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清朝的民族政策：以国统族

费正清认为，就清朝而言，“东亚大陆上这个伟大帝国尽管以人口稠密的汉人地区为中心，但长期以来不得不兼顾中亚边远地区的民族，特别是草原上的游牧部落和半游牧部落，这些马上民族在中国的内政中曾一直是一支相对重要的力量。尽管某些中国历史学家惯于对蒙古人和满洲人征服中原的过程轻描淡写，但这种征服仍然反映了中华帝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个本质特征。在异族通过征服汉人建立的王朝中，汉人和异族人共同进行管理的最佳典范就是清政府的统治”^[18]。

一 满汉关系

客观来说，“清室以异族入主中国，统治极难驾驭的汉人，其国祚能长达268年，更能造成100年以上的盛世，这种成就，绝不是偶然的。满洲是一个优点很多的民族，它的最大长处是勇武善战，有政治才能，模仿能力强，肯虚心吸收外来的文化和人才。这些地方与蒙古人大不相同。中国历史上促成改朝换代的内在因素，不外四端，即：外戚、宦官、权臣和藩镇，满人能使这四种因素的危险性减到最低的程度”^[19]。傅乐成这段话实际上肯定了清朝对中华帝国的政治发展所作出的贡献。

清前期与中期是爱新觉罗家族英才辈出的年代，六代英君明主代代相连^[20]，文治武功皆显卓越：统一中国、平息动乱、开疆辟土、抵御外侮，将中国从水深火热的明末乱世带入中华帝国时代的巅峰时期——“康乾盛世”。大清王朝就是在这一时期最终奠定了现代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基本格局。而这一切的实现，没有汉人社会对清朝统治事实上的强大支持是不可想象的。

然而，汉人对拥有皇权的满族的民族仇恨由来已久（此前对元朝的蒙古人统治亦如此）。“清人入关，遭遇到明代士大夫激昂的反抗，尤其在江南一带。”“汉民族文化正统的承续者是读书人”，但这些人为了“使他们的经济生活维持在某种水平线之上”，只能“应举做官，这样就走上与异族政权的妥协”，从而使“中国社会实已走上一条比较和平而稳定的路，而为狭义的部族政权所宰制”。^[21]尽管钱穆具有汉人正统思想的偏见，但他也承认清朝在处理“帝国政治”与“民族政治”关系上所取得的政治成就。

清廷并不回避自己优待满洲蒙古的“民族政治”，但也不愿意让这种民族政治成为“反清复明”根据。他们想方设法在理论和制度上加以调适，其中包括雍正皇帝亲撰 《大义觉迷录》对“华夷之辨”进行理论反驳，对崇祯给予厚葬，开科取士，重儒尊孔。一方面，从中原王朝的正朔来看，清政权是一个“异族的政权”；另外，它是儒家文明的守护神和发扬光大者，因此赢得汉人社会的支持，使清朝体制基本没有受到挑战，得以维持200年。太平天国运动中汉人儒生的表现比较能够说明问题。太平天国直接的军事镇压者如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和李鸿章等，尽管都曾经手握重兵，却完全忠诚于清廷，视清廷为礼教化身，并没有因“华夷之辨”而挑战满洲皇权。另外，汉族泱泱人口对满族事实上的包围以及儒家文化对八旗子弟的浸染，也促使满族自觉或不自觉、自愿或不自愿地走上了“汉化”的道路。

二 清朝的边疆民族治理

与正统的华夏王朝或有不同的是，清帝国的扩张欲望更为强烈，对边疆地区的统治策略也更为灵活多样。在某种意义上说，清朝似乎有两个“政治首都”：一个是北京，这也是正式的首都；另一个部分担负首都职能的所在是热河（今承德），康熙以后，清代皇帝一直是在那里接见外藩使臣。清代管理蒙回藏及外藩事务的政府机构是理藩院。和其他政府机构不同的是，理藩院里没有汉人大臣，全部是满人大臣。理藩院作为清代处理有关少数民族边疆地区事务的权力中心，不仅带有相当的“排斥汉人参与”的色彩与意味，同时也刻意排斥不同民族之间的互相联系，使蒙、回（新疆）、藏这三大区域都直接面对帝国中央，从而分而治之。清廷处理边疆民族问题的手段相当灵活多样，恩威并施，如乾隆帝所言：“中国抚驭远人，全在恩威并用，令其惑而知畏，方为良法。”^[22]因此，本身作为少数民族的满洲统治者，在前现代时期，有效地巩固了多民族帝国的统治。

濮德培从“边疆环境、国家建设（state building）、建构我族认同的历史表征（historical representation）”^[23]等角度，解释了清朝平定准噶尔叛乱、控制蒙藏的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中国在与沙皇俄国的竞争中成为胜利者，从而将领土扩张到整个欧亚大陆东部，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规模。与此前的中原王朝相比，清朝的满洲统治者不仅以军事征服作为扩张手段，更采取灵活的“商业化”（commercialization，利用贸易网络治理边地）和“地区化”（regionalization，促进区域性的政治整合）的策略有效地合法化自己对这些边疆地区的统治并使之维续，其政治传统一直延续到今天。

柯娇燕在其著作《满族人》^[24]中提出了一个问题：清朝究竟应该算是一个“鞑靼帝国”（Tatar Empire）还是一个“中原王朝”（Chinese Dynasty）？她认为满族统治者是以中亚诸民族的大汗而非中国传统王朝的帝王身份出现的。这种观念的产生实际上和清代治边的策略有着很大的关系，但却忽视了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有清一代，国家的政治中心和政治取向始终是在华夏文明区，因而形成了“中心—边缘”的二元结构。这是对于另外一种中国建构模式的误读，姚大力指出，中国历史上存在两种不同的国家建构模式之间的区别：一种是外儒内法的专制君主官僚制模式；另一种则是从汉地社会边缘的内陆亚洲边疆发展而来的内亚边疆帝国模式。后者萌芽于辽，发育于金，定型于元，成熟、发达于清。如果没有这样一种国家建构模式的参与，今日中国就不可能有这般广袤的版图。^[25]显然，在清代治边当中，运用了大量的内地资源，如协饷白银、绸缎、茶叶等供应军需，维持驻军的需要。整合游牧社会与农业社会的资源能力，恰是清朝的一个重要特征。

另外，满洲统治者对汉人社会存在的反对满族意识一直怀有深刻的戒心，这种戒备也体现在清廷处理满洲与其他民族的关系上。在一种“华夷之辨”的观念视野里，满洲统治者一直是以“夷”的身份自居的，这在《大义觉迷录》中有明确的表示。同时，他对于别的“夷”也并非是推心置腹。而是既考虑华夷一体，同时也注重华夷互相制约。满洲统治者非常重视与其他民族（“夷”）的结盟关系，特别是对蒙古族、藏族等大民族。清廷一方面承认和尊重不同民族间的差异，不以治理汉地的做法处之，实施“因俗而治”，进行羁縻、分化、控制等多手策略，如对东西蒙古态度截然不同，厚待东蒙古，鼓吹“满蒙一家”，亦以盟旗制度分化之。对西蒙古态度则是高压，特别是准噶尔汗国，则是“痛剿”；但对一些西南少数民族，则采取治理汉地的做法，如鄂尔泰等人的“改土归流”。对天山南北，运用多元化的统治手段，汉族、满族、蒙古族等既相互配合，又相互牵制、彼此制约，其族群策略和权术的娴熟，令人叹服！

由此可见，清朝作为中华帝国时代的最后一季封建王朝，其统治的重心在于“国”而非在于“族”。传统多民族帝国的政治结构特点，注定使其统治带有一定的民族性特征，汉唐宋明这些历代华夏王朝也概莫能免。然而，中国之所以作为世上唯一以实体国家延续至今的原因，恰恰在于中华复合文明的包容力量。可以说，清朝因为是满洲所建，具有强烈的内亚色彩。而正是这一点，将历史上的内亚政权的特点发挥到了极致，无怪乎姚大力称为“成熟于清”，也确保了清朝的疆域有效控制程度之高，为历史所无。虽然被俄罗斯割走大片土地，但是，仍然为后世留下了广袤的藏、蒙、疆的国土空间。这一功绩不应被抹杀。

总而言之，清帝国立足中原，开疆辟土，以极高的政治智慧建构起一个庞大的政治实体，不仅延续了中华帝国的法统，更以独特的方式促进了帝国中心与边缘地区的政治整合。

三 作为统治工具的“民族”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建构论在关于民族和民族主义的社会科学理论中已渐居主导地位。在建构论者的理论视野里，族群或民族不过是现代社会主观建构的产物，是一种“想象的共同体”。但当我们分析中国历史现象时却可以发现，作为“前现代群体”的清代“满洲人”，也正是在政治过程中被建构起来的“民族”。也就是说，当“血缘命定”式的原生论强烈地塑造了我们对“民族”的认知和理解模式的时候，清代的满族统治者已经在实践意义上超越了这种认知，并通过卓有成效的政治手段控制“民族意识”，使之为帝国政治服务。可以说，这一点说明它大致符合“原生论”的某种意义与指向。史密斯指出，前现代民族的辨识有五个主要尺度，即专门的名称、共同祖先的神话、共享的历史记忆、某些共同的文化因素、与某个故土的联系等。^[26]前现代民族（ethnic）的形成，其中之一是有共享的“历史记忆”——《满洲源流考》将这一记忆追溯到“女真”。^[27]

清廷“让民族成为统治工具”的政治实践，除了强化满族自身民族性的政治建构，同时依据对其他强势或边远民族的政治承认及宗主与藩属国之间间接统治关系的确认扩张大清帝国，并对一些“弱势民族”（如西南的“苗蛮”）采取直接统治（“改土归流”），即现代话语所谓“尊重差异”与“同化”并置的政治手段巩固帝国的疆域及治理。就统治术而言，其内在的政治逻辑与现代国家毫无二致。但大清帝国作为“前现代国家”与现代国家的不同也是显而易见的。

由此看出，“民族”作为有清一代重要的统治工具之一，其收效甚大。在这一点上，恰如安东尼·史密斯所言，“现代主义坚持把现代世界的民族类型与过去的集体文化认同区分开来是正确的。同时，我们却应该注意不要在这些‘前现代群体’和‘现代民族’之间划出太大的断裂，也不要像霍布斯鲍姆那样预先否定前现代群体和现代民族之间的任何延续性”^[28]。由此可见，利用民族主义促进国民效忠于国家，并不是民族—国家（nation-state）体制确立后才有的现象，在欧洲民族主义理论传播到中国之前，清政府已经拥有了类似的政治经验。而这种政治经验的来源，无疑与满洲统治者出身于异族而统治中原的历史境遇有着密切的关系。在清朝统治者的“前现代意识结构”当中，已经有鲜明的族群建构论与工具论的痕迹。

清朝娴熟地使用“民族”作为统治资源，成为其政治上的一个显著特点，既保持自己的相对独立性，同时又能笼络各族群为自己服务，一是清廷通过各种政治手段建构满洲民族的民族性，以维护满洲群体与其他群体的社会边界，从而使自己的政权有一个具有强烈内聚力的“民族化”的基础。二是“八旗制度”作为国家的核心政治制度，维持“满洲”的优越性。建立不同于汉地的另外的一套体系进行运转，如八旗上层贵族有将军、都统，下层则有各种披甲、军士均享受比其他族群更高的政治待遇，形成认同并保持极高的忠诚度，“八旗子弟”始终成为清代最重要的核心统治集团，并通过世袭保证其统治集团地位。三是对汉人社会而言，是满洲获得统治资源的一个重要来源。通过尊崇儒家文化，推行科举制度，把汉人精英纳入国家体制，从而获得汉人社会的政治支持。四是对少数民族实行恩威并施的手段，形成一个二元格局的中华王朝与藩属体系，其目的在于防备汉人社会的反抗。既是一种整合，同时又保持一定的差别性，使得大清帝国的国家建构体现出不同于历朝的特色，也不同于同一时期其他帝国的国家建构，如俄罗斯帝国、奥斯曼帝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