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方法、史料与问题

（一）作为方法的阅读史

20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历史学界为突破精英叙事的姿态，逐渐发展出一种自下而上的、“重视被传统历史学所忽视和排斥的底层群体和普通大众”的历史观，[95]档案、口述、地方志、日记等新史料被广泛运用，“史学的重心发生了从民族国家向地方/区域研究、从公共制度向家庭生活、从治国理政向大众文化研究的转变”。[96]在研究思维上，历史学则从政治、经济取向转向社会和文化领域，近来又有“超越文化转向”的说法，“人们开始反对把文化说成是逻辑上必然的、有内聚力的、统一的和静态的观点，认为文化是一个存在着实践活动的领域，充斥着有意识的行动、斗争、冲突和变迁，强调文化中人的活动”。[97]

在这个潮流中，“阅读”作为日常生活的实践之一，成为历史学的研究对象。德塞托说，“不管是报纸还是普鲁斯特的作品，文本只有通过读者才能获得意义；它依读者而改变；它根据某些挣脱其怀抱的感知编码而组织自身”，对“阅读”进行研究，将消除被广泛运用的假设，即“一个消极的、‘被提供信息’、被处理、打上烙印并且没有历史性角色的公众的存在”。[98]

在这个理念指引下，借助文学中的“读者—反应”等理论，书籍出版史研究在“文本/作者”基础上增加了“阅读/读者”的面向。约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Roger Chartier、Robert Darnton、James Allen等学者，达成了“向阅读史迈进”（toward a history of reading）[99]的共识。与此相呼应，以法国为中心，辐射整个欧洲和北美，研究者着手进行了许多令人耳目一新的个案研究，阅读史的成果逐渐丰盛，从而打破了书籍史只关注作者和文本的精英意识。在社会民主化的整体氛围中，大众对经典文本的阅读、阅读公众的兴起、启蒙运动时期的出版与阅读等论题，集中体现了阅读史对下层民众和个体心灵的关怀。最终，它以新文化史的身份，在西方历史学中获得了合法性。

近来，中国书籍史亦开始涉及“阅读/读者”问题。譬如Anne McLaren发现，晚明时期日益增长的图书，其序言和点评语开始频繁使用“四民阶层”、“天下之人”说法，就是对日益多元化和不同阶层组成的阅读公众的回应。[100]Barbara Mittler亦注意《申报》在建构女性读者和“上海人”身份认同上的各种言说。[101]但必须指出，这一类研究的立足点仍在文本，“阅读/读者”的面貌大多以建构的方式间接呈现。

不过，已有研究触及阅读史充满魅力的核心地带。潘光哲以书信为主要史料，细致呈现《时务报》在各类读者中产生的不同意义，展现了阅读活动和思维观念之形成的互动关系[102]。章清则借助日记，探讨不同身份读者阅读《新青年》的不同方式，发现“五四不再是一个笼统的思想运动，而是因人而异的月映万川”[103]。这两个个案颇具“解构”色彩，揭示印刷物之于社会的实际影响，是如何与我们的想象判然有别。

本书受上述研究启示，但并不打算沿袭旧路，潘、张两位先生均以刊物为中心，横向搜集了同一时空下不同读者的阅读实践，本书则偏向于纵向挖掘，移情于个体的日常生活史，通过观察读者“社会世界”的更新，揭示报刊在塑造现代精神时所扮演的角色。

（二）作为史料的日记

阅读史研究常要处理史料问题，但阅读“作为一种实践时，却非常罕见能留下踪迹，散落无尽的个体行为，很容易从历史记录中脱落”[104]。为克服这个困难，西方历史学家主要借助公共图书馆的借书登记卡、图书出版档案、遗产或物资的公证清单、甚至旧时代的绘画，来还原阅读的外部面貌，即“读什么，谁在读，在哪里看和什么时候看”，但对于“人们怎样消化文字，产生何种回应”，[105]这一涉及阅读主体心灵的内在过程，上述史料就显得捉襟见肘了。

为了通往读者的心灵，历史学家开始运用书信研究阅读史。20世纪80年代初期，达恩顿得到了一份书信档案，该档案记录了一个商人阅读卢梭小说的经验，他激动地写道，这是“一份绝无仅有的文件”，“带来了希望，使我们有门径追踪法国大革命之前的20年间，在巴黎以外的法国地区过着寻常生活的资产阶级的阅读经验”。[106]在中国，书信作为史料倒没有被束之高阁，各类报刊的通信栏，如《格致汇编》、《新青年》等，很早就被挖掘出来使用。[107]

比书信更易通往个人心灵的史料是日记。日记是“自我之书”，是建构与呈现自我的一种叙述方式，[108]其阅读、写作和个人记录往往彼此交织。在清代，写日记蔚然成风，读书人尤好在日记中记录阅读事宜，多先摘录内容，继之以感受，或赞赏，或疑惑，或批判，充满真情实感。对于声称要探索读者心灵的阅读史而言，日记是当仁不让的最佳史料。

进入本书视野的日记约有10多本，他们能够浮出水面，成为研究的主要对象，纯属历史偶然，其原因在于，晚清日记浩如烟海，能够被搜寻、留存和出版的寥若晨星；但我与他们的相遇也是人为制造的缘分：首先，本书叙述的时间设限于甲午前夕至辛亥，他们的日记均跨越或隶属此期间；其次，本书重点探讨阅读行为，他们在日记中留下了较多的读报记录，并且其情感和思想世界的蛛丝马迹可堪分析。

本书将读书人分为三“类”（上层绅士、地方读书人、青年学生），这只是粗疏的、理想型的划分。世上没有两片相同的叶子，同类人也不会拥有完全一致的生活状态，因而无法不加限制地推及其他；不过，将他们“编排”成一类，亦有十分充足的理由，正如张灏所说，这一类人面临着相似“历史情境”，可能使他们具有某些共同的特征。[109]事实上，当我们用稍微远距的镜头观察，就会发现他们生活在相似的文化模式下，拥有差距不远的心态。不过，若我们用“显微镜”细察，则他们每一个人面临的“生存情境”，诸如死亡、苦难和爱，又各有不同，因而只能根据他们自己的人生历程来理解。本书勉力而为，尽量客观呈现共享一定文化模式、却又有身份、地理及代际等差异的读书人的日常生活。

具体而言，传统的读书人在成年期经历了甲午战争，其日记多横跨这一较为重要的时间点，他们未接触报刊前的日常生活留下了痕迹，为在其个人的生活史脉络里进行纵向比较提供了可能。在“上层绅士”和“地方读书人”的区分上，本书未采纳张仲礼将“生员视作下层，将贡生、举人、进士算作上层”[110]的功名决定论，而是遵循孔飞力的办法，将“影响超越了他们出身的地区、其社会关系达于国家政治生活顶层的那一部分人，称之为‘全国性名流’”，“‘省区名流’和前一部分有密切联系，但其势力和影响限制在较窄的范围内。相比之下，‘地方名流’缺乏前两部分人的社会特权和有力的社会关系，但仍然可以在乡村和集镇的社会中行使不可忽视的权力”。[111]依此标准，本书将活动在“省区”的人划作上层绅士，如孙宝瑄，虽没有科举考试的功名，但其学识甚高，活动范围也跨越了地域限制。相反，刘大鹏，虽是1895年的举人，但其学识却略逊一筹，且活动空间主要在乡村社会，因此，算作地方读书人的代表。这些为他人贴上的“上/下”、“全国/地方”标签只为研究方便而设，考虑的是上述因素可能会导致人们面对不同程度的现代性，因而，其阅读的报刊、注意的内容、产生的回响可能不尽相同。至于青年学生，他们是在科举废除前后成长起来的“新知识分子”，是纯粹的“过渡一代”，他们所面对的社会世界与传统读书人相比，已发生重大变化，这个群体对待时代的态度与他们的上一辈有显著差别，提供了一个对代际进行观察的契机。

（三）问题的再确认

探索历史是一次充满悬念的航行，出发之初，只有朦胧而缥缈的想象。但正如史景迁（Jonathan Spence）所言：“只要有人追忆，往事就不必如烟。”[112]本书将满载阅读报纸的碎片，在“生活世界的现代性”之灯塔指引下，驶向晚清读书人的心灵世界，期待从中发现以下问题的答案：

（1）作为一种现代文化形式，在帝制晚期，报刊如何进入中国历史？如何被呈现为“现代”？

（2）报刊为它的读者描绘了一个什么样的世界？这个世界与中国传统读书人的社会世界有何不同？

（3）阅读报刊给晚清读书人带来何种变化？不同身份、时代的人之间有何差异？

（4）报刊究竟塑造了晚清读书人的何种现代气质？这一气质对近代中国的社会进程有何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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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1卷，人民出版社，1982，第287～288页。

[2] 转引自〔美〕舒德森（Michael Schudson）《新闻的力量》，刘艺娉译，华夏出版社，2011，第34页。

[3] 李锐：《毛泽东早年读书生活》，万卷出版公司，2004，第86页。

[4] 〔美〕凯瑞（James Carey）：《作为文化的传播》，丁未译，华夏出版社，2006，第11页。该段引文括号内容为本书作者所加。

[5] 〔美〕凯瑞：《作为文化的传播》，丁未译，华夏出版社，2006，第11页。

[6] 〔美〕舒德森：《新闻的力量》，刘艺娉译，华夏出版社，2011，第48页。

[7] 本书涉及的人物有进士、举人和秀才，之所以称之为“普通”，因其在被分析的时期，社会的影响力均为一般，无声名显赫或思想超前者。

[8] 〔美〕黄仁宇：《现代中国的历程》，中华书局，2011，第62页。

[9] 这一短语是刘小枫先生归纳舍勒（Marx Scheler）的现代性研究取向时提出的，并非舍勒的原话，引自刘小枫《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上海三联书店，1998，第16页。

[10] 〔美〕舒德森：《新闻的力量》，刘艺娉译，华夏出版社，2011，第3页。

[11] 〔古希腊〕柏拉图：《斐多》，杨绛译，辽宁人民出版社，2000，第41页。

[12] 〔美〕默顿（Robert Merton）：《社会理论和社会结构》，译林出版社，2006，第661页。

[13] 〔美〕博格（Peter Berger）、〔美〕卢克曼（Thomas Luckmann）：《现实的社会建构》，汪涌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第13页。

[14] 〔英〕马尔凯（Michael Mulkay）：《科学与知识社会学》，林聚任译，东方出版社，2001，第4页。

[15] 〔美〕施拉姆、波特：《传播学概论》，陈亮等译，新华出版社，1984，第256页。

[16] 〔美〕塔奇曼：《做新闻》，麻争旗、刘笑盈、徐扬译，华夏出版社，2008，第172页。

[17] 这一对术语的中文翻译来自黄旦《传者图像：新闻专业主义的建构和消解》，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第105页。

[18] Robert Park：News as a Form of Knowledge：A Chapter in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1940，Vol.145，pp.669-686.引文见669页。

[19] 〔奥〕舒茨：《社会世界的意义构成》，游淙祺译，商务印书馆，2012，第181～284页。舒茨的原文亦包括“后人世界”（world of successors），其定义是“一个在我的生命终结之后将由其他我居住的世界”（见该书第186页）。不过舒茨对此世界论述甚少，本书也因“后人世界完全超越了我们所能够经验的范围”（见该书280页），对此不作分析。

[20] 〔奥〕舒茨：《社会世界的意义构成》，游淙祺译，商务印书馆，2012，第210页。

[21] 〔英〕罗素（Bertrand Russell）：《我们关于外间世界的知识》，陈启伟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0，第48页。

[22] 〔奥〕舒茨：《社会世界的意义构成》，游淙祺译，商务印书馆，2012，第186、271页。

[23] 〔奥〕舒茨：《社会世界的意义构成》，游淙祺译，商务印书馆，2012，第233～234页。

[24] 按〔奥〕舒茨的原书，“同时代人”还包括“我认识的他人，但当下不在眼前”、“我不认识的他人，而是我亲戚朋友等人所认识的人”两种从“周遭世界”向“共同世界”的过渡类型（见《社会世界的意义构成》第232页）。

[25] 〔奥〕舒茨：《社会世界的意义构成》，游淙祺译，商务印书馆，2012，第259页。

[26] 人需要借助语言发声，但却很少将语言当作观察的对象，“匿名者”即指此意。

[27] 〔美〕李普曼：《公众舆论》，阎克文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第245页。

[28] 〔奥〕舒茨：《社会世界的意义构成》，游淙祺译，商务印书馆，2012，第214、220页。

[29] 〔德〕卡西尔（Ernst Cassirer）：《人论》，甘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第56页。

[30] 〔美〕理斯曼：《孤独的人群》，王崑、朱虹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第11、15页。

[31] 〔德〕舍勒：《知识社会学的问题》，艾彦译，译林出版社，2012，第68页。该段引文括号内容为本书作者所加。

[32] 〔德〕舍勒：《知识社会学的问题》，艾彦译，译林出版社，2012，第68页。

[33] 〔英〕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译林出版社，2000，页67～68。

[34] 〔日〕竹内郁郎：《大众传播社会学》，张国良译，复旦大学出版社，1989，第25页。

[35] 〔美〕舒德森：《发掘新闻：美国报业的社会史》，陈昌凤、常江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第24～35页。

[36] 费南山：《读者之声：上海和香港最早报纸里的读者来信》，张仲礼主编《中国近代城市：企业、社会、空间》，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第260～265页。

[37] 王维江：《“清流”与〈申报〉》，《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6期。

[38] 姚公鹤：《上海闲话》，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第129页。

[39] 陈宝箴：《湘抚陈购时务报发给全省各书院札》，载《时务报》第26册，1897年5月12日。

[40] 梁启超：《本馆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载《清议报》第100册，1901年12月1日。

[41] 张之洞：《鄂督张饬行全省官销时务报札》，载《时务报》第6册，1896年9月27日。

[42] 严复：《国闻报缘起》，载张之华编《中国新闻事业史文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第98页。

[43] 贺葆真：《贺葆真日记》（民国影印本），光绪二十三年（1897）八月初三，无出版日期。

[44] 孙宝瑄：《忘山庐日记》（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第917页。

[45] 王德昭：《清代科举制度研究》，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2，第166页。

[46] 王国维：《论近年之学术界》，《王国维文集》第3卷，中国文史出版社，1979，第36～37页。

[47] 林毓生：《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第180页。

[48] 包筠雅（Cynthia Brokaw）：《17～19世纪中国南部乡村的书籍市场及文本的流传》，《清史译丛》第七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第40～76页。

[49] 〔美〕张灏：《危机中的中国知识分子》，高力克、王跃译，新星出版社，2006，第15页。

[50] 〔美〕列文森（Joseph Levenson）：《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郑大华、任菁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第14页。

[51] 〔美〕格里德尔（Jerome Grieder）：《知识分子与现代中国》，单正平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第17页。

[52] 郝延平、王尔敏：《中国人对西方关系看法的变化》，〔美〕费正清、刘广京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第144页。

[53] 《申江新报缘起》，载《申报》第1号，1872年4月30日。

[54] 张静庐辑注《中国近现代出版史料》（现代甲编），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书影第30页。

[55] 《述报缘起》，《述报》第1号，1884年4月18日。转引自朱传誉《记“述报”——一张不载于报史之重要报纸》，李瞻编《中国新闻史》（六），台湾学生书局，1979，第477～484页，引文见478页。

[56]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第143页。

[57] 何启、胡礼垣：《新政真诠》，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第145页。

[58] 郑观应：《日报》，载张之华编《中国新闻事业史文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第98页。

[59] 贺葆真：《贺葆真日记》（民国影印本），光绪二十二年（1896）十一月初二。

[60] 李端棻：《奏请推广学校设立译局报馆折》，张之华编《中国新闻事业史文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第24页。

[61] 黄宗智曾指出，清代法律是由背离和矛盾的“表达”和“实践”组成的，只有兼顾两者才能把握历史的真实，见〔美〕黄宗智《清代的法律、社会和文化：民法的表达和实践》，刘昶、李怀印译，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此注释受到章清先生《晚清思想界的形成与知识分子公共空间》一文提示。

[62] 转引自王尔敏《近代经世小儒》，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第446页。

[63] 罗志田：《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社会和学术》，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第63页。

[64] 〔美〕李欧梵：《现代性的追求》，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第236页。

[65] 〔美〕王德威：《被压抑的现代性》，宋伟杰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第5页。

[66] 刘小枫：《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上海三联书店，1998，第206页。

[67] 〔美〕孔飞力（Philip A.Kuhn）：《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陈兼、刘昶译，上海三联书店，1999，第304页。

[68] 〔美〕卡林内斯库（Matei Calinescu）：《现代性的五副面孔》，顾爱彬、李瑞华译，商务印书馆，2002，第48页。

[69] 〔法〕波德莱尔：《波德莱尔美学论文选》，郭宏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第485页。

[70] 〔德〕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现代性的哲学话语》，曹卫东译，译林出版社，2011，第13、19页。

[71] 〔美〕沃勒斯坦：《何种现代性的终结？》，周宪编《文化现代性精粹读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第115页。

[72] 〔英〕霍尔：《现代性的多重建构》，周宪编《文化现代性精粹读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第43页。

[73] 转引自〔英〕海默尔（Ben Highmore）《日常生活与文化理论导论》，王志宏译，商务印书馆，2008，第187页。

[74] 〔德〕舍勒：《资本主义的未来》，罗悌伦等译，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5，第182页。

[75] 〔法〕福柯：《什么是启蒙？》，汪晖、陈燕谷编《文化与公共性》，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第430页。

[76] 〔英〕泰勒：《两种现代性理论》，周宪编《文化现代性精粹读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第128页。

[77] 刘小枫：《多元的抑或政治的现代性》，《二十一世纪》（香港）2001年第4期。

[78] 刘小枫：《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上海三联书店，1998，第5页。

[79] 金观涛、刘青峰：《多元现代性及其困惑》，《二十一世纪》（香港）2001年第4期。

[80] 〔美〕柯文（Paul Cohen）：《在中国发现历史》，林同奇译，中华书局，2010，第76页。

[81] 汪晖：《去政治化的政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第465页。

[82] 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第209页。

[83] 〔美〕罗威廉（Williams Rowe）：《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冲突和社区》，鲁西奇、罗杜芳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第4页。

[84] 〔法〕马尔图切利（Danilo Martuccelli）：《现代性社会学》，姜志辉译，译林出版社，2007，第1页。

[85] 刘小枫：《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上海三联书店，1998，第3页。

[86] 〔美〕冉玫铄：《惊世危机和诱人机会：19世纪晚期中国政治及文化变迁》，《清史译丛》第七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第79～102页。

[87] 许纪霖：《近代中国城市的公共领域：以上海为例》，高瑞泉、〔日〕山口久和编《中国的现代性与城市知识分子》，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第53～85页，引文见67页。

[88] 〔美〕爱森斯坦：《作为变革动因的印刷机》，何道宽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第89页。

[89] 〔美〕张灏：《幽暗意识与民主传统》，新星出版社，2010，第34页。

[90] 〔美〕柯文：《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雷颐、罗检秋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第53页。

[91] 这些人当中，最“不普通”的应属蔡元培，1894～1898年，他已经成为翰林院编修，属于精英阶层。不过此间，他仍在传统秩序里生活，并没有像严复和梁启超那样成为现代思想的引介者。

[92] 葛兆光：《中国思想史（导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第14页。

[93] 引自刘小枫《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上海三联书店，1998，第18、24页。

[94] 〔德〕韦伯：《中国的宗教/宗教与世界》，康乐、简美惠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第334页。

[95] 沈坚：《记忆与历史的博弈：法国记忆史的建构》，《中国社会科学》2010年第3期，第206～219页，引文见第208页。

[96] 俞金尧：《书写人民大众的历史：社会史学的研究传统及其范式转换》，《中国社会科学》2011年第3期，第199～219页，引文见第204页。

[97] 俞金尧：《书写人民大众的历史：社会史学的研究传统及其范式转换》，《中国社会科学》2011年第3期，第199～219页，引文见215页。

[98] 〔法〕德塞托：《日常生活的实践》，方琳琳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第260～264页。

[99] 这些文章有：Robert Darnton：“Toward a History of reading”，Wilson Quarterly，1989，Vol.13，No.4，pp.86-102.Roger Chartier：“Frenchness in the History of the Book：From the History of Publishing to the History of Reading”，American Antiquarian Society，1987，Vol.97，No.1，pp.299-329.James Allen：“Toward a History of Reading in Modern France，1800-1940”. French Historical Studies，1987，Vol.15，No.2，pp.263-286.

[100] Anne McLaren：Constructing New Reading Publics in Late Ming ChinaIn Cynthia J.Brokaw and Kai-wing Chow（Eds.）. Printing and Book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5，pp.152-183.

[101] Barbara Mittler：A Newspaper for China：Power，Identity，and Change in Shanghai’s News Media，1872-1912.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4.

[102] 潘光哲：《时务报和它的读者》，《历史研究》2005年第5期，第60～83页。

[103] 章清：《五四思想界：中心与边缘——〈新青年〉及新文化运动的阅读个案》，《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3期，第54～72页。

[104] Roger Chartier：The Order of Books. 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4，p.3.

[105] 〔美〕达恩顿（Robert Darnton）：《拉莫莱特之吻》，萧知纬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第141页。

[106] 〔美〕达恩顿：《屠猫记：法国文化史钩沉》，吕健忠译，新星出版社，2006，第231页。

[107] 熊月之：《西学东渐和晚清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第418～474页。杨琥：《〈新青年〉“通信”栏与五四时期社会、文化的互动》，载李金铨编《文人论政：知识分子与报刊》，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第25～42页。

[108] 苏麓垒：《旧话语中的新词汇》，《中国政法大学人文论坛第二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第57～70，引文见69页。

[109] 〔美〕张灏：《危机中的中国知识分子》，高力克、王跃译，新星出版社，2006，第6页。

[110] 张仲礼：《中国绅士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第6页。

[111] 〔美〕孔飞力：《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谢亮生、杨品泉、谢思炜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第4页。

[112] 〔美〕史景迁：《前朝忆梦：张岱的苍凉与浮华》，温溢洽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第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