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影响因素研究

随着我国新型城镇化以及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出农村向城市聚集，逐渐形成了一支规模庞大的、独特的社会群体——农业转移人口。据国家统计局2018年1月公布的国民经济运行数据显示：截至2017年年底，我国农业转移人口总量已经达到28652万人，比上年增长1.7%。其中，本地农民工11467万人，增长2.0%；外出农民工17185万人，增长1.5%。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有序推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共同发展的重要举措”。因此，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实现“新四化”的关键步骤，也是衡量新型城镇化进程的核心指标。2018年《政府工作报告》更是把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放到重要的战略位置。

改革开放前，我国长期形成的城乡二元制度使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滞留在农村，严重阻碍了人力资本的顺畅流通。在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下，农民向城市转移的途径只有三条：一是通过联姻或者被没有小孩的直系亲属收养；二是被城市工厂招聘进城，然后获得城市户口；三是考大学或参军，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城市或做了军官以后转业被安置到城市工作。这三条道路对于庞大的农业人口来说不仅艰难，而且竞争异常激烈，一般的农民很难通过上述三条路径成为城市居民。由此可见，在传统的严格户籍管理制度下，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进程十分缓慢而艰难。

改革开放后，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人口的流动规模不断扩大，城乡二元制度的逐渐松动使得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形成规模庞大的农业转移人口。从1992年至20世纪末期，乡镇企业、民营企业得到较快发展，对劳动力的需求也迅速增加，国家开始鼓励和引导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但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就业受到很大的影响，迟滞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进程。另外，城市对农业转移人口从事行业及进城手续的种种限制，使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路径仍显得较为混乱和模糊。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国家开始重视并支持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并连续出台了一系列相关文件，尤其是从2003年开始，国家每年都发布有关“三农”问题的中央一号文件。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开始由自发、无序地流动逐渐转变为由政府有序推进、支持引导，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路径逐渐清晰，基本路径模型如图3-1所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