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研究意义的呈现

当前，中国社会工作正处于全面发展的新时期。随着专业化和职业化进程的不断推进，现实境遇中的排异或契合也不断凸显，因此，本土化也成为社会工作研究领域的热门议题。在这样一个关键的时期，我们开展社会工作本土化和土生化研究具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是理论意义，二是现实意义。

（一）理论意义

首先，社会工作本土化研究是社会科学本土化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可以对社会科学本土化研究产生不同程度的助推力。众所周知，社会科学本土化是20世纪80年代流行于华人社会科学界的一项重要研究议题，特别台湾社会科学界，尤其是心理学界涌现出了一批本土化研究的代表人物，如杨国枢、杨中芳、黄光国等。他们在本土理论、概念和实证研究方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并取得了显著成果。这些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社会科学追随西方社会主流研究亦步亦趋的局面，开启了中西方学术对话的可能性，极大地树立了华人社会的学术自信。不仅如此，本土化研究亦加深了中国人对自身的了解，也增进了世界对中国的了解，是中国对人类社会科学的发展做出的贡献。在社会科学本土化研究方面，中国大陆起步相对较晚，涉足者相对较少，因此还具有广阔的空间。大陆的社会工作本土化，因正处于探索时期，所以研究者更是屈指可数。在这样一种情势之下，开展社会工作本土化研究对于繁荣和推进社会科学本土研究具有积极意义。

其次，社会工作土生化研究是文化自觉和理论自觉的一种具体探索，有利于推进中国风格社会工作的形成。学界共知，文化自觉和理论自觉的提出者分别为我国社会学家费孝通和郑杭生。费孝通先生倡导的文化自觉主要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他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不带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17]文化自觉有两个使命，一是创造自己的文化，二是处理好与外来文化的关系。郑杭生先生提倡的理论自觉是文化自觉的一部分，但理论自觉又有其自身的特殊性，由此他主要结合“中国需要什么样的社会学？”阐释了理论自觉，其核心内容是：“自觉到我们的目标是世界眼光、中国气派兼具的中国社会学，而不是西方社会学某种理论的中国版，是中国社会学界对自己的理论的反思，也是对别人的理论的反思结果，是对自己所教学、所研究的社会学理论和社会理论的自知之明。”[18]以这两位学者的观点来审视，社会工作土生化就是要跳出强势的欧美专业社会工作模式，以本土性社会工作为主，借鉴和融合专业社会工作的优势，从而建构一种土生化的社会工作并参与国际性对话，迈向费孝通先生所谓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境地。[19]由此可见，社会工作土生化研究是文化自觉和理论自觉的具体探索和尝试。

最后，社会工作本土化和土生化研究是“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在研究领域的一种具体体现。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报告深刻阐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鲜明提出了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道路自信就是要深刻认识和自觉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内涵与实质；理论自信就是要深刻认识和自觉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逻辑与特点；制度自信就是要深刻认识和自觉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与优势。[20]虽然这三种自信是针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论述，但对于中国社会工作发展也具有直接或间接性的指导意义。因为从某种程度上讲，中国社会工作也需要走一条具有本土特色的道路，需要认识和把握本土社会工作理论体系，需要构建一种具有中国风格的社会工作助人制度，而这三个需要的实现必须诉诸本土化和土生化的探索。从这层意义上讲，社会工作本土化和土生化研究是丰富和发展“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的一种具体探索和尝试。

（二）现实意义

众所周知，社会工作是衍生于西方的学科和专业，其价值、理论、技巧、方法及对于个体需要的假设都是契合于西方政治、文化、社会和历史脉络的。如果忽视中西方在这些方面的差异性，强行移植欧美模式来解决本国问题，势必会出现跨境域的水土不服。由此，开展社会工作本土化和土生化研究有三方面的现实意义。第一，中国社会正处于加速转型时期，社会问题愈发复杂，社会矛盾更加凸显，社会需求日趋多元。对此，探索一种有效的本土社会工作模式能够有效地预防与缓解社会矛盾和问题，满足社会成员的多元化需求，促进社会健康有序发展。第二，社会建设与社会治理是当前中国社会的一项重要理论和实践议题，而社会工作作为一项服务人的福利制度，不仅是社会建设和社会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社会建设和社会治理的重要途径和手段。因此，推进社会工作本土化探索，有助于推动民生工程建设、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进而达至“寓服务于管理、寓管理于服务”的良好状态。第三，中国社会工作正处于加速发展时期，由于受到西方强势学科的影响，一定程度上难以摆脱追随欧美亦步亦趋的态势。这种发展状况导致中国社会工作发展的“水土不服”现象较为严重。在这样一个时期开展本土化研究有助于构筑本土的理论和方法体系，推动专业发展。总之，开展社会工作本土化和土生化研究有助于推动社会和谐，有助于民生工程建设，有助于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有助于推进专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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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James Midgley，1981，Professional Imperialism：Social Work in the Third World，London：Heinemann.

[2] Kristin M.Ferguson，2005，“Beyond Indigenization and Reconceptualization：Towards a Global，Multidirectional Model of Technology Transfer”，International Social Work 48（5）.

[3] 马海燕：《中国持证社工超过12万，专业社工亟待发展》，中国新闻网，2013年12月6日。

[4] 马海燕：《中国持证社工超过12万，专业社工亟待发展》，中国新闻网，2013年12月6日。

[5] Mayadas，Nazneen S.，Thomas D.Watts & Doreen Welliott，1997，International Handbook on Social Work Education，British Library，pp.1-2.

[6] Mayadas，Nazneen S.，Thomas D.Watts & Doreen Welliott，1997，International Handbook on Social Work Education，British Library，pp.2-3.

[7] 王思斌：《社会工作本土化之路》，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第317页。

[8] Huang，Yunong & Zhang Xiong，2008，“A Reflection on the Indigenization Discourse in Social Work”，International Social Work 51（5）.

[9] Meal Gray & John Coates，2010，“‘Indigenization’and Knowledge Development：Extending the Debate”，International Social Work 53（5）.

[10] 阮新邦、朱伟志：《社会科学本土化：多元视角解读》，八方文化企业公司，2001，第2页。

[11] 李洁文：《社会工作文化问题探讨：从社会科学本土化到社会工作文化反思》，何洁云、阮曾媛琪编《迈向新世纪——社会工作理论与实践新趋势》，八方企业文化公司，1999，第391页。

[12] 王思斌：《试论中国社会工作的本土化》，何国良、王思斌主编《华人社会工作的本质初探》，八方企业文化公司，2000，第174页。

[13] 王思斌：《社会工作本土化之路》，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第317页。

[14] 李迎生：《构建本土化的社会工作理论及其路径》，《社会科学》2008年第5期。

[15] Meal Gray，John Coates & Michael Yellow Bird，2008，Indigenous Social Work around the World：Towards Culturally Relevant Education and Practice，Ashgate，p.26.

[16] Huang，Yunong & Zhang Xiong，2008，“A Reflection on the Indigenization Discourse in Social Work”，International Social Work 51（5）.

[17] 费孝通：《文化与文化自觉》，群言出版社，2010，第195页。

[18] 郑杭生：《促进中国社会学的“理论自觉”——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中国社会学？》，《江苏社会科学》2009年第5期。

[19] 费孝通：《文化与文化自觉》，群言出版社，2010，第195页。

[20] 包心鉴：《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人民日报》2012年12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