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古典政治经济学关于人力资本思想的萌芽

一 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本思想

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创始人威廉·配第（W.Petty）^[1]在其代表作《政治算术》中提出了“土地是财富之母，劳动是财富之父”的著名论断，并充分肯定了人的经济价值，这种经济价值同时体现在劳动的数量和质量上。而劳动质量在生产中体现为劳动者所具备的“技艺”。他认为“技艺”是土地、资本、劳动之外的第四种生产要素，指出“有的人，由于他有技艺，一个人就能够做许多没有本领的人所不能做的许多工作”。而技艺并不是与生俱来的，劳动者必须经过教育和培训——“长期而又痛苦”的训练才能够获得。可见，人力资本的思想在古典政治经济学创立之初就开始萌芽。

古典政治经济学的鼻祖亚当·斯密^[2]（Adam Smith）认为劳动力是经济进步的主要力量，全体国民“后天取得的有用能力”都应被看作资本的一部分，并且人的劳动技能应被视为资本，这种资本的获得“需受教育，需进学校，需做学徒，所费不少”，并按其劳动成果取得足以补偿其所付资本的报酬，这无疑说明了教育和培训的重要作用。在此基础上，他倡议由国家“推动、鼓励，甚至强制全体国民接受最基本的教育”。这些思想对后来的人力资本理论的形成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古典政治经济学的集大成者大卫·李嘉图（D.Ricardo）继承并发展了斯密的劳动价值学说，坚持了商品价值量决定于劳动时间的原理，并把人的劳动分为直接劳动和间接劳动两种。他明确指出，只有人的劳动才是价值的唯一源泉，而劳动分为劳动数量和劳动质量，李嘉图认为劳动质量的提高才是增加社会财富的关键。

德国历史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Friedrich List）^[3]提出了与物质资本相对应的“精神资本”的概念，认为“精神资本”是智力的成果和积累，对生产发展具有重要作用。与精神资本相对应，精神生产工作是一个国家的重要工作，一国的最大部分消耗，是应该用于后一代的教育，应该用于国家未来生产力的促进和培养。

二 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贡献及其局限性

以斯密为代表的古典政治经济学派在研究经济增长要素方面做出了突破性的贡献，他们认为土地和劳动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这种劳动是一种不包含任何技术含量的简单劳动。这一思想对于当时生产力水平下的生产运作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而事实上在当时生产力水平极低的情况下，产出量的大小的确取决于土地等物质资本及简单劳动的投入。可见古典政治经济学派对于当时经济增长要素的提炼是十分准确的。但是其在分析生产要素与经济增长关系的过程中仅限于一种静态分析，忽视了时间变量的作用，以至其分析结果呈现为简单的算术关系式，复杂的经济问题被简单化了。

尽管古典政治经济学派将劳动力数量列入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同时也承认了不同质量的劳动力的经济效应是不同的，进而提出了劳动者接受教育和培训的重要性，这已经透露了人力资本的思想。配第提出的“技艺”、斯密谈及的“才能”、李嘉图阐述的“劳动质量”以及李斯特的“精神资本”也都属于人力资本的范畴。同时，他们也表达了人的知识、技能、能力等是除基本生产要素以外的另一要素，对这一要素进行投资能够给社会和个人带来巨大收益，而投资的主要途径就是教育。

由于时代的局限性，古典政治经济学派没有把人力资本看作一种资本，也没有看到教育对经济增长的真实作用。其强调的土地和劳动要素作用下的规模效应递减规律催生了马尔萨斯（T.R.Malthus）的“人口陷阱”理论^[4]，指出人类的发展面临悲观的未来。而人类现实发展证明人类的未来并不悲观，“空间、能源和耕地并不能决定人类的前途，人类的前途将由人类的才智的进化来决定”。^[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