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启乱世风云
三千六百多年以前，夏朝诸侯商汤亲率大军在鸣条大败夏桀，建立了商朝。六百年后，大商的王位传到了帝辛的手中，他骄奢淫逸、暴虐成性，遭到了天下人的唾弃，最后被人冠以“纣”字作为谥号。《说文解字》援引谥法的解释：“残忍捐义曰纣”。
牧野之战，周文王的儿子周武王打败了商纣王，成为天下共主，开创了周朝。数代之后，周昭王南征，死在汉水之畔，周王室的权威受到挑战，势力逐渐衰落下来。到周厉王时，对外大肆扩张，对内极尽盘剥之能事，任用荣夷公实行“专利”政策，将原本为公用的山林川泽一概划归天子专有，禁止人民入内砍伐渔猎。
为了压制国人的不满情绪，周厉王又实行因言获罪的高压政策。三年之后，不堪暴政的国人发生暴动，推翻了周厉王的统治，史称“国人暴动”。此后，各路诸侯齐聚镐京，以会议的方式暂时摄政，史称“共和行政”。周王室的统治这一次是真真正正被动摇了。
十四年之后，周宣王即位，苟延残喘的周王室似乎又出现了中兴的迹象。在周宣王的指挥下，周朝在西北、东南、南方等地都拓展了疆土。然而，积重难返的经济形势却让中兴成为一场空谈。日益瓦解的井田制让周朝经济面临着危机，而周宣王在处理内政上的不智和妄杀也使大臣噤若寒蝉，诸侯离心离德。到周宣王晚年，四周的夷狄蛮戎卷土重来，一度攻入中原地带。
周宣王之后，周幽王继承了王位。他即位伊始就遭遇了一场严重的地震，可是周幽王面对周纲陵迟的局面，不仅不励精图治，反而迷上了一个叫褒姒的绝色佳人，“从此君王不早朝”。
褒姒虽然如花似玉，但却冷若冰霜，始终没有对周幽王展露过笑颜。大臣虢石父为周幽王想出了一个十分荒唐的办法：将向诸侯报警用的烽火台点燃，请美人看看兵荒马乱却白忙一场的丑态。这个计划果然成功了，看着从各地星夜赶来勤王救驾的诸侯人喊马嘶劳师动众，褒姒居然真的展颜一笑。这下周幽王大悦，他重赏虢石父，全然不顾真相大白后愤怒和气恼的诸侯们。
数年之后，褒姒生下一子伯服。爱屋及乌的周幽王，居然将原来的皇后申后和太子宜臼全部废去，想要以褒姒和伯服取而代之。申后的父亲是申国的诸侯，当被废黜的消息传来时，申后大怒，奔回了父亲处哭诉自己的不幸。申侯护女心切，一怒之下联合鄫国和犬戎向周幽王发起了进攻。
大兵压境，周幽王燃起烽火台向诸侯求救，可诸侯却以为仍然是周幽王和褒姒的把戏，根本不予理睬。面对着蜂拥而至的犬戎军队，周幽王瞠目结舌，手足无措。
犬戎轻易攻占了镐京后，又掳掠了不计其数的人口和财物，然后退兵而去。数日之后，得到消息的各国诸侯才先后赶到镐京，可是为时已晚。周幽王和伯服死在了乱军之中，而褒姒也下落不明。在申侯、缯侯等诸侯的支持下，住在申国的太子宜臼在申即位称天子，是为周平王。
此时整个镐京乃至周边地区残破不堪、一片狼藉，完全没有能力防御西戎的二次进攻。周平王决定向东迁都，于是，在晋国和郑国的支持下，周平王迁到成周，史称“平王东迁”。
至此，周朝由盛而衰，不过，周并没有如同商一样，被继起的诸侯取而代之，而是转化为诸侯混战、各不相让的新时代——春秋战国时代。
天子跌落神坛
平王东迁虽然在形式上保住了周王室的天子地位，但在事实上却远非如此。由于连年天灾和西戎的兵祸，又兼之自厉王以来的穷兵黩武政策，周王室不可避免地陷入了内外交困的地步。领地逐渐缩小，财政入不敷出，礼制破坏殆尽，权威一落千丈。
关中地区原本是周王室的发祥之地。秦国将西戎击败后，将关中岐山以东的土地归还了周王室，但由于西戎对中原的威胁，东迁之后的周王室根本无力顾及此处，于是不久之后，这块名义上属于周王室的土地便被同样地处西陲的秦国顺理成章地接收了。
为了奖掖支持周王室有功的晋国、郑国等诸侯，周王室又先后将周围的一些土地分赐给他们。鲁庄公二十二年（前672），将虎牢关以东之地赐给郑国，将陕西东部的酒泉地赐给虢国。鲁僖公二十二年（前638），随着秦、晋二国征服陆浑，并将其族人内迁至中原伊川一带，周王室的领土被进一步压缩，仅据有今河南省西北一部分土地，方圆不过一二百里，其面积甚至不能和稍大的诸侯国相提并论。鲁僖公二十五年（前635），周王室又将黄河以北的温地赐给晋国，这种行为导致周王室的领地不断缩小。
领地的缩小带来的恶果就是财政状况的捉襟见肘。春秋初期，手工业和商业并不发达，国家的经济来源几乎全仰仗于农业生产。而周王室靠着那么一点点地盘，连支应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都勉为其难，更遑论王室的巨大日常开销。据说，周平王死后，王室居然穷到拿不出钱为平王办一场像样的丧礼，继位的周桓王只得派人到鲁国“求赙”，希望鲁国赞助些丧葬费和陪葬品。
虽然说“天子不求私财”，但在恶化的经济局势面前，周王室也无法再维持高高在上的形象了。周襄王即位后，居然倾全国之力也找不到一辆供天子乘坐的马车，只得又派人到鲁国去要，结果被鲁桓公以“诸侯不贡车服”赶了回来。
周景王曾经责难晋国不向王室进贡日常用品，却被掌管典籍的籍谈以从来没有受过周王室的恩赐为理由回绝，周景王立刻历数了周王室对晋国的封赏，把籍谈说得哑口无言。这就是成语“数典忘祖”的来历。可是，周景王的伶牙俐齿并不能缓解周王室的财政危机。
领地减少，财政匮乏，周天子原本凌驾于其他诸侯之上的政治和经济资本都烟消云散了。正所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原本依托于西周时期旧的政治和经济局势建立起来的一套全面而系统的礼制也“礼崩乐坏”，天子的权威得不到尊重，往往遭到有实力的诸侯轻视。
在传统礼制中，除了周天子要定期出行，诸侯也要不时赴王都觐见天子。诸侯死后，要继位的新诸侯必须亲自到王都请天子赐予爵位和衣冠圭璧等礼器，由天子赋予其继位的正当性和合法性，之后才能够正式成为新的诸侯，这就是所谓的“受天子之命”。此外，诸侯还要定期进京述职。若无正当理由不述职者，周天子有权对其进行包括降低爵位、削减封地乃至兴师问罪的处罚。
到了春秋时期，受天子之命的礼仪虽然还有，但形式的庄严神圣性却大不如前，诸侯继位时只需要派个使者去“请”周天子的王命就可以了，而周天子也只好自欺欺人地称之为“赐命”；至于一些势力较大的诸侯，周天子更是不请自来地主动将“王命”送给对方。受命尚且如此，述职就更无从谈起。诸侯不仅不去成周述职；相反，倒是周天子几次三番地派大夫去“聘问”诸侯。
在西周时期，周王室的统治者作为“天子”，身兼神和人的属性，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然而在实际的政治斗争中，仍然还是实力说话。跌落神坛的周天子不仅无力掌控天下，在不久的将来，还要面对着野心勃勃的诸侯对其地位展开的轮番冲击。
宗法制的崩溃
简而言之，宗法制是基于血缘关系分配权力和财产的制度。其历史十分悠久，根据考古材料得知，早在商代就有了这一制度的雏形。但西周对此制度进行了改造和发展，使其更合于当时的政治和经济形势。
西周宗法制规定“立嫡以长不以贤”，也就是说在选择王位继承人时，只有正妻所生的长子——也就是嫡子才有资格；其余诸子则称为庶子，被分封在各地成为诸侯。依此类推，在诸侯国内，同样由嫡子继承诸侯之位，而庶子则被封为卿，卿的庶子封为大夫，大夫的庶子则成为士，士的庶子则成为一般平民。
这样的设计使整个统治阶级形成了一个庞大的金字塔形结构，在如此复杂而严密的体系当中，每个人的身份都是相对的，居于金字塔顶端的天子是绝对的大宗，而诸侯相对于天子是小宗，在封国内又是大宗。如此环环相扣，紧密相连。在政治上，天子是一国之君，具有绝对的政治权力；在宗族上，天子又是族长，具备血缘上的优势，在宗庙祭祀时也占据主祭的地位。处于这一链条上的诸侯、卿、大夫、士，也莫不如此。宗法制将政权和族权融为一体，使周王室的统治更加牢固。周天子的权力便由此而来。
可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宗法制逐渐从内部出现了裂痕。它规定的“立长不立贤”的原则屡屡被当权者挑战。周幽王宠幸褒姒，将其所生的伯服立为太子，这无疑破坏了嫡长子继承制，而周幽王最终也因此身死国灭。
周幽王给后来的王室子弟们做了一个非常恶劣的榜样，到春秋年间，那些不安于现状的庶出子弟纷纷联合大臣或是有力诸侯，想要登基篡位，王室内乱频频上演。
王室如此内乱，在政治和经济上占据优势的诸侯国就更不把周天子放在眼里，他们往往参与到周王室的内乱中；与此同时，卿大夫在诸侯国内为了争夺国君之位而掀起的内乱也层出不穷，此起彼伏。根据后世历史学家对史书记载的统计，整个春秋时期，竟然有43名君主被臣下或敌国杀害，至于在动乱中丧生的卿、大夫更是数不胜数。
宗法制的衰败，也导致了官吏任用制度的变革。原本在宗法制下，官吏采取世袭制度，不同级别的官吏由卿、大夫、士等贵族世代担任，父死子继。
随着宗法制的破产，这种被称为“世官制”的制度也动摇了。随着卿大夫甚至是士等下层贵族势力的日益崛起，他们借助人数优势，广泛地参政议政，进入权力中心。
大量的下层贵族进入原本由少数高级贵族把持的政坛，这难免造成僧多粥少的现象。因此，在本国郁郁不得志的人，就会转而到他国求官。“楚材晋用”便反映了这一情况。大量的异国人才，在其他国家诸侯，甚至是卿、大夫家中担任家臣，这在西周时期是不可想象的。
选官制度的改变也造成了俸禄制度的变化，原本宗法制能够与井田制联系起来，用分封土地的方式来发放俸禄，《国语》中对此描述为“公食贡，大夫食邑，士食田”。然而随着做官人数的增多，商品经济的兴起以及土地的私有和买卖，土地明显不够分配，因此便改成了以粮食为支付手段的谷禄制。
《诗经·大雅·板》写道：“价人维藩，大师维垣，大邦维屏，大宗维翰。怀德维宁，宗子维城。毋俾城坏，毋独斯畏。”这段话用充满赞美的语气将宗法制度比喻为坚固的城墙，然而在春秋时代，这看似牢不可破的城墙却被时代的洪流冲击得摇摇欲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