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党的十九大，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擘划了未来三十年我国发展的宏伟蓝图，制定了两阶段发展的战略安排。即：从2020年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从2035年到2050年，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必然要求，也是当代中国人的历史使命。到建党100周年，我国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踏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

一场突如其来的全球范围的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正在改变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也可能历史性地影响和改变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进行中长期研究，必须深入分析、牢牢把握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正确分析形势，科学研判机遇和挑战，前瞻性地制定战略和政策。

从国际上看，未来五至十五年，甚至更长时段，国际力量对比将深度演化，世界发展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将显著上升，新一轮科技革命将深刻影响全球发展格局。

首先，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化。世界上主要国家之间的力量对比是百年变局中最为关键的变量之一。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大变局主要表现为国际力量对比的“东升西降”。一方面，冷战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沉湎于“历史终结”的幻象，个别大国对外肆无忌惮地耀武扬威、消耗国力，对内受“大缓和”（Great Moderation）一叶障目，轻忽收入差距，放任阶层撕裂、族群对立，已显现出西方世界大厦倾颓的草蛇灰线。冷战结束以来，美西方以高负债和过度金融创新的方式，让金融食利阶层大肆汲取普通大众在实体经济活动中创造的剩余价值，以致贫富悬殊、阶层固化的现象日益突出，并以美国次贷危机、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国际金融危机等方式集中爆发，在直接减缓本国经济增长和损害人民福祉的同时，也为西方国家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民族主义、民粹主义提供了温床，从而把影响外溢到世界各国。另一方面，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通过体制机制改革创新，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中优化配置资源，加强科技创新，发展开放型经济，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经济社会发展取得长足进步，人民生活水平稳步提升，在全球生产网络中的重要性及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不断增加。2020年以来，新冠肺炎疫情对国际格局产生的深刻影响，将进一步加速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东升西降”的演化态势。

其次，和平与发展仍是时代主题，但国际社会中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因素显著增加。和平与发展是全世界人心所向，符合世界历史发展潮流。随着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的深入发展，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的深度与广度不断拓展，国家利益相互交织，人类从未像今天这样命运与共。与此同时，国际环境的动荡性、竞争性或对抗性却在显著上升，世界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各种问题日益凸显。在和平问题上，全球发展面临的安全威胁始终存在，地区冲突和局部战争持续不断，不少国家及其民众特别是儿童饱受战火摧残；在发展问题上，国家间发展不平衡，不同群体收入分配不公平，财富差距扩大等问题更加突出且尚无有效解决方案；在信任问题上，国家之间的竞争更趋激烈，地缘政治博弈色彩明显加重，国际合作受到严重侵蚀；在治理问题上，气候变化、网络安全、难民危机、重大传染性疾病等全球性问题日益凸显，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抬头，全球治理体系和多边机制受到冲击。

最后，新一轮科技革命重塑全球经济结构与发展格局。新一轮科技革命是一场技术经济范式的协同转变过程，是全球经济结构演进的重要推动力，也是一柄具有高度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双刃剑”。一方面，包括中国在内的具有一定工业基础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抓住科技革命的历史机遇，不断提升本土创新能力和培育创新主体，形成独立的产品平台、研发体系和实验体系，催生出新业态、新模式、新产业，在一些新兴产业领域同发达国家并跑，还可通过新技术与传统技术和产业的融合，在成熟产业领域利用其独特市场优势和资源优势实现赶超。在此过程中，大国竞争将越来越集中体现为科技创新能力的较量，大国之间针对关键技术的博弈将更加激烈。另一方面，人工智能、网络信息、生物技术等新技术的突破，将对经济、社会和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带来难以估量的重大影响。科技创新在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同时加大了收入差距，在创造就业的同时也会引起失业，在保障人类安全的同时也可能引发灾害性后果。

从国内看，我国已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发展具有多方面优势和有利条件，但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

第一，我国发展具有较大的潜力。党的十九大明确指出，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我国现代化总体水平与世界发达国家相比还有较大差距，仍有巨大的投资潜力、广阔的消费空间、良好的外需前景。同时，经过四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和快速发展，我国宏观调控能力明显增强，经济体制逐步完善，物质基础不断夯实，科技创新能力显著提高，抗风险能力和国际竞争力明显增强。

第二，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凸显。我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产业体系涵盖了41个工业大类、207个工业中类和666个工业小类。随着城乡收入水平的持续提高和中等收入群体的壮大，国内消费市场规模扩大，我国在总量意义上正成为世界第一消费大国。完备的工业体系和超大规模内需市场共同带来了集成创新优势，让新技术、新产品能够以较快的速度从实验室走向大规模商业化运用，创新驱动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更加充足。这些因素为充分发挥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创造了条件。

第三，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为后来居上提供了可能。以新能源汽车、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物联网、区块链为代表的新技术将进入大规模产业化应用的加速阶段。新科技为制造业和服务业赋能成为“新工业革命”的突出特征，并深刻改变生产组织方式，朝着智能化、定制化的方向发展，专业化分工将进一步细化，劳动生产率进一步提升。作为最大的新兴经济体，紧紧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带来的机遇，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可能迎来飞跃。

第四，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明显提高，政治稳定，社会安定，人心思进。党的十八大以来，党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促改革的能力和定力不断增强，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更加巩固，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明显加强。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描绘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图谱”，使党和国家长治久安有了“四梁八柱”的制度支撑。我国全面深化改革取得全方位、开创性的重大突破，全面依法治国取得明显成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日益完善，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全社会发展活力和创新活力空前增强。

当然，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也还存在不少深层次的矛盾和挑战，有的是经济发展阶段难以避免的，有的是体制性、结构性的，有的是国际环境变化带来的。

一是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对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提出了更紧迫的要求。历史上，各国在人均GDP达到1万美元之后普遍出现了矛盾暴露、挑战加剧的问题。一个经济体从中等收入向高收入迈进的过程中，需要摆脱体制机制、增长动力和发展方式的路径依赖，在这些方面实现质的飞跃。否则，很容易出现经济增长的停滞和徘徊，或难以突破高收入国家门槛，或跨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后长期徘徊。这主要是由于经济快速发展时期积累的矛盾未能消除，增长减速后原有发展模式和体制机制无法适应，缺乏有效应对系统性风险的办法。一旦经济增长出现大幅波动或陷入停滞，蛋糕不能做大，就有可能引发社会问题和更大的经济问题，使经济和社会发展出现停滞或倒退。国际上，这方面的教训十分深刻。

二是经济增速放缓，对创新驱动发展提出了更紧迫的要求。我国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已经开始下降，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明显放缓，简单依靠技术学习引进的后发追赶模式的空间显著收窄，一些地区土地约束、环境约束增强。总体来看，劳动、资本、技术引进、土地等要素资源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在边际上趋弱。当前我国创新驱动经济增长的能力还不够强，一些核心关键技术领域还面临“卡脖子”问题，未来经济增长对更多依靠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和自主技术创新提出了更紧迫的要求。

三是工业化进入后半程，对产业转型升级提出了更紧迫的要求。传统制造业竞争力不强，各类经营主体面临的困难明显加剧，转型升级的压力越来越大，部分外资企业和民营企业向外迁移意向增强。我国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问题凸显，产业链供应链安全问题更加突出。服务业在经济中占比继续上升，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成为新趋势，制造业占比下降的隐忧上升。经济增长的需求结构继续变化，投资拉动效应降低而消费拉动效应增大。这些变化对产业转型升级提出了更紧迫的要求。

四是城镇化进入后半程，对城乡一体化治理提出了更紧迫的要求。新一代农民工对举家在城市安居乐业抱有更强烈的愿望，就业城镇化与居住城镇化之间的张力将增大，城镇人口和潜在新市民对享受均等化城市基本公共服务提出更高要求。农村人口结构和生产组织方式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乡村社会治理面临新挑战。这些都对实施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乡村振兴战略和加快城乡社会一体化治理提出了更紧迫的要求。

五是消费升级加快，对公共服务供给提出了更紧迫的要求。随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居民人均收入水平进一步提升，人们传统物质消费需求占比趋稳或下降，而新型服务消费和公共产品消费需求将以更高的弹性增长。一方面，对医疗、养老、幼儿教育、家政服务、休闲旅游、文体娱乐等领域的消费需求，不论从数量上还是从品质上，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另一方面，对生态环境、公共卫生、小区物业服务、城乡软硬件基础设施等公共和准公共产品的需求增强，对各级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意识和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

六是人口老龄化加快，对经济社会发展提出了更紧迫的要求。我国人口出生率处于低位，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仅为1.719（2017年），未来几年人口总量将达到峰值，但老年人口规模持续扩大。就业年龄人口总量持续减少，人口抚养比明显提高，将从供给侧继续降低经济潜在增长率和实际增长速度。人口老龄化程度的不断攀升还给社会治理、财政、社保、金融、医疗等领域带来一系列新的挑战，对生育、退休、育幼养老等政策提出许多新的重大课题。

基于中国经济社会中长期发展面临的形势、任务、机遇和挑战，中国社会科学院汇聚了相关领域的研究人员，分别对20多个重大专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并形成了本书。这些专题广泛涉及乡村振兴与反贫困、工业化与制造业转型、服务业升级、财税体制与财政可持续性、重大金融改革、产业及竞争政策、所有制结构、对外开放新格局、数字经济、创新驱动、金融稳定、宏观调控、新型城镇化、区域发展、生态环境、人口老龄化、劳动力市场、收入分配、社会治理、民生短板、社会保障、法治建设、文化强国等一系列重大问题。

2020年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冲击，是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也为中国的中长期发展提出新的课题。本书立足中长期发展，聚焦中长期问题，突出中长期重大战略和政策，但并未涵盖中长期发展的所有问题和方面。希望本书的出版，能够为社会各界更好地理解和把握未来一段时期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趋势、新机遇和新挑战，思考中国中长期发展战略和发展路径提供有益参考。书中如有疏漏或错误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谢伏瞻

2020年7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