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成立经过

(一)共产国际一国一党原则

大革命结束后,聚集上海的朝鲜共产主义者有两种情况。一是未曾参加过中国革命运动的,或不久前新来的政治流亡者;二是刚刚离开中国革命队伍的朝鲜共产主义者。无论是何种情况,旅沪朝鲜共产主义者都无法直接接受朝共中央的统一领导。在日帝的高压政策下,朝共组织多次遭到毁灭性的破坏,中央领导机构极不稳定,在动荡之中自身难保,更无暇顾及海外极少数朝鲜共产主义者。尤其是两次朝共大搜捕事件之后,朝共的创始人和骨干分子基本上都被捕入狱或流亡海外,其中旅居上海的原朝共主要领导人为数众多,他们完全有能力策划和开展朝鲜革命运动,但他们却具有致命性的弱点,那就是脱离了朝鲜国内的人民群众,因此只能依靠流动性很大的少数旅沪韩侨来开展朝鲜革命运动。于是,曹奉岩、洪南杓、吕运亨、玄鼎健、具然钦等早期朝共党干部经协商决定,按照共产国际所谓“一国一党主义”(属地主义)原则,[11]即“离开一国的共产主义者应加入其所在国家的共产党组织”,以加入中国共产党为前提,成立一个韩人特别支部。这样,既可以参加中国所有的革命运动,又可以同时进行朝鲜革命运动,可得到两者兼顾、两全其美的效果。

(二)旅华朝鲜革命者的特殊性

朝鲜人在异国他乡加入中国共产党,这绝不是妄举,只有对共产主义理想深信不疑,才有可能会产生那种念头。虽然朝鲜人旅居中国境内,并且亲身参加中国革命运动,但是种种困难与之相伴。首先,在语言交流上存在着很多隔阂与不便,甚至根本无法进行沟通,浓浓的上海方言更是阻碍了中韩两民族党员之间的正常交流。其次,不同的风俗习惯也一直使中韩两民族党员在生活工作上难以融为一体。对中共方面来说,单独设立韩人支部,将便于处理各种事务。此外,更重要的是,朝鲜共产主义者不仅要援助和参加中国的革命运动,还要完成朝鲜民族的革命运动。中韩两民族虽然都是被压迫的民族,但是两者所处的客观环境有所不同,也就是说,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而朝鲜则是纯粹的殖民地,两者所担负的历史使命不同。身负两种特殊重任的旅华朝鲜共产主义者,当务之急是组织统一机构,以便有效地开展各种海外革命活动,于是中共上海韩人支部便应运而生。

(三)中共上海韩人支部成立大会

关于中共上海韩人支部的成立时间说法不同。

1.曹奉岩、洪南杓的供词:“1927年2月(日期不详),有一天下午1时起,吕运亨、洪南杓、曹奉岩、具然钦、郑柏、玄鼎健、崔火云、边长城、赵东祐、崔昌植等人在上海法租界蒲石路吕运亨家里举行了成立大会。”[12]

2.金命时:“回沪后不久,金命时于1927年8月底经洪南杓担保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担任中共上海韩人支部甲组组长,该支部是在所谓第一次朝共大搜捕事件中逃往上海的残余党员所发起的,成立于1926年2月(日期不详),根据地设在上海法租界蒲石路吕运亨家里,党员约20人,干部有书记洪南杓、组织委员玄鼎健、宣传委员崔昌植,相当活跃。”[13]

3.具然钦的供词:“1927年9月,与洪南杓、吕运亨、曹奉岩、郑柏、玄鼎健一起共同策划,加入中共江苏省党部,并在其所辖法南区设置了韩人支部。”[14]

日帝警方通常以具然钦的供词为准,即“1925年4月在京城成立朝鲜共产党,在上海设置支部,吕运亨成为其首脑,相当活跃。到了1927年9月,根据共产国际的所谓一国一党原则,支部成员全部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成立中共江苏省委法南区韩人支部”。[15]

由吕运亨主持上海韩人支部成立大会,曹奉岩说明朝鲜共产主义者成立韩人支部的原因,接着通过无记名投票的方式选出了如下支部委员:责任秘书(书记)洪南杓,组织部长(委员)吕运亨,宣传部长玄鼎健。讨论事项包括:加入中国共产党,向上海朝鲜人进行宣传,扩大韩人支部势力,无须特意制定纲领及规约(章程),遵照中国共产党的纲领及章程开展活动。时隔一周,吕运亨、崔火云等人为上海韩人支部加入中国共产党办了手续,决定直接与中共上海法南区委保持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