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以共同犯罪为主
犯罪的农民工多以亲戚、同乡等关系为纽带结成犯罪团伙，且有逐步向黑社会性质的团伙犯罪发展的趋势。20世纪90年代初至今，是农民工城市犯罪的重化阶段。该阶段的进城农民犯罪整体上出现了多样化、群体化和暴力化的特征，恶性程度不断增加（广州市流动人口犯罪研究课题组，2003：第49～50页）。调查表明，流动人口中犯罪分子共同作案的比例均超过常住人口案犯的比例。1985年抽样，常住人口案犯共同作案占24%，流动人口案犯共同作案占28%；1987年抽样，常住人口案犯共同作案占31%，流动人中案犯共同作案占40%；1988年抽样，常住人口案犯共同作案占34%；流动人口案犯共同作案占40%。尤其在诈骗案中，流动人口共同作案的比例较高。1987年抽样，流动人口在诈骗案件中共同作案的比例约占50%，同年常住人口案犯在诈骗案中共同作案的比例只有30%。1990年全国查获的犯罪团伙11万个，成员36.8万人，1991年查获的犯罪团伙13.4万个，成员50.7万人，1992年全国查获了具有黑社会性质的犯罪团伙100多个，有的犯罪团伙达100余人（魏平雄、欧阳涛、王顺安，1995：第69～70页）。这些所查获的犯罪团伙及其人员90%以上是外来流动人口，而且呈逐年上升趋势，黑社会色彩更加浓厚。在这几年的“打黑除恶”斗争中，更加证明了这种情况。据2002年、2003年、2004年和2005年的调查，在犯罪的流动人口中，实施共同犯罪的分别占35%、35.4%、63.3%、57.5%，2005年与2002年相比增加了22.5个百分点（王志强，2006：第44～51页）。北京市流动人口犯罪团伙上升趋势较为明显。1993年、1994年两年间，在北京市外地来京人员严重刑事犯罪的226件案件、452名犯罪人中，团伙案件为74件，占案件总数的32.7%；团伙犯罪人268名，占案犯总数的59.3%（麻国安，2000：72～73）。从北京市2006年1月至4月抓获的6501名流动人口刑事犯罪人员的作案方式分析，结伙、团伙作案人员共有2946人，占总数的45.3%，流动人口犯罪团伙呈现出明显的地域性、亲缘性（王大中、柴艳茹、张晓东、郭冰，2007：9～15）。犯罪嫌疑人来自北京市周边的省、市，通过亲戚或同乡介绍来京的占很大比例，他们带有明显的地域性和浓厚的乡土观念，具有抱团、聚集的心理。1996～1998年广州市公安机关破获的犯罪团伙数和其中流动人口犯罪数：1996年共破获犯罪团伙3284个，其中流动人口犯罪团伙2502个；1997年共破获犯罪团伙2518个，其中流动人口犯罪数1967个；1998年共破获犯罪团伙3471个，其中流动人口犯罪团伙1884个，流动人口犯罪团伙所占的比例分别为79.19%、78.12%和54.28%。在犯罪活动中，这些人多利用地缘、亲缘纽带，拉帮结伙组成团伙实施犯罪。在上海，两人以上作案的案件数占总数的53.7%，超过单人作案的比重，其中跨地区的结伙作案增加尤其迅速。这些团伙有的是由上海人与外地人结合而成的，有的则是由多个省市的流动人口结合而成的混合犯罪团伙（丁金宏、杨鸿燕、杨杰、翁建红、张彬彬，2001：第53～58页）。
在农民工共同犯罪中，团伙犯罪成员的年龄结构较年轻。在农民工团伙犯罪中，其成员的年龄结构为：少年（17岁以下）占2.7%、青年（18～25岁）占50.9%、中年（26～60岁）占16.1%、老年（60岁以上）占6.3%、各年龄段都有的占24.1%。比较而言，城市居民团伙犯罪成员的年龄结构为：少年占7.1%、青年占42.9%、中年占36.7%、老年的比例为零、各年龄段都有的占13.3%。可以看出，农民工犯罪团伙成员的年龄结构主要以青年为多，而少年和中年的团伙成员比例相对低一些（杨云娟，2007：第68～72页）。从农民工犯罪结伙方式上看，有四种形式：一是血缘型，犯罪团伙的成员之间存在一定的血缘关系。血缘型是指犯罪团伙成员大多是来自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同一宗族。在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外来人口圈子中，当个别犯罪人员因犯罪而致富后，就会产生一定的示范效应，这种效应会在血缘亲情的作用下引发强大的内在负面影响，于是以老带新，逐渐衍生出具有血缘性的犯罪团伙。在全国不少地方都发现过由家族成员纠合在一起进行犯罪的案件，毒品案件及黑恶势力犯罪案件中亲缘更为常见。这种趋势在以农民工为主体的流动人口犯罪中易得到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在改革开放后削弱化倾向更助长了这种态势。由于各地公安司法机关对地缘性、亲缘性犯罪问题的高度关注，近年来流动人口犯罪中这种地缘、亲缘关系逐步被整合、融合，出现了地缘、亲缘关系为主，与暂住地人员勾结起来进行违法犯罪的态势。二是地缘型，犯罪团伙成员之间系同乡。由于大量外出打工的人员来自农村，而且也都是在亲戚的带动下走出农村，在这样的犯罪团伙中有着浓厚的地域性和乡土观念，具有极强的团体心理，比较排外。在这种交往条件下，当犯罪行为成为共同的需求和价值的表现时，这些人就可能利用同村、同乡、同县的较为有利的地缘、亲缘关系为纽带，拉帮结伙组成松散或紧密的团伙进行犯罪。乡缘关系成为结成犯罪团伙的纽带。农民工犯罪团伙是依于各种社会关系而结成，在犯罪团伙成员关系的构成上，居于首位的是同乡关系，其比例高达71.3%，其余如同学、同事、亲友、邻居等关系的比例均较低。这说明，农民工共同犯罪以及团伙犯罪是基于乡缘关系而进行的，乡缘关系是犯罪团伙形成并存在的“根基”（杨云娟，2007：第68～72页）。三是业缘型，外来农民工因业缘结合，组成团伙，共同犯罪。来自不同地域的外来人员和犯罪分子，由于集居在同一地域，相互认识，相互影响，逐渐形成犯罪团伙。这类违法犯罪团伙成员来自五湖四海，且因为其中有些属刑释解教人员，有着丰富的作案“实践”和受处罚“经验”，更因为他们中的多数人好逸恶劳，本性难移，不改前非，出狱后臭味相投，结成“难兄难弟”，共同犯罪，报复社会。四是城乡结合型，城市不法犯罪分子与外来农民工勾结在一起，狼狈为奸，共同犯罪。另外，农民工犯罪团伙内部组织日趋严密，有预谋、有分工地实施犯罪。团伙成员往往依仗人多势众，在特定场合极容易形成犯罪力量与侵害对象的对比优势，相互壮胆，疯狂作案。随着作案形式的逐步集团化，有些案犯逐步按照籍贯的不同及作案的性质、对象不同而结成不同的“带黑”集团，出现了许多“带黑社会性质”的有组织犯罪（陈尚坤，2004：第34～37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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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平雄、欧阳涛、王顺安：《市场经济条件下犯罪与对策》，群众出版社，1995。
杨云娟：《城市农民工犯罪特征分析——以天津市为例》，《乡镇经济》2007年第5期。
张原震：《犯罪农民工的人口学特征及其分析——以天津为例》，《西北人口》2007年第3期。
[1] 基金项目：全国教育科学规划教育部重点课题：农民工教育培训政策研究（GJA104020）。
[2] 王春林，男，生于1969年，江苏盐城人，江苏大学法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刑事法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