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杨扬

十多年前，与文学期刊和文学出版相关的研究并不多，除了少数几篇论文之外，并没有多少人意识到这一研究的重要价值。十多年后的今天，中国现代文学期刊和文学出版研究已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最为活跃的领域，论文、论著增长速度惊人，涉及的材料极为丰富，提出的新问题也很多。通过这些研究者的努力，一些原来文学史研究中遭忽略的人物、事件、现象和问题，被凸显出来。像积极介入现代文学期刊筹办活动和活跃于文学出版界的李小峰、邵洵美、陶亢德、赵景深、周黎庵等文学人物，在文学史上的活动开始受到关注。因为这些人以及与这些人相关的文学活动、文学期刊、文学出版细节的披露，逐渐改变了人们对中国现代文学发展进程的既定理解，开始重绘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历史图景。人们除了以思想、趣味、社团、流派等参照标准来划分作家作品之外，也尝试以期刊类型和出版机构的选择标准来分类作家作品，形成了商务印书馆作家作品类型和泰东书局作家群体创作等分类。这样的文学史理解，对于我们认识和把握文学史发展进程中出版、传媒等现代因素对作家作品的塑造作用是有帮助的。与此相关的，是原来在文学史研究中被忽略的问题，也受到重视。例如，稿费制度和职业写作等影响现代文学发展的社会制度建构问题，随着文学期刊和文学出版研究的深入，也被提出来了。现代文学与传统文学的分化明显，过去的研究都集中在文学观念上展开，而随着文学期刊和文学出版研究的深入，人们也看到了传统与现代分化除了思想意识之外，还有很多方面，其中之一是现代文化产业的兴起以及与此相呼应的现代文化形式、现代文化需要和现代文化市场的出现对传统的冲击。上述研究的发展，使得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在新世纪以来，在研究方法、研究范围和研究材料的处理上，都有了某种改变，这种改变，有的人喜欢笼统地以文化研究来概括，其实这种概括是不准确的，至少，这种概括忽略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在这十多年来依靠自身的学术努力给这一学科带来的新气象。

受新世纪以来新的学术研究风气的影响，王鹏飞对于上海“孤岛”时期文学期刊的研究、陈树萍对于北新书局的研究、李相银对于上海沦陷时期文学期刊的研究以及王京芳对邵洵美的出版活动的研究，从文学期刊和文学出版研究方面丰富着人们对中国现代文学的认识和理解。这些研究的对象之间可能有很大的差异，但在研究方法上有一个共同之处，这就是他们对研究对象当年所处的历史状况极为关注。或许正是这种共同的关注，影响到他们的研究首先不是立意在理论方法上要有什么大作为，而是很老实地希望通过历史材料的搜集、整理，来唤起人们对文学历史的某种想象。所以，他们不约而同地在原始材料的搜集、整理和挖掘上做了大量的工作。就我所了解的，他们对一些活着的相关当事人进行过多次采访，有时当事人过世了，他们就走访其后代，从中搜集到大量宝贵的材料。还有，他们充分利用上海图书馆、档案馆在保存现代文学期刊和出版机构原始材料方面的有利条件，查阅了大量第一手资料。这种研究方式原本应该是文学史研究所必须具备的，但近些年来，却显得极为不易。现在已经很少有人愿意花费大量时间泡在图书馆、档案馆查阅资料，然后研究成书。他们的论著都是花费了数年之力，在大量阅读、整理资料的基础上完成的。所以，材料之丰富翔实是可以想见的。

作为出版史研究的成果，在他们之前，对“孤岛”时期的文学期刊、北新书局、时代出版公司和沦陷时期的文学期刊研究，几乎是空白。在这样的条件下要建构出一种属于自己的文学出版史想象，对年轻的研究者来说，是一种挑战。现在，王鹏飞的这部书稿就要出版了，更多的研究者可以分享到这些年轻学子多年努力的成果，这是大家所乐意见到的，也是我最高兴的事。我相信，学术界也一定会对他们的研究给予积极的关注。

是为序。

2013年暑中于沪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