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序 从“银字儿”说起
一
假如光阴倒转，您走在南宋临安（今浙江杭州）的街头，或许能听到这样的对话：“王员外哪里去？”“到北瓦子听银字儿去。”——您该知道，这位老兄要到众安桥下的北瓦听艺人说书去。
宋代东京（今河南开封）、临安等大都会中，有多处热闹的娱乐场所，称“瓦舍”，也叫“瓦肆”或“瓦子”。瓦舍中商铺连着勾栏（即剧场），各种民间伎艺，包括说话、杂剧、唱赚、诸宫调、影戏、傀儡、相扑……便都在勾栏中献演。
王员外要听的“银字儿”，即“小说”的别称，是“说话”伎艺中的一种。——“说话”犹如今天的“说评书”，是日后一切白话小说的源头。
说话又分为四种“家数”，“小说”是其中最受欢迎的一种。一来因其表演形式火爆，以口语讲述故事，遇到形容人物、描摹景致时，多以韵语歌唱，并用银字笙伴奏——那是一种吹奏乐器，笙管上用银字标出音高，俗称“银字”。日久天长，“银字（儿）”也便成了“小说”的别称。
银字儿受欢迎，还因其篇幅短小、题材丰富，所讲故事包括“烟粉、灵怪、传奇、公案，皆是朴刀杆棒、发迹变泰之事”。——《水浒传》的许多精彩人物故事，便都脱胎于银字儿。
学者孙楷第编撰《中国通俗小说书目》，将《水浒传》（以下或简称《水浒》）置于“说公案”之下。笔者初读时颇感困惑，但细想又若有所悟：《水浒》确实是由众多“公案”故事连缀而成的：鲁提辖拳打镇关西，林冲手刃陆虞候，杨志卖刀杀牛二，宋江杀惜，武松杀嫂及血溅狮子楼、鸳鸯楼，杨雄、石秀杀潘巧云，宋江题反诗，卢俊义“勾结”梁山……哪一件不是干犯法条、遭受缉拿审讯的公案故事？——这也正是银字儿演说的重要话题。
至于“烟粉”“灵怪”等题材，书中也有“二潘”“一阎”红杏出墙，以及妖魔出世、天降石碣等情节。说到“朴刀杆棒”，那是民间豪杰游走江湖、抑强扶弱的本色故事，例子就更多。而“发迹变泰”本指“倒运汉”时来运转；对梁山好汉而言，能摆脱社会压迫，与志同道合的弟兄上山聚义，身心获得极大自由，不同样是一种精神上的“发迹变泰”吗？
二
我曾一度相信这样的说法：《水浒传》能取得巨大的文学成就，应归功于文人作家的最后加工，那几乎是重起炉灶的再创作。不过近年来，我对这一说法渐生怀疑，觉得不如把“文人作家”改为“天才作者”更为妥帖。因为这位（或这些）富于创作才能的作者，身分很可能只是说话艺人。
为什么不是“文人作家”呢？文人是受过传统文化训练的人，这种训练包括大量阅读文言典籍，以及用文言撰写文章、赋诗填词等。他们一旦学有所成，提笔便是“之乎者也”，很难再跟白话文字“搭界”。
其实只要翻翻《水浒》的目录，你就会发现这些回目绝非“文人”所拟——结句鄙俚、词汇贫乏，单是“大闹”一词，就出现十次之多：“九纹龙大闹史家村”（第2回）、“鲁智深大闹五台山”（第4回）、“花和尚大闹桃花村”（第5回）、“鲁智深大闹野猪林”（第8回）、“阎婆大闹郓城县”（第22回）、“郓哥大闹授官厅”（第26回）……
再如小说第六回回目为“九纹龙剪径赤松林 鲁智深火烧瓦罐寺”，然而古往今来何曾有什么“瓦罐寺”？这里分明说的是“瓦官寺”，那是古都南京的一座有名寺院，为佛教天台宗的祖庭，东晋画家顾恺之曾为该寺画过壁画，留下“画龙点睛”的典故。不过“瓦官”讹为“瓦罐”也不奇怪，这是口头文学师徒传授时常见的错误，也是口语录为文字时最易发生的讹误。——金圣叹的七十回本《水浒》对原书讹误一一厘正，“瓦罐寺”被改回“瓦官寺”，那正是文人干预的结果。
一个稍有修养的文人作家，也必然养就一身的“毛病”，遇到赋诗填词的机会，便手痒难耐，忍不住要越俎代庖。再不济，在董理书稿时，也要对书中诗词做一番审视删削。——但事实是，《水浒》（百回本）中至今留有不少“有诗为证”的七绝，明显都在正常水准之下。
试举二例。一是，第12回杨志发配大名府，受到梁中书赏识，于此“有诗为证”：“杨志英雄伟丈夫，卖刀市上杀无徒。却教罪配幽燕地，演武场中敌手无。”二是，第15回吴用说服三阮共取生辰纲，同样“有诗为证”：“壮志淹留未得伸，今逢学究启其心。大家齐入梁山泊，邀取生辰宝共金。”——此种劣诗，连“打油”的水平都够不上，与书中笔墨酣畅的散体描叙形成巨大反差，给人以美食中吃出个苍蝇的感觉！
一位出色的小说家所应具备的条件，是富于想象力和虚构能力，懂得如何运用平实的语言，叙说引人入胜的故事，让凭空虚构的人物，读起来比真人还要鲜活。——这里面不包括赋诗填词的能力，甚至跟识字多寡也无甚关联。“讲故事”单是一种才能，与赋诗、填词、撰写八股压根儿是“两股道儿上跑的车”，甚至还会此消彼长，相互抑制。
一个没读过几本书的“银字儿”艺人，若符合上述条件，完全可以成为出色的小说家。
三
艺人创作不同于文人创作。文字作品一经落墨，便再难更改；而说唱作品则可以不断完善和提升。表演者在勾栏中与“看官”面对面交流时，能亲身感受剧场气氛，根据观众的反馈随时修改作品。一些精彩的话本篇目，甚至经过师徒相传、千锤百炼，凝聚着几代艺人的心血。
读过《水浒》的朋友都有同感，小说最精彩的人物情节，基本集中在前半部书中。这四五十回的内容，是由鲁智深、林冲、杨志、晁盖、宋江、武松等人的传记连缀而成。故事环环相扣，精彩纷呈。有据可查，除了林冲，其他几位全都打着鲜明的“说话”烙印。
宋末人罗烨在他的笔记《醉翁谈录》中，罗列了几十篇宋代话本名目，其中便有《青面兽》（朴刀类）、《花和尚》、《武行者》（杆棒类），那应是杨志、鲁智深、武松的单篇传记。至于宋江和晁盖的故事，在元初话本《大宋宣和遗事》（以下称《宣和遗事》）中也有记叙。可见《水浒传》中最生动的人物形象，全都出自说话艺人的口头创作。《水浒传》前半部的精彩，正得益于宋、元、明说话艺人累代叠加的努力，绝非某个“天才文人”坐在屋子里面壁数月，便可一挥而就的。
一部长篇作品能同时贡献出五六个典型形象，也便奠定了它的不朽地位。当然，这些成就除了拜“银字儿”所赐，还与“说话”的其他家数有关。所谓“说话四家”，在“银字儿”之外尚有“说铁骑儿”（“士马金鼓”等战争故事）、“说经”（包括“说参请”，都是佛教故事）和“讲史书”（讲历代史书）。（以上说法载宋耐得翁《都城纪胜》。关于说话四家，还有大同小异的其他说法。）
《水浒》中的战争描写、参禅故事（如围绕鲁智深的种种情节），多是汲取了“说铁骑儿”和“说经”的精粹。而小说的长篇体制，则应来自“讲史书”。——《水浒》诞生于五百年前，长篇小说这个品种，在当时的世界文坛上还不曾问世。
四
笔者此前写过三个小册子——《食货〈金瓶梅〉》《物欲〈红楼梦〉》和《金粟儒林篇》，试着从经济、物质等角度，谈谈对几部明清章回名著的阅读感受，有幸在中华书局陆续出版。
中华书局聚珍文化的编辑老师约我再写一本书谈《水浒传》，我初时不免迟疑：《水浒》我倒是读过多遍，也做过一点所谓的研究。不过从题材上讲，这是一部英雄传奇，离柴米油盐似乎远了点儿。
不过转念一想，作为早期的章回小说，《水浒》植根于瓦舍说话中，被打上了深深的市井烙印。《水浒》中最精彩的人物故事，几乎全都发生在市井背景下；书中有关衣食住行、银钱经济、市井风貌、民生百态乃至刑法制度等内容，也仍有话可说。——本书辑三至辑六所讨论的，便是这些内容。至于辑七《牧童拾得旧刀枪》，涉及兵戎内容，与小说题材相关，也单立一辑。
比起《金瓶梅》《红楼梦》等几部世情小说，《水浒》的成书时间更早，所涉及的历史文化信息也更丰富；本书因而增添了对《水浒》成书之谜的探索（辑一、辑二），内中涵括笔者多年来“研究”《水浒》的一点浅见，尤其希望得到读者诸君的指正。至于本书辑八《向历代英雄致敬》，则就“水浒”故事与其他讲史题材作品的借鉴关系做了简单梳理。
总的说来，这四本小书的写作，可以比作“尝鲜”，试图开辟一个阅读经典的新视角，并尝试以小品式的轻松，消解学术讨论的枯燥与沉重。眼下这一本，于三年前动笔，至今秋始告竣。回思《食货〈金瓶梅〉》的出版，已过去十二个年头（古称“一纪”）；其间市面上此类书籍也渐渐多起来，比起独行无侣的寂寥，眼下的情景无疑更令人欣慰。
在此过程中，时任中华书局聚珍文化总经理的余佐赞先生对这几本小书的写作和出版，多所支持和鼓励；胡正娟女士、于欣女士为书籍的出版做了大量工作，感激之情，尽在不言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