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一

张大明先生的《中国左翼文学编年史》，是他撰写的关于中国现代文学思潮系列著作中的第五本，也是最后的一本。类似于多台话剧的一台压轴大戏，它集中了以往的诸多优点，而又有新的开拓，新的收获。

之前的四本，分别是《中国现代文学思潮史》（合著）、《西方文学思潮在现代中国的传播史》（合著）、《中国象征主义百年史》、《主潮的那一面——三民主义文艺与民族主义文艺》。显而易见，第一本书系综合论述中国现代文学思潮，然后就思潮史中的几个重要方面，或者说几个重要分支，又进一步依次作了专门的深入分析。结果就是后三本书的陆续面世。但西方文学思潮的传播也好，象征主义也好，三民主义文艺与民族主义文艺也好，都还不是最重要、最核心的部分。中国现代文学思潮史中最重要、最核心的部分是左翼文学思潮。这是由历史条件形成的，左翼文学在相当长久的时期内，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主流，代表着先进文化的正确方向。张大明有意识地把《中国左翼文学编年史》作为最后一本压轴大作，并以此为现代文学思潮系列画上一个圆满的带有总结意味的句号，说明他对中国现代文学思潮有着总体的把握，具有战略的眼光，高瞻远瞩，费时20年，锲而不舍，有计划、有步骤、分门别类、按部就班地完成了5本总计近350万字的硕大文学工程。

应该说，张大明是撰写《中国左翼文学编年史》的最佳人选，在诸多学人中也唯有他有能力、有资格完成这样厚重的沉甸甸的著作。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他长期从事现代文学且偏重于左翼文学的研究，工作十分勤奋、踏实，从青年、中年至退休，30多年从未间断，积累并掌握了大量的、丰富的第一手资料，在这方面可以说无人能与之匹敌。搜集材料的过程中，张大明开动脑筋，反复斟酌，不断跳出旧的思想窠臼，获取新的思想和新的观点，将所思所感所悟所得著之书帛，在撰写本书之前已经出版了《踏青归来》《三十年代文学札记》《不灭的火种——左翼文学论》《阳翰笙评传》《三十年代左翼文艺资料选编》以及多篇论文。他还有一个别人所不具备的优势：与周扬、阳翰笙、沙汀等多位左翼文学前辈有比较亲近的工作关系。这些都说明他写《中国左翼文学编年史》是有充分准备的，是有足够实力的。俗云“功夫不负有心人”，张大明本是有心人，更是苦心人，这本100多万字的新作——中国现代文学思潮系列著作中的压轴之作，对他来说既是长期积累，又是水到渠成的必然结果。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广义的左翼文学，包括“革命文学”“普洛文学”“左翼文学”前后三种意义相近而又略有差别的称谓，这也是左翼文学从产生并渐次演变推进的三个阶段。左翼文学在中国的出现不是空穴来风，有它必会产生的内因与外因，即深厚的社会基础和国际环境的影响。作为承袭“五四”新文化运动延续下来的新生事物，左翼文学难免有诸多缺点和错误，左的、右的错误都有，而主要是犯过“左倾”的错误。尽管如此，左翼文学毕竟开启了现代文学史上又一新的篇章，代表了我国先进文化的正确方向。正如鲁迅所说：“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在今天和明天之交发生，在诬蔑和压迫之中滋长，终于在最黑暗里，用我们的同志的鲜血写了第一篇文章。”一个含有贬义的“左”字，并不能概括左翼文学的全部内容，更不能勾销左翼文学的全部历史。百般诋毁乃至全盘否定左翼文学，如果不是出于无知，出于偏见，那就简直是——说得严重一点——没有良心。

正确总结左翼文学运动的历史经验，继承并发扬其优点与长处，纠正并扬弃其缺陷与错误，对于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是很有借鉴意义的。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们应当站在这样的高度，看待张大明新著《中国左翼文学编年史》的重要价值，并给予应有的积极肯定的评价。

古人常用“皓首穷经”四个字来称颂那些终身潜心于学术研究、“读书破万卷”、著作等身的大学问家。张大明虽尚未“皓首”却也在“穷经”，仅就这本《中国左翼文学编年史》而言，他就查阅了107种原始报刊，参考了159本书籍。刊物要一期一期地翻，书要一页一页地读，文章和作品要一个字一个字地看，其中辛劳可想而知。这还只是第一步的工作。继之从浩繁的材料中精选、摘录，“竭泽而渔”，不因遗漏而生遗憾，因为后人（或者说旁人）是很难找到这么多的原始报刊和初版图书的。最后采用编年史的体例，用报刊文摘编纂的形式，成就了一部100多万字的巨著。凡是读了本书的人，相信都会惊叹书中材料之丰富，并对作者付出的辛勤劳动由衷地产生钦佩。张大明说得好：“文学史研究要凭原始资料说话。”材料就是事实。一切从事实出发，也就是一切从材料出发。胡适先生当年在指导邓广铭作明史研究的时候，曾经对他说过：“现在搞辛稼轩的传记，好坏的标准就是看谁的材料多。”这句至理名言同样适用于张大明：因为材料多，所以写得好。

的确，从他的这本新著中，我们能够看到中国左翼文学几近原生态的全部面貌：它产生的前因后果，它的发展变化，它的生存环境，它在内部的激烈争论（实际上是艰苦的探索），它对外部压迫的奋力抗争，它如何引进苏俄、日本等国外的文艺理论（存在教条主义倾向，亦步亦趋，又往往慢上半拍），如何借鉴外国文学作品，以及在自身的创作中怎样为人民大众呐喊呼号，却又在其中夹杂许多标语口号（显然这是幼稚和不成熟的表现）；再者，从大块文章到边边角角，包括编者按语、图书广告等，林林总总都在书中鲜活地呈现出来，并且不是明日黄花的简单复制，而是用现代思维重新审视梳理或曰“克隆”之后的创造。这才叫文学史，或者说是别开生面、独出一格的文学史。这种写法有别于过去奉为“经典”的“以论带史”，它一切都依据材料（事实），而且唯其“编年”方能更显“史”的脉络，包括发展变化、内在规律等。也有别于通常所说的“大事记”：一般的大事记过于简略，往往只有几根筋，几根骨头，无血无肉，比上海的瘪三还要干枯，而编年体的文学史则饱满丰盈，如像杨贵妃（玉环）一样的美人，吸引众多读者的眼球。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必须要掌握大量的第一手材料才行，材料愈丰富，愈原始，愈能显示出文学史的本来面目。事实证明：唯有反映文学史真实面貌的著作才能经久耐用，长存于世。相比之下，“以论带史”弄得不好就无异于涂脂抹粉，甚至是削足适履——让历史服从（服务）于所谓的“理论”需要，让客观存在的历史变成了主观可以随意装扮的少女，今天尚肥，明天崇瘦，时过境迁，风向一变，肥瘦又都不相宜，只好另起炉灶，重行装扮一番。这也是过去的一些文学史著作短命的重要原因。

目下自鸣得意的夸夸其谈、缺乏事实根据的信口开河，在浮躁的学术界和文学界俯拾即是。坦率地说，要让这些胡说戏说白说烂说的学者教授博导之类写一部编年体的文学史，那可真真是难为其哉，他们绝对写不出来。由此也就可以知道张大明这本《中国左翼文学编年史》的难能可贵了。

对于左翼文学的起止年限，学术界尚无一致的看法。本书上篇“革命文学”定为1917年至1927年底，而把下篇“左翼文学”截止到1932年末。这是值得商榷的。一般来说，“革命文学”始于20世纪20年代中期“大革命”前后，1917年至1919年属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有别于“革命文学”。1932年末至1936年，左翼文学还有一些重要的具有标志性的事件，如《子夜》的出版，“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中的大众文学”两个口号的论争，以及“左联”的解散等。这些似乎仍应划入左翼文学阶段。不过，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张大明先生对于左翼文学起止年限的界定，自有他的道理，当为一家之言。

桑逢康

2011年12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