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历史
两宋潮州崇韩原因探析
陈贤武[1]
摘要：韩愈治潮，对历代的潮州吏治，产生过良好的影响。而最主要、最集中的影响，则在继承、光大兴学事业上体现出来。而两宋潮州的尊韩活动，其积极意义是显著的，在尊韩的旗帜下，潮州的文化教育事业乃至于其他的一些开发建设都得到有力的推动。另外，还探讨了尊韩的行动约束犯规者和教化百姓的深层含意。
关键词：两宋 韩愈 崇韩
陈寅恪先生在《论韩愈》一文中曾经判断：
综括言之，唐代之史可分为前后两期，前期结束南北朝相承之旧局面，后期开启赵宋以降之新局面，关于政治、社会、经济者如此，关于文化、学术者亦莫不如此。退之者，唐代文化学术史上承先启后、转旧为新关捩点之人物也。[2]
韩愈，是为汉唐学术系统向宋明学术系统的嬗变开辟了先路的人物。研究韩学在宋代的接受与传播，对考察唐宋之际学术思潮的变迁和思想文化的走向具有重要意义。
韩学在宋代具有极其特殊的地位，宋欧阳修在《记旧本韩文后》称：宋代韩学空前兴盛，韩文风行天下，“学者非韩不学也，可谓盛矣。”[3]现代学术界亦早已认定韩愈为“宋明新儒学家之先河”，宋学的源头正是韩学。韩愈的学说奠定了宋学的基础：具体说来，韩愈倡导的儒学道统通过理学得以发扬光大；韩愈倡导的古文通过欧阳修、王安石、苏轼、曾巩得以蔚为大国；韩愈议论化、散文化的诗风，则通过欧阳修、苏轼、黄庭坚、陈师道发展为宋诗的主流。从上述意义上考量，宋学即韩学；宋人对韩学接受与传播的过程，也是宋学兴起、演变和发展的过程，从这一意义上考量，韩学即宋学。诚如欧阳修所言：“韩氏之文之道，万世所共尊，天下所共传而有也。”[4]因而，有学者认为：研究韩学及其在宋代的流播，对深入理解宋学乃至近现代学术文化思潮的性质及其发生、发展，具有正本清源的作用。
韩愈因为反对佛教而被贬至潮州，其间办学校、兴水利、驱鳄鱼、开风气，对潮州的文化发展厥功甚伟，影响深远。因此，探讨韩愈在潮州活动及其功绩，就成为潮州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而其中不能不提到“潮学”的开创者——饶宗颐教授。饶教授先后撰有《赵德及其 〈昌黎文录〉——韩文编选溯源》（1981）、《宋代潮州之韩学》（1988）及《宋代莅潮官师与蜀学及闽学——韩公在潮州受高度崇敬之原因》（1989）[5]等文，对韩文在潮州的传播、潮人对韩愈的崇拜、宋代官宦于其中所起的作用，都有细致而精辟的论述，为前人所未阐发，是关心乡邦文化和治韩者不可不读的重要文献。在《宋代潮州之韩学》中更言：“宋世文章，实以韩愈为中心，姑名之曰‘韩学’。以各地韩集之刻本论，有潮本、京本、蜀本、杭本、饶本、闽本等，至朱子之《考异》为一大总结。”[6]明确提出了“韩学”，为日后“韩学”的建立发出了号召。在《宋代莅潮官师与蜀学及闽学》中认为，如果要追溯潮州人崇韩的渊源，大抵是由于宋代仕宦潮州的官员，特别是籍贯四川和福建的官员们的提倡。宋代韩学最盛行的地区，有蜀、闽两处。这两个地方的读书人到潮州来当官，“此辈名宦，既倡导为韩公建祠缔构以表景慕，倡导者继而复为后人所尊崇，且得与韩公配享，入祀于名宦祠之列”，实质上扬韩亦在于扬己，故倡导者不遗余力；而“韩学与理学相得益彰”，更使韩公在潮地位日隆。[7]
本文亦以宋代潮州崇韩为例，就自己对地方官府借用韩愈实施社会教化史实及地方社会整体转型所带来的与中央王朝的互动的认识表述看法，以求专家学者共识。
一
韩愈贬潮期间，确实曾为百姓办了不少好事，使他在潮州民庶中享有崇高的声誉。“民心如镜长相映，山水于今皆姓韩。”[8]这种严峻的现实，自然要使每一位莅潮的地方官员予以正视。他们要在潮州站稳脚跟，就必须顺应民心民志，对韩愈表示尊重。而那些自觉地以韩愈为表率的官员，便会在其任上推行不同程度的“善政”，做出一些客观上有利于民众的好事来。从这个角度上说，韩愈治潮，对历代的潮州吏治，确曾产生过良好的影响。而最主要、最集中的影响，则在继承、光大兴学事业上体现出来。
于宋一代宦潮官员中，首举尊韩大旗，当推宋真宗咸平二年（999年）的潮州通判陈尧佐。他的有关活动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为韩愈建祠，并撰《招韩文公文》[9]。该文说韩愈元和间“至郡，专以孔子之道教民，民悦其教，诵公之言，藏公之文，绵绵焉迨今知学者也”，且不止此，他还把韩愈视为在潮州开始推行王化的第一人，所谓“南粤之裔兮在天一涯，吾道之行兮自公之为”；又特意拾起韩愈谕鳄驱之的旧话题，称“民到于今赖之”，正是由于上述两点理由，陈氏以为此前潮州官员不为韩愈立祠，实在有违《祭法》，是旧政之阙典，因此，在新修庙学的同时，“乃辟正室之东厢，为（韩文）公之祠焉”。
绘鳄鱼图并撰《赞》[10]文。陈氏此举首先是力证韩愈当年撰文逐鳄的真实可信。据称，陈氏早年读韩愈传，见祭鳄事十分诧异，“且未敦诚其说”，待他自己赴任至郡，“访其事，乃与传合，始信史氏之不诬也。”因而“图其鱼为之赞，凡好事者，即以授之，俾天下之人，知韩之道不妄也”。而最终归结点则是“鱼既化焉，人宁不怍！”冥顽如鳄鱼者，亦能俯首帖耳于王化，居住在王土上的一切人类，当然必须接受封建国家的统治和教化。
捕鳄戮之，撰《戮鳄鱼文》[11]。首先指出“昔昌黎丈公投之以文，则引而避，是则鳄鱼之有知也”，由此，当硫黄张氏子被鳄鱼尾去时[12]，陈氏毅然组织人力捕而戮之。并称“方今普天率土，靡不臣妾。山川阴阳之神，奉天之威命，晦明风雨弗敢逾”，“且谓天子圣武，王泽昭洽，刑不僭，赏不滥，海内海外，罔不率俾昆虫草木裕如也，鳄鱼何悖焉”，因而声称自己戮鳄，是“宣王者之威刑”。这样陈氏戮鳄之举又变成了韩愈“文而化之”的继续：文化不改，然后加诛！这亦是历来中原王朝对一切居住王土而不服从王意者的态度。欧阳修在北宋庆历四年（1044年）为陈尧佐所撰的《神道碑》中，充分肯定了他仿效韩愈惠民的作为：“潮州恶溪，鳄鱼食人不可近。公命捕得，鸣鼓于市，以文告而戮之，鳄患屏息。潮人叹曰：‘昔韩公谕鳄而听，今公戮鳄而惧，所为虽异，其使异物丑类革化面而利人一也。吾潮间三百年而得二公，幸矣！’”[13]正因他继承韩愈的精神内涵，所以潮人将他与韩愈并崇。
综上所述，陈氏尊韩是以韩愈在潮兴学育才和驱鳄二事为主题，并着力予以渲染的。从以后的历史实际来看，陈氏的举措影响至为深远，事实上，他为以后潮州的尊韩确定了基本格调。
陈氏后，宋仁宗至和元年（1054年）知州郑伸复有“文公祠堂”之建，但影响不大。宋哲宗元祐五年（1090年），知州王涤卜其地于州南七里，建“昌黎伯庙”，并约请著名文学家苏轼撰写碑文[14]。此举标志着潮州尊韩活动进入昌盛期。据苏碑，时文公俨然已是潮人顶礼膜拜的一尊神灵：“潮人之事公也，饮食必祭，水旱疾疫，凡有求必祷焉。”可是，“（旧）庙（指陈尧佐所建韩祠）在刺史公堂之后，民以出入为艰。前太守欲请诸朝作新庙，不果”，于是，王涤出令：“‘愿新公庙者听。’民欢趋之。卜地于州城之南七里，期年而庙成。”实则，王涤新庙也是对宋神宗元丰七年（1084年）诏封韩愈为“昌黎伯”并陪祀孔庙的一个回应。而影响远在王涤新庙之上的当属苏碑。在这篇千古绝唱中，作者对韩愈一生的功业，包括其在潮州的政绩做了定论性的概括和总结。
首先关于韩愈的历史地位和作用，苏文称：“自东汉以来，道丧文弊，异端并起。历唐贞观、开元之盛，辅以房、杜、姚、宋而不能救。独韩文公起布衣，谈笑而麾之，天下靡然从公，复归于正，盖三百年于此矣。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夺三军之帅，此岂非参天地，关盛衰、浩然而独存者乎？”其次，认为韩愈在潮能“约束鲛鳄如驱羊”“能信于南海之民，庙食百世”，是由于韩公之“精诚”。又认定韩愈是潮地王化的肇始者。所谓“始潮人未知学，公命进士赵德为之师。自是，潮之士皆笃于文行，延及齐民。至于今，号称易治”。这一点实际上是对前述陈尧佐有关说法的进一步确认。
王涤建庙和苏轼撰碑的确把潮州韩学和尊韩活动推向了一个崭新的阶段。此后100余年，除尊韩设施的屡建叠修外，值得一提的还有北宋大观年间（1107～1110年）前后，海阳人刘允利用韩庙香火钱，在潮编印韩愈的文集[15]；南宋乾道元年（1165年）潮人礼部尚书王大宝撰《韩木赞》[16]等。至于文人雅士以韩山、韩亭和韩愈在潮事迹（如驱鳄）为题材入诗吟诵的则难计其数。但总的来说，除形式和内容有所开拓外，在尊韩的深度上都没能超过苏轼。
南宋淳祐三年（1243年）知州郑良臣于韩庙故址（州城南七里）创建韩山书院，标志着潮州韩学和道学的结合。
历代莅潮官员自觉地把造桥修路、惠民爱民看成是对韩愈精神的继承。据元梁祐《仰韩阁记》所载，“宋乾道间，曾君汪来守斯郡，始造舟为浮桥，以济不通。继是而作者，或凿石为桥梁，或屋其上，以便往来。”淳熙年间，知州丁允元进一步将浮桥的西段改成古墩桥，又置六斋以养士，并在南宋淳熙十六年（1189年）将韩祠迁至笔架山麓……他们的作为，均获得后代的高度评价。到元代“至正甲申岁，府判乔侯贤莅事伊始，慨然曰：‘修理桥道，余职也。’爰与推官崔侯思诚谋复之。”[17]明代潮人萧与成在《赠刘印山先生序》一文中说：“后之吏兹土者，弗惟民之承则已，苟志于民矣，则必以韩为师。”只不过“师之有浅深”而已，认为潮州副守刘印山“得韩之深者”，其为潮州人民所作所为必为潮人所铭记，“潮民之思刘者，亦当如今日之思韩者”[18]。从以上可见，历代莅潮官吏都自觉以韩愈为师，像韩愈一样为民做了许多好事。至于韩愈的兴学立教尤为后代所仿效，仅两宋而言，知州直接主持州学或学宫之事者达40余人。南宋建炎二年（1128年）和四年（1130年），先后有知州方略、张思永建州学之举。南宋绍兴十一年（1141年），经乾道元年（1165年）到淳熙、绍熙年间（1189～1191年），先后主持、修建或重修州学的有徐璋、张元振、曾造、丁允元诸人。淳祐五年（1245年），知州陈圭亲为书院讲学及课试命题，还捐俸购置朱熹著作陈于书院，拨款置田益廪。咸淳二年（1266年），知州牟溁，教官赵良硂、薛横飞重修州学八斋、公厨等。[19]
综观两宋潮州的尊韩活动，其积极意义是显著的，在尊韩的旗帜下，潮州的文化教育事业乃至于其他的一些开发建设都得到有力的推动。兹将两宋对韩文公祠建置大略如表1所示。
表1 两宋韩文公祠建置
二
中原文化成为潮州的主流文化及潮州的全面开发是自宋朝开始的。而这一历史过程，与此时期中国经济文化重心南移的大背景有着密切关系。
自远古直到东汉末年，中国的经济文化重心始终固守在以黄河流域为轴心的中原地区。疏松易耕的黄土，少而集中的降雨量，适合当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而政治中心如国都等长期建于上述地区，亦无疑稳固了这一格局。但是，东汉末年以后，中国历史上出现的一系列社会大变动，不断使北方一次又一次地陷入惨烈的战乱之中，与此同时，为逃避无休止的战祸，大批移民纷纷南下，给南方的开发、拓展创造了历史机遇。加之，封建国家的倚重，南方经济文化在数百年之间迅速崛起；而随着开发程度的加深，南方自然地理条件中一些不为北方所具备的优越性亦得以发挥。这一系列因素最终导致整个中国经济文化中心南移。从全局看，对这一转变有决定意义的是西晋末年的永嘉之乱、唐中期的安史之乱和北宋末年的靖康之难及随之而来的三次移民浪潮。
在数百年的历史长河中，割据于南方的一些政权，出于以发展求生存的考虑，在发展地区经济文化方面作出积极的贡献，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加快了“重心”南移的过程。这正是他们正确地把握了历史的机缘，较好地利用了南下移民。
就潮州地区而言，以后两次移民浪潮对其影响为巨。安史之乱后，与本地区接壤的福建、江西两地，封建经济文化迅速发展起来。到北宋已成为全国先进之区。这种情形，特别是福建的先行一步，率先发展，对此后本地区的发展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自唐后期起，受不断南下移民浪潮的冲击和迁入地日益加剧的人口压力，不少已在邻区定居的移民又辗转迁入本地区，这一点对潮州于宋代跨入历史的快车道则更为关键：（1）移民的大规模迁入，扭转了此地长期以来地广人稀的局面，为本地区的经济开发解决了劳动力短缺的问题；（2）改变了此地汉人与土著的人口比例，汉族在数量上的绝对优势，为中原文化在这里的广泛传播和成为主流文化创造了前提；（3）移民主要从闽迁入，其与闽地千丝万缕的联系，使本地区从此最大限度地带上了浓厚的闽文化色彩。[20]
随着“重心”和“中心”的南移，国家政权对南方包括本地区在内的原统治比较薄弱的地区加强了控制。税制的推行，贡品的征收，中央禁兵和地方兵种相结合的多维防御体系的建立及官学的倡办、驿道馆舍的兴修等，都是本地区被空前国家化的表征。而潮州也正是在国家化的过程中，在同周边地区日益密切的经济文化联系中，逐渐成为“岭海名邦”。
翻开潮州各大宗族族谱及有关史志，其中不乏这样的先例：如宋哲宗元符年间海阳县令晋江人陈坦，落籍海阳秋溪；宋哲宗绍圣年间潮州通判莆田人陈诰卜居揭阳篮田深泥洋后迁古家洋，其后人遍布粤东各地，仅潮安县，就有凤塘乡、东凤乡、古巷乡、沙溪乡等；曾任广东运使的莆田人郑徽，在宋高宗建炎年间携家来潮落籍，卜居于潮阳隆井都……凡此种种，在两宋期间举不胜举，这些时代的社会文化精英，不管是以宦为乡，还是专门携家眷来潮落籍，都必然会对潮州文化的发展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而大量的移民迁入，势必与本地土著发生冲突。而历史上闽粤赣边是中央王朝难以控制的一个边沿区，在那里积聚了一批不服从政府管辖或从来就未曾编户的人口。如居住在那里的畲民就是如此。[21]这就是地方志书所载的“寇乱频仍”。较大的有北宋宣和二年（1120年）的刘三花之乱，南宋绍兴三年（1133年）的陈颙、周十隆、黎盛、朱聪等乱事，南宋淳熙六年至八年（1179～1181年）的沈师之乱等[22]。对于这一时期所发生的一系列寇乱，以往基本上以“农民起义”目之。黄挺先生认为，若仅停留在这样的结论上，似把问题过于简单化了。从根本上说来，两宋闽粤赣边连绵不断的寇乱问题，实际上是中国封建王朝国家化过程向东南沿海地区推进的产物，而国家化的过程，就意味着编户齐民，纳税服务，接受“秩序”和儒家文化。而重点和难度则主要在第二和第三点上。从文献记载来看，此时期这一地区起而为乱的农民固然许多是因赋税不均，但其初因是“有田者未必有税”，“豪滑之家不纳租赋，一强者为之倡首，则穷弱者从而附之。至有一乡一村，公然不肯纳常赋者。”显而易见，其中具有地方豪强公然对抗国家的性质。[23]
对付这些不服教化的人，官府采用的高招是恩威兼施，剿抚并用，并不失时机地抬出了潮人“饮食必祭，水旱疾疫，凡有求必祷”的韩愈。
在后代潮人眼中，韩愈不仅是中国文学史上的“百代文宗”[24]，是入祀孔庙、得到朝廷承认、在儒学传统上“功不在禹下”[25]的薪传者，更是地方人文历史上的“吾潮导师”[26]。也就是说，在潮州地区的汉化过程，在本地区的国家化历程中，韩愈有筚路蓝缕的开启之功，这也是后人称道的“不有韩夫子，人心尚草莱”[27]。因而，后世尊韩的行动正是借此来约束犯规者和教化百姓。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社会教化既是统治阶级维护封建政治秩序的需要，也是生命个体在社会得以生存的需要。教化的概念产生于春秋战国时期，最初是学校和老师以《诗》《书》来对学生进行伦理教化。从西汉时起，教化被提升到关乎国家命运的高度。西汉王朝从秦王朝不注重道德教化，以吏为师，靠严酷法治理国家，结果迅速灭亡的惨痛教训中得出结论：治理国家，不能单纯依仗武力，而是要把教化百姓、以德治国作为政权巩固与稳定的方略。尤以董仲舒教化思想具有一个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其中，“待教而善”的人性论及“天人相通”的天道观是其教化思想的理论基础和形上根据；古代帝王和秦亡的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及汉朝以来的现实，是其提出教化思想的历史依据和现实基础；教民性成善是教化的根本目的和中心任务；“独尊儒术”“三纲五常”是教化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内容；兴太学、置明师是教化的基本措施和途径；以身示教、以乐达教、因材而教是教化的基本方法。[28]教化被注入的政治内涵和德治的意蕴后，历代封建统治者均以“为治之要，教化为先”的治国理念，大力倡导、身体力行于“规矩”“约束”和“教化”百姓。
正如明代林廷玉在《重修韩文公祠记》客观地指出了韩愈在潮州的影响：“文公在潮虽不久，而文章道德，衣被于潮者实多。其神之在潮，万世固一日也。嗣守斯土者，孰无钦崇之心。”[29]而这种现象，也被后代以不同的方式继续进行着。
责任编辑：陈景熙
[1] 陈贤武，1974年生，潮州人，潮州市图书馆馆员、潮州市地方志办公室特约编辑。
[2] 陈寅恪：《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初编》，三联书店，2001，第332页。
[3] 李逸安点校《欧阳修全集》卷73《居士外集》卷23，中华书局，2001，第1057页。
[4] 李逸安点校《欧阳修全集》卷73《居士外集》卷23，第1057页。宋代古文家都是以继承韩愈的道统、文统自命的。柳开在《应责》中说：“吾之道，孔子、孟轲、扬雄、韩愈之道；吾之文，孔子、孟轲、扬雄、韩愈之文也。”石介在《尊韩》中也说：“孔子之《易》、《春秋》，自圣人以来未有也；吏部（韩愈）《原道》、《原人》、《原毁》、《行难》、《禹问》、《佛骨表》、《诤臣论》，自诸子以来未有也。呜呼至矣！”后来，苏轼在《潮州韩文公庙碑》中概括为两句有名的话：“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参见陈蒲清注译《欧阳修文选读》，岳麓书社，1984，第217页。
[5] 黄挺编《饶宗颐潮汕地方史论集》，汕头大学出版社，1996，第379～398页。
[6] 黄挺编《饶宗颐潮汕地方史论集》，第388页。
[7] 黄挺编《饶宗颐潮汕地方史论集》，第398页。
[8] 许士杰：《重修潮州韩文公祠》，《韩祠雅集》，潮州市韩愈纪念馆，1998，第38页。
[9] （明）解缙等：《永乐大典》卷5345《文章》，潮州市地方志办公室、韩山师范学院图书馆，2000年影印本，第107页。
[10] 《永乐大典》卷5345《文章》，第116页。
[11] 《永乐大典》卷5345《文章》，第108页。
[12] 陈尧佐《戮鳄鱼文》有云：“余郡之境上地曰万江，村曰硫黄，张氏子年始十六，与其母濯于江诶。忽鳄鱼尾去。”尾去，即以尾卷去。载《永乐大典》卷5345《文章》，第116页。
[13] （宋）欧阳修：《太子太师致仕赠司空兼侍中文惠陈公神道碑铭并序》，《欧阳修全集》卷20《碑铭》，第324页。
[14] （宋）苏轼：《潮州韩文公庙碑》，载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中华书局，1986，第508～510页。
[15] 刘允曾于大观初年校勘过韩集，所用的参校本有京、浙、闽、蜀所刊八本，（唐）赵德《昌黎文录》和石刻文字。书后附有传、志和有关韩愈的诗文。它是传世韩集中，刊刻年代最早的一个刻本。详见刘真伦《韩集宋元传本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16] 见《永乐大典》卷5345《文章》，第115页。文中言韩愈当年在韩山所种的橡木，由于人们对他的思念而被命名为韩木。韩木花开之“繁稀”能兆捷第、“为一方瑞”的故事，故而是能“使潮人思慕千万年莫之厌者矣”的瑞木，把它与召公之棠及孔明之柏相提并论。
[17] 《永乐大典》卷5343《桥道》，第35～38页。
[18] （清）吴颖：顺治《潮州府志·古今文章·文部》，潮州市地方志办公室，2003年影印本，第381～382页。
[19] 《永乐大典》卷5343《学校》《贡院》，第68～84页。
[20] 详见黄挺、陈占山《潮汕史》（上册）“宋元时期的潮汕”，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第99～269页。又据该书统计数字表明，唐末粤东政区的人口仅8万人左右，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约5.5人，到北宋元丰六年（1083年）是25.2人，至南宋咸淳六年（1270年）已达到50.6人。人口密度在北宋元丰年间已超过整个广南东路在南宋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和嘉定十六年（1223年）方达到的每平方公里的人口平均数16.60人和14.70人，成为岭南地区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区。
[21] （宋）刘克庄《漳州谕畲》中记载：“畲民不役，畲民不税，其来久矣。厥后贵家辟产，稍侵其疆；豪干诛货，稍笼其利。官吏又征求土物、蜜腊（应作蜡），虎革猿皮之类。畲民不堪，愬（同“诉”）于郡，弗省。遂怙众据崄，剽略省地。”（宋）文天祥《知潮州寺丞东岩先生洪公行状》中亦有：“潮与漳、汀接壤，盐寇、畲民郡聚剽劫，累政以州兵单弱，山径多蹊，不能讨。”
[22] 关于两宋本地区的寇乱，饶宗颐总纂《潮州志·大事志》记载有8起，林天、蔡琼红辑录点校《宋、元、明、清民变资料》（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资料征集委员会，2002）则记有13起。
[23] 详见黄挺、陈占山《潮汕史》（上册）“宋元时期的潮汕”。
[24] 周培源题韩文公祠语，《韩祠雅集》，第7页。
[25] （明）沈伯咸题韩文公祠语，《韩祠雅集》，第15页。
[26] 刘侯武题韩文公祠语，《韩祠雅集》，第6页。
[27] （清）吴兴祚：《题韩文公祠》，《韩祠雅集》，第18页。
[28] 详见田海舰《董仲舒教化思想探析》，《河北大学成人教育学院学报》2001年第4期。
[29] （清）吴颖：顺治《潮州府志·古今文章·文部》，第37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