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孤岛文学期刊的两个阶段与四种类型

一 两个阶段

“八一三”的战火点燃之后，上海的出版界遭受了空前打击。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这类出版大鳄，“战事一爆发，他们的出版工作就完全陷于停顿。甚至连一份定期刊物都未曾出版”^[112]。在这个烽火连天的空隙中活跃在上海出版市场的是烽火社、生活出版社之类的小出版机构，它们在发行着抗战题材的小册子。“及后，国军西撤，上海环境骤然恶劣，小出版家都被迫偃旗息鼓，大出版家更不用说了，在此后三四个月内，出版界非常荒凉，这是上海出版界从未有过的现象。”^[113]孤岛形成之后，战前上海出版的文学期刊，“如《救亡日报》、《文学》、《烽火》、《七月》、《国民》、《文摘》、《抗战三日刊》，大都登报停止上海刊行，移地出版”^[114]，只有《西风》《上海生活》等三四份刊物在孤岛继续刊行。

1937年12月11日，《集纳》周刊创办，这是孤岛形成之后问世的第一份文学刊物，也成为孤岛文学期刊的起点。1941年12月1日，仅出了一期的《大地》创办，这是孤岛上最后一份问世的文学期刊。之后随着孤岛结束，除了《小说月报》《万象》《乐观》《永安月刊》等三四种通俗文学期刊在沦陷的上海继续出版外，其他文学期刊也全部偃旗息鼓，这也为界定孤岛文学期刊的终点提供了方便。这段时间若以1939年9月为界，孤岛的文学期刊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1939年8月28日至31日，汪伪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极司菲尔路76号大礼堂举行。出席代表240人，推选汪精卫担任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9月1日，汪精卫就任主席，发出《致海内外诸同志通电》，呼吁国民党军政人员与日本携手，共同反共。自此，汪伪势力在上海的活动从地下正式转为公开。孤岛在经历了日方、英美、法国等三方政治势力的影响之外，又加入了第四种势力——汪伪的影响，标志着孤岛的政治环境开始进入第二阶段，也成为孤岛文学期刊前后分期的分水岭。

当然，文学不同于政治，文学出版的分期也并不能等同于政治环境的变革。本书把1939年9月汪伪势力在孤岛的正式登场作为孤岛文学期刊发展两个阶段的分界线，是基于两个原因。第一，综观孤岛四年里的文学期刊，并没有产生一个类似于《新青年》或者《语丝》这样在文学内部带来鲜明新元素的刊物，而且孤岛文坛内部也没有某一出版事件对文学期刊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这就使我们很难从文学或出版意义上选择某一刊物或某一出版事件作为孤岛文学期刊的分期标准。第二，与文学不同于政治一样，文学期刊与纯粹的文学创作也不能等同。相对于自足性较强的文学来说，文学期刊对于外部政治、经济以及文化环境的依赖甚大，反应也更为迅速。在外部环境尤其是政治环境发生变化的时候，作为文化产业中“社会性”极强的文学期刊，总会早于文学自身而率先发生新变动，并进而作为一种因素促使文学精神发生改变。就此来看，在对孤岛文学期刊进行审视时，选用政治事件而舍弃文学事件作为分段标志，正是孤岛文学期刊自身发展的一个结果。

因为外部政治环境变化，而使孤岛文学前后两段呈现出明显不同的特征，即在当时，也已被人认识：

自国军撤离上海后，三年多来的上海文艺，前二年在表现上的活泼性确是事实，如小型刊物的此起彼伏，犹如后浪推着前浪。然而一及一九四○年（严格说来是应该从一九三九年的下半年说起的），因着国际局势的激荡，影响到上海的文艺界^[115]。

这也为孤岛文学期刊的分界提供了一个客观的证据。

从1937年12月到1939年8月，孤岛文学期刊的第一阶段共有一年九个月的时间。战争爆发以后，民族矛盾一跃而成为中国最主要的矛盾。民族矛盾的激化使文坛各派在“一切为了抗战”的前提下，自动走到了一起。1938年3月27日，在武汉成立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中，通俗文学大将张恨水列名其中，这成为一个新旧和解的信号。抗战文学大旗的飘扬，使昔日的消闲取向以及为艺术而艺术的文学追求显得不合时宜，也使文坛各派不约而同地呈现出了战斗的姿态，尽管其态度有的坚决，有的犹疑。

这种背景下出现的孤岛文学期刊，便与战前的上海文坛有着不同的风致。孤岛第一阶段的文学期刊，呈现出剑拔弩张的风味。人们的仇恨就如火山爆发一样，几乎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了战争上面，而且在心理上普遍抱有一种速胜的幻想。无论从《集纳》《离骚》开始的“左翼”文学期刊，还是由《千字文》《世风》《戏言》等开始的自由文学刊物，抑或从《闲花》《艺花》等开始的通俗文学刊物，都对于抗战有着非同一般的关切。就以最为高蹈的通俗文学期刊为例，1938年6月1日，《艺花》半月刊的编者宣示，“关于谈情说爱的创作，现在不需要。我们欢迎的是以轻松流利笔调写来的伟大创作”^[116]。半年之后，通俗文学大将程小青以“卖橄榄者”的名字发表《新岁与预言》^[117]：

现在请大家瞧一瞧那广漠的猎场，这些猛兽在咆哮奔突了一回以后，已深深陷入了泥淖而举蹄不得。它们在喘息，在焦灼。可怜啊！前进既不得，后退又不可！等到猎人们的合围一成，它们除了俯首就缚以外，还有什么路走？阴暗的残年已拖着痛苦过去了，光明的春意已跟着新岁而俱来。

可以看出，对于战争和整个时局的乐观，孤岛的文学期刊上有着怎样的反映。然而好景不长。1939年5月汪精卫到达上海以后，沪西的“七十六号”特工总部成为汪的爪牙，加强了对于反对声音的打压。并通过日本人的势力对租界进行干扰，孤岛上较为自由的话语环境开始紧缩，租界当局对于文学出版也加强了控制的力度。但到了1939年中期，孤岛的经济已经恢复至战前的水平，并在此后持续繁荣起来。

政治环境的恶化与经济上的繁荣，使整个孤岛文学期刊的外部环境以及内容取向都为之一变。1939年9月，论语派刊物《宇宙风乙刊》编者们的夫子自道，细致地描绘了孤岛文学期刊前后两个阶段的不同：

本刊在沪出版，瞬已半年，以创刊时上海情势与今日相较，蓬勃消沉，又如隔世。本刊虽以环境之故，仅能寄意微言，稍尽责守，然自问不敢装聋作哑，尤未尝丧心病狂也。区区微忱，谅为贤明读者所共鉴。本刊内容，此后拟侧重学术思想知识修养方面，深望海内作家，不吝惠稿。俾孤岛数百万居民，或可藉本刊稍得精神食粮，丰富精神活力，以为抗战建国之一助^[118]。

上海情势从“蓬勃”转到“消沉”，刊物内容从“寄意微言，稍进责守”转到“此后拟侧重学术思想知识修养方面”，尽管只是《宇宙风乙刊》这样的自由主义刊物的个体选择，却一叶知秋，彰示着孤岛前后期变动对文学期刊的影响。

这一变动反映在“左翼”文人主办的期刊上，就是文学内容的增加。在第一阶段，“左翼”文人重要阵地之一的《译报周刊》上，几乎全都是关于抗战的政治经济文字，对此编者也十分清楚。“编好以后，看了一遍，觉得内容似乎还结实，只是读者一再指出的‘太过硬性’这一点，还是没有避免。这主要原因实是由于文艺方面的来稿太少。”^[119]弥补的措施，就是约请徐写了一个中篇《风雨雷霆》，其实从名字就可以看出，这并不是一个“软性”的篇什，但即连这样的小说，也在第17期终止。到了第二阶段，继《译报周刊》而起的《上海周报》，则“专门辟出篇幅刊登有关文学艺术方面的文章，在已经出版的102期中，共计有一百余篇”^[120]，为第一阶段的《译报周刊》《华美周刊》《杂志》等不能比拟。“左翼”文人第二阶段的阵地，以“丛刊”的出版为主，而“丛刊”的篇幅就几乎全是文艺了。最大的几个丛刊《新中国文艺丛刊》《奔流文艺丛刊》《杂文丛刊》《文艺界丛刊》等，都把主要篇幅和精力放在了文艺创作上。换言之，孤岛“左翼”文人文学创作的真正展开，是在第二阶段的文学期刊上。

就通俗文学期刊来说，到了孤岛第二阶段，办刊基调变得明显柔和，前期点缀式的对抗战的关注也已经不复存在，大都默默地远离着政治与现实。《永安月刊》的编者们开始强调，“我们还要重复声明本刊的立场，本刊纯粹为大众化的刊物”^[121]，而对于有读者认为《永安月刊》上“没有激烈的文字，无补于国家民族”的指责，编者“认为是适中要肯的”，但是“限于环境”，觉得如此办刊“已经够满足了”^[122]。这种思想代表了第二阶段通俗期刊的普遍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