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科学技术资本化”何以深化于美国？

根据前文以及“导论”部分图1.6“三维坐标系中科学技术与资本联姻历史进程逻辑框架图”和本章图2.1“SST理论框架中的‘科学技术资本化’形成机制”的分析方法，研究发现，电力革命时期美国的“社会生态环境”非常适合科技和资本的联姻进入深化期，“科学技术资本化”起源于英国并深化于美国有其历史必然性和合理性。以电力革命为标志的第二次科技产业革命几乎同时爆发于西欧诸国和美国，但美国却成为这场革命的集大成者并后发先至，在19世纪末坐稳资本主义第一工业强国的宝座。

图2.2“SST理论框架中的‘科学技术资本化’深化机制”揭示：18世纪以来美国形成了有助于资本主义超常规发展的、特殊的“社会生态环境”，它把“科学技术资本化”带入深化期，这是“科技与资本联姻的1.1版本”，是指资本主义自由竞争条件下，科学技术与资本联姻“量变时期”的第二阶段。反过来，“科学技术资本化”的不断深化，又强化和改造着美国社会，使之在19世纪中叶以后形成了更加有利于科学技术与资本联姻的“社会生态环境”并为新一轮的科技产业革命积累着各种条件。

“科学技术资本化”的深化和18世纪以来美国特殊的“社会生态环境”之间复杂互动的关系体现了事物发展过程中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规律。

美国在赢得独立战争胜利的18世纪末紧紧追赶第一次科技产业革命的步伐并成功实现对先行一步的英国“弯道超车”，这一切都有赖于美国社会形成了有助于资本主义超常规发展的、特殊的“社会生态环境”。受此环境的滋养，“资本三大本性”——逐利本性、竞争本性和创新本性与美国第二次科技产业革命相互激发，相互成就，表现为：“科学技术资本化”虽然起源于英国，但却必然深化于美国。即“资本三大本性”促成了第二次科技产业革命时期美国独占资本主义世界的鳌头。与此同时，第二次科技产业革命也助长了“资本三大本性”淋漓尽致的展露。其必然结果是，美国私人资本与科技研发全面联姻，而且，尤为重要的是，美国国家资本资助科技研发也有了成功的尝试，私人资本为主，国家资本为辅急剧加深了“科学技术资本化”。与此同时，已经深化的“科学技术资本化”又进一步强化和改造着美国社会，使其“社会生态环境”更适宜资本和科学技术的联姻，为“资本三大本性”的进一步彰显和新一轮的科技产业革命的相互促进创造新的条件。在此过程中，与“科学技术资本化”起源时期相比，日趋深化的“科学技术资本化”使得科技发明和资本的结合通过现代企业制度实现了“无缝对接”。而且，尤其值得重视的是，美国国家资本以“无偿资助”的形式介入科技研发并初尝胜绩开创了资本主义世界国家资本助力科技创新的先河，即前文所述：美国国会1843年资助莫尔斯在华盛顿和巴尔的摩两个城市之间架设长达64 公里的线路进行电报通信试验。尽管此举只是孤案，并没有成为惯例并被各国所效仿。但是，这为以后，尤其是二战结束后，包括美国在内的资本主义各国国家资本和科技研发的深度联姻，提供了有益的尝试。国家资本和科技研发联姻是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经历私人垄断走向国家垄断的必然结果，它是资本主义国家对社会生产进行必要干预和调控的必然结果，其根本目的是为资本主义社会大生产“铺路修桥”。

在电力革命时期，促成美国“科学技术资本化”日趋深化的“社会生态环境”因素有：（一）有利于科技创新的历史传承和高起点科技发展水平。（二）全世界最领先的专利法律制度。（三）“专利权资本”和货币资本完美结合。（四）独特的社会心理即“山巅之城”的宗教文化心理和积极进取的企业家精神。据此，以下将分别展开论述。

（一）促进“科学技术资本化”深化的社会生态环境因素之一：良好的前期积累，即有利于科技创新的历史传承和高起点的科技发展水平，这些良好的积累促使美国在电力革命时期的科技发展水平成功超越了英国

与西欧各国度过了漫长的中世纪，然后经历腥风血雨的资产阶级革命再建立资本主义制度不同，美国资本主义制度的建立则要单纯得多，美国没有经历过封建社会而直接进入资本主义，因而没有背负上厚重的传统包袱，譬如，没有一个使用旧技术、旧工艺的既得利益集团，如封建行会和旧的传统习惯势力来反对科技创新与发明，更没有英国工业革命早期所遭遇的来自手工业个人和作坊主掀起的“毁坏机器”的社会运动。“加上美国中西部以远的各地区都是新开发的，没有陈旧设备作为包袱和障碍，不存在英国工业所具有的严重的技术革新问题。根据当时的世界经济形势，美国必须以跳跃式的发展才能打入国际市场，并防止欧洲产品侵入美国国内市场。”[66] 赢得独立后，美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可谓轻装上阵，形成了有利于科技创新的历史传承和蒸汽革命后期与英国如影随形的、高起点的科技发展水平，如前所述，美国于1828年就修建了第一条铁路，“到1850年，美国的铁路线已经长达9021 英里，超过英国，成为世界上铁路线最长的国家”[67]。“1900年，美国营业的铁路线已经在1.9万英里以上，超过欧洲铁路线的总长度，几乎等于全世界铁路线的一半。”[68] 美国甚至在蒸汽轮船的发明，特别是大规模使用方面也要强于英国。这意味着：美国资本主义制度的建立虽然晚于英国，但是，美国科技发展却基本和英国同步。

在大西洋彼岸，蒸汽实验和发展由于没有受到瓦特专利的限制而蓬勃开展。高收入、职专业分工和乐于改变都使得美国做好准备，迎接技术革新。1787年，约翰·菲奇（John Fitch）在一条船上使用一台气压蒸汽机驱动了一组12 支滑桨。用蒸汽来驱动船只是一个有前途的方向，因为在水里推动蒸汽机比在陆地上容易得多。菲里奇没有获得使用蒸汽机作为交通工具的专利权。[69]

哈巴谷（Habakkuk，1962）在解释19世纪美国的技术创新轨迹时采用过一些术语。1870年以后，美国作为当时世界上先进的经济体的地位日趋巩固，而指引着美国经济走上成功之路的基本原则就是源源不断地开发能够提高劳动者生产效率的新技术，正是在这一领域取得一系列重大突破成就了美国的崛起之梦。哈巴谷将美国出现的这种注重提高劳动者生产效率（从而减少雇工量）的技术倾向归结为当时美国的高工资经济模式产生的刺激效应，而美国之所以会出现高工资经济模式又与当时北美大陆土地广袤、各类自然资源丰富，谋生和赚钱的环境较为理想存在直接关系。由此英国在18世纪创造的经济奇迹和美国在19世纪实现跨越式发展有着相似的发生机理，英国先行一步，美国照猫画虎。在18世纪的英国，廉价的能源供应推高了民众的工资水平，进而促使各种各样能够有效减少雇工量的新发明、新技术先后应运而生；在19世纪的美国，广袤的土地、丰富的资源同样使美国人的工资水平不断上涨，于是能够尽可能节省雇工开销的各项新发明遂鱼贯而出。[70]

到了19世纪中叶，固定式蒸汽机已在美国许多工业部门得到广泛运用。美国人很快就在开发利用蒸汽机动力发明上表现出非凡的设计天赋。美国发明家罗伯特·富尔顿（Robert Fulton）于1803年亲自监造了一艘配有博尔顿-瓦特蒸汽机的试验船，并亲自指挥爱哈德逊河试航，取得成功；进而开辟出世界上第一条采用轮船开展商业性运输业务的航线。因为这些河流沿岸森林茂密、木材燃料价格低廉且港口众多货运需求量极大，诸多因素导致俄亥俄河和密西西比河成为轮船运输的大动脉，而轮船的设计结构在此期也得以迅速改良。美国人在这一领域取得的成就彰显出其独有的技术创新天赋。到了19世纪中叶，美国的所有工业部门均已大规模采用固定式蒸汽机作为工厂的动力，而且，这些蒸汽机都经由美国人持续改良，成为性能优于瓦特机的高压蒸汽机，除了用作工厂动力还广泛运用于内河运输。因此无论从技术创新的角度还是从商业营利的角度来审视美国人的应对举措，都堪称最能代表“引进—吸收—消化—再创新”这一技术跃进模式的经典范例，其他国家鲜能如此。[71]

蒸汽革命时期，衡量一国经济发展水平和科技水平的重要指标是蒸汽机的装机容量，统计资料显示，美国进步神速并对欧洲老牌资本主义强国形成强劲的赶超势头，见表2.6：

表2.6说明，内战前美国制造业发展迅速，横跨超越了法国、普鲁士和比利时等欧洲强国。内战结束后美国制造业的发展更加显著。“在这个时期，美国人均收入和工业人均产出均超过了英国，成为世界制造业的领头羊。”[72] 内战结束后美国工业化水平飞速提升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战争导致青壮年男性大量死亡伤残，“美国工农业生产的劳动力匮乏所造成的劳动力成本较高，促使美国资本家尽可能地采用节省劳动力、降低成本的新技术。同时，美国工业较英、法等国起步晚，可以直接借鉴别国发展技术的经验教训，尽量少走弯路”[73]。

总之，美国当之无愧是资本主义世界的后起之秀。第一次科技产业革命时期，美国所取得的科技发展成就仅次于蒸汽革命的发轫国度英国，而且，在18世纪中叶以后呈现加速度趋势。这为第二次科技产业革命时期“科学技术资本化”深化于美国积累了重要的条件。经济史学家指出：

在漫长的19世纪，美国从一个隶属于英国的殖民地发展成为全球领先的工业国。富饶的资源，当时绝无仅有的投资和人口增长率、坚实的生产力进步，使美国跃升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美国不仅成为世界科技的领头羊，而且其制度也得到广泛的认可并被不断效仿。[74]

与此巨变相关联的经济指标是：

19世纪最后40年间美国工业的发展速度极为惊人。1860年它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中工业生产居第4 位，还不足英国工业总产值的1/2。到1890年，美国工业产值已经跃居至世界首位，占世界工业总产值的1/3弱，打破了英国工业的垄断地位。在这30余年间，美国工业增长率始终保持在4%—5%之间，在当时资本主义国家中首屈一指。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看，其年均增长率为1.4%—1.7%；70年代人均产值531美元，到1900年已达到1000美元。如果考虑到这个时期美国很高的人口增长率和移民人口，那么在30年间做到人均产值翻一番，也应该承认是生产力高速发展的标志。[75]

电力革命时期美国的科技发展水平成功超越了英国，这既是“科学技术资本化深化”的重要前提也是其必然结果。

（二）促进“科学技术资本化”深化的社会生态环境因素之二：严密的专利制度使得“专利权资本化”水平大大提升，保护发明者利益并激励更多更好创新发明的成效超过英国

美国的专利制度萌芽于殖民地时期。17世纪中叶，新崛起的工业资产阶级为了垄断生产技术，促使殖民地当局效仿英国法律，给新发明和进口的新工业技术授予专利权，以保护对新技术的垄断。由于当时美国还没有独立，专利由各州议会批准。赢得独立战争胜利之后，1787年美国召开制宪会议，其中一项议题居然是讨论保护发明家和作家的作品保护问题，“与会者一致认为：专利给社会带来的利益，将大大超过国家给予发明家个人的利益”[76]。9月5日通过将有关保护发明权及版权的条文写进联邦宪法的提案，在通过的联邦宪法第一条第八款规定：

国会有权……使作者和发明者在一定时期内分别就其著作和发明享有独占权利，以促进科学与实用工艺的进步。在宪法中将专利法的基本原则加以规定，不仅在世界立法中十分罕见，而且为美国专利制度的创立和发展提供了根本大法的依据，从此美国专利立法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美国正式颁布的一部专利法，是1790年通过的。这部专利法规定了美国专利制度的一些基本原则，虽然该专利法显得比较粗糙，但对于美国来说，作为一个非法典化的国家，在专利制度问题上，却有了正式的法规依据。这部专利法规定专利有效期为14年，专利由国务院负责审查批准。由国务卿、国防部长和司法部长兼任审查委员，共同负责专利授予工作。到1806年时，美国已正式批准专利4000 件。在这之后，美国科学技术开始飞速发展，专利申请急剧增加，于是迫切要求设立专门的专利审查机构。至1838年，美国正式成立了联邦专利局，统一负责批准和管理专利事务。[77]

美国立国之初就效法英国制定了最有利于科学发明的专利法律制度，而且颇具“美国特色”，“专利入宪”之举成为世界首创，为科技创新构建了比英国完善的专利保护制度。虽然美国的专利立法师从英国，但和英国相比，美国无疑做到了“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在英国，专利权是从王室特权的授予中演化出来的，一直被当作一种垄断性的权利而限制公众拥有，这种专利权的定义很狭窄而且监管很严。美国早期专利制度通过授予发明者对其发明物拥有产权来激励创新活动以获得长期的社会利益，而不是让他们感觉专利权是发明者的天赋权利。很显然，潜在的发明家会受到物质利益驱动，给这些发明家的发明成果授予一定期限的排他性产权实际上会提高本国产品的独创性、技术创新速度，实现经济高速成长。当司法领域介入到专利后，在短短几十年时间里，法院就建立了一系列的原则和程序用以向专利所有者和接受专利技术出售以及特许使用的那些人提供相当有效的保护。[78]

显然，美国的专利保护优于英国的主要地方在于：有效激励，反对垄断。既保护了发明者的利益又鼓励了后来者参与竞争的积极性。这是美国14年的专利保护期和英国动辄可以延长到30多年的专利保护期的最大差别。美国的专利立法一直在努力避免因为专利权而导致的垄断，它是扼杀创新发明的“天敌”。在美国的司法史上，围绕专利保护和反对垄断之间的斗争一直持续至今。但是，鼓励竞争、优化竞争环境一直是美国反垄断立法和司法实践的主旋律。它促使美国社会的科技发明竞争烈度一直雄踞资本主义世界榜首，而促进了科技的进步。

资本主义专利制度的必然结果是“专利权资本化”，这是蒸汽革命时期起源于英国的“科学技术资本化”最直接的表现形式，是科学技术转化为生产力最好的制度安排，它既促进了资本主义大发展，又促进了科学技术大发展，更促进了科技和资本的联姻。“专利权资本化”发端于英国但深化发展于美国，和货币资本并不一样，“专利权资本”是一种“排他性权利”。

虽然专利制度的主要目的是激励发明创新活动，但它的制定也旨在推动技术的普及。法律要求所有专利所有者必须向专利局提供有关他们发明的详细说明书（包括使用行业、样机模型），这使所有想要利用这种技术的人能很快得到相关信息。另外，在发明中建立牢靠的产权本身就是鼓励技术的普及。通过专利保护制度，能激励发明者尽可能去从事发明创造活动，因为无论将这些发明直接进行商业应用还是将专利技术转让或是卖掉，都能使这些创新想法的收益最大化。因为专利侵权会受到严厉的惩罚，所以如果企业不查询是否其他人已经拥有了相关技术的专利权就投资一项新技术是有风险的。很可能正是由于需要全面了解经济中其他地区（包括其他部门或区域）技术发展的这种愿望，使得新技术的传播会更快。这些因素的交叉促进作用就对整体技术变革起了潜在的激励作用。[79]

专利成为资本去获取利润，在19世纪末期的美国“有三种基本策略可以遵循”：

第一种是，他们可以用专利来建立创建自己的新企业以便制造或使用这些发明。由于专利可以阻止其他人制造这种产品或使用这种过程，所以发明者就能通过其垄断地位来赚取利润。这个策略的一个例子是，乔治·伊士曼（George Eastman）用他取得专利的胶卷系统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创建伊士曼柯达公司。第二种是，发明者可以向已有的制造商授予专利使用许可。例如，乔治·B.塞尔登（George B.Selden）在1895年取得了“道路用发动机”专利之后，就对每一辆在美国制造的汽车制造商收取15 美元的费用。不过，塞尔登最终于1911年在法庭上被亨利·福特击败。第三种做法是，直接把专利出售给一家企业。这样，发明者就能立即实现利润，并能避免制造与推广发明产品过程中的风险。例如，埃尔默·斯佩里（Elmo Sperry）于1904年开发出了一种制作白铅的电解过程，并把它卖给了胡克电化学公司。[80]

在“科学技术资本化”深化期，上述不同策略的运用会产生不同模式的“专利权资本化”模式。通过梳理19世纪中后期美国电力革命的历史，可以总结出三类模式：

第一，“爱迪生模式”。综合使用“专利权资本化”的“三种基本策略”，即利用自己的专利制造新产品赢得市场，获取利润，同时也向相关厂商发放许可或者出售专利权获取利润。在这种模式下，爱迪生用专利权资本和金融资本家以及工业资本家的货币资本共同组建股份公司，各尽所能，各司其职，共担风险，共享收益。爱迪生专心发明创造，企业经理管理权通常由合作伙伴（货币资本出资人担纲）。事实证明，这是一种非常成功的模式。详细阐述见后（“（三）促进‘科学技术资本化’深化的社会生态环境因素之三”）。“爱迪生模式”可以比喻为“养鸡生蛋”，这种模式对爱迪生的意义是：名利双收，名垂青史。

第二，“威斯汀豪斯模式”。大量收购别人的专利制造产品赢得市场，获取利润，同时也向相关厂商发放许可或者出售专利权获取利润。详细阐述见后（“三‘科学技术资本化’深化的另外一个经典样本：威斯汀豪斯和他的西屋电器公司”）。因为威斯汀豪斯本人是个成功的企业家，他大量收购专利并雇用发明家为其工作，他亲自经营公司，以强有力的商业策略促成发明专利转化为市场需要的产品，同样大获成功。“威斯汀豪斯模式”是“爱迪生模式”的扩展版，可以比喻为“买鸡生蛋”，这种模式对威斯汀豪斯的意义也是：名利双收，名垂青史。虽然威斯汀豪斯最后因为经营失败而失去了他亲自创建的西屋电气公司，但他仍然是一个令后世敬仰的伟大企业家。

第三，“特斯拉模式”。专注运用“专利权资本化”的“第三种基本策略”——出售专利获利，即“专利—推介—出售的商业策略”[81]。特斯拉拥有天才般的发明构想并对科学技术的发展具有无与伦比的洞见力，但他不谙商道且无资金投入发明创造，因此特别需要一些慧眼识珠且擅长商业的优秀合作伙伴先行出资助其研发。一旦研发成功申请了专利，则由在商海里长袖善舞的研发出资人负责市场推介，首先是“包装特斯拉”，提高其知名度并将其隆重推向科学界、产业界和媒体。而特斯拉虽然不谙商道，但擅长用魔术般的展示来推介其发明以吸引科学界、商界和媒体的眼球——这也是特斯拉的“自我包装”。最后双方形成合力，为特斯拉的专利物色到合适的企业家，实现“专利权资本”向货币资本的转化，即通过出售专利权获得经济收益并为下一步研发提供资本。为此，特斯拉和合作伙伴也组建股份公司来推销其发明专利，也获得阶段性成功。但由于种种原因，这种模式没有赢得最后的成功。此后，特斯拉又说服金融大亨摩根资助其研发更新的技术，可是未产生预期成果。特斯拉是一个天才发明家和富有理想主义情怀的科学家，却不是合格的商海弄潮儿，且缺乏务实精神。“特斯拉模式”可以比喻为“卖鸡获利”，这种模式受制于赏识他的合作伙伴和有眼光的企业家这些不确定因素，一旦失去他们的援手，特斯拉就不再是名利双收，而是收获盛名远超收获财富。与爱迪生一样，特斯拉同样因为他的伟大发明而名垂青史，但终其一生，他不仅没能实现为之奋斗的目标而且晚景贫困，令人扼腕长叹，这是他远远不及爱迪生之处。详细阐述见后（“第五章第一节之“一‘科学技术资本化’时期‘内生反对力量’的不同展现”之相关内容）。

上述三种模式在科技与资本联姻进程中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但却各具特色，且命运迥异。但是，它们的共性在于：“专利权资本化”进程中，资本无疑是主宰者。这种特点深刻地诠释了一个真理：资本主义时代，任何伟大的科技发明一旦离开资本的青睐和哺育，都将被束之高阁，一事无成。

美国的专利制度还拥有几个与众不同的特征。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特征逐渐被其他国家纷纷效仿。“首先，专利权的申请过程需要经过不受人为影响的常规行政程序，有科学的标准而且收费不高。这就使得专利制度比世界上其他国家更面向大众，更能激励发明创造活动。”[82] 这个制度设计，既避免了瓦特发明蒸汽机后交不起昂贵专利费的尴尬，也避免了瓦特的合伙人博尔顿向英国国会游说公关以延长瓦特专利权期限等情况的发生。“其次，专利权属于第一个或真正的发明者，这是适合那个时代较为民主的方法，因为教育和在职培训使大部分人已具有一些基本的技术知识。当时，对相当数量的专利来说，发明者要寻求有资金并能提供投资的合作伙伴，专利持有者希望出售他们的专利或是进行技术特许，而专利产品的生产者则尽可能提高他们产品的销售量。在一个又一个行业中，专业性的商业期刊让生产者能够通晓各种专利技术的收益状况。”[83]

在资本主义世界，美国是一个法治特别严明的国家。其法治氛围催生了专利代理人和法律顾问以及更有利于“专利资本化”深化发展的专利交易服务等中介制度。

这种中介形式在19世纪30年代后期和40年代开始快速增加。起先在华盛顿附近，接着出现在其他的城市中心。虽然他们最初主要是通过官方的查询程序为专利的申请提供指导，或是为已授权的专利纠纷或专利侵权进行辩护，但不久，他们就开始担当专利所有人的代理，寻找愿意出售或者是愿意购买专利技术的公司或个人。毫不奇怪，他们起先集中于专利水平很高的地区，然后通过分支机构或相关关系的渠道遍布全国，这与银行系统的某些特征相似。随着这种类型的中介机构的出现和产权体制的强化巩固，技术专利交易达到相当规模。许多发明家对谋利机会的反应是通过更加专业化的经营发明活动来增加出售专利权的能力。发明创新活动中技术复杂性的增强和固定成本的提高，使得这种专业化的工作更有价值，但在发明者能安心地记住他们的资源和经历从事发明前，他们需要得到保证，即他们能通过出售他们的创新产品使他们的努力获得收益。由于专利或专利权的实行都相对容易，加上相应的专利交易制度，为发明者提供了这种保证。[84]

良好的制度为美国的创新发明提供了有力保障。美国政府的专利制度不仅致力于保护本国发明家的权益，而且还注意吸引外国发明家来美国申请专利，此举可以大力引进外国先进技术并促使其在美国落地生根、开花结果。“自1883年至1900年每年给外国人签发的专利证书在1200件以上，占专利总数的4%—5%。”此举“使美国工业不仅跟上了欧洲技术发展的步伐，而且在许多领域迅速取得了领先地位”[85]。因为拥有最好的专利保护制度，“从内战以来，美国人发明创造的数量曲线图，很像一条横贯大陆东西的铁路建设者们所必须攀登的绵延山脉的侧视图：1863年是山麓，有3773 项国家专利；1869年超过了12000 项，到了19世纪末达到了24000 项；然后每周100 项，到20世纪30年代达到每周1000项”[86]。

美国先进的专利保护制度推动“专利权资本化”的水平极大提升，为“科学技术资本化深化”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三）促进“科学技术资本化”深化的社会生态环境因素之三：“专利权资本化”促进“专利权资本”和货币资本完美结合，使美国在电力革命时期科学技术和资本联姻创造力超越了英国

电力革命进程中的美国，“专利权资本”和货币资本完美结合的“载体”是一批集发明家、企业家和资本家多重身份于一身的专利权持有人，其结合的制度平台是产—学—研高度一体化的“工业实验室”，其中，最典型代表就是在“科学技术资本化”进程中脱颖而出的天才发明家和成功企业家托马斯·爱迪生，他是科学技术和资本联姻的理想化身，由他独创的“爱迪生发明及推广体系”代表了“专利权资本化的爱迪生模式”，他作为发明家和企业家的精彩生涯完美地诠释了“科学技术资本化”如何在美国得以急剧深化。

所谓“爱迪生发明及推广体系”是指：由伟大的发明家和卓越的企业家爱迪生创立的、能够在科技研发中促使产—学—研“无缝链接”以便创造出最符合市场需求、最富竞争力的专利技术或产品投放市场并赢得丰厚利润的“专利权资本化”的最佳经营模式。

而“专利权资本化的爱迪生模式”是指：爱迪生通过其独创的发明推广体系，即由“发明工厂”负责研发，由爱迪生为各种发明创造申请专利，然后由爱迪生创办的企业（如爱迪生电灯公司、爱迪生通用电气公司等）负责把专利变成适销对路的新产品并推向市场，获取利润。同时，爱迪生作为发明专利的所有人，也可以将专利权出售或者发放专利许可来获取利益。但利用自己的专利生产新产品是主要方式。

在科技创新的历史上，爱迪生属于典型的“社会发明家，也就是为市场而发明的人，看到一种需要并努力来满足它”[87]。爱迪生就是资本主义历史上一个空前伟大的“社会发明家”，他的天才加勤奋，尤其是无与伦比的商业头脑使他成为电力革命进程中最杰出的发明家，也是自蒸汽革命以来最杰出的发明家。爱迪生在科技研发领域崭露头角的时代，恰逢欧美资本主义迎来百年不遇的共同繁荣，尤其是美国的资本主义高歌猛进的黄金时代，作为发明家群体中的佼佼者，他的传奇经历真实地反映了科学技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演进规律，根据图2.3 并以爱迪生为案例以探讨“科学技术资本化深化”在美国所走过的历程。

图2.3说明，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科学技术可以成为商品进入市场自由买卖。通过资本的催化，技术商品可以变成技术资本，即专利权资本（知识产权资本），它是货币资本和技术资本相结合的产物，能够为所有者带来丰厚的利润。

在电力革命的大潮中，做过火车站发报员且精通电学和机械工程的爱迪生无疑是最成功的“弄潮儿”。他的人生“第一桶金”就是技术商品化结出的硕果。

1869年爱迪生获得了他人生的第一个专利，“一种电传表决记录仪，他是在用新闻电报专线报道国会表决情况时发明了这种机器的，因为他注意到登记议员们的口头表决票数浪费时间。有了他这项发明，在唱名表决时，每个议员只需按一下他座位上的电钮，他的表决立即在议长的办公桌上记录下来”。可是，当他向议会演示并推销他的发明时，却遭到了议会主席无情的拒绝，因为这个“发明可能会破坏少数党影响立法的唯一希望”，政客们恰恰不需要这样的东西来提高议会效率。[88]这件事给了爱迪生一个终生难忘的教训，“1000美元的投资白费了，从此，爱迪生决心只发明那些有普遍需求且能为人民提供服务的东西：‘我不想再发明任何卖不出去的东西了。它的销量是它实用的证明，实用才是成功’”[89]。

发明实用技术成为爱迪生一生的发明宗旨，也是其成功的秘诀之一。

1869年，囊空如洗的爱迪生从波士顿来到纽约寻找事业机会，因为无钱住酒店，一个朋友将其安排到华尔街一家黄金交易所的“电池房”暂时栖身。第二天，这家黄金交易所的“黄金报价机”出现故障，现场一片混乱，工作人员束手无策，黄金交易商们群情激愤，爱迪生自告奋勇三下五除二修好了机器，使紧张的交易得以顺利进行。交易所总经理劳斯博士非常欣赏爱迪生，当即“给了爱迪生一份工作，让他担任服务部经理，周薪三百美元。爱迪生后来说，当他听到这位经理告诉他薪酬时，他兴奋得差点晕过去了。此前，爱迪生初到纽约时，身无分文，一个朋友借给他1 美元，这是他三天的生活费”。爱迪生的技术的确物有所值，在9月份“阴暗星期五”的交易中，他确保了所有报价机运行正常。1869年10月1日，爱迪生在纽约成立了他的第一家公司，“波普-爱迪生公司，承做各种电业工程，经营普通电报。一位青年的担保工程师F.L.波普在黄金报价机公司时是爱迪生的一位同事，现在成为新公司的一位股东。还有《电报杂志》的发行人L.N.阿什利也加入了这个公司”[90]。“专利权资本化的爱迪生模式”开始起航。是金子总会闪光，爱迪生的技术天才很快在纽约得到绽放，他依靠“专利权资本化”掘得人生的“第一桶金”。

1869年，爱迪生业已在发明“双工电报机”方面取得了进展，这种机器将可以在一根电报线上把一份电报发往相反的两个方向。到1874年，他发明了更了不起的“四工电报机”（这个词也是他发明的），这种机器能够把两份电报同时发往相反的两个方向。这一装置等于把西方联合公司的设备翻了一番，从而节省了数百万美元。杰伊·古尔德（西方联合公司董事长——引者注）买下了爱迪生对四工电报机的专利，这项交易十分复杂，在十年中维持了一些律师的生活；在由此产生的诉讼中，爱迪生在法院审判室里听到律师们称他为“双工和四工教授”。[91] 我们无法估量这一发明带来的商业价值。这项发明给西部联盟公司节约了数百万美元的成本，它将十万英里长的线路变成了四十万英里长的线路，并且没有增加任何成本。换言之，每一英里长的真实线路，其实都增加了三英里长的线路，其发挥的功能与之前真实意义上铺设的线路是一样的。[92]

年轻的爱迪生成了受人喜爱的男孩。他早在波士顿发明的股票电传自动报价机也开始受到电报业经营者的关注。西部联合公司—— 一家由铁路巨头主宰的大企业试图垄断电报业，该公司非常舍得在未经证明有实用价值的技术上投入重金。所以爱迪生得以叩响为他敞开的大门，走到西部联合下属的一个子公司黄金及股票交易公司（Gold and Stock），当着董事们的面呈上他的装置，这种装置能保证在外边办公室里的股票电传自动报价系统总是与交易中心保持一致。“你想要什么要作为报酬？”他们问。在传记里，爱迪生告诉我们他想索要5000美元，并打算降到3000 美元，而没有说出口，嘴上只是说：“你们开个价好了？”然后他们问：“4万美元，你会卖吗？”而且，他们想要他以后所有有关股票电传自动报价机的专利。根据记录来看，爱迪生记忆中的4万美元其实只有3万美元，但这还是相当可观的一笔钱，使他能够实现从雇员到电报员、发明家、独立发明家，再到制造商的过渡。他代表其合伙人，然后是代表他自己大胆地签订了合同，议定交付西部联合公司1200台快速股票电传自动报价机和私人电报机及电气设备。合同总金额50万美元。从1870年到1876年，他一直在纽瓦克和合伙人一起生产着这些设备。1871年他告诉母亲，自己仅仅24 岁就已成了一个“得意忘形的东部制造业者”了。[93]

考虑到19世纪70年代美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仅为531 美元，爱迪生首次出售其发明专利就带回3万美元的巨款，之后又获得50万美元的订单，这些无疑强化了他做一名职业发明家的梦想。和蒸汽革命时期“科学技术资本化”最成功的发明家瓦特等人相比，爱迪生是个专业化和职业化的发明家，他的发明创新围绕电的运用可以辐射到非常广泛的领域，波及工业和民用的方方面面，而且，他一开始就以股份公司这种最适合市场经济的组织形式来经营他的科技发明。爱迪生把“那四万美元全投在制造机器上，他开办了一个真正的小工厂，并且不久就埋首在试验中。为莱弗茨将军（西部联合公司总裁——引者注）的大批订货单，制造了许多股票记号机。后来不得已他必须迁移到大一点的地方，就又在新泽西州纽瓦克市另创他的工厂。生意发达了他又雇用了50 名工人添加上夜班——这样共有250 名工人。他自己做昼夜两班的工头。从1870年到1876年这个时期，他的才思创意如泉水般涌现，他创造了122项有专利的发明。平均起来这六年中不到一个月就有一项新发明。专利局每次谈到他时，就说：‘从新泽西州来的那位青年人，他用鞋底子把往专利局来的道路给走热了。’仅由这些事实就清清楚楚看出，这位青年发明家所成就的伟大事业。这就是到他临终前他有1000 多项专利权，能创造价值250多亿美元工业的开端”。[94]

“1876年1月14日爱迪生在美国专利局递上关于‘电话’不准仿造新发明物的秉贴。”这是爱迪生发明的“炭精送话器”。“一个月后，同年的2月14日马萨诸塞州塞勒姆市的亚历山大·格雷厄姆·贝尔为了他的电话也递上了请求专利的呈文。”结果是引起发明史上前所未有的电话大竞争，许多公司被卷入其中。“两位发明家之间的竞争现在到了很猛烈的地步。贝尔在马萨诸塞州组织了电话公司。西方协和电报公司买了爱迪生的专利权用以做工具来抵制贝尔的权力。正在这次竞争时，西方协和电报公司差人来找爱迪生。”该公司总裁奥顿和爱迪生之间展开了一场著名的对话。[95]

奥顿宣称道：“爱迪生，为你的送话器你要多少钱？”这位青年发明家觉得他在电话上的贡献约值25000 美元，他有意坚决一定要那个价钱。爱迪生问他道：“你要给我多少钱呢？”奥顿回答说：“我们要给你10万美元。”爱迪生答应说：“好了，那送话器是你们的了。只是有一个条件，就是你们不要立刻全付给我那些钱，但要每年付给我6000 美元，分17年付完，到那时专利的期限已满了。”爱迪生解释这个奇怪的请求说：“我知道我所做的是什么。我时常有一个野心比我的事业能力要大四倍。假如我把那些款项全部立刻拿到手中，我就要把它全用在试验上。我经过仔细思索决定，不能再发生这样的事了。这样一来我省去了17年的经济忧虑。”这时有一位名叫佩奇的发明家，在电动记录器原理上得了一个专利，就是爱迪生曾在电报上用过的。古尔德在股票兑换上正排挤西方协和的股票，又大力破坏铁路合同。他买了佩奇的专利，他相信这能让他攻击西方协和电报公司的稳固地位，又能给这个公司一个致命创伤。爱迪生又被招来拯救那个危机的日子。奥顿请求青年发明家“创造一个物件，能使古尔德的专利失去价值”。当日夜间他又退隐到民乐园（即门罗公园——引者注）里。过了几个星期之后，他出来见人时带着他的自动记录机，这个机件能使佩奇的机件和专利一文不值。奥顿又问道：“为这个机器你要多少钱？”爱迪生仍与平常一样回答道：“你给个价钱。”奥顿宣称道：“我再给你10万美元。”他们又立了条件是每年6000美元，共付17年。最终他自己的生活费稳定了，在将来的17年中至少每年一共有12000美元的收入。

透过上述两个“专利权资本化”的精彩案例，可以发现爱迪生拥有两个助其成功的重要素质，涉及商业谈判素质和极高的财商：第一，爱迪生不仅是一个卓越的发明家，而且有着非常精明的商业头脑。在专利权出让的谈判中，他总是习惯让急需购买其专利的投资人先报价，资本的垄断本性，即垄断发明专利以打败竞争对手的强烈心理，使得投资人的报价往往高出爱迪生心理价位许多倍，爱迪生因此可以获利甚丰，而且屡试不爽。第二，爱迪生还拥有出众的财商，即理智的投资观。他很懂得“鸡蛋不能都放在一个篮子”的道理，两笔巨额的专利转让费，爱迪生不是一次收入囊中，而是让购买方分期付款且利息极低。其好处在于，一方面减轻了专利权投资人的财务负担而且让利于他人，可以使他们之间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另一方面，可以很好地制约爱迪生乃至所有初尝成功的发明家都难以克服的投资冲动，盲目扩大研发投资，最终让自己资不抵债，甚至因为不计成本的研发而破产。上述两个素质，使得爱迪生的任何一个竞争对手都无法望其项背。爱迪生能够自觉克服人性的弱点——贪婪，不贪是一种智慧，最终助其获得伟大的成功。这恰恰是第五章涉及的与爱迪生齐名的另外一个天才发明家尼古拉·特斯拉的致命伤。在华尔街黄金交易所任部门经理期间，近水楼台，但是，“爱迪生从不投机。他发明了一件股票记号机，并且又是黄金报价机公司的经理，关于操纵全市金融的把戏，他可以得到最可靠的内幕消息，但他始终没有卷入漩涡中”[96]。

从1869年闯荡纽约到1876年，爱迪生在“专利权资本化”的道路上已经越走越顺，收获多多，并开始创立属于自己的“专利权资本化的爱迪生模式”。

到19世纪中期，发明创新活动的专业化趋势，以及专利所有人拥有终生专利数量的增加趋势都很明显。这个时期专利出售数量也在增加，这有利于在更广阔的范围获得新的发明创新成果。这些现象显示：发明创新获得的资本投资回报在提高，治理体系的相关运作技能也在提高，通过要素专业化来实现大批量的发明创新的现代发明模式已经开始。个人和企业间专利转让交易的增加使发明专利的部门不再是运用该专利的部门。握有资本的个人喜欢向城市集中，因为那里对专业化发明有更大的激励，同时也有相对丰富的资源支持发明和创新活动。实际上，城市的专利所有者更加专业化，并且在他们的职业生涯中能够申请到更多的专利。尽管专利增长的第一阶段是以平民的发明为标志，但在随后的发展阶段中，专利技术的知识对于有效的发明创新起到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97]

爱迪生能够超越此前以及同时代最伟大发明家的独到之处还在于，他不仅是个卓越的发明家，还是个脚踏实地的工程师，更是个雄心勃勃的资本家以及独具慧眼的企业家，发明家—工程师—资本家“三位一体”的优势使得他在促成科学技术与资本联姻的伟大事业中不再是单枪匹马地奋斗，而是雇佣更多、更优秀的发明家来为他工作——发明创造各种新奇的物品并投入市场，他创办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以创新发明为主业的“发明工厂”，这是“爱迪生发明及推广体系”的核心平台。“他从留声机之类的发明，以及对电报、发报机和自动把证券行市记录下来的收报机的重大改进中获得了一大笔专利税收入。凭着他已有的成就以及这笔专利税收入，他建立了一个完整的研究中心，配备了将近100名助手。”[98] 爱迪生辞去纽约黄金交易所的职务，走上了职业发明家的道路，并把发明创造作为一门大生意做到极致。

1876年春天，爱迪生把他雇用的15 名员工——都是才华横溢热爱发明创造的聪明人迁往新泽西门罗公园，他决心做“发明生意”。“发现不是发明，”爱迪生说，“而我不喜欢看到把这两个词混淆起来。发现多少带有偶然的性质。”美国人要新产品吗？如果要，那么他们就不能等待“发现”。他们必须去寻找，为这个目的而组织起来，就像他们为了其他事情而组织起来一样。在爱迪生看来，发明并不是心智随意探索交上好运就会有的；发明产生于目的。爱迪生认为，只要把适当的人适当地组织起来，他们就能像工厂生产任何其他产品一样，有计划、有目的地搞出发明来。爱迪生在门罗公园的目的是要“每十天搞出一项小发明，每六个月左右搞出一个大发明来”。爱迪生所说的发明是指一种社会产品，或者说得更准确些，一种可以销售的产品。这一点使他关于“发明”的概念带上了明显的美国特点。爱迪生的发明工厂是地地道道的工厂，他要在这个工厂里把发明变成大规模的买卖，以满足市场需要。他被人们誉为“门罗公园的魔术师”。[99]

但是比任何一个单个发明都更有意义的是他那使发明活动得以全面发展的工作体系及其运作方式。他关于电报的发明已经为他赢得了大笔的金钱和很多人的喝彩，但是爱迪生发现把发明交给自己无权掌控的公司只会让自己痛苦。他不再满足于做第一小提琴手，他想指挥整个乐团演奏自己谱写的交响乐。[100]

在爱迪生独创的“发明及推广体系”里，发明创造不再是个人单打独斗的成果，而是社会分工和集体协作的结晶，用“交响乐团”来比喻爱迪生的“发明推广体系”十分传神，有了爱迪生这个高明的指挥，“门罗工厂”的“众多工人”即“发明家乐手”们，将演奏出一曲曲精彩的“发明交响乐”。“在他的新工厂里，爱迪生计划‘十天一小发明，半年一大发明’。”[101] 爱迪生的“发明工厂”在资本主义历史上首次明确了“职务发明”所产生的专利权归属问题，他通过支付工资的形式合理合法地拥有雇员的“职务发明”，将其转化为“爱迪生专利”而获取高额的回报并成就其“发明大王”的美名。就生产和占有剩余价值的本质而言，爱迪生占有剩余价值的方式与生产具体产品的工厂中资本家占有工人剩余价值的方式并无本质差异。但是，“发明工厂”所产生的剩余价值却是传统工厂望尘莫及的。它们有三点重大区别：

第一，爱迪生“发明工厂”的雇员都是有理想有抱负的各色发明家，是那个时代最聪明、最富有理想主义的一群人，他们视发明创造为人生重大价值所系，但他们往往没有财力支持自己去发明创造。因此，只要有慧眼识珠的同行给他们提供哪怕是基本的生活保障，他们就会为理想而辛勤工作。因为“美国发明家从事的是一种受人尊敬的专业。就爱迪生本人来说，发明是一种爱好。他有时表示不满说，每一个来门罗公园找工作的年轻人想要知道的只是报酬多少和工作时间多长。而他总是对他们说，‘嗯，我们不给报酬，我们日夜工作’，但许多年轻人和他具有同样的爱好，并且和他一起工作”[102]。显然，拥有强烈的“发明家情怀”或“创新情结”是爱迪生手下的发明家们和出卖劳动力为生的雇佣工人最大的区别。当然，爱迪生并不是吝啬的雇主，他乐于支付丰厚的薪酬来吸引人才为其工作。

第二，爱迪生“发明工厂”的产品是各式各样的专利产品和专利技术，他们由“发明雇员”创造，由研发投资人爱迪生拥有专利权和转让权。爱迪生的一个雇员“以否定的口吻说道：‘爱迪生其实是个集体名词，意思是许多人在一起工作’”。爱迪生“付报酬给他们，带领他们进行研究、修理、革新和发明。爱迪生的专利没有记录那些合作者的名字，如果这些专利是在现在的合作研究的实验室出的，他们的名字就会被一起写入专利。爱迪生以慷慨的股份和专利权使用费来回报他的助手们，虽然他总是提防着别人分享他的荣誉。然而，要是没有爱迪生创造性的想法、探索、指引和挑战，那些已有的发明中就没有一个会出现”[103]。

拜“发明工厂”的威力，他一生发明共有2000 多项，获得专利的有1093项，“不仅在19世纪，而且直到21世纪，都是美国拥有最多专利的发明家”[104]，这是人类科技发明史上空前绝后的纪录，爱迪生创造了一项后人无法超越的奇迹。在资本主义科技创新的历史上，“单个发明家的做法，并无新奇可言，而有组织地去寻求发明，就有些新奇了。在现代美国，最有实力、最精明的公民，最大的、最有地位的企业，往往是这种有组织的追求的中坚力量”[105]。“工厂”和“作坊”的根本区别就是爱迪生与同时代发明家和此前的发明家的区别。历史学家评价道：“托马斯·爱迪生被看作是美国最重要的发明家，……但他最重要的工作是通过研发和商业推广的漫长过程把发明的理论转化成创新的现实。”[106]

第三，爱迪生“发明工厂”诞生的各式各样专利技术不是一般意义的工业产品或者普通的商品，而是高价值的技术商品。“有人在采访他之后这样写道，‘最关键的是爱迪生追求实用和经济效益。每当有一个新想法出现，他总是自问，‘这对工业是有价值的吗？它是否比现在的更好？’”[107] 这种特殊的商品具有两个特殊属性：

（1）独一无二性。因为没有同类商品可以比较，因此有专利保护的技术商品必然具有高增值的特点并且在交易中由卖方定价，其价格不是供求竞争的结果，“只此一家别无分店”，所以能够以极高的垄断价格出售给愿意购买的一方。这种独特的“购买者竞价”——依据专利技术潜在的市场价值，即此项专利可能给购买者带来的垄断利润来定价。因此才会有前文所述的爱迪生初涉商海就能够以3万美元的高价出售“股票电传自动报价机”专利的商业奇迹，这个价格是他心理预期的10倍。

（2）资本属性。技术商品/技术专利的购买者不是最终用户而是有实力的企业，购买行为对其而言是重大投资，交易一旦完成，买方企业就拥有了一项可能带来高收益的技术资本，即专利权资本。对发明者而言，专利是可以出售的商品，它具有商品的基本属性。同时，技术商品因为受到专利权保护，它又是一种“权利性的商品”，是技术资本，持有人能够通过它获得资本必然带来的收益，譬如收取专利费。对购买者而言，购买专利则是一项投资。投资方式可以是转让专利，即发明者将一项有专利权的技术商品的专利权完全让渡给出资购买方，优点是后者独占此项技术，进而垄断某项产品，缺点是投资额可能极大。这是专利权资本和货币资本的完全结合。此外，投资方式还可以是获得专利许可，即获得使用这种技术进行生产的权利，优点是投资额可控，甚至根据产量可议价，缺点是不能独占此项技术，不能垄断某项产品，竞争会很激烈。相对于前者，这是专利权资本和货币资本的“部分结合”。

爱迪生“发明工厂”的制度创新给同时代的工业资本家极大的启迪，在其“示范效应”影响下，有实力的大企业纷纷创建致力于新技术、新产品研发的“实验室”。企业实验室于是成为科学技术与资本联姻并促进“科学技术资本化”深入发展的最佳制度平台。但与爱迪生的“发明工厂”不同，美国企业纷纷建立的“企业实验室”有一点重要改进是，随着有限责任公司这种现代企业制度纷纷取代责任无限的合伙企业，在新型企业平台上所有发明创造获得的专利权即“职务发明”都属于企业法人拥有，而不再是企业主个人拥有。这种变化体现了现代企业财产的法人属性，更有利于企业的长远发展，也更有利于科学技术和资本的联姻。受到爱迪生“发明工厂”启发而“近水楼台先得月”第一个建立“工业研究实验室”的大企业是通用电气公司，其前身是“爱迪生通用电气公司”。

查尔斯·W.埃利奥特在给华盛顿联邦火车站的题词中说：“电是光和力的输送者，时间和空间的吞噬者，人类语言在陆地和海洋的传递者，是人类最伟大的仆人——然而它自身却仍然是一个未知之物。”去探索这个未知的东西，发现它所蕴藏的财富，就是通用电气公司于1900年成立美国第一个工业研究实验室赋予它自身的任务。[108]

美国经济史家如此评论：“在美国现代工业研究实验室终于找到了它的安身立命之所，使它得以空前地发展起来。它是美国20世纪的一个奇迹。”事实证明这是美国科学技术迅速转化为生产力，新产品迅速产业化的有效途径。1900年通用电气公司建立第一个工业研究实验室，32 岁的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威利斯·惠特尼成为它的第一任组织者（1900—1928）。他在斯塔内克塔迪（纽约）建立了研究实验室并任该室主任，后又物色了一批出类拔萃的科学家进行共同研究。1902年，他发现用敷金属的炭丝制作白炽灯的亮度比原来的灯丝增加25%。后来他一直研究现代电灯泡的工作。1905年美国物理学家、工程师威廉·库利吉参加实验室工作，3年后（1908年），他帮助惠特尼完善了钨丝的制作使之成为现代灯泡的组成部分。后他又对X射线管进行研究改制使之能产生可以预测的精确的辐射量，获得专利并开创X光的新时代。库利吉管成为现代X射线管的原型。通用电气公司在这门新兴科学中又取得了领先的地位。美国物理化学家欧文·郎缪尔1909年加入实验室工作。他的研究表明在灯泡中加入惰性气体能大大延长灯泡寿命。他又发明了真空泵和无线电广播用的高真空电子管。后还提出新的原子理论等。总之，美国20世纪初涌现出大批工业研究实验室，无论是规模还是作用都使其他国家望尘莫及。工业研究实验室同美国巨型企业的命运是互为依存紧密相连的。企业提供大量资金资助科学家进行卓有成效的研究，有所发明，有所创造。科学家们的新发明新创造反过来给企业带来新产品、新成果、新活力。[109]

爱迪生的“发明工厂”成为现代“工业研究实验室”的雏形，它成为资本主义科技产业革命进程中最重要的微观制度创新，它为科学技术和资本的联姻提供了最佳的“婚房”，有力地推进了“科学技术资本化”的深化。和大学建立的各种实验室相比，“工业研究实验室”更贴近市场，更注重科技创新的实用性，而且研发经费充裕。它吸引了大批才华横溢的大学教授、科学家、工程师纷纷加盟，强化了企业持续创新的能力。此举成就了通用电气在行业持续领先地位，更有助于科学技术与资本的有机融合，并且，引发了同行的学习和效仿，众多企业为了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都纷纷建立起自己的“工业研究实验室”。

19世纪后期技术的发展反映了发明的过程和组织上的变化。美国内战前的发明大部分是通过个人来实现的，个人既积极充当发明者且又积极为他们的发明寻找商业上的运用机会，技术的日趋复杂和支持专利技术交易的机构的发展使得发明家越来越专业化，尤其是在19世纪的整个后半期，这些条件孕育了一个“独立发明家的黄金时代”，他们像企业家一样雄心勃勃而且具有高度的组织多变性，知道如何从他们的奋斗中获得收益。然而，到20世纪早期，这些发明家日益倾向于与企业家建立长期的依存关系，这也许是因为这些“独立发明家”发现当发明越来越趋于资本密集型时，他们很难为其发明创造活动提供资金。顺应这种形势，工业企业建立了研究实验室，其成员全部接受过大学教育并具有专业技能。科学研究变得越来越重要，特别是在电子通信、汽船、化学、金属等产业中，这些改变同样也出现在西欧地区的经济扩张中。[110]

工业研究实验室在所有新发现的领域——电和电子学、摄影术、石油、橡胶和玻璃，以及化学合成物——的边缘上，兴旺发达起来了。杜邦实验室出现于1911年，乔治·伊斯曼于1912年建立了柯达实验室，随后又在1913年出现了美国橡胶公司的实验室，1919年出现了新泽西美孚石油公司的实验室，1925年出现了贝尔电话公司的实验室。到20世纪中期，全国有两百个大型的工业研究试验室和两千个其他实验室。[111]

对爱迪生而言，门罗公园的“发明工厂”是专门生产发明专利的企业，其盈利是依靠出售专利产品或者专利权，成立专门化的公司经营自己的专利产品是极其重要的经营活动。两者都是“科学技术资本化”走向深化的重要表现。按照社会化大生产的基本原则：分工协作来建立一套完善的“发明及推广体系”是爱迪生最伟大之处，也是他超越前人和同时代任何伟大发明家的地方。历史证明，这个贡献的价值远超爱迪生本人亲力亲为的发明。这套卓有成效的“爱迪生发明及推广体系”作为促进科学技术与资本联姻的微观制度创新，它和美国资本主义在19世纪中后期形成的诸多宏观和中观领域的制度创新为“科学技术资本化”的茁壮成长提供了最肥沃的土壤。对于爱迪生这个创举，科学技术历史学家如是评价：

我们现在知道“发明家”的称号对他并不合适，它是对爱迪生卓越贡献有误导作用的一个称号。只有认为他既发明了一个能够进行发明创造的工作系统，而又在发明时有所建树，才是对他恰如其分的评价。在他的系统里，发明家是取得专利权的第一步，对于他来说，在“长久而艰难地想出办法并生产成有商业性和实用性的装置”之前，获得专利权——简言之为创新——是更容易办到的。但是，爱迪生的伟大不在于任何一次发明，也不在于全部发明的华丽外表，而在于他利用自己和他人才智来做这一切。从一开始爱迪生就知道他想要建立一个科学技术体系和一系列维持这一体系的公司。爱迪生凭借科学来创新，但又创造了进行创新的科学——把发明开发出来建成完整的工业。以前从未有人这样做过。每申请到一个专利时，爱迪生就已经设想好他的车间怎样应用该项发明，一旦思考成熟了，就使之定型，成为商业产品，同时也在考虑怎样投资和进入市场，否则，他不会开始下一个研究项目。他这样做与他的经历有关（指其第一个发明专利被国会拒绝——引者注）。[112]

对于爱迪生创建“发明工厂”的历史意义，美国当代著名的经济史学家、因20世纪90年代出版“戈登资本三部曲”而享誉学术界的约翰·斯蒂尔·戈登（John Steele Gordon）评价道：“爱迪生有两项最伟大发明自问世以来就很少被人提及，因为就其特性而言，无法申请专利。其中一项可能是爱迪生所有发明中最伟大的：工业研究实验室。这个实验室从本质上来说是一个工厂，工程师、化学家以及机械师把新的技术设想变成现实，最重要的是转变成有商业价值的产品。”[113]

在门罗公园的爱迪生“发明工厂”里，划时代的发明无疑是作为电灯不可或缺的基础设施的城市供电系统，这是科学技术和资本联姻并将“科学技术资本化”推向深化的经典案例。1879年爱迪生开始致力于人类照明革命，他首先要发明经济实用的、以电能作为光源的电灯泡。这是一项需要巨额投资的研发工程，爱迪生必须借助资本的力量才能实现自己的梦想，幸好爱迪生有一个精通法律和投资业务的合作伙伴，他促成了“科学技术资本化”历史上最完美的科技与资本联姻。

1878年秋天，爱迪生精明的法律顾问罗夫纳·劳里和银行家约翰·皮尔庞特·摩根以及西部联合公司的范德比尔特等资本家洽谈投资合作。10月份，劳里迅速筹集了30万美元建成了爱迪生电灯公司，交给爱迪生5万美元现金，并用3000 股中的2500 股来申请他正在制造的电灯专利，并买断他可能在以后5年中进行的任何改进。此举使得爱迪生拥有了国内最好的实验室，并逐步为之开辟了一个车间和配备了接受过大学教育的工程师和科学家。[114]

1878年10月16日注册成立的爱迪生电灯公司采用了当时最先进的股份公司制度，这是科学技术和资本联姻的最好制度平台。“其中2500股（计25万美元）是他电灯的专利。剩下的500 股，计5万美元留待将来使用。这些股票被原始股东认购，包括劳里和他的3个律师伙伴西方联合公司总裁诺文·格林，摩根的伙伴金斯顿·法布里，资本家特雷西·埃德森和詹姆斯·班克，金融家罗伯特·小卡廷，最后还有大富豪威廉·范德比尔特的女婿汉密尔顿·通布利。”[115]“这些联合在一起的资本家，与其说是当时有远见，还不如说是进行一次更大的赌博。”[116] 当然，他们赌赢了。

1879年10月，在经过上千次失败后，皇天不负有心人，爱迪生终于成功发明了能够长时间（连续45 小时）工作的白炽灯，这个消息令英国和美国的煤气股票一路下跌。两个月后，爱迪生在他的“发明工厂”向新闻媒体和来自纽约的投资者以及3000 多来访者进行了一次成功的“白炽灯照明展览”，“这次成功的展示，使纽约的投资商们对新的电灯发展充满信心，同意支付爱迪生57568美元，作为下一阶段的费用”[117]。凭借充裕的投资，爱迪生准备大干一场，他将要“发明一个全新产业”——电气工业。这是他和同时代及此前所有伟大发明家最大的不同。

“在完成一项发明和把制造好的产品投入市场之间有很大的差别”，至少把电灯泡投入市场是这样。他的发明电气工业，为此要想出一个体系，以及这个体系里非常小的细节——然后才在其中生产出一切产品。他必须建起一个中心发电站；设计和制造自己的发电机，以便能很经济地把蒸汽动力转化成电能；保证有稳定的电流；连接一个在地下铺设的14 英里长的电线网；使线路绝缘以免受潮和漏电；安装防火装置；面向市场设计高效的电动机，这样就可以在白天用电开动电梯、印刷报纸、操作车床和使用电风扇等；设计并按照计量表来计量个别的能耗；发明并生产大量的开关、插座、保险丝、分线盒和灯座。这些都说明了他的工程之庞大。[118]

因为一项发明进而创立一个全新的产业——电气工业，这是爱迪生最伟大之处：

爱迪生出类拔萃的创新在于弄清楚一点：他必须找出一个新的途径，把灯泡整合进一个经济实用且安全可靠的电气系统之中，否则他发明的电灯泡就纯粹是个新玩意儿而已。要想使办公室或家里的电灯开关发挥作用，就需要依赖以下部件协同运转：发电机、电缆和无数的接头，这些都需要设计并投入人力物力制造出来，这需要花费一定的成本。爱迪生还扮演了创业者的角色：融资、处理法律事务及培育市场。所以，爱迪生是一位最伟大的创新者。[119]

庞大的工程自然离不开资本的助力，大量外部投资注入爱迪生的新项目，“科学技术资本化”的深化自然水到渠成。爱迪生必须借助资本去完成他伟大的照明发电网的建设。

爱迪生投入了50万美元，系西部联合公司购买电报机专利而支付的费用。原爱迪生电灯公司的董事们又在爱迪生电气照明公司投入了8万美元建设中心电站，但是他们不敢把资金投入到打造电力系统中去，可是没有电力系统就没有照明。“既然资方胆子小，那么我就通过筹款来提供资金，”爱迪生宣布道，“就是个要么建成工厂，要么倒闭的问题！”随之而来的利润证明了他在制造业上的自信是有道理的：在1882年仲夏，他卖掉了264 台供60 盏灯使用的新式发电机。纺织厂吵吵嚷嚷地要求更大功率的发电机，因为使用电灯发生火灾的危险性比使用煤气灯小。但这仍不足以使他在新建立的爱迪生电灯公司时有足够的现金来控股。当公司的资本增值到原来3倍时，他不得不卖掉2500 股中的一大半。爱迪生这位实业家在1880—1881年间组建了一个有密切联系的公司集团，就是爱迪生通用电气公司（Con Edison and General Electric）的前身。他成功地任命了这些公司的日常管理人员，并以股份作为回报。……1882年，当珍珠街通电时，全美国不下200 家公司与爱迪生独立照明公司（Edison Company for Isolated Lighting）签订了合同，每天要用45000盏灯。[120] 为白炽电灯供电的第一个发电厂成立时，首个爱迪生电灯公司的股票由100 美元涨到3500 美元，这个新发明把煤气股票挤落到可惊叹的地步。[121]

照明供电系统建设成功的同时，爱迪生在努力发明经济实用的电灯泡，“1880年价值1.21美元的灯的价格，在1883年降到30美分，1889年降到28美分，1890年降到15美分”[122]。随后又开创了一个全新的电气产业。作为“科学技术资本化”深化进程中的大赢家，爱迪生凭借电力革命的东风创造了财富奇迹，他的合作伙伴——最早的出资人也赚了个钵满盆满。

1889年夏天，爱迪生高兴地允许爱迪生电力公司的总裁亨利·维拉德——曾是第一流的内战记者，太平洋联合公司（Union Pacific）的创立者，又是德国银行的美国代表，还是爱迪生长期的投资者——重组了爱迪生的电灯公司以及他生产的不同类型产品的实体，合并为爱迪生通用电气公司（Edison General Electric），注册资本1200万美元。德雷克赛尔的摩根投资者们已经得到了相当可观的回报——当年100万美元的原始投资，现在的爱迪生通用电气股已涨到270万美元。爱迪生用175万美元的股票和现金用于创建新的生产部门。爱迪生在给维拉德的信中感激地写道：“我被金钱的压力折磨了22年，当我卖掉之后，我最关注的就是能收回多少现金，这样才能摆脱财政压力。”到1889年，爱迪生通用电气已经成为了美国最大的公司，有3000 名雇员在3个主要工厂里工作，每年创收700万美元，有近70万美元的利润。在重组过程中，维拉德卖掉了近400万美元的爱迪生电力股票，主要买家是他的有德国背景的北美公司和摩根集团。[123]

无疑，爱迪生成为财富赢家却不是电力革命的最后赢家。如前所述，爱迪生的固执己见使他在此后短短数年间输掉了和特斯拉即西屋电气对阵的“电流大战”，交流电技术取代了爱迪生坚持的直流电技术，加之其研究兴趣又转移到矿石筛选领域，最终，在朋友劝说下和德雷克赛尔-摩根集团（Drexel-Morgan Group，爱迪生通用电气公司的控股方）的撮合下，1891年爱迪生通用电气公司与交流电运营商汤姆森·豪斯顿电力公司合并，去掉了“爱迪生”，更名为“通用电气公司”。“此时，爱迪生在公司持有的5%的股份已经升值到175万美元，而真正大大赢家是德雷克赛尔-摩根集团，他们投入了77.9万美元，收入270万美元，盈利达350%还多。”[124] 然而，“最让人伤心的是，新公司的名称——通用电气——包括了两个原公司名字的词，但爱迪生，电力之父的光辉名字却被忽略了。摩根也是一样，十几年前，他的豪宅曾是纽约第一家由爱迪生安装电灯照明的，现在新公司的组合中除去爱迪生的名字，他竟然没有给这位伟大的发明家打个电话或发个电报。爱迪生的传记作者马修·约瑟夫森记述说，‘对摩根而言，只要结果是能组成大托拉斯，并且他是老板，用谁都无所谓’。辉煌的历史已成过眼云烟，爱迪生已经在时间的词汇表中，摩根化了”[125]。

新通用电气的成立标志着“科学技术资本化”深化期，货币资本追逐技术资本大获全胜，这对投资人（金融资本家）和专利权资本拥有人（发明家）而言不失为双赢的结局——如果后者只考虑经济收益而言。当然，这个案例也残酷揭示，在科技与资本的联姻中，资本毫无疑问是主宰者，科技发明有且只有依附资本，博得资本的青睐才能实现“专利权资本化”。

对于爱迪生而言，他载入史册的辉煌业绩在于，他不仅发明了电灯泡，还发明了一个史无前例的全新产业——电气产业。约翰·斯蒂尔·戈登认为，除了发明“发明工厂”，“爱迪生另外一项没有引起人们关注的发明就是电力系统，这一系统可以点亮他的灯泡。一旦生产灯泡具有可行性之后，爱迪生就致力于开始建造发电厂，在曼哈顿商业区一块1平方英里的地方铺设电线”[126]。今天看来，纵观人类科技产业革命历史，爱迪生应该是“商业生态系统”或“商业生态圈”的创始人，这两个概念在人类进入21世纪后成为企业家津津乐道的时髦话题。创建一个全新的“商业生态系统”，这是企业家至高无上的荣耀，爱迪生做到了。

科学史家如是评价天纵奇才爱迪生：

爱迪生的成功多于失败。他在商业上的失策，比起他从商业的角度给电气化的城市带来财富的情况来说，是微不足道：在他去世时基于他的见识建立起来的和他经营的公司价值可达到150亿美元。那是世界上没有其他哪个地方的商人能做到爱迪生在1881年1月28日秘密的经济尝试中所做到的事：一直工作，直到资本、设备、劳动力、能耗和能让425 盏灯亮12个小时的煤炭的成本达到最小程度。爱迪生对电灯的使用成本以美分计，这是世界得以电气化的基础。传记作家马修·约瑟夫森毫不渲染地写道，甚至当爱迪生比财迷心窍的金融家们能更多地享受生活时，即便作为副业，他也成功地“以30种不同的方式创办了家庭产业，其年总销售额在他的暮年达到了2000—2700万美元”，到1914年他在西奥兰治附近的工厂里雇用到了大约3600人。……实际上，当代科学技术史学家安德鲁·米勒德认为，他是基于工业研究的多样化产业的开拓者。自19世纪90年代以来，当一项产业陷入萧条时，另一个产业就会延续下去。他去世时交出了一个有很强的应付风险能力的产业，以五大系列产品制造为基础，包括：音乐留声机、声音记录器、一次性电池、蓄电池和水泥。他的遗产价值为1200万美元，组建于1911年的托马斯·爱迪生联合公司（Thomas A.Edison Incorporated）的规模虽然比不上福特公司和美国钢铁公司，但毫无疑问，如果他把精力集中在一个创新事业上，比如电，他早就达到那样的规模了。但令我感到高兴的是，他开创了至少3种工业——电气、电影和音乐娱乐——每种工业产值都是几十亿美元。这就是我们现代文明的政治基础所在。[127]

1931年10月18日凌晨3点24分，在美国新泽西西奥兰治的家中，爱迪生在睡梦中安详离世，享年84 岁。为了纪念爱迪生，美国政府曾下令全国停电1分钟，10月21日6点59分，好莱坞、丹佛熄灯；7 点59分，美国东部地区停电1 分钟；8 点59 分，芝加哥有轨电车、高架地铁停止运行；从密西西比河流域到墨西哥湾陷入了一片黑暗；纽约自由女神手中的火炬于9 点59 分熄灭。在这1 分钟里，美国仿佛又回到了煤油灯、煤气灯的时代，1 分钟过后，从东海岸到西海岸又灯火通明。1999年美国《生活》杂志评出千年来全球最有贡献的100 位人物，爱迪生位居榜首。[128] 在电和人类的关系如同空气和人的关系的时代，后人用停电的方式来纪念一位伟大的人物的辞世，爱迪生是第一人，也大概是最后一人，将其美誉为现代社会的“普罗米修斯”一点不过分。

爱迪生作为美国历史上最伟大发明家的经历成为“科学技术资本化深化”的最好诠释，他所创造的奇迹就是科技与资本联姻的结果。

爱迪生的助手保罗·以色列曾提到，当爱迪生建立门罗公园实验室时，它是“美国最大的私人实验室，而且最大限度地用于发明创造”。爱迪生融资有术——先是和西方联合公司签署合同，之后又是华尔街大亨给的电灯款——使他的财源优势远远超过了竞争对手。以色列说，爱迪生实际是一个既保守又坦率的发明家，总是和两三个助手及几个做实验的技师共同奋斗……1880年初，当他从过去的单纯个体研究发展到商业系统的研究……爱迪生开始变得像一个研发领导。而作为一个带头人，他明白必须依赖财团资金的支持，单枪匹马是干不成大事的。爱迪生的任务已不再是单纯地发明一个电灯泡了，他的挑战是一种新的合作关系——财团资金和科学发展结合。[129]

显然，爱迪生创建的“新的合作关系——财团资金和科学发展结合”就是科技与资本联姻的结晶：“科学技术资本化”的深化，开创了“专利权资本化的爱迪生模式”。

（四）促进“科学技术资本化”深化的社会生态环境因素之四：独特的社会心理即“山巅之城”的宗教文化心理和积极进取的企业家精神，它们促成美国勇争第一的特性

“山巅之城”[130]的社会心理源自基督教文化，它促使美国在电力革命时期科技创新能力不仅超越了英国而且雄居世界第一，加深了“科学技术资本化”。

“山巅之城”的神话：清教徒使命的美国化。约翰·温索普曾充满希望地将马萨诸塞湾宗教领地描绘成“山巅之城”，正如历史学家弗里德里克·默克曾经说过的那样，清教徒的“使命”是“身体力行地超度旧的世界”，而且世世代代的美国人一直都认为这种“模范式的”目的是这个国家以纯正廉洁的方式表现出来的原始使命：希望为这个世界树立一个榜样。[131]

清教徒们建立新英格兰的首要原因不是为了冒险和挣钱，人们在那里定居下来的重要原因是想建立一座“山巅之城”，他们相信只有那些命中注定被拯救的信徒才能活下来，谨遵上帝的戒律，远离堕落的诱惑。当然在将近400年后，“山巅之城”还在建设当中。因为即使是圣徒，也要吃饭，买生活必需品，还要花钱跨洋越海在清教徒称之为“怒吼的荒野”上建立一个新耶路撒冷。只要还把上帝的崇拜放在第一位的话，清教徒们想在这个世界上过上好日子，要经历的磨难是少不了的。清教徒确实把灾难当作上帝的宽恕，因为那预示着个体确实被拯救了。16—17世纪的商人有很多是清教徒，他们常常会在记账本的抬头上写上“以上帝和利润的名义”。清教徒坚信懒惰是邪恶的温床，并对此身体力行，为了成就自己的辉煌而全力迈进。他们一直在不懈努力着。[132]

从一开始，美国的文明就既表现为对未来的锲而不舍的信念，又表现了对未来可能带来什么这个问题所产生的天真的困惑。清教徒移民信赖神圣的上帝，认为上帝会把世界安排得井井有条，由于他们决不相信自己会真正知道上帝的安排，他们这种信念也就变得更加坚定。虽然后来美国人肯定了自己国家的命运，甚至有时候把这种命运说成是“显系前定”（指19世纪美国为其扩展领土辩护的“命定说”），但他们的信念也由于对美国的命运究将如何无法明确预知而又一次变得更加坚定起来。[133]

显然，美国是上帝赐予新教徒的“迦南之地”[134]。因此，新教徒必须秉承上帝旨意，履行上帝赋予的神圣使命，克勤克俭，努力工作，创造财富，把美国建设成人类各国的榜样并充当“世界领袖”以荣耀上帝。这是美国有别于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列强的独特“国家使命”，它缘起于1620年11月21日乘坐“五月花”号抵达马萨诸塞建立第一个殖民点的清教徒先驱的宗教使命。随后，在美利坚民族的形成过程中，在北美十三州殖民地居民赢得独立战争摆脱英国殖民统治的奋斗历程中逐渐凝结为深入美国民众心灵的国民精神。简言之：“天赋职责、努力奋斗、勇争第一、领导世界、荣耀上帝”成为美国国民性和美国文化、美国精神的写照。因此，“美利坚民族具有积极进取、讲求实效的精神，他们较少受传统的束缚，在文化心态上易于接受新科学技术”[135]。在科技产业革命历史上，无论是蒸汽革命还是电力革命，大量历史证据表明，积极进取、勇争第一成为美国人创新精神的写照，这样的事例比比皆是。蒸汽机车是英国人乔治·斯蒂芬森（George Stephenson）发明的，美国最早的蒸汽机车也是1829年从英国引进的，1830年美国人开始自己制造蒸汽机车，“在费城、帕特森、匹兹堡等地相继建成了机车车辆制造厂。到30年代末40年代初，美国已经可以生产相当数量的蒸汽机车和车辆，并且开始向欧洲出口。美国一家商行先后向俄国的圣彼得堡至莫斯科的铁路提供了162 台蒸汽机车、2700 辆货车和客车。1830年美国人开始按照英国的标准建造铁路。这一年建成铁路40 英里，通车里程为23英里。从1830年到1840年的10年间，美国铁路总长度增到2818英里，仅次于英国而跃居世界第二位。1850年，美国的铁路线已经长达 9021 英里，超过英国，成为世界上铁路线最长的国家”[136]。“1900年，美国营业的铁路线已经在1.9万英里以上，超过欧洲铁路线的总长度，几乎等于全世界铁路线的一半。”[137]

经济史家如此评价美国的创新与超越：“英国奠定了工业结构的基础，即所谓市场的工厂制。而美国则砌完了形成圆拱门的最后一块石头。”[138]

在“科学技术资本化”深入发展的电力革命时期，企业家精神是美国在这场科技产业革命中雄踞世界巅峰的重要原因——企业家精神促进了技术进步并运用最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手段将发明创新成果变成可以大规模推入市场的商品。

美国人为寻求新奇而组织了起来，他们把新奇民主化，直到他们最后把它变成了平常。曾被用来铺设横贯大陆的铁路、发展多种形式的美国工业制造的聪明才智，现在投入了美国的发明制度。在现代美国，每一样东西都是对发明才能的一种刺激。社会发明家，也就是为市场而发明的人，看到一种需要并努力来满足它。后来出现了发明家的社团，对他们的刺激不是市场，而是发明本身造成的自发需要。他们为新奇的内在逻辑而生存。对他们来说，每一种新奇都需要另一种新奇。发现用途或者发现市场，那是别人的事情。他们是在没有如潮需求的小岛上工作，他们有能力要社会彻底改变它的需要，从而使他们的发现创造有使用价值。[139]

通过永不停息的创新，调动各种资源来创造财富是企业家精神的核心。

根据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A.Schumpeter）的定义，企业家是那些为了提高生产效率或创造新产品而能察觉到现有资源中的新的组合方式、具有非凡创造力的个体。按照熊彼特的观点，企业家具有英雄般的精神，他们不止是发明家。更确切地说，他们是那些能察觉发明的潜在效用，并通过纯粹的毅力和人格力量，克服所有技术和制度的障碍去实施他们思想的人。在19世纪早期的美国，符合熊彼特定义的企业家确实存在。罗伯特·富尔顿（Robert Fulton）就是一例。尽管约翰·菲奇（John Fitch）和詹姆斯·拉姆齐（James Rumsey）早在1791年就获得了汽船专利，但他们都没能成功地发展自己的事业。而富尔顿虽然没有发明汽船，但他却将注意力转向寻求足够的财政支持和市场控制方面，所以在1807年，在别人都因缺乏资金而失败的时候，他却成功了。罗伯特·利文斯顿（Robert Livingston）为他提供了丰富的资金用于解决汽船设计中有关适应天气变化的问题，为此他获得了在纽约水域从事汽船运输的长达20年的垄断地位，从而确保了他在轮船服务的市场。[140]

企业家精神在美国科技产业革命历史进程中作用巨大，无论是站在科技发明的角度还是站在资本逐利的角度，当事人——或是科学家、发明家或是资本家，或者是两者合体都有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去鼓舞他们全身心投入到“科学技术资本化”的神奇过程中，去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如前所述，在美国经济实力全面超越英国的电力革命进程中，作为“发明家中的企业家”以及“企业家中的发明家”的爱迪生，他的成功非常生动地诠释了什么叫“企业家精神”。

总之，“山巅之城”的社会文化心理和企业家精神自然成为“科学技术资本化深化”的重要条件。

（五）促进“科学技术资本化”深化的社会生态环境因素之五：独特的人力资源因素即大力吸引移民和大力兴办教育提升了劳动力素质，使美国在电力革命时期拥有高素质劳动力大军及训练有素的工程技术人员队伍，其数量和质量超过欧洲诸强

有助于“科学技术资本化”深化的人力资源因素中，首要因素是移民因素。美国是一个由移民组成的国家，这是它不同于任何一个资本主义老牌强国的独特之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82年就指出：“正是欧洲移民，……使美国能够以巨大的力量和规模开发其丰富的工业资源，以至于很快就会摧毁西欧特别是英国迄今为止的工业垄断地位。”[141] 大量的外来移民涌入是美国在电力革命进程中领先资本主义诸强的重要原因。

联邦政府促进经济的另一项重要政策是鼓励移民。1864年移民法通过后到1900年，进入美国的移民总数为1300万，平均每年37万。许多铁路公司和大企业直接在欧洲设办事处招募移民，以吸引足够的劳动力。移民中以16岁至44 岁的壮年男性为多，为美国的劳动大军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补充。移民蜂拥而至，加上每10年20%以上的自然人口增长率，使美国人口从1860年的3150万增至1900年的7600万，超过了当时的欧洲主要大国。[142]

在电力革命浪潮汹涌的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美国移民出现两个高峰年代：一个是 1881—1890年，达到 520 多万人，另一个是1901—1910年，达到870余万人之多”。这个时期，美国的外来移民在数量上连续出现高峰年代的重要原因是美国经济迅速发展需要大量劳动力。[143]“如果说第一次工业革命时英国得益于因圈地运动破产的自耕农作为主要劳动力来源的话，那么美国第二次工业革命则受惠于大批从世界各地离别家乡而来的移民。”[144]

19世纪后期，移民洪流对美国的贡献是巨大的：他们既对美国提供了它所迫切需要的廉价劳动力和先进的科学技术又帮助开发了它丰富的自然资源，扩大了美国市场，从而大大促进了美国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首先，这个时期外来移民为美国工矿企业和交通运输业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劳动力。据统计，移民中男子多系年富力强者，“新移民”中有85%是从14岁到44岁之间的青壮年。外来移民也带来了先进的科学技术，这就形成一种自然的技术引进，推动了美国生产技术的革新和生产力的提高。美国政府为加速资本主义工业化的步伐，鼓励采取许多新技术和发明，而其中有不少发明家就是外来移民及其后裔。如电话发明家亚历山大·贝尔就是1871年来到美国的苏格兰移民。举世闻名的大发明家托马斯·爱迪生也是移民的后裔。这些发明的应用、推广大大发展了美国电力、电讯工业。移民及其后裔的其他发明都对加速美国工农业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移民洪流促进了国内市场的不断扩大，从而有助于形成美国经济高速发展的格局。更多移民既是生产者，也是消费者。他们普遍需要住房、衣着和食品等生活必需的消费品。这就增加了对工农业产品及各种消费品的需求，从而扩大了国内市场，促进了城市的兴起，推动了交通运输的发展。因此，有的美国经济史学家强调指出：“可以肯定地说，如果没有过去的大量富有经验的外来移民的参加，那么1914年以前的美国经济的一些方面高速增长的格局，新开发的西部地区、采矿业和伐木业的发展，各城市市场规模的扩大等等，都是不可能实现的。”[145]

有助于“科学技术资本化”深化的人力资源因素中，国民教育水平的提高是另外一个重要因素，它确保在电力革命突飞猛进的19世纪末期，美国社会能够为如雨后春笋般投入社会经济领域的各种新机器、新技术、新工艺和新发明提供一支接受过良好教育的劳动力大军。

美国立国之初，科学、技术和教育都处于远落后于欧洲诸强的地步。内战结束后，这种情形仍然没有发生根本性改观。

美国内战结束后最初10年间，美国的国民教育仍相当落后。据1870年的统计，当年年龄在10岁以上的人口当中，文盲总数竟达600万，占全部人口的1/5 左右。面对教育极端落后这种情况，从70年代起，美国联邦政府和各州开始大力发展公共教育事业，投入巨额资金。1870年，用于公共教育事业的开支为6300万美元，1910年超过2.4亿美元。文盲占全部人口的比重，由1880年的17%下降到1910年的7.7%。内战结束后，发展和改革高等教育成为现代工业社会的迫切需要，于是教育成了日益被人们重视的事业。[146]

凭借19世纪的积累，进入20世纪后的美国人经过发明创造又推出了大批新的实用性成果。1900—1915年授予专利96.9万项，平均每年获得专利的发明数超过1860年以前整个美国历史上所获得的总和。当然要推广这些发明并使这些发明转化为生产力，需要大量有技术的、勤奋的个人。一位专利局的官员在1900年这样写道：“要利用这些发明取得最好的效果需要美国工人的聪明智慧，结果导致了聪敏的发明和爱思索的人的结合。在聪敏的机器后面糊涂人是毫无用处的。”为了使劳动者适应工业化的要求，美国政府在教育上的投资是惊人的。一位权威人士估计在公共教育上，美国从1860年投资6000万美元猛增到1900年的5.03亿美元，到了1910年，美国70%的黑人男子和95%的白人男子有文化。[147]

在工业革命进程中，高等教育对提高国民素质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内战结束之后，美国联邦政府扶持重视发展和改革高等教育使之更好地适应现代工业社会对人才的需求。

内战之前，高等教育一直被看作是私人或者宗教团体的事业，政府从来不加干预和资助。1862年，林肯总统签署了由佛蒙特州众议员贾斯廷·莫里尔提出倡议，并以他名字命名的莫里尔法。这一法令的实施，使联邦政府成为推动高等教育事业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莫里尔法规定，按各州在国会中代表的人数，凡是有参议员或众议员1人，联邦政府便拨给该州3万英亩公共土地转给各州，各州可出售该项土地，把所得款项作为教育基金，支持建立农业学院或机械技术学院。这项法令实施后，共有1300 多万英亩公共土地转到各州，先后成立69所“土地赠予”学院（即用出售联邦赠地所得款项建立的学院），西部许多州因此成立了州立大学。1892年，国会又通过第二个莫里尔法，规定联邦对每一所土地赠予学院提供年度拨款，并使南部各州得以建立类似的学院。莫里尔法是美国历史上关于教育的重要立法，对美国教育事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48]

在联邦政府的率先垂范下，19世纪中后期，在两次工业革命中聚集起巨额财富，富可敌国的大企业家和金融巨头们以“做慈善”的形式对高等教育进行大量的私人捐助，这种私人捐赠对美国高等教育的迅猛发展功不可没。这些巨额的、令欧洲国家富豪瞠目的而且非常普遍的捐赠活动，既有大企业家和金融巨头们为改善他们在社会公众中的形象而有意为之这一目的，也不可否认，有前述美国传承已久的“清教徒”精神，为了“荣耀上帝”而行。于是，大量私立大学纷纷建立，为美国的科学技术输送了源源不断的人才。而这些私立大学也都成了蜚声世界的顶级大学。1868年，靠电报业起家的百万富翁伊兹拉·康奈尔出资创办了康奈尔大学；1875年，铁路大王科尼利尔斯·范德比尔特（Cornelius Vanderbilt）创办了范德比尔特大学；1876年，巴尔的摩大银行家和铁路巨商利兰·斯坦福（Amasa Leland Stanford）创办了斯坦福大学；1891年，石油大王洛克菲勒捐赠 3400万美元，建立芝加哥大学。[149]

美国的学院或大学数量之多，发展之快，是无与伦比的。1870年，美国的高等院校有563所。到1910年达到近1000 所，入学新生总数33万余人。而在这一时期，法国的全部16 所大学招生人数总共约4万人，差不多相当于美国高等院校全体教职员的数目。[150]

毫无疑问，就人力资源的数量和质量而言，美国内战结束之后的19世纪后半叶，正值电力革命风起云涌之际，高素质的人力资源供给为美国牢牢占据这场新科技产业革命的巅峰创造了远超欧洲诸强的条件，“科学技术资本化”在美国深化成为必然。

综上所述，在电力革命时期，构成美国“科学技术资本化”日趋深化的“社会生态环境”因素是多样和复杂的，它们的合力促成了科技与资本联姻升级为“1.1版本”。

工业革命是人类社会的科学、技术、经济、政治和自然环境等综合因素发展的必然产物。工业革命是一个历史过程，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具备了开展新工业革命的各种前提条件，成为人类史上第二次工业革命的中心之一。美国内战以后特别是在19世纪80年代就开始了新工业革命，90年代后向纵深发展，20世纪初工业革命取得全面胜利。新工业革命成为推动美国现代历史前进的巨大动力。生产力飞速发展，新产业层出不穷，科学创新和技术发明快速转化为生产力，美国社会状况和生活方式发展壮大变革。总之，美国是带着丰硕的成果、巨大的转变和一系列的社会问题从19世纪跨入到20世纪的。在新世纪开初的岁月里，整个美国社会经历了数十年的巨大变化以后，以崭新的但令人震惊的面貌出现在世界上：从此美国社会开始完全建立在一个全新的工业文明的物质基础之上。[1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