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时事浮现：京城的阅读与讨论

光绪二十年（1894）五月至十月，孙宝瑄的心情显得灰暗而沉重，日记“辍而不续者六七月矣”。后来，他反省说：“余素无恒性，且心思多滞碍，一小事，即胸内不能自解。”此种情绪起伏，平常人亦不能免。然而，致使他“忽忽不乐”、“无心动笔”的触媒，远超个人境遇，更有“天下/国家”的安危渗入其中——“兼之倭人肇衅，屡有锋镝之警，长安居者，迁徙纷纷，以是心绪恶劣”。[7]尽管，他对儒学典籍的兴趣曾远超现实世界，但一经关乎国家存亡的战争刺激，读书人“慨然有天下志”的本能，很容易重新焕发。

经过自我调整——“时时跨马出游，返则静坐观书”，孙宝瑄复作日记，“每日所看之书，所历之境，苟有心得，志之勿忘”。[8]因此，1894年最后35天的日记幸存下来，[9]仅从这冰山一角，我们便可窥见他的心灵世界如何从平静悠然突然转向了紧张忧患。

或是巧合，或为刻意，恢复日记的第一天，孙宝瑄阅读的书目就是十分应景的《危言》——“读汤蛰仙大令所撰《危言》一书，专论时务，洋洋洒洒，数千万言”。这本书引发了他的兴趣，他详细摘录了此书的40种目录分类，留下了如下评论：

皆洞悉中外利弊，当兴当革，牛毛茧丝，剖析无遗。而文笔则如长江大河，浩渺无际。令读者爽心豁目，开拓心胸，足以辟中朝士大夫数百年之蒙蔽，惜不令当局者见耳。[10]

此书非文学书籍，但评论中仍然习惯性地保留了文人的审美语调。不过，较为重大的变化在于，书中的思想已经被引入当朝，作为批判的思想资源。也许几个月每况愈下的战局，让他倍感朝廷官员的不识时务。事实上，他的评论极具预言性质，《马关条约》签订后不久，这本1890年刊印的《危言》，就由翁同龢（1830～1904）进呈给光绪皇帝而“令当局者见耳”。[11]

并非从此时起，孙宝瑄就把对经史诗赋的热情完全抛到了一边，审美式阅读仍占据了日记的大量篇幅。不过，注意力的此消彼长也是事实，在1894年的最后一个月，他连续追踪战事，尤其关注清廷议和的消息，对京城士大夫的政治冷漠感到失望，“闻张憔野侍郎今日启行，由山海关登轮诣倭议和。此数日内，都中颇平静，士大夫酌酒相庆矣”。[12]这正是他读《危言》时所批评的“朝中士大夫数百年之蒙蔽”。

我们曾说孙宝瑄其人的过人之处，一个显著的表现就是不做随风摇摆的墙头草。对于议和与否，他有自己的定见：“彼中朝士大夫，动以和为耻，其心固可嘉，抑思为朝廷谋所以为战之具耶？战无可恃，而又耻言和，是以宗社生灵作孤注也。”[13]此种特别的见解，似与流行舆论格格不入。十二月二十，他终于按捺不住，将议论付诸行动，“晚，作上岳父书，议论时事，约千馀言”。[14]这个近水楼台的政见表达，虽少了奏折呈递的曲折，但却绝非亲戚间的日常闲谈。

这场战争逐渐也影响到了读书人的阅读和交往。十二月二十六，孙宝瑄读《通鉴》一书，涉及元代朝鲜事宜，不再像过去那样就事论事，而是立刻从历史跳回到现实：“盖元时固尝有为高丽革政之举。今日本启衅之初，亦以为朝鲜革政为名，而中国弗许。请中国为革政，而中国又弗应。以致锋镝相寻，两国构难，谁执其咎欤？”[15]此种笔调，与半年前读《明纪》时大异其趣。

阅读之外，读书人之间“以文会友”的场景大大减少，“时务”、“时局”、“时事”成为讨论最多的话题，譬如以下的场景：

十二日，晡，余乘马过汤蛰仙，谈时务良久。

十三日，余昨闻李梅孙言：大同沟之战，邓世昌因船破跃水……

二十七日，昨在新吾处，闻日本攻威海可危，今日闻荣城已不守。时局如此，奈何，奈何！饭后，访李梅孙，渠新选安徽青阳县，时梓泉、厚庵、地山皆在，议论时事。[16]

由此可知，孙宝瑄的日常生活显著增加了“时事”的维度。阅读不再全然是与前人为友，涉及同时代人的比重提高；读书人的交往圈，所谈论的重心也从文学诗歌转向了对国家大事的关心和批判。1894年末的一天，尽管生活还是“酌饮尽欢”，然而“时事如此，不知作何了结”的忧虑却始终萦绕。

不过，遗憾的是，这一阶段的日记从未明示，“时事”是否与现代新闻纸有关。孙宝瑄既没有像过去阅读邸报时那样留下痕迹，也未重新提及新的消息来源。唯一确定的是，他已置身于一个与半年前大不相同的信息环境。与昨日的恬静悠然相比，这个新世界充斥了骚动不安。这种变化可能由两个因素导致，一方面，是传统的传播系统，如邸报和人际网络，使北京城的消息密度增长，自然增加了闻见；另一方面，或与新闻纸成为新的消息来源密切相关，日记中讨论的关于战争与议和的动态，似非帝国传统的传播系统所能呈现。

残缺不全的日记，让许多生活场景晦暗不明。好在孙宝瑄并不孤独，关心战争的京城读书人为数众多。光绪二十年（1894）六月十三，蔡元培就通过上海的《新闻报》，第一次了解到朝鲜局势的来龙去脉：“阅上海《新闻报》记朝鲜事……二十七日报谓：日人已发哀美敦战书，订期于昨日十二下钟开仗，据此，则中日已构兵矣。此间杳不得消息，未知若何。”[17]

这一读后感十分详细，超过了600字，属于日记里的鸿篇巨制。根据记录推断，蔡元培所读到的是半个月前的《新闻报》，五月二十七以后的局势，尚无从知晓，侧面反映了京城的消息传播并不畅达。此外，身居翰林院的他，自然还拥有阅读邸报的机会，不过直到七月初一，他才从邸报摘录了上谕：“……着李鸿章严饬派出各军，迅速进剿，厚集雄师，陆续进发。”[18]此乃光绪皇帝诏告天下的通稿，并无战事的实际进展。

直到九月十三，蔡元培才拥有较为稳定的消息来源，上海字林洋行1882年就出版的《沪报》成为其阅读世界的新客。伴随着新闻纸的报道，战争的实际进程一一铺陈开来：

阅九月二日沪报称俄报有论，纵恿英、法、俄各大国割分中国之地，各居一隅。

四日沪报八月十八日鸭绿江之战，倭人第一队最大捷，坚船七艘沉其二。第二队二等船五艘一沉一焚。

五日沪报倭军于一日派兵五千，从高丽东北海岸口登岸……[19]

此类报道，绵延了数月，实实在在地描绘了战争的动态变化。对蔡元培来说，是现代新闻纸而不是邸报，赋予他与战争进程保持一致的可能性。翰林编修的平静生活，也因新闻纸而激起千层浪，增加了现实主义的色彩——“倭事传闻款议将成，贻兵费二万万。同院诸君集于松筠草堂，有丁叔衡、冯梦华两编修所拟奏稿，大旨相同。谓议和不可恃，朝鲜不可弃”；特别是议和的消息，让读书人蒙羞，击溃了他的克制精神——“一至于此，可为痛哭流涕长太息者也！”[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