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农民参保决策影响因素的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

（一）变量测量

本研究的因变量——“是否参加新农保”——是一个二分变量。当农民参保时，变量赋值为1；未参保时，变量赋值为0。

影响农民参保决策的因素作为本研究的自变量，可以分为客观特征因素和主观认知因素两类。客观特征因素又分为个体特征、家庭特征。个体特征包括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健康状况、是否曾外出打工、是否打算外出打工、政治面貌7个；家庭特征包括人均纯收入、人均可储蓄收入、承包地面积、子女数、儿子数、是否有亲友在政府部门工作6个。

主观认知因素从调查对象对政策执行者的认知和对新农保政策本身的认知两方面考察。前者包括村干部威信、干群关系、对村干部的信任以及对基层政府政策的信任4个；后者包括是否知道入口补贴、是否知道领取标准、认为目前养老金标准是否够将来养老、认为政府能否兑现养老金、对保费管理是否放心、对现行新农保试点政策的满意度6个。

自变量共计23个，其中客观特征因素自变量13个，主观认知因素自变量10个。

（二）农民参保决策的客观特征因素分析

1.变量处理

农民参保决策的客观特征因素赋值见表4。

表4 农民参加新农保客观特征影响因素、赋值处理及可能影响方向

2. Logistic初步估计及显著性检验

对农民参保客观特征影响因素变量进行Logistic回归分析。首先对个体特征变量、家庭特征变量分别进行Logistic回归分析，即单独考虑个体特征因素和家庭特征因素对农民参保边际倾向的影响。接着，将两部分变量合并，综合考虑客观特征变量对农民参保边际倾向的影响。所有分析过程由Eviews5.1完成。

从模型参数的估计结果看（见表5），在0.1的显著水平上，个体特征中的年龄（0.0018）、受教育年限（0.0000）、外出打工打算（0.0234）和政治面貌（0.0505）四个变量对农民参保倾向有显著影响。家庭特征中的人均可储蓄收入（0.0682）、承包地面积（0.0000）、子女数（0.0000）影响显著。综合影响农民参保的各项客观特征变量，年龄（0.0101）、受教育年限（0.0000）、外出打工打算（0.0519）、人均可储蓄收入（0.0628）、承包地面积（0.0000）5个变量对农民参保倾向影响显著。

表5 客观特征变量Logit模型

续表

3.对模型参数估计的修正和解释

Logit模型虽然具有较高的估计效率，但由于自身缺陷不可避免地存在异方差，从而不能很好地解释各因素对农民参保决策的影响程度。为了弥补这一缺陷，本文通过在Logit模型估计结果基础上设定因变量预测值的区间进而采用加权最小二乘估计法（WLS）对农民参保决策的边际倾向进行修正（见表6）。

表6 客观特征变量WLS估计

结合前文中对客观特征变量显著性检验结果得知，年龄（0.0101）、受教育年限（0.0000）、外出打工打算（0.0519）、人均可储蓄收入（0.0628）、承包地面积（0.0000）等5个变量对农民参保倾向影响显著，其参数值分别为0.004628、-0.024977、-0.085161、-4.20E-06、0.041461，其含义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农民年龄每增长10岁，参保概率将会提高4.6%，这与前面的假设符合，从调查结果的统计中也可以得到印证。具体分析不同年龄段参保情况：30岁以下的适龄参保农民229人，其中64人参保、165人未参保，参保率27.9%；30～45岁年龄段的农民中，参保与未参保人数分别为183人、181人，基本持平；而45～59岁的324名农民，有201人参保、123人未参保，参保率达62.0%。从上述统计结果可以看出，新农保制度明显对45岁以上农民具有更强的吸引力。

其二，农民受教育程度越高，参保倾向越低。受教育年限每增加1年，参保可能性将降低2.5%。从对不同学历水平群体参保率的统计结果看，新农保参保率随学历水平的提高而降低：具有小学及以下学历、初中学历、高中及以上学历三类群体参保率依次为60.3%、49.6%和28.5%，呈下降态势。

其三，外出打工的打算对农民参保决策有显著影响，有外出打工打算降低了农民参保的可能性。从统计结果看，有外出打工打算农民167人中，57人已参加新农保，参保率34.1%；无外出打工打算农民646人，其中353人参保，参保率达54.6%；另有12人不清楚将来是否会外出打工。统计结果说明，无外出务工打算的农民更倾向于参加新农保。

其四，家庭人均可储蓄收入（0.0628）对农民参保决策有显著影响，它与农民参保倾向负相关。家庭人均可储蓄收入每提高10000元，农民参保可能性降低4.2%。同时，比较家庭人均可储蓄收入和人均纯收入对农民参保决策的影响可以发现，人均纯收入的显著水平为0.1129，边际倾向为3.22E-06，对农民参保决策的影响不如人均可储蓄收入显著。这说明家庭可储蓄收入，而非家庭纯收入，才是农民参保决策的关键性经济因素。从前文的描述性统计中也可以看出，虽然未参保农民家庭人均纯收入超过9000元，但人均可储蓄收入仅为3500元，而有限的可储蓄收入还要应对一些预期内或预期外的支出。在调查过程中，未参保农民经常提及“经济条件不允许”、“没钱”等作为其不参保的理由，可见这些理由也并非简单搪塞，它们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农民收入的有限性、多用途性与保费不能流动之间的矛盾。

其五，承包地面积（0.0000）与农民参保倾向有正向显著影响，家庭承包地面积每增加1亩，参保可能性增加4.1%。调查结果也显示，家庭承包地面积在3亩以下的300名农民中，有110人参保，参保率为36.7%；612名家庭承包地面积在3亩以上的农民中，有335人参保，参保率为54.7%，比前者高18个百分点。该结果与前文土地作为传统保障方式的一种，与新农保形成替代关系的假设相反，其可能的原因是源自近年来农民家庭收入结构的调整和土地比较收益的下降。农业收入在家庭收入结构中的比重下降，工资性收入、财产性收入等非农收入成为农民收入增长的主要来源。土地越多的农民，其家庭收入结构中的农业收入比重相对较大，整体收入水平较低，从而更需要新农保弥补家庭养老保障功能的欠缺。

（三）农民参保决策的主观认知因素分析

1.变量处理（见表7）

农民参加新农保主观因素赋值见表7。

表7 农民参加新农保主观影响因素、赋值处理及可能影响方向

2. Logistic初步估计及显著性检验

以同样方式对农民参保主观认知影响因素变量进行Logistic回归分析。首先对农民对乡村治理情况的认知变量和对新农保制度认知变量分别进行Logistic回归分析，即单独考虑乡村治理因素和新农保制度认知因素对农民参保边际倾向的影响。接着，将两部分变量合并，综合考虑主观认知变量对农民参保边际倾向的影响。所有分析过程由Eviews5.1完成，模型参数估计结果见表8。

表8 农民参保主观认知影响因素变量估计

表8显示，在0.1的显著水平上，对乡村治理状况认知中的对干群关系认知（0.0260）和对村干部信任程度（0.0193）2个变量通过检验。对制度的认知中，有是否知道政府入口补贴（0.0455）、是否知道养老金标准（0.0165）、养老金是否够养老（0.0126）、对新农保试点满意度（0.0000）4个变量通过检验。综合影响农民参保决策的主观认知变量，变量是否知道政府入口补贴（0.1197）影响不再显著，只有对干群关系认知（0.0061）、对村干部信任程度（0.0003）、是否知道养老金标准（0.0155）、养老金是否够养老（0.0229）、对新农保试点满意程度（0.0000）5个变量对农民参保倾向影响显著。

3.对模型参数估计的修正和解释

同样，为了弥补Logit模型的缺陷，提高变量解释能力，现用WLS模型对农民参保决策的主观认知因素Logit估计结果进行修正（见表9）。

表9 主观认知变量WLS估计

影响农民参加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决策行为的因素分析通过模型计算得出，农村干群关系、对村干部信任程度、是否知道养老金标准、养老金是否够养老、对新农保试点满意程度5个变量对农民参保倾向影响显著。这意味着干群关系的好坏、对干部的信任程度显著影响了农民的参保决策。模型结果表明，其一，干群关系和对村干部信任度都将对农民的参保决策产生重要影响。干群关系融洽度每提高1个百分点，将导致农民的参保倾向提高0.16个百分点；对村干部信任度每提高1个百分点，将导致农民参保倾向提高0.198个百分点。其二，是否知道养老金领取标准和养老金是否够养老是农民关心的重点，也是影响农民参保决策的显著因素。调查中了解到，农民的参保决策过程也是理性决策的过程，对制度的充分了解，对新农保养老功能的肯定将提高农民的参保倾向。其三，对新农保制度的满意度对农民参保决策也有显著影响。对新农保满意度每提高1个百分点，农民参保倾向将提高0.19个百分点。统计结果表明，超过6成的农民对新农保试点表示非常满意或比较满意，在这一群体中参保率达65.6%，反观对新农保试点不太满意或无明确感受的群体中，参保率仅为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