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审美的偏好：传统文人的阅读心态

以前人为导向的阅读生活，“语带双关、委言婉语、引经据典，以及洗练而纯粹的文学知性，被认为是士绅君子的会话理想，所有的政治现实都被排除于此种会话之外”。[73]这种“知识与现实世界断裂”的现象，不仅出现于知识的生产者（晚清的考据学派）而造成学术的“典范危机”，[74]也发生在知识的消费者身上，致使读书人和现实世界的疏离。但是，为什么这一后果从不曾引起他们的反思，相反，却成为心灵的自为状态呢？

并不是仅仅因为读书人主要倾心前人世界，就武断地认定他们在精神上与现实相距遥远。相反，儒家典籍中充满通往现实世界的桥梁。儒家典籍以经、史为主，经学主要“由挂在孔子名下的‘五经’或显示孔孟之道的‘四书’，以及本派大师对它们的权威诠释”[75]构成，掌握这些学问是读书人的基本教养。所以经学知识的流行程度，自可想象，就如《纽约时报》的敏锐观察，“四书五经维系着清国灵魂……书本知识在大清国民间的传播很可能比在其他任何民族人民间的传播更加广泛”。[76]“作为中世纪的统治学说”，[77]经学书籍中存在大量“应当怎样去处理事物”的“规范知识”，[78]衡量现实世界秩序合理与否的标准多半隐藏其中。而史学记录历朝各代的得失成败，更可引为当下作镜鉴；连诗词歌赋中也含有许多反映民情、讽喻时政的内容，研读它们，并不妨碍人们获得生命的现实感。

问题出在读书的方式上，本书叙及的诸君似乎不约而同、有意无意地在通往现实的道路上“设防”。本来，经书是“学问和思想的起点”，“沿着圣贤的话头讲下去是非常自然的事情”。但这些道理中“包藏着许多为时君所忮忌的东西，涉笔其间，便会成为一种危险”。[79]清代中期以后的“思想钳制和镇压，造成士人对现实的淡漠和古典的关注”，[80]读书人自觉地将知识生产限制于文本考证。虽然19世纪开端的社会危机，已使清廷“不得不开始思想松绑，容忍学者凭借经义以讥评时政，出现了关注风俗人心、经济事功和善于用危言耸动舆论的经今文学派”；[81]但那个由白莲教导致的危机没有持续触及政治的内核，“时政”对一般人士来说依然是禁区，新崛起的思想学派，影响依然限定于局部和少数人身上。

我们再以蔡元培（1868～1940）为例，说明晚清的这种“知识气候”之深远影响力。1894年，26岁的蔡元培已通过清朝最高水平的考试，成为一名翰林院编修。六月初一，他开始写日记，在最初的十多天里，他的阅读世界与孙宝瑄等人并无二致，孜孜不倦地潜心于各种典籍。无论读什么书，他似乎都要评论一番文辞，诸如“今古杂糅，时有俗调”、“立言不得体”之类的话十分常见；即使偶尔读到同时代人的作品，也会习惯成自然地考证起文风的历史来源，不妨摘录六月初三的一段：

读《盘薖》甲乙集，萧山汤纪尚伯述撰。其文亦道源昌黎而取径于恽大云、龚定公。大要叙事之作近恽，杂文近龚，而时旁溢于石笋宅章，结调时有沿袭数家者，循诵洽熟，不自觉也。造语峭鸷，乃近孙可之、樊绍述，浸浸逼周秦诸子。[82]

相较于抽象的经学，充满具体事实的历史更可能成为当下现实的参照，读史的意义或就在于此。研究历史，是中国读书人最富特色的知识活动，梁启超曾说：“中国于各种学问中，唯史学最为发达。史学在世界各国中，唯中国最为发达。”[83]确实，“在一个没有政治学的时代里，史学曾培植灌溉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政治意识，并以兴亡、安危、利病使他们与国家社会相维系。因此，有经世之心的知识分子总是在精神上与史学靠得很近”。[84]

可是本书叙及的诸君留下的读后感，却很难捕捉到政治意识与国家兴亡的身影，他们甚少将历史人事的成败与自己身处的当代现实联系一处。1894年虽非乱世之年，但也并不是无可挑剔、歌舞升平的盛世，因此，此种现象令人费解。

这可能与清代中期以来对思想的压抑有关，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皇帝，把国家事务划出普通读书人的思考范围，禁止他们议论时政，许多读书人“自愿或不自愿地走入实证精神里，去亲近这种用不着议论的学问”。[85]其后果是读书人群体发生了他们自己可能也未予察觉的气质转型，即如日本学者三口久和的观察，“从明末清初顾炎武、黄宗羲、王夫子等以社会参与为目标、采取积极果敢的行动的政治型儒者，大抵上已经变质为稳健的非政治性知识分子＝学者（scholar）”。[86]

这个说法得到了钱穆先生的证实。他说，尽管“校勘、训诂、考订，说是实事求是。但此实事，已不是现实人生中事”，清儒走向了现代学者之路：

他们的治学精神，其实有些近似元代，都在钻牛角尖，走向一角落，远离人生，逃避政治社会之现实中心……但他们已远离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之旧路向。看轻了政治、社会、历史、宗教等实际人生，而偏向于纯文字的书本之学。换言之，则是脱离了人文中心，仅限在故纸堆中书本上，为学术而学术了。他们不想做相与做师，不在现世活人身上打主意，不关切人群大共体，他们只把兴趣集中在几本遥远陈古的书籍上，他们遂真成为一些书生与学者。[87]

在这种氛围的笼罩下，普通读书人很难越过意识形态的阴影。他们想必不会忘记，1729年陆生枬著《通鉴论》，被定罪“借古非今”而招来杀身之祸。杨国强指出，这一案是“历史”的转折点，自那以后，“中国很少有人再用陆生枬那样的态度去读历史了，保留于历史记述中的‘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惩戒’的政治意识也随之而日渐淡漠”。[88]

此外，儒家本身存在着一个根深蒂固的传统，即“研究历史并不是为了说明历史的发展过程，而是为了对儒家道德世界的固有观念进行阐释”，[89]这种将历史置于经学之下的自然后果就是历史的道德化。在本书的主人公中，似乎连这个程度也未达到。此处，我们再集中以孙宝瑄阅读《明纪》、《明史纪事本末》为例，看看他的阅读心态究竟为何？

十一月初五，余谓太祖之薄待功臣，殆过于汉高……

初七，太祖已崩，惠帝嗣祚，燕王桀骜不可制，而建文长者，懦弱无断。为之掩卷太息。

初八，睹燕王杀戮之惨，不胜发指。

十三日，燕王即位，建文逊国，壬午殉难诸臣方孝孺、铁铉、景清等死事最惨烈。

十四日，永乐二年三月，选二三甲进士文学优等杨相等五十馀人。

十六日，成祖杀陈瑛、纪纲二人事，为之快甚。[90]

孙宝瑄关注明代帝王的仁义道德和斗争的惨烈曲折，颇有一种将历史当作故事看待的“去政治化”倾向。对他而言，历史的意义大多不是昨日对今日的借鉴，而是停留在对过去时刻的欣赏。这本浩繁的史书，前后耗费25日方才读完，可谓漫长。其间，他只有两次提及“今”字，一次涉及本朝殿试不问“文学优等与否”，另一次感叹“今之朝政有类此者，惜不得御史如王翱者言之耳”，[91]这已属难能可贵。不过，对照四年后张之洞在《劝学篇》中力陈的“读史应重切用”——“事实择其治乱大端、有关今日鉴戒者考之，无关者置之；典制择其考见世变、可资今日取法者考之，无所取者略之”[92]，可知他离“通今致用”的读法尚有遥远的距离。

虽然不能肯定读书人在“有意识”地回避危险，但在半公开的日记里，他们确实拒绝将经书之理、史书之事引入当下的政治现实，而主要在修身自省和文学审美层面阅读典籍。这种读书方式亦受到前人影响，早在50年前曾国藩新入翰林院时，日记里就满是“温郑风”、“温诗经魏风”或者“苟有心得，录《茶余偶谈》”的字眼，这与孙宝瑄自编《经学膏腴》、“读《月赋》成诵”的行为大抵一致，“这种不离古典的生活，可以说是致力于把有如空气一般的儒学经典变得更加日常化、具体化”。[93]

至此，本章已“拼贴缝合”了许多碎片，呈现出一幅阅读的图景，应该找一个什么样的词语，来描述这个图景背后的心态呢？

任何概括都会牺牲历史的复杂性。但仅就本章几位读书人在日记中的自我表达而言，无论是个人的阅读，还是与朋友的交往，一种贯穿始终的精神或可概括为“审美的偏好”，即对历史、道德、文辞和礼仪的专注，远超挖掘知识和思想对现实的启迪。换言之，读书人不管阅读何种书籍，都有一种将文本视作美学对象去审察的倾向。

因此，中国读书人的古典心灵，即是以前人世界为导向、偏向审美样式的生活方式。这并不表示，这个心灵里没有现实主义的成分，相反，周遭世界的耳闻目见、透过阅读邸报对朝廷事务的关注、通过流言网络对远方事务的了解，均是古典心灵里既有的现实。不过，这个现实范围狭窄、时断时续，与后来阅读报刊所见之现实、所培养之的现实主义精神有根本的不同。

1894年原本是风平浪静，可半年的好时光转瞬即逝。甲午海战，终于将帝制中国编织进现代性一长串丰富而痛苦的故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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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美〕张灏：《思想的变化和维新运动，1890～1898年》，〔美〕费正清、刘广京编《剑桥中国晚清史1800～1911》（下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第272页。

[2] 孙宝瑄（1874～1924），父亲孙诒经，官至光绪户部左侍郎；哥哥孙宝琦，曾任清廷驻法、德公使暨顺天府尹等官，民国后一度任北洋政府内阁总理；岳父李翰章，即李鸿章之兄，任清两广总督。孙宝瑄以荫生得分部主事，继得保补员外郎，历工部、邮传部及大理院等职。

[3] 孙宝瑄：《忘山庐日记》（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第21页。

[4] 〔美〕史景迁：《前朝忆梦：张岱的苍凉与浮华》，温溢洽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第3页。

[5] 皮锡瑞（1850～1908），湖南善化（今长沙市）人，举人出身，三次赶考未中进士，遂潜心讲学著书，经学造诣深厚，署所居名“师伏堂”。引文见皮锡瑞《师伏堂日记（影印本）》第1卷，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第403页。

[6] 刘大鹏：《退想斋日记》，乔志强标注，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第29页。

[7] 本书引用的日期，以汉字大写者，均为阴历。

[8] 孙宝瑄：《忘山庐日记》（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第1页。

[9] 孙宝瑄：《忘山庐日记》（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第36页。

[10] 罗志田：《近代读书人的思想世界与治学取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第3页。

[11] 孙宝瑄：《忘山庐日记》（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第4页。

[12] 孙宝瑄：《忘山庐日记》（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第6页。

[13] 〔德〕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刘继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第55页。

[14] 孙宝瑄：《忘山庐日记》（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第24页。

[15] 曾国藩：《曾国藩全集·家书一》（第19册），岳麓书社，1985，第406页。

[16] 孙宝瑄：《忘山庐日记》（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第13页。

[17] 〔日〕大木康：《关于明末白话小说的作者和读者》，吴悦译，《明清小说研究》1988年第2期，第206页。

[18] 孙宝瑄：《忘山庐日记》（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第28～29页。

[19] 〔法〕魁奈（Francois Quesnay）：《中华帝国的专制制度》，谈敏译，商务印书馆，1992，第62页。

[20] 逐条分别见孙宝瑄《忘山庐日记》（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第14、18、22、31、35页。

[21] 孙宝瑄：《忘山庐日记》（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第14页。

[22] 方汉奇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一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第88页。

[23] 王鸿泰：《社会的想象和想象的社会》，载陈平原等编《晚明与晚清：历史传承与文化创新》，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第139页。

[24] 逐条分别见孙宝瑄《忘山庐日记》（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第21、22、26页。

[25] 孙宝瑄：《忘山庐日记》（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第26页。

[26] 孙宝瑄：《忘山庐日记》（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第10页。

[27] 如清末广泛流传的《曾国藩日记》。

[28] 孙宝瑄：《忘山庐日记》（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第26页。

[29] 何怀宏：《选举社会：秦汉至晚清社会形态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第268页。

[30] 本论文中，“沪”是一个具有现代意义的地点，是许多读书人旅途停顿之所。

[31] 逐条分别见皮锡瑞《师伏堂日记（影印本）》第1卷，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第409、409、410页。

[32] 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第117页。

[33] 何怀宏：《选举社会：秦汉至晚清社会形态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第141页。

[34] 原书此字无法辨认。

[35] 皮锡瑞：《师伏堂日记（影印本）》第1卷，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第440页。

[36] 方汉奇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1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第209页。

[37] 杨静亭：《都门杂咏·看京报》，转引自方汉奇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1卷，第218页。

[38] 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第325页。

[39] 皮锡瑞：《师伏堂日记（影印本）》第1卷，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第447～448页。

[40] 皮锡瑞：《师伏堂日记（影印本）》第1卷，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第448页。

[41] 逐条分别见皮锡瑞《师伏堂日记（影印本）》第1卷，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第449、449、450页。

[42] 逐条分别见皮锡瑞《师伏堂日记（影印本）》第1卷，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第461、462、463页。

[43] 〔美〕张仲礼：《中国绅士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第198页。

[44] 〔德〕韦伯：《中国的宗教/宗教与世界》，康乐、简美惠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第182页。

[45] 刘大鹏：《退想斋日记》，乔志强标注，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第29页。

[46] 〔美〕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王福明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第24～25页。

[47] 刘大鹏：《退想斋日记》，乔志强标注，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第20页。

[48] 行龙：《怀才不遇：内地乡绅刘大鹏的生活轨迹》，《清史研究》2005年第2期，第69～82页，引文见第71页。

[49] 俞雄选编《张棡日记》，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第18页。

[50] 与刘大鹏的日记相比，张棡的日记被删节更多。

[51] 俞雄选编《张棡日记》，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第17～18页。

[52] 俞雄选编《张棡日记》，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第18页。

[53] 孙衣言，字绍闻，号琴西，浙江瑞安人，道光三十年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光绪时官至太仆寺卿，著名学者。

[54] 逐条分别见，俞雄选编《张棡日记》，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第16、20、21页。

[55] 无法确切判断此“报”是邸报还是现代新闻纸，但根据其内容判断，后者的可能性较大。

[56] 〔美〕库利：《人类本性和社会秩序》，包凡一等译，华夏出版社，1989，第255页。

[57] 〔美〕希尔斯（Edward Shiles）：《论传统》，傅铿、吕乐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第32页。

[58] 〔奥〕舒茨：《社会世界的意义构成》，游淙祺译，商务印书馆，2012，第271页。

[59] 〔奥〕舒茨：《社会世界的意义构成》，游淙祺译，商务印书馆，2012，第271页。

[60] 〔美〕理斯曼，《孤独的人群》，王崑、朱虹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第11页。

[61] 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第285页。

[62] 〔美〕库利（Charles Cooley）：《人类本性和社会秩序》，包凡一等译，华夏出版社，1989，第45页。

[63] 〔德〕加达默尔：《真理与方法——哲学诠释学的基本特征》（第1卷），洪汉鼎译，台北时报文化出版公司，1993，第292～294页。

[64] 章清：《学术与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第33页。

[65] 朱维铮：《求索真文明：晚清学术史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第5页。

[66] 〔德〕韦伯：《中国的宗教/宗教与世界》，康乐、简美惠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第236页。

[67] 转引自〔美〕列文森《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任菁、郑大华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第70页。

[68] 〔日〕佐藤慎一：《中国的知识分子与文明》，刘岳兵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第13页。

[69] 杨国强：《义理与事功之间的徊徨》，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第27页。

[70] 孙宝瑄：《忘山庐日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第60页。

[71] 〔美〕希尔斯：《论传统》，傅铿、吕乐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第32页。

[72] 〔日〕三石善吉：《传统中国的内发性发展》，余项科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第129页。

[73] 〔德〕韦伯：《中国的宗教/宗教与世界》，康乐、简美惠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第195页。

[74] 王汎森：《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吉林出版集团，2011，第4页。

[75] 朱维铮：《求索真文明：晚清学术史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第5页。

[76] 郑曦原、李方惠与胡书源编《帝国的回忆：〈纽约时报〉晚清观察记》，当代中国出版社，2011，第101页。

[77] 朱维铮：《求索真文明：晚清学术史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第3页。

[78] 费孝通：《论“知识阶级”》，载许纪霖编《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史论》，新星出版社，2005，第99～106页，引文见第100页。

[79] 杨国强：《晚清的士人和世相》，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第45页。

[80] 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二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第399页。不过葛兆光先生批判此说“大体不错，但未免简单了一些”。考据学的兴起还与学术和思想的内在走向有关，详细讨论见该书402～409页。

[81] 朱维铮：《求索真文明：晚清学术史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第10页。

[82] 蔡元培：《蔡元培日记》，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第1页。

[83]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人民出版社，2008，第9页。

[84] 杨国强：《晚清的士人和世相》，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第47页。

[85] 杨国强：《晚清的士人和世相》，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第56页。

[86] 〔日〕山口久和：《中国近世末期城市知识分子的变貌》，高瑞泉、山口久和编《中国的现代性与城市知识分子》，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第1～24页，引文见第8页。

[87] 钱穆：《中国知识分子》，许纪霖编《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史论》，第76～98页，引文见第92～93页。

[88] 杨国强：《晚清的士人和世相》，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第47页。

[89] 〔美〕列文森：《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任菁、郑大华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第74页。

[90] 逐条分别见孙宝瑄《忘山庐日记》（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第2、2、2、5、6、6、7页。

[91] 逐条分别见孙宝瑄《忘山庐日记》（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第6、10页。

[92] 转引自罗志田《裂变中的传承：20世纪前期的中国文化与学术》，中华书局，2012，第136页。

[93] 〔日〕三石善吉：《传统中国的内发性发展》，余项科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第2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