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后期”维特根斯坦哲学——《哲学研究》

PI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包括693个数字编码的评论；第二部分是由编者加上去的，在新版本（2009年第四版）中冠以“心理学哲学——一个未完成稿”。[30]正统阐释者倾向于把第一部分693小节切分成不同主题，然后再阐释，比如哈克和贝克、哈列特[31]、格洛克[32]以及麦金[33]。综合格洛克和麦金的划分，PI第一部分分为八个主题：对“奥古斯丁语言图像”的批判（§1—§64）；对意义决定论的批判（§65—§88）；对哲学本质的思考（元哲学）（§89—§133）；规则和遵守规则的讨论（§138—§242）；私人语言的论证（§243—§275）;“内部”与“外部”的讨论（§281—§315）；意向性：对思考、想象和相信概念的讨论（§316—§427）；意向性：对思考、期待和意图概念的讨论（§428—§693）。绝大部分后期哲学的阐释和争论都集中在上述主题中。本书有关PI的阐述集中在两方面：结构、内容以及元哲学观点。PI 是“后期”哲学的集中体现。PI前138节是对维特根斯坦早期思想，尤其是对TLP中逻辑原子主义的系统批判，从而为后期哲学的主要方法和关注视角过渡做了铺垫。[34]

一 对《哲学研究》前138节中主要观点的梳理

维特根斯坦从“奥古斯丁语言图像”出发进行哲学研究。PI开篇引用了奥古斯丁在《忏悔录》中有关他幼年时学习母语场景的回顾。“上面这些话给我们提供了关于人类语言的本质的一幅特殊的画……语言中的单词是对对象的命名——语句就是这些名称的组合。”（PI§1）这个语言图像不可能被作为某种形而上学、认识论或语言学的基础。尽管它是有效的，但这种把语言还原为陈述的做法，没有公平地对待人类语言。就算把它当作人类语言所具有的陈述功能的图像，这也是差劲的图像，这种语言图像就是整个传统哲学的思维基础。对维特根斯坦而言，为了达到对语言和哲学思考的新视角，必须避免这种语言图像。

（一）《哲学研究》的语义学——语词意义在于具体使用

“在我们使用 ‘意义’这个词的各种情况中有数量极大的一类——虽然不是全部——，对之我们可以这样来说明它：一个词的意义就是它在语言中的使用。而一个名称的意义有时是通过指向他的承担者来说明的。”[35]（PI§43）这个陈述展现了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视角转变的最典型特征：从把意义作为陈述的观点，转变到把语词具体使用作为语义研究的重点。传统意义理论试图从命题外部找出某种给予其意义的东西。这种“东西”要么存在于客观空间中，要么在大脑中以心理表现形式存在。维特根斯坦早在1933年的《绿皮书》中就开始挑战这个观念，他认为：“如果我们要给任何构成符号生命的东西命名，我们就必须说那种东西就是符号的用法。”[36]TLP表明对语词或命题用法的考察不属于任何理论的建构。相反，后来维特根斯坦认为，当考察意义的时候，哲学家必须要仔细考察语词诸多不同的使用场景。词语与工具箱中工具的类比能为理解语词的本质提供启示：在思考工具箱中工具的时候，我们清楚地看到了它们的区别。“词的功能就像这些东西的功能一样，是多种多样的（而两者又都有相似性）。”（PI§11）在构建意义理论时，我们被语词表面形式的齐一性误导：“因为，词的应用并没有清楚地在我们面前呈现，特别是在我们搞哲学的时候！”（PI§11）

维特根斯坦反复强调其新哲学视角：“不要去想，而是要去看！”（PI§66）这种“看”是通过个别事例而非概括实现。在语词意义的赋予过程中，任何解释性概括都应让位于使用的描述。传统观念——命题具有内容以及有限的弗雷格式语力（如断定、提问和命令）——应让位于命题的多元使用。为了突出语词的多重使用、不固定性以及属于人类活动部分，维特根斯坦引入“语言游戏”概念。与早期“图像论”相反，维特根斯坦从未详细解释过“语言游戏”概念。“语言游戏”是为了描述和展示语言的变动不居、多元使用和以多种活动为导向等特征。

（二）“语言游戏”和“家族象似性”

对原初语言游戏（“奥古斯丁语言图像”）的深究会带来有关语言特质不同视角的洞察。在“建筑工人传递石块”语言游戏中（PI§2），建筑工人和助手使用了四个词（石块、柱子、石板、横梁），这个语言游戏被用来阐述“奥古斯丁语言图像”的部分内容。该游戏可能被认为是正确的，然而它的有效性非常有限。“常规”语言游戏，例如第23节的一长串例子（下达命令、根据外观来描述一个对象、按照一个描述制造一个对象等）揭示出人们在具体使用和描述语言的过程中存在的诸多可能性。

首先，语言游戏概念被放在有关生活形式更广阔语境中讨论；其次，语言游戏概念表示了语言以规则为指导的特征。这种特征并不蕴含每个语言游戏具体和严格的规则，而是指那种具有惯例的人类行为。因此，正如我们不能对“游戏”给出最终和本质的定义，我们也不能找到“所有这些活动中共同的东西，是什么东西使它们成为语言或语言的一部分的”（PI§65）。恰好就是在这点上，维特根斯坦对一致性的解释和充要条件式定义的反对才被最好地表达出来。跟哲学家对“一致性的渴望”症状相比，维特根斯坦把“家族象似性”看作联结同一语词不同用法更合理的解释。与传统语义独断论相比，维特根斯坦认为，我们没有理由找出一核心意义来解释语词的所有意义。取而代之的是，“我没有提出某种对于所有我们称之为语言的东西为共同的东西，我说的是，这些现象中没有一种共同的东西能够使我把同一个词用于全体，——但这些现象以许多不同的方式彼此关联。而正是由于这种或这些关系，我们才把它们全称之 ‘语言’。”（PI§65）“家族象似性”可以用来显示同一概念不同使用之间的模糊边界，同时也是对那种刻画该语词不同使用的精确性追求的疏离。这种边界和精确性就是确定性的形式特质，不管是柏拉图形式、亚里士多德形式、还是TLP中命题的一般形式我们都可以从其中推导出概念的应用，这恰恰是维特根斯坦目前极力要远离的：他用“家族象似性”描画这些类似之处。

（三）“哲学语法”和“生活形式”

常规语言教材认为语法包括语句的若干正确使用规则。在 PI中，维特根斯坦扩宽了语法概念的外延：语法是网状规则，它决定哪些语言使用有意义，哪些无意义。这种语法概念替代了TLP中更严格纯粹的逻辑概念。逻辑概念在TLP中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因为它给语言和世界提供了脚手架。“本质就表达在语法之中。”（PI§371）“语法告诉人们某种事物属于哪个对象种类。”（PI§373）语法“规则”不仅是对语词正确使用的技术指导，它们也表达了有意义的语言的规范。跟经验陈述相反，语法规则描述我们如何使用语词，以此来为具体言语辩护。跟语法书中的规则相反，它们不是被理想化地作为可参考的某外部系统。语法规则不能被任何规则清晰描述，当语言误导我们进入错误幻觉时，语法规则能澄清幻觉。因此，“我能知道别人在想什么，而不能知道我在想什么。说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是正确的，说 ‘我知道我在想什么’是错误的（整块哲学云团凝结成语法的一滴水[37]）”。（PPF: 339）

语法不是抽象的，它处于跟语言游戏交织在一起的常规活动中。“‘语言游戏’一词的用意在于突出下列这个事实，即语词的述说乃是一种活动，或是一种生活形式的一个部分。”（PI§23）使得语言功能得以正常运行，因此也是必须被接受的“给予”，就是生活形式。“为要通过语言进行沟通，那就不仅要有定义的一致而且还要有……判断上的一致。”（PI§242）而且，“这不是意见上的一致而是生活形式的一致”（PI§241）。维特根斯坦对“生活形式”概念的使用非常谨慎，它在PI中总共出现过五次。“生活形式”可被理解为某变幻和偶然的东西，依赖于文化、语境和历史因素。这种理解基于对维特根斯坦哲学的相对性解读。另外，“人类共同的行为方式乃是我们据以解释陌生语言的参考系”（PI§206）。这种理解可被视为普遍化转向：“生活形式”使语言使用成为可能。

二 《哲学研究》中的元哲学

第89—133节主要探讨了哲学的本质，这通常被称为“有关哲学的章节”。维特根斯坦在PI中的元哲学观点可以概括为：哲学研究作为语法的考察；哲学困惑的解除需要思维方式之根本转变；哲学研究作为智性治疗。

（一）哲学研究作为语法的考察

如上文所言，PI以对“奥古斯丁语言图像”的反驳为开头。维特根斯坦批判“奥古斯丁语言图像”的目的不仅在于批判以奥古斯丁为代表的传统语言观念，同时也系统批判了 TLP 的语义“图像论”。语词的意义在于其在语言中的具体使用，具体使用指具体的语言游戏。语词意义的多样性在于语言游戏种类的多样性，这基于人类生活形式的多样性。从“意义的使用”视角出发，PI提出要从不同使用中考察语言的意义。语言的具体使用复杂多变，这点只有仔细考察语言的实际运作、了解语言不同概念实际如何发挥作用才能掌握。

PI第90节清楚地表明哲学研究作为一种语言的考察：通过澄清语言的用法来解决哲学问题。也就是说，在“奥古斯丁语言图像”反驳中，维特根斯坦首先提出语言意义在于具体使用。因此，哲学研究视角应从静态转变到动态的考察：考察语言活生生的使用。语法和用法的关系在于，对同一语词不同用法的考察属于语法考察范畴。对语词具体用法的考察越丰富，我们对语词语法的理解就越透彻。哲学研究作为语法研究观念在后期哲学中居于核心地位，是理解PI的关键。“PI可视作特殊语法研究的大汇总，其中的每一项研究，都考察我们语言的某个区域的详细运作情况，这个区域一度称为哲学神话和混乱的聚集点。”[38]

哲学中的语法考察跟语言学的语法考察是不同的。“我们的考察是一种语法的考察。这种考察通过消除误解来澄清我们的问题……它们是有关诸语词的用法的，部分来说是由于我们的语言的诸不同的领域中的表达形式之间的某些相似性而引起的。它们中的一些可以通过如下方式来清除：用一种表达形式来取代另一种表达形式……”（PI§90）语言学中的语法通常包括传统语法、规定语法和描写语法。传统语法不仅把单词分类，同时也研究时态、语态、人称等。语言学的三种分类虽存在差异，但是其核心在于为语言恰当、得体的使用给出具体规则或论据，目的在于让说话者合乎句法地使用语言。反观哲学语法，我们“不应将这种研究理解为，仅仅是对何为合乎句法构造的句子感兴趣；就此而言，维特根斯坦是在与传统不同的意义上使用 ‘语法’这一概念的。他对 ‘语法’概念的使用，无关乎我们对语词的使用，以及我们使用语言的实践结构”[39]。哲学语法的研究方法在于“我们据之提醒自己注意那些个别的用法型式的细节”[40]。PI所描绘的哲学语法的具体研究方法多种多样，比如设想我们使用某一表达式的多种可能情况、在设想在许多特殊情况中我们会怎样说等。总之，“他运用这些技法并不是想将主导语词使用的规则系统化，而是要唤起那些表征着我们对规则的使用的独特用法型式；正是通过意识到这些各别的用法型式，我们才得以澄清概念的语法”[41]。

（二）哲学困惑的解除需要思维方式之根本转变

PI从反对语词意义的传统理解出发，逐步讨论语词在不同情况中的具体使用，最后提出以用法为核心的观点。在语言游戏讨论中，维特根斯坦逐步为读者展示了他对哲学本质的理解：哲学本质首先在于语法考察。语法考察的方法中又体现了PI元哲学本质另一重要方面：哲学困惑需要哲学家思维方式的根本转变。

PI推崇的语法研究主要反对传统哲学本质的如下方面：反对哲学研究中的科学化趋势。维特根斯坦并不是反对科学本身，他反对的是哲学研究所受到的科学影响，比如科学的目的是要寻求某种本质、理论。哲学的科学化显著特征就是哲学研究的提问、回答方式以及哲学研究目的在于创造理论。由于受到科学主义的诱导，哲学家问“什么是意义？”“什么是思想？”这些问题的动机就是科学主义模式：存在着事物的本质、某个理论。“当我们把这些问题阐释为对解释的要求。或者阐释为需要像回答 ‘黄金分割的比例是多少？’这类问题那样，去发现问题是，我们就走上了一条不是通向这些现象的理解，而是同时 ‘完全的黑暗’的道路。”[42]科学强调解释世界本质，这种科学姿态一旦在哲学中使用，就会导致严重后果。哲学中的解释姿态会使哲学研究变得神秘莫测，最后只能将哲学引入失望的哲学混乱状态。“在此可以说不垂头丧气是困难的，——看到如下之点是困难的：我们必须停留在日常思维的事物之上，而不是走上这样的歧路，在那里我们似乎必须描述最为精细之处，但是，借助于我们的手段，我们又根本不能描述它们。好像我们应当用我们的手指来修理好一张破坏了的蜘蛛网一样。”（PI§106）

PI从不同角度分析了哲学研究中科学主义盛行的后果。在此基础上，维特根斯坦逐渐提出，哲学研究要反对科学主义的侵蚀，要转变看待哲学问题、思考问题的方式和视角。具体来说，PI提出的新哲学在于以下方面：哲学问题源于哲学家对语言的误解和误用。“语言不仅是导致哲学混乱的根源，也是导致人类的各种心理失调和各种原始思想风格的根源。由语言引起的问题是深层的问题，它们产生于去反思或欲推出人类生活实践的情景。”[43]哲学研究首要的任务就是关注语言的具体使用，对语言进行语法考察。对语言具体考察表明哲学家需要视角的转变：从解释到描述。解释是科学主义的体现，而描述是语法考察的特征。当我们考虑到语言具体使用、语言不同游戏和具体生活实践的时候，我们获得了原本以为只能通过理论建构才能获得的那种理解；PI强调的新哲学是反本质主义，维特根斯坦不承认有任何本质或理论的存在。比如通过哲学语法的考察，我们对语词的具体使用有了综览式理解。“哲学恰恰只是将一切摆放在那里，它不解释任何东西而且不推导出任何东西——因为一切均已经公开地摆放在那里了，也没有什么要解释的……人们也可以将这样的东西称为 ‘哲学’：在所有新的发现和发明之前就已经是可能的东西。”（PI§126）

（三）哲学研究作为智性治疗

为了阐明哲学研究作为语法研究，转变哲学家看待哲学问题的视角，PI提出了哲学研究作为治疗。“治疗型哲学”理念散落在PI中，比如133节：“不存在一种哲学的方法——但是或许存在诸方法——可以说诸不同的疗法。”第254节：“哲学家处理一个问题；有如处理一种疾病一样。” “治疗型”哲学可以从三方面理解。首先，“治疗型”哲学指出哲学家对理论构建或解释的关注构成了哲学前进的障碍，束缚了哲学家。其次，这种哲学方法不提出新颖结论，而是督促哲学家转变对待哲学问题的视角。“疗法这个概念强调的是，维特根斯坦的哲学方法，旨在促使读者参与到说服自己的主动过程中；它还突出了这样的事实：读者对维特根斯坦关于哲学错误的诊断的认可，那是他的方法所不可或缺的一部分。”[44]读者要想从哲学混乱和错误的图像中解脱，他首先要承认维特根斯坦发现了他的错误思想的源泉。最后，哲学治疗的过程漫长。“哲学治疗本质上是一个缓慢的过程，病人一点点地形成对困扰他的问题的性质的一种新的理解，这种理解让他得以认识到，他一直在用错误的方式寻求满足，从而令他平静下来。”[45]

治疗型哲学的主要方法是“谈话疗法”：这并非实际医生和病人的对话，而是哲学家的内心对话。“在这种对话中，维特根斯坦既表达出我们的语言带给我们的那些导向误解的诱惑，又奋力抵制这些误解。于是，对话者的声音（这种声音，要么在以 ‘我们想说……',‘我们会说……’开头的评论中，间接地引入；要么就用双引号直接引入）表达出我们进行解释的愿望，并且落入我们语言的陷阱，而治疗的声音则通过考察具体事例来反对这些倾向，这种考察乃是获取新的看事物方式的一种手段。”[46]

三 《哲学研究》元哲学的不同阐释与争论

（一）《哲学研究》元哲学的“正统”解读

针对PI提出的哲学观念，不同阐释者有不同的理解。此处有关PI元哲学的阐释与争论仍遵循TLP元哲学阐释与争论的写作思路。根据“正统”阐释者观点，PI是对TLP建构的语言和世界关系模式的反驳。具体来说，PI在以下方面与TLP的论点存在差异：

首先，在语言和世界关系方面，PI是反形而上学的。哲学研究并不在于对语言和世界潜在的永恒结构的探索。诚然，PI认为语言有诸多本质特征，但那是显而易见的。我们可通过对语词具体使用的刻画性描述或罗列出诸语言规则来刻画。此外，语言特征并非一成不变，它们因变动不居的语言实践的变化而变化。

其次，PI不再认为世界是哲学思考的先验对象，它只跟实证科学研究相关。这样一来，语言的逻辑句法不再反映世界的潜在结构，语言只是表征世界的一种方式。因此，语言研究不会揭示世界的任何本质特征，因为本来不存在有关特征。

再次，PI指出，以TLP为代表的有关哲学传统观念是误解语言跟世界关系的结果，包括把语言本质崇高化、混淆了有关世界的语言表征特征和有关世界的特征。“以往哲学家做的所谓实在本质的诸形而上学真理，实际上只是语法的投影。”[47]

最后，为了消解哲学问题，需要抛弃理想语言模型，转而系统描述诸语言游戏。正是在语言游戏中，诸概念的意义才得到清楚解释。正因如此，我们的概念框架变得清楚明了。“我们将语词从形而上学的运用中再次地引导回其日常的运用中来。”（PI§116）

按照上述理解，PI哲学研究有两个任务：积极的和消极的。积极任务：PI通过对语词所处不同语言游戏的描述罗列出了语词的意义；PI还通过描述不同概念的具体使用，发现了诸概念间的关联，比如意义、规则、理解、知识以及思维等。消极任务：PI通过语法研究祛除了诸多哲学困惑，最后可能导致没有哲学问题，哲学研究可能就不存在了。

（二）《哲学研究》元哲学的“治疗型”解读

从维特根斯坦哲学阐释历史而言，“治疗型”解读源于维特根斯坦的学生，如约翰·温斯顿（John Wisdom）、鲍斯玛（Oets K.Bouwsma）。盖伊·卡恒（Guy Kahane）等人认为，“治疗型”解读还源于维特根斯坦在1930年代的哲学合作者魏斯曼。20世纪80年代开始，“治疗型”解读在美国陆续出现，比如斯坦利·卡维尔（Stanley Cavell）、伯顿·德莱本（Burton Dreben），同时在英国出现了贝克；21世纪初，陆续有阐释者提倡此方法，如大卫·斯特恩（David Stern）。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逐渐有阐释者挑战“正统”阐释者对PI元哲学的理解，他们关注后期维特根斯坦元哲学的治疗方面。后来这种阐释被称为“治疗型”阐释，其论点在于：后期维特根斯坦哲学不能被理解为维特根斯坦是在运用论证或有关日常语言使用的事实，以此尝试让哲学家或者虚构的哲学对话者信服。相反，维特根斯坦的真正目的在于让哲学家从哲学思考中的不安和困惑中解脱出来，“给捕蝇瓶中的苍蝇指出一条出路”。哲学中的不安和困惑由哲学家在从事哲学研究时所采取的哲学图像和看待问题的视角造成，哲学研究本质在于“治疗”这些不安的哲学家。虽然“治疗型”阐释者众多，但并不存在标准解读方法和论点。“与提出哲学论断相比，维特根斯坦被认为是把类比和规则用到比较中的事物，以此来对语言使用的各个方面做刻画性描述。因此，这种解读更关注维特根斯坦写作文本的风格细节。”[48]

卡恒等人还列举了三个主要“治疗型”阐释者。以德莱本为代表的“治疗型”阐释认为，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验证了“哲学就是垃圾，然而垃圾的历史就是哲学”[49]。德莱本的“治疗型”解读更多源于TLP：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表明哲学并不存在积极进步。TLP的元哲学指出，哲学研究剩下的只是对经典哲学文本的剖析，哲学研究目的是对有意义和无意义语言的划分。以卡维尔为代表的“治疗型”解读主要从现代主义视角解读维特根斯坦文本，同时他还把维特根斯坦哲学运用到伦理学、文学和美学领域。“卡维尔对PI的美学阐释核心主题在于，他指出人类对日常和普通之物的深层需求与这种追求的徒劳存在张力。”[50]“治疗型”阐释的第三个代表是贝克。贝克从20世纪80年代逐渐对他之前和哈克合著中有关PI的理解感到不满，于是他逐步提出“治疗型”解读。根据卡恒等人的理解，后期贝克的“治疗型”解读的主要特征在于，他把维特根斯坦的“治疗型”哲学拿来跟精神分析方法相比。尽管在大多数时候，“治疗型”解读跟TLP的“果决式”解读密切相关，卡恒等人还是敏锐地指出贝克的“治疗型”解读跟“果决式”解并不相关，贝克多少带有“正统”解读特质。

（三）《哲学研究》元哲学不同解读的争论

基于对PI元哲学的理解，“正统”解读和“治疗型”解读有重要差异。第一，在“正统”阐释者视角中，PI和TLP的元哲学是截然相反的：PI就是对TLP元哲学系统和彻底的批判与颠覆——语言和世界的关系、哲学问题是消解而非解决的等，“治疗型”读者并没有明确表明TLP和PI存在本质的不同；第二，两种解读关注的后期维特根斯坦哲学方面也不同：“治疗型”解读更多关注维特根斯坦哲学文本风格方面，“正统”阐释者更多关注维特根斯坦哲学内容方面；第三，与“正统”阐释者对TLP和PI具有本质差异的融贯式解读相比，“治疗型”解读不存在标准阐释方法，因此是不融贯的。

在有关PI元哲学两种理解视角的争论方面，目前最为显著的就是“正统”阐释者哈克和贝克有关后期维特根斯坦“治疗型”哲学理念的争论。双方争论主要包括维特根斯坦“治疗型”哲学跟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方法是“形似”还是“神似”；魏斯曼对后期维特根斯坦元哲学的阐释是否可以被归入“治疗型”阐释；贝克和哈克是否都误解了魏斯曼的有关阐释。有关双方的具体争论，本书将在第六章中基于已有研究结果尝试回应。

四 对《逻辑哲学论》和《哲学研究》元哲学阐释有关争论的小结

维特根斯坦哲学两个端点主要包括具体语言哲学和元哲学思想，本书分别考察了维特根斯坦前后哲学不同阐释视角：TLP的“正统”阐释和“果决式”解释、PI 的“正统”阐释和“治疗型”理解。“果决式”和“治疗型”解读属于“非正统”阐释，它虽未成为主流，但是从发展趋势可以看出，“非正统”阐释阵营正在逐步壮大。从上述考察中可以发现，无论是对早期，还是后期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当前阐释都从不同角度反思和批判了“正统”阐释。本书考察魏斯曼对“中期”维特根斯坦哲学的阐释与发展同样属于“非正统”阐释范畴。

维特根斯坦哲学的“非正统”解释为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提出了如下新问题：维特根斯坦前后哲学是否存在根本转变？这一问题源于两个思考：后期维特根斯坦是否依然保留了早期图像论？假如图像论在后期哲学中得到保留，那么前后维特根斯坦哲学并不存在根本转变；后期维特根斯坦有关元哲学思想是否存在根本改变？假如不存在根本改变，这就表明前后维特根斯坦哲学并不存在根本改变，其哲学发展具有延续性。

按照上述论述，绪论中提出的研究本体和视角现在能够更好地理解：“非正统”阐释提出了维特根斯坦哲学发展的延续性。因此，本书不仅遵循该路线，还更进一步地推动该路线：如何论证维特根斯坦哲学的延续性理念？要论证维特根斯坦哲学发展的延续性，需要考察前后维特根斯坦哲学到底存在哪些鸿沟？在考察有关鸿沟以后，本书提出“中期”维特根斯坦哲学对论证维特根斯坦哲学延续性的重要性。不仅如此，本书既然遵照“非正统”阐释，那么，就要仔细考察“非正统”阐释视角。根据有关研究，“非正统”阐释视角急需解决的问题包括“非正统”和“正统”阐释者有关魏斯曼的有关文本理解的争论、维特根斯坦的“治疗型”哲学发展历史以及“治疗型”哲学和“精神分析”是否存在关联。因此，本书考察魏斯曼文本，不仅能为“中期”维特根斯坦哲学发展的延续性理念建构提供重要帮助，同时也能为“正统”阐释者和“非正统”阐释者有关维特根斯坦和魏斯曼哲学有关争论提供新的材料和新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