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编：民族篇

第一章 满族民族性与国家认同

——政治化结构与去政治化结构

自清朝建立至灭亡，满族的民族性发生了重要变化。众所周知，清末民初的中国社会政治环境激烈动荡，满族从一个帝国时代的政治民族迅速演变成民国之后的文化群体，这种演变不仅体现了中国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过程，也造成当代中国满族自我认同的特点。对这一问题，美国的路康乐进行过讨论，他写道，旗人整个地被视为满洲人，发生于19世纪末。因为在革命者的眼里，旗人即满人，所以在旗人自己眼里，事情也变得如此。^[1]而复旦大学姚大力教授的观点与路康乐有一定差别，他指出，从皇太极下诏改称“满洲”之日，满洲共同体就开始存在了，但是这个共同体的性质经历了不止一次的重大变化。只有在乾隆时代奠定满洲人的共同血统的观念时，满洲认同才被赋予前现代民族认同的性质。^[2]这种讨论将满族的民族形成过程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满族作为历史上强大的政治民族，其族性受历史过程与政治环境的深刻影响。历史上，满族先民生活在东北亚的森林地带，以渔猎为生。自唐以降，在满族先民活动的历史舞台上，曾经出现了一些彼此并无渊源的强大政权——渤海国、女真金朝、满洲清朝。这些政权分别以各自的政治中心统一靺鞨女真各部，呈现出“间歇式重构”的特色^[3]，在长时段历史时期内交替兴起，清代达到巅峰，恰如孟森所言“千年之间三为大国，愈廓愈大”^[4]。20世纪初，随着清朝的覆灭，中国两千年“大一统”的封建王朝轮回历史宣告终结，肇始了现代民族国家（nation-state）体系的建构。满族在中国政治体制从帝制走向共和的过程中，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尤其是为革命党“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社会动员，提供了一个“种族他者”，而自身渐渐融于中华民族共同体之中。在当代中国社会，满族是中国55个少数民族中第二大民族人口集团，成员超过1000万人，但在文化上已经不具备自己鲜明的特点；相反，在诸多方面都和中国的主体民族——汉族有高度一致性，无论是体质、语言还是居住格局、生活习俗，甚至可能部分地包括心理认同。尽管如此，20世纪 80年代以后，一场“满族文化复兴”运动却正在诸多领域方兴未艾，如知识界的“满学热”，互联网上的“满汉之争”等。这种“文化复兴”表现得最突出的一个特点，是高度依赖历史叙述，并将这种叙述置放于一种现代民族主义的价值逻辑之中，因而在一定意义上重构了历史解释。

在时贤们的讨论中，已经指出满族的“族性”始终是值得深入研究的论题。与路康乐和姚大力关注的问题角度不同，本章讨论的是对于这个曾经掌握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代皇权的民族来说，为什么欧式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并没有在清末民初国家转型的时代，催生出一个满族民族主义运动，相反满族民族性迅速消散，与新主体民族大规模融合，成为现代史上的典型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