娜等原清华大学美术组主要力量正式调往中央美术学院任教。

之所以引述这段历史，是想说明，中国现代美术学发展成为独立的学科，是与前辈学者，特别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具有东西方开阔文化视野的一批人文学者的教育理想有着密切的历史关联的。这方面早期的代表人物有康有为、蔡元培、鲁迅等大师，发出过类如“以美育代宗教”的热切倡导；继起者又有以滕固、邓以蛰、梁思成等为代表的学兼中西的前辈学者，提出了关于设立美术学系、继承和发展中国艺术精神的完整构想，这实际上从一开始就奠定了中国现代美术学的研究方向，概括起来主要是：中国艺术精神究竟是什么？整理遗产与继承创新的关系是什么？优秀的民族传统在构建现代人文精神上的重要作用是什么？

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是建立具有中国独特风貌的美术史教育，构建既不同于欧美又不同于本国古典形态艺术研究的中国现代美术学的重要任务。这一艰巨任务的具体承担，则是由王逊这一代学者实际完成的，也因此，已故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江丰先生在论及王逊先生这一历史功绩时这样评价：“发韧之功，诚不可没。”（《王逊〈中国美术史〉序言》）

王逊先生具有十分广博的学术修养和对艺术超乎寻常的敏锐感知力。他当年的同学，如著名学者李赋宁、许国璋、王佐良、查良铮（穆旦）等均称他“天资过人”。清华大学毕业后，他相继在各大学开设过的课程有逻辑、中国哲学史、古美术品举例、中国美术史、中国古代书画理论等，王逊先生对哲学、美学、建筑、工艺美术、美术史、美术理论、文物考古、古代书画鉴定、民间艺术、中外文化交流、敦煌学等领域有广博精深的研究，这使得他有可能将美术学科各门类、各历史时期的艺术发展规律及其相互之间的联系融会贯通，从而为发展中国现代美术学奠定坚实的研究基础。

令人痛心的是，天与之才，而靳其寿。就在美术史系成立当年，王逊先生被打成“右派”，剥夺了其学术研究和作品发表的权利。此后，尽管他仍以顽强的毅力和勤奋的精神专注于中国古代书画理论研究并撰写了大量研究文章，但在随之而来的“文革”中，其多年积存的珍贵手稿资料被抄没一空，他本人也作为美术界“反动学术权威”的代表受到残酷迫害，终于在1969年3月含恨去世，终年仅53岁。

直至今天，国内外美术界、文物界许多专家学者在研究一些重大课题遇到困难时，还不由得惋惜：“假如王逊先生还活着……”——然而这种假设是没有意义的，诚如王逊先生当年挚友、著名作家王勉先生（鲲西）所言：“方期逊兄大展才思，惜与时代人同此命运，其失其悲，非一二人之事也。”这一惨剧只能作为历史教训，长久地留给后人去思考了。

“文革”后，文化部对王逊先生冤案予以平反。这以后，美术界众多专家学者呼吁组织专人整理出版王逊先生的学术著作。1985年，王逊先生代表作《中国美术史》经著名美术史学家薄松年、陈少丰两先生整理，由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至今仍不断再版。此外，著名美术理论家李松（原《美术》杂志主编）、张蔷（原《中国美术报》主编）等先生也曾花费大量精力，悉心收集整理王逊先生遗作及先生当年在中央美术学院时的听课笔记，其中一些内容已在报刊上发表，并在学术界引起广泛反响。这些有价值的整理和研究工作，不仅使王逊先生的理论贡献不致湮没，同时也切实推动了中国美术史、美术理论研究的发展。

王逊先生的著述，除《中国美术史讲义》（1956年中央美术学院铅印本）《北京皮影》（1953年人民美术出版社）《中国美术史》（1985年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等以专书形式出版外，已知尚有《谢了的紫丁香》（诗集，1936年商务印书馆）《中国古代书画理论》（原稿已佚，作于1960—1963年间，广州美术学院陈少丰教授曾于20世纪80年代辑录内部印行）等。此外，2006年海南出版社出版了《王逊学术文集》，2009年河北美术出版社出版了《王逊美术史论集》。

由于种种原因，目前整理出版的文集虽大致可以反映王逊先生学术研究的整体面貌，但也还有不少缺漏。正如著名美术家常沙娜女士在《王逊学术文集》序言中所说：“（《王逊学术文集》）尽管还难以收集全部，但通过这样的汇编可以让世人后代重温先辈们的业绩，再现王逊先生在文史、哲学、美学等方面的研究成果，使之代代相传。我坚信对于民族的文化历史只有学习才能继承，对前辈的研究成果需要弘扬才能继往开来，才能发展进步！”

王逊先生英才早发，学生时代就参加进步活动。他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他忠诚诚实，为人正直，博览群书，治学严谨。他刻苦学习马克思主义，力图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来研究中国美术史这门科学；他兢兢业业为建立我国新的美术史学体系准备条件。

王逊的《中国美术史》体例简约精当，立论分析深刻；因此，该书虽然没有涉及后来的许多重大的考古发现，但作者以良好的哲学素养和精要的美学视野梳理了中国传统美术许多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画论和画评，因此不夸张地说，至今他所奠定的中国美术史的大格局未有出其右者。

由以上史料我们得出结论：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具有充分学术准备的王逊先生，成为中国美术史论专业和中国美术史学科的创立者，是众望所归，理所应当。

参考文献

1.王逊与中国美术史学科的建立王涵《中国教育报》2006年7月20日第7版（王涵，王逊之侄，北京师范大学特聘教授。编有《王逊学术文集》2006年、《王逊年谱》2015年）。

2.江丰《王逊〈中国美术史〉序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