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马克思主义对英国大众文化研究文本化趋向的纠偏

周海玲^[1]

摘要：英国大众文化研究吸收阿尔都塞结构主义和符号学的方法后确立了文本化的研究方法，转向葛兰西之后的大众文化研究逐步蜕化为文本政治学，过于集中于文本分析的大众文化研究在建构意义漫无边界的过程中，忽视了大众文化受限于制度、经济等物质化基础。文化研究的物质性根基的缺失导致文化研究失去了政治意义，面对这样的一个文本泛化和文本去政治化的大众文化研究的现状，英国大众文化研究第二代核心人物霍尔和第三代核心人物托尼·本尼特，反思大众文化的文本化研究的得失，提出重新定位大众文化研究的文本化，对大众文化研究的文本化趋势进行了纠偏。这些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大众文化文本化的研究方法仍然可行，关键是要在具体的文本生产和阅读接受等大众文化实践活动中去阐释文化领导权各方权力主体的斡旋协商，解释统治阶级在机构、制度、文化政策领域对大众的管制，从另一方面来看，大众也能在阅读实践活动中实现对社会结构的改造和构形。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大众文化；文本化趋向；纠偏

英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经历了从传统精英主义文学理论到大众文化研究的范式转型，这种转型从理论资源来分析，表现为从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到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转向。完成从阿尔都塞到葛兰西的范式转向之后，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的大众文化研究吸收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符号学的方法，出现了一大批从文本角度介入文化研究的著作。在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的英国大众文化文本化建制的进程中，除了托尼《文本、读者、阅读构形》（1983）、《历史中的文本》（1985）、《邦德及其超越》（1988）和《文学之外》（1990）这些从马克思主义视野建立的文本理论外，同时还有费斯克《电视文化》（1987）和《理解大众文化》（1989），它们阐述了以生产快感去实现消费抵抗的文本消费主义。此外，后马克思主义者拉克劳和墨菲《领导权和社会主义策略》（1985）提出了接合理论，他们强调微观政治，用多元、差异、对抗的后结构主义话语理论和文本策略否定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其中，费斯克的文本消费主义和拉克劳、墨菲的接合理论被视为转向葛兰西之后，英国出现的“新葛兰西派”的代表性路向。

一 葛兰西转向与大众文化研究的文本化趋向

英国文化研究学者在媒介时代成功建立了文本分析，大众文化的文本分析不仅在理论上也在实践上成功地摘除了利维斯主义的完整统一性的文本皇冠，真正确立了大众文化的文本研究地位。但是伴随着大众文化的符号学文本分析的成功建制，文化研究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局限于文本分析，脱离了早期文化研究对于大众包括工人的日常生活经验的关注。其中原因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

第一，大众传媒文本的符号学研究因在学院的广泛建制而成为显学，文本伴随着媒介对生活层面的广泛渗透而出现了文本过于泛滥的现象。“霍加特和威廉姆斯代表的是英国早期的文化研究，也是社会批判，与20世纪80年代以后在英语世界开始流行的文化研究有着根本区别。”^[2]这种根本的区别首先在于大众文化的研究地位不同，早期文化研究对大众文化是批判立场，而英国文化研究经历符号学的文本分析的建制，大众文化获得了体制内的生存。文本分析从伯明翰中心的霍尔编码/解码研究开始，在托尼的大众文化研究课程成功建制之后，以电影、电视和广播、广告等为文本分析的重要著作还有莫里（Morley）的《全国受众》（The Nationwide Audience，1980）、《家庭电视》（Family Television，1986），费斯克和哈德利的《解读电视》（Reading Television），戴尔（Dyer）的《明星》（Stars，1982）和《天体：电影明星和社会》（Heavenly Bodies：Film Stars and Society，1986）。不仅大众文化研究的地位发生了变化，而且对大众文化的关注度也大大提升了。20世纪50年代只有少数一批文化研究理论家关注电视、广播、流行音乐和流行小说、广告，到了20世纪80、90年代，“不仅是电视和广播，还有视像、电脑游戏——和最新出现的互联网文本（与此相关的现象是‘超文本’）”^[3]。特别是商业运作的互联网时代下文本的无限增殖，当我们意欲解读一个文本之时，“并不是解读一个具体的文本，我们还需要了解与这个文本相关的一系列互文本，而且还要了解这些互文本生产的秩序”^[4]，我们处于“面临着过多文本的困境”^[5]，人们再次质问“什么是文本”的文本本体论问题，还有论者主张“重返文本分析的新形式主义”^[6]，即回到单一的、整体性的文本观。

第二，文本政治、符号民主代替了现实生活中的真实政治。霍尔就感慨地说：“伯明翰学派的转折（同时也是它的衰落）最终发生于80年代后期，即所谓的‘新时代’（newtimes）的出现，……正是因为后现代性问题的登场，使得伯明翰的模式难以为继，并为更多样化的文化研究所取代。”^[7]后现代主义反对总体性和本质主义、基础主义而提倡多元主义、解构主义本身就很复杂，不是一个流派一个学术团体的理论主张可以囊括的，但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理论分析模式产生了强烈冲击，其中的典型表现是用后现代主义的理论方法来解读政治经济领域内的阶级斗争和阶级压迫剥削等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论题，于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和文化等研究领域出现了文本政治、符号民主等文化政治形式。在英国文化研究领域出现了运用话语理论与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的新葛兰西派，墨菲和拉克劳的《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策略》被认为是英国新葛兰西派的代表性著作。从渊源上讲，“墨菲和拉克劳的后马克思主义文本策略来源于罗兰·巴尔特、德里达、克里斯蒂娃、索莱尔斯等人的文本理论”^[8]，它从话语实践的角度解读政治认同和社会结构，将社会结构界定为“开放的、非稳定的、非统一的、偶然的。总是处于这样或那样的一种被阐发的过程中”^[9]，竭力将差异性政治、多元性认同与激进的民主政治纳入到话语理论的框架内，把话语政治和文本策略作为一种超越马克思主义的总体化及本质主义宰制的新的解放模型确立起来。

墨菲和拉克劳的接合理论，是在复杂多元的新时代语境下以话语理论实现文化领导权：“葛兰西把霸权视为一种接合过程，已经预示了一种语言政治学的新视域，而后马克思主义的话语政治不过是语言政治学的后结构主义处理。”^[10]英国文化研究中的后现代主义转向，也是一种后马克思主义转向。马克思关于普遍主体、全面解放、阶级斗争、国家权力等宏大叙事和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政治斗争以及政治经济学概念等被后现代的微观政治所取代，“微观政治关注日常生活实践，主张在生活风格、话语、躯体、性、交往等方面进行革命，以此为新社会提供先决条件，并将个人从社会压迫和统治下解放出来”^[11]。为什么后马克思主义萌生于原本激进的英国文化研究领域，这个问题可以从很多方面解读，但是毋庸置疑的是，“后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来源于文学理论和文本分析的解构主义策略”^[12]，英国文化研究越来越脱离早期与各种政治斗争的实践，而是局限于“话语的实践”。文本分析的话语实践实现的只是语言政治学，并未产生真正的政治。“文化研究在霸权主义范式下，更多地把权力理解为通过话语符号化运行。严肃的演说或声明，在系统化的表达中构成了福柯的‘话语’。”^[13]英国文化研究在语言学转向之下，将现实领域内的阶级斗争、政治经济学等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概念，转化为语言学的象征世界里的表征（reprsent）接合（articulation）等概念，现实世界的抵抗和统治转化为话语想象界的颠覆和游戏，由此发生的是认识论取代了本体论，“在没有阶级和阶级对抗的情况下，社会进化将不再是政治革命”^[14]。

第三，文化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逐渐成为大众文化文本的学院研究，文化研究学者以“文本的愉悦”这种书斋内的革命想象自慰遮蔽了现实领域内的经济被压迫政治不平等问题。到了费克斯那里更是极度美化在日常生活领域大众文本消费过程中，消费活动类似于文本阅读实践产生的罗兰·巴特式“文本的愉悦”与“文本的僭越”之间的符号游戏，在坚持大众文化文本消费的能动性同时却忽视了资本的控制力量和生产的极权结构对大众文化产品的操纵，忽视了消费环节中的抵抗很可能是另一环境中的融合，忽视了消费过程中被操纵性和抵抗性的辩证关系。费克斯吸收了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罗兰·巴特和克里斯蒂娃的文本阅读的快感理论和德赛图《日常生活的革命》中的策略理论，提出“生产者式文本”（producerly text），指出大众在消费过程中从抵抗的角度产生快感，文本的意义不是被动地由主导意识形态决定的。“‘生产者式文本’这个范畴，是用来描述‘大众的作者式文本’的”，大众在消费文化工业的商品时不是被动地接受文化霸权的规训和控制，“大众文化就犹如险恶的山区，对它进行游击式的（进攻性）解读，是体制中不可避免的环节”，按照经济生产的逻辑，文化产业的商品只有大众的消费才能实现其经济效益的实现，而大众可以“只会选择能够提供抵抗、逃避或中伤该霸权的可能性的文本”，资本主义体制的经济与意识形态决定了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而日常生活又反作用于它们，“大众文化充满了对抗的因素，而‘措辞’（diction）的‘对抗’（contra）力量则来自它（不情愿的）‘生产式文本’的‘生产者式’读者。”

从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的英国大众文化研究，随着大众传媒文本的符号学研究在学院的广泛建制而迅速得到了学术推广和学术影响力。从学理逻辑上，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话语理论和转向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是一脉相承，这也与当时英国撒切尔夫人执政期间的“第三条道路”的现实政治语境趋同。学院体制内生存的大众文化研究，文本分析作为大众文化研究的方法论地位确立起来了，但是文本化趋向在扩张文化政治领地的同时也大大折损了其理论批判力和马克思主义的原则立场，引发了同时期的英国文化研究学界对大众文化研究文本化趋向问题的质疑和反思。

二 大众文化研究文本化趋向的批评与质疑

通过上文的分析，可以发现英国文化研究对以媒介文化为中心的大众文化并不是同质性的立场：从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初期，英国文化研究学者如霍加特和威廉斯、汤普森等人主要是从阿尔都塞、葛兰西的马克思主义批判性立场认识大众文化的，即大众文化是把工人阶级文化整合到现成资本主义文化秩序的模糊领域，都把文化看作是意识形态和霸权的再生产模式。只是到了后现代主义时代，即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英国文化研究过于强调媒介文化的消费和阐释环节实现抵抗资本主义文化霸权的能动性力量，认为大众不能控制文化商品的生产但是可以在消费环节策略地破坏和颠覆原来的意义，这种趋向被人诟病为“文化民粹主义”。批评者认为他们失去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性立场。20世纪9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对此提出异议，^[15]科伦（Curran）称为“新的修正主义”，西蒙（Seamann）批评为“空洞的民粹主义”，弗里斯、哈里斯和麦克盖根（Frith，Harris，McGuigan）称之为“文化民粹主义”，他们批评费斯克代表的“文化民粹主义”在刻意强调平民的文化抵抗的积极意义时，“而对文本的生产条件视而不见”^[16]，恰恰忽略了西方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结构中依然普遍存在的政治经济上的极端不平等的事实，偏离了政治经济学和生产分析的文化研究，把注意力集中于消费、解释和阐释的阶段，而夸大了消费和日常生活的自由性与主动性、创造性，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符号学民主越来越与早期文化研究的文化实践的批判立场背道而驰。斯道雷说文化领导权在英国的理论接受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导致不加批判的民粹主义，重视消费，而忽视生产”^[17]。麦克盖根批评说：“通俗文化研究已经从‘曾经引人注目的……新葛兰西派的霸权理论’转向不加批判的民粹主义。”并称为这是“文化研究中的范式危机”。^[18]约翰·斯道雷批评说，“费斯克这种新修正主义是文化研究发展的最新阶段：其主题是快乐、授权、抵抗和大众鉴别，他代表着一种‘从更具批判力的立场的退却’的阶段。用政治术语来说而且说得好听一点，它是‘消费者权威’的自由主义观点的一种不加批判的回音；说得苛刻一点，它与占优势的‘自由市场经济’意识形态一唱一和。”^[19]

文化研究备受争议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文化研究中滥用的文本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使文化研究偏离了“它本质上的政治的、社会的和物质的根基”^[20]。现在的文化研究，无论是美国的还是英国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对社会和政治过程或者结构的宽泛分析失去边界，文化研究物质性根基的研究的缺失导致文化研究失去了政治意义，在建构意义漫无边界的过程中忽视了体制性和经济性的决定性地位而导致了过于集中于文本分析。因此，“霍尔指出，我们所见到的文化研究中不过就是一种文本学，是由语言或者话语实践建构起权力和政治”^[21]。正如霍尔指出的那样，“文化通过文本性而得以研究”，但是，“同时文本分析也是远远不够的”。^[22]文化研究必须学会“与文化研究的附属性因素例如制度、行政机构、代理机构、阶层、学术机构、合作社、社团、意识形态政党和专业、国族、阶级、种族性别……等保持密切关系，绝不仅仅是批评性文本分析和文本阐述为全部”^[23]。

其实霍尔的这种对墨菲和拉克劳、费斯克等人的解构主义文本策略的既赞同又反对的特殊态度并不矛盾，这是因为霍尔希望通过文本保留政治问题，而不是让大众文化文本研究自身变成备受质疑的问题域，因为文化研究的问题域中最重要的就是如何介入到不断变化的政治实践中去，也就是说，重视文本分析的方法但不能以“所指的滑落”为代价，文本分析的批判并不能代替发生在现实生活中的政治斗争，对于后现代主义之后的文化研究而言，“文化研究不仅仅是解构主义的，它必须是多于解构的，文化研究必须重新定位为‘超越解构和解构之后’和‘超越文本性’的”^[24]。凯尔纳、贝斯特批判后现代主义将政治权力转化为话语权力，呼吁批判性理论对于后现代主义的现实介入力量，话语理论“倾向于掩盖资本主义在当代社会组织形式的生产和再生产中的持续建构作用，把权力和统治分解为多元的，无固定界限的制度、话语和实践”^[25]。

对于发生传媒时代的文化政治，“尽管许多后现代理论正确地指出了媒体和信息的理论，但它低估统治集团支配和影响这些新生社会力量和程度”^[26]。英国学者拉什质疑英国文化研究中的各种新葛兰西主义对“领导权”作为核心概念而导致的认识论取代现实政治的趋向，认为文化研究发展的新阶段必须超越“文化领导权”概念，进入“后霸权时代，无论是通过语言的、广告的甚至是新媒体的多棱镜来看，政治的关键已不再是认识论的，而是本体论的。本体论的存在已不再只是对于抽象权力的抵抗，而是统治自身的工具。在后霸权时代，权力变得更加邪恶。在霸权时代，权力只是盗用了陈述；而在后霸权时代的今天，它直接穿透了存在本身。权力，曾经是外延性的、自外而内地运转，现在变成内涵性的、自内而外地发生作用”^[27]。拉什建议进入“权力制度”的研究。

三 阅读构型对大众文化文本化泛滥的纠偏

托尼·本尼特是继威廉斯、霍尔之后被认为是20世纪90年代英国文化研究的重要领军人物，大众文化研究文本化趋向遭到的质疑引起了托尼的反思，他提出“阅读构型”（Reading—Formation）理论将大众文化文本化研究方法带回马克思主义立场，说明了文化脱离不了制度、机构的物质性基础的限定作用，这是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回归。同时大众文化的阅读构型也说明了文化本身具有物质性功能可以构型社会和构型大众，这是托尼对威廉斯文化唯物主义的坚持和发展。托尼20世纪90年代中期带领澳大利亚文化研究团队，“不是去历史性论述阿尔都塞学派的误识或者‘真实的错误’，本尼特、弗劳和米勒提出解释的政府机制，弗劳用‘阅读制度’，托尼用‘阅读构型’构建现代文学研究和说明读者阅读实践”^[28]。阅读构型理论依然是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问题域中思考文本理论：“托尼批判传统美学或文本概念，并且重新检视读者解释团体，在《邦德及其超越》中，托尼和珍妮特用‘阅读构型’来说明、解释一个文本要检验它的地形（terrain），要澄清它的方法和意识形态，并且通过其中未曾言明和未曾说出的，揭示戳穿其中的方法和意识形态。”^[29]

托尼的阅读构型理论是对大众文化研究文本化泛滥的纠偏，重新限定了大众文化文本研究的物质性边界。一方面，托尼不同于费斯克引入的是福柯僭越和快感理论，以文本消费主义颠覆文本生产主义。托尼引入的福柯理论是知识和权力的相互生产关系，文本作为知识的载体在阅读过程中实现了社会的政治修辞。托尼说明了限定构成性的权力和知识来源于政府对文化机构的政治和技术的管理。“本尼特的研究说明康德美学模式下的文学研究缺失体制性的技术维度的思考。”^[30]另一方面，托尼不同于拉克劳、墨菲和巴特勒（Butler）等后马克思主义者纯粹意识领域内的文化政治，这些后马克思主义沿袭马克思主义关于本阶级与非本阶级“自我意识”方法去反对阶级还原论和经济决定论，托尼带领弗劳和米勒等澳大利亚文化研究学者，从阐释现代文化机构（cultural institutions）的实践和技术方面去研究文本作为权力运作的场域如何发挥意识形态的功能。概括起来，托尼的阅读构型具有以下理论意义：

第一，托尼在20世纪80年代就认识到了大众文化的复杂性，托尼提出要在意识形态复杂性的视野下来考虑大众文化既有的积极和消极的复杂两面性：“通俗文化的领域是由统治阶级夺取霸权的企图以及与之抗衡的斗争形式所构成的。由此，它既不是简单地由与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相一致的强制的大众文化构成的，也不是简单地由自发对立的文化构成的，而确切地说，它是两种文化交融渗透的领域。在该领域中——在通俗文化不同的特定形式中——统治的、被统治的以及对立的文化与意识形态的价值和要素错综复杂地‘混合’在一起。”^[31]也就是说，文化研究书斋里的文化政治并不符合大众文化的实际，在社会现实中大众文化已经无法剥离出文化审美主义的批判性抑或是文化消费主义的同化，大众文化时代的到来，必须重新认识经典马克思主义中的“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关系，这种关系不再把基础与上层建筑剥离开来，也不在“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关系中分辨“物质—文化”的主导和从属地位，而是要说明“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物质—文化”之间的相互生产关系，这是托尼对大众文化重新定位的基础性理论前提。

第二，大众文化作为意识形态斗争的场域，具有构型社会和构型大众的物质性能力。大众文化是媒介时代消费主义逻辑下文化和意识形态争夺文化领导权的场域，这构成了对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的动态性构成的观点，即文化研究中“大众文化既不是大众的文化扭曲，也不是他们文化的自身肯定，或者如汤普生的说法，是他们的自我创造；相反，它被视为一个力的场，体现的是确切是为那些互为冲突的压力和倾向所形构的关系。”^[32]从托尼对第一代文化研究学者汤普森进行的评价中，可以看出托尼不同于汤普森对工人阶级文化作为自我阶级的确认功能，而是认为大众文化是一个文化权力角力场域。20世纪9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社会普遍进入消费社会的文化现实是，经典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剥削、压迫等宏大理论话题巧妙地消解成物质消费上的平等和自由。大众在这种消费社会中并不具备阶级属性的本质主义理论预设，大众本身是一个模糊的地带，并不具有阶级本质和阶级自我确认的自动属性以及简单地被定义为经济学上的被剥削阶级。大众有待于在具体的文化实践中动态地去构成，大众文化成为一种易变的构成，由不同因素组成，这些因素能够被联结成不同的布局，并且能够通过各种复杂多变的方式与社会斗争联系起来。

第三，大众文化文本的研究方法仍然可行，托尼不是简单地、非此即彼地以批判的立场或者同化的立场对待大众文化的功能，而是在大众文化阅读实践的场域中强调大众文化对社会形态的构型（formation）功用，关键是要在具体的文本生产和阅读接受的实践活动中阐释文化领导权的斗争过程，解释统治阶级在机构、制度、文化政策领域对从属阶级的管制，同时，也发现在大众的阅读实践中实现对社会结构的改造和构型的能力。对在各种讨论文本研究的未来发展方向中，托尼的“‘阅读构型’（reading—formation）概念经常被人们认为是文化研究中文本分析的前行方向”^[33]。那么，是什么形成了阅读构型呢？“它是阅读活动的产物，阅读活动是由构成具体的社会和意识形态的关系的机构，像学校、出版社、批评团体、流行音乐杂志——它们决定着阅读的主导模式并监控着阅读活动的组建和争论。”^[34]可以肯定的是，阅读构型概念将抽象的文本研究具体为文本被阅读所发生的意义生产的过程研究，开启了经验性地研究读者和阅读实践的方法。更值得注意的是，阅读构型总是或多或少地与意识形态的构型联系在一起。

第四，托尼带领澳大利亚文化研究团队，从制度、体制等物质性因素对文本研究中的限定作出了理论回应。弗劳（John Frow）和莫里斯（Meaghan Morris）就对文本作出了解释：“在文化研究中以文本作为基本概念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在使用隐喻（在最抽象的，标识或者追踪纯粹关系）中，文本发生了突变。文本远非是标识出意义被建构于简单的（写作、言说、电影、服装……）等范围和记述的领域。如果这些被理解为文本分析模式，那么，‘文本’应该是包括实践、机构结构和复杂的代理人形式，代理人存在于法律的、政治的和经济的环境中，特别是处于知识与权力的语境中，以及与之相关的特殊的多重语义层结构中；从存在论的角度看，文本总是与实在连结在一起的，它无法超越具体的阅读实践。”^[35]约翰·哈德利（Hartley）的《大众的现实》（Popular Reality，1996），伊恩安（IenAng）的《居室的战争：重新思考后现代世界里的媒介受众》（Living Room Wars：Rethinking Media Audiences for a Postmodern World，1996）对文本的无限增殖和意义的模糊性多义性进行讨论。他们共同提出了“文本环境”（textual environment）概念；文本环境由文本丛、意义丛以及连结文本和意义的潜在的读者的活动组成。文本环境关注三个方面：“1.文本生产的物质结构（最明显的是，最关注文本生产的特殊体制）。2.文本流通的物质结构。3.是什么在引导普通大众阅读的秩序过程，是什么让我们在文本之间建立的关联，是什么在影响着我们文本的浏览，等等。”^[36]显然，文本环境强调文本与文本之外的物质因素之间的意义生产关系。

阅读构型不仅是对文本的生产，也是对读者（大众文化时代的大众）的生产，这就是读者的阅读实践活动。文本在政府管理的体制下作为一种权力与知识运作的工具。托尼演绎了19世纪文学如何被变成一种“道德的技术”。在19世纪，政府通过培养理想的教师、鼓励文本多重的解释活动实现对读者无穷无尽的伦理教化；^[37]读者的阅读活动，如何遭遇文本并不是我们所见到的自然而然发生的，“读者作为外在于文本的主体和文本作为等待被阅读的客体这种纯然状态不是真实的，相反，读者和文本都是在阅读构型中被合作再生产出来的”^[38]。就像伊塞尔所言，“文本提供一个去展示各种各样的阅读空间而不是展示唯一正确的阅读”^[39]，19世纪的文学研究机构不是给出权威性的正确阅读，而是组织阅读活动，鼓励读者对阅读标准的“无尽的”修订。这样，文本——阅读实践——读者形成了一个阅读构型的生产与再生产关系，文本和读者都不是先验性和本质主义的，而是在文化权力场域中动态性相互生产。从这个角度讲，托尼的阅读构型理论对马克思主义大众文化研究文本泛滥趋向有所纠偏，也对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中读者反应批评理论和马克思主义主体论实践论都有启发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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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周海玲，汕头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

[2] 赵斌：《社会分析和符号解读》，载[英]约翰·费斯克《理解大众文化》中文版导言，王晓珏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12页。

[3] Couldry，Nick，Inside Culture：Re-imagining the Method of Cultural Studies，London：SAGE，2000，p.69.

[4] Couldry，Nick，Inside Culture：Re-imagining the Method of Cultural Studies，London：SAGE，2000，p.70.

[5] Couldry，Nick，Inside Culture：Re-imagining the Method of Cultural Studies，London：SAGE，2000，p.69.

[6] [英]格拉姆·特纳：《英国文化研究导论》，唐维敏译，台北亚太出版社2000年版，第148页。

[7] 黄卓越：《英国文化研究与中国研讨会纪要》，《外国文学》2006年第6期。

[8] Bowman，Paul，Post-Marxism Versus Cultural Studies，Edinburgh：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2007，p.25.

[9] [美]凯尔纳、贝斯特：《后现代理论——批判性的质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版，第255页。

[10] 周凡：《葛兰西与后马克思主义的生成》，《现代哲学》2008年第6期。

[11] [美]凯尔纳、贝斯特：《后现代理论——批判性的质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版，第150页。

[12] Bowman，Paul，Post-Marxism Versus Cultural Studies，Edinburgh：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2007，p.25.

[13] [英]斯科特·拉什：《后霸权时代的权力——变化中的文化研究》，《江西社会科学》2009年第8期。

[1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98页。

[15] [英]约翰·费斯克：《理解大众文化》，王晓珏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112页。相关的著作有：Harris，David，1992，Form Class Struggle to the Politics of Pleasure：The Effects of Gramscianism on Cultural Studies，London：Methuen和Mc Guigan，Jim，1992，Cultural Populism.London：Routledge和Murdock，Graham，1989，“Cultural Studies at the CHarrisrossroads”，Australi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16：37-49以及Frank Webster，Sociology，Cultural Studies，Disciplinary Boundaries，in A Companion to Cultural Studies，ed.by Toby，Blackwell Publishers，2001.pp.79-99.Nicholas Garnham，The Political Economy and Cultural Studies，see S.During，the Cultural Studies Reader，second edition，1997.

[16] [英]格拉姆·特纳：《英国文化研究导论》，唐维敏译，台北亚太出版社2000年版，第149页。

[17] [英]约翰·斯道雷：《文化理论与通俗文化导论》，杨竹山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94页。

[18] [英]约翰·斯道雷：《文化理论与通俗文化导论》，杨竹山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95页。

[19] [英]约翰·斯道雷：《文化理论与通俗文化导论》，杨竹山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98页。

[20] Ferguson，Marjorie and Golding，Peter（eds.），Cultural Studies in Question，London：SAGE，1997，p.18.

[21] Ferguson，Marjorie and Golding，Peter（eds.），Cultural Studies in Question，London：SAGE，1997，p.123.

[22] Hall，Stuart，Cultural Studies and its theoretical legacies in Grossberg，Cultural Studies，Law-rence.Cary Nelson，Paula Treichler（eds.），New York and London：Routledge，1992，p.284.

[23] Hall，Stuart，Culturalstudies：now and in the future，Cultural Studies，Grossberg，Law-rence.Cary Nelson，Paula Treichler（eds），New York and London：Routledge，1992，pp.16-17.

[24] Bowman，Paul，Post-Marxism versus Cultural Studies，Edinburgh：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2007，p.32.

[25] [美]凯尔纳、贝斯特：《后现代理论——批判性的质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版，第287页。

[26] [美]凯尔纳、贝斯特：《后现代理论——批判性的质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版，第287页。

[27] [美]斯科特·拉什：《后霸权时代的权力——变化中的文化研究》，《江西社会科学》2009年第8期。

[28] Goldstein，Philip，Post-Marxist Theory：An Introduction，New York：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2005，p.97.

[29] Groden，Michael and Kreiswirth，Martin，（ed.），The Johns Hopkins Guide to Literary Theory and Criticism，Baltimore and London：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2005，p.581.

[30] Goldstein，Philip，Post-Marxist Theory：An Introduction，New York：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2005，p.103.

[31] [英]约翰·斯道雷：《文化理论与通俗文化导论》，杨竹山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4—15页。

[32] [英]托尼·贝内特：《大众文化与“转向葛兰西”》，陆杨译，陆杨、王毅编：《大众文化研究》，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63页。

[33] Couldry，Nick，Inside Culture：Re-imagining the Method of Cultural Studies，London：SAGE，2000，p.82.

[34] Bennett，Tony and J.Woollacott，Bond and Beyond：The Political Career of a Popular Hero，London：MacMillan and NewYork：Methuen，1987，pp.84-85.

[35] Frow，John and Morris，Meaghan，“ Australian Cultural Studies，Storey”，John（ed.），What is Cultural Studies？London：SAGE.1997，p.335.

[36] Couldry，Nick，Inside Culture：Re-imagining the Method of Cultural Studies，London：SAGE，2000，p.81.

[37] Bennett，Tony，Outside literature，London and NewYork：Routledge，1990，pp.177-180.

[38] Bennett，Tony and J.Woollacott，Bond and Beyond：The Political Career of a Popular Hero，London：MacMillan and NewYork：Methuen，1987，p.64.

[39] Goldstein，Philip，Post-Marxist Theory：An Introduction，New York：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2005，p.1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