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温州模式的国内外研究现状
温州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温州的具体实际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创造了生机勃勃和闻名中外的温州模式，国内外兴起了“温州热”“温州人热”“温州模式热”。温州成为全国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非常有典型意义的一个代表，成为全球最具经济活力的城市之一，温州人成为一种精神、形象、力量的象征，温州模式成为一颗颇具异彩的璀璨明珠，温州、温州人、温州模式融汇成一股强大的合力，形成世界看中国，中国看温州的景象。
一 温州模式的国外研究现状
国外对中国模式或中国道路、中国经验的研究也在一定程度上渗透着对温州模式的研究。因此，就有必要简要梳理一下国外对中国模式的研究情况，并在这一基础上，着重对国外有关温州模式的研究文献进行综述。
（一）国外对中国模式的研究
近年来，中国经济社会的巨大发展成就引起了世人的广泛关注，国外舆论界和学术界对中国模式或中国道路的概念、性质、内涵、特点、国际意义及未来发展趋势等方面进行了各具特色的总结。时任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对新华社记者说，中国依靠独特模式实现发展的有益经验，的确值得其他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借鉴。布鲁塞尔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主任乔纳森·霍尔斯拉格总结了中国模式的四条成功经验。美国哈佛大学商学院教授里金钠·艾布拉米提出中国模式的三点理论上的突破。英国剑桥大学教授彼得·诺兰在《处在十字路口的中国》一文中指出，如果我们所说的“第三条道路”是指国家与市场之间的一种创造性的、共生的相互关系，那么中国2000年以来一直在走它自己的“第三条”道路，在他看来，中国的“第三条道路”是一种完整的哲学，把既激励又控制市场的具体方法与一种源于官员和老百姓道德体系的深刻思想结合在了一起。当这个道德体系运转良好的时候，政府解决那些市场不能解决的实际问题的非意识形态行为就完善了这一哲学基础。
2004年4月，新加坡《联合早报》发表文章指出，经过20多年的改革，中国迅速崛起，为第三世界国家提供了一个有别于西方的发展模式。英国《新左派评论》杂志发表文章指出，中国走的是一条独特的东亚道路。美国学者詹姆斯·劳勒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通向社会主义高级阶段的过渡形式，它是列宁新经济政策的中国版本。中国在社会主义建设条件尚不成熟的条件下，市场经济可以为奠定整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基础服务。但是这里的问题是，如何组织市场经济的运转，又如何保证社会主义的基本方向。美国著名中国问题研究专家乔舒亚·库珀·雷默在《北京共识：论中国实力的新物理学》[1]一文中指出，中国通过艰苦努力、主动创新和大胆实践，已摸索出一个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模式，他把这一模式称为“北京共识”。
美国学者阿里夫·德里克指出：“中国模式中被大力称道的民族经济的一体化、自主发展、政治和经济的主权以及社会平等等这些主题的历史和中国革命的历史一样悠久，是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提出的，而这些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遗产，则是中国模式中最重要的内容。”[2]美国思想家F.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出乎意料》一书中指出：“人们将许多不平等现象归咎于美国式的资本主义，全世界对这些不平等现象的不满，可能会将人们的注意力更多地转向像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模式，从而结束美国的霸权地位。”[3]美国学者约瑟夫·奈（Joseph Nye）指出：“中国的经济增长不仅让发展中国家获益巨大，中国特殊的发展模式和道路也被一些国家视为可效仿的榜样……更重要的是将来，中国倡导的政治价值观、社会发展模式和对外政策做法，会进一步在世界公众中产生共鸣和影响力。”[4]美国哈佛大学商学院教授里金钠·艾布拉米认为中国模式不仅具有实践意义，还具有三大理论意义，即中国模式首先颠覆了公有制企业没有效率的传统观点、中国模式颠覆了新兴的大国必是好战和富有侵略性国家的论点、中国模式颠覆了经济发展必将导致西方式民主的定论。
郑永年出版了《中国模式：经验与困局》一书，从海外视角解读了中国模式，郑永年通过对中西方发展的比较，从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政党改革、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乡村改革发展等多个角度，对改革开放30多年的“中国模式”提出问题并进行深入分析，等等。温州模式是中国模式的一个典型代表，国外对中国模式的研究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对温州模式的研究。
（二）国外对温州模式的研究
国外新闻界、学术界对“温州模式”进行了考察和研究，同时，随着温州企业国际化步伐的加快，“温州模式”也频频亮相国外产业巨头面前，引起了国外工商界的关注。日本工商界对温州模式作了特刊报道，2007年3月，日本西口敏宏教授发表了《超脱日常的关系网 温州经济飞速发展的钥匙活用在日本的经济再生中》等解读“温州模式”的文章。2007年3月，德国《世界报》撰文指出，温州人充分利用时代机会，数万家家庭作坊式的工厂投入生产纽扣、拉链以及电灯开关、鞋、服装，不仅占据了国内市场，也开拓了国外市场。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兰志勇也就美国与温州经济方面的问题进行了论述，从国际视野阐明了“温州模式”与美国的千丝万缕的联系。英国经济学家诺伦·彼特和中方作者共同主编了《中国的市场力量：竞争与小企业及有关温州的争论》。此外，美国、英国、法国、德国等国家也在近年来陆续对“温州模式”做过研究和考察。“海外许多有关温州模式的研究文献中，对国内学术界比较有影响的有美国西华盛顿大学副教授帕立斯（K.Parris）和美国加州大学圣芭芭拉分校教授艾伦·刘（Alan P.L.Lin）的研究成果。”[5]
帕立斯在《地方积极性与国家改革：经济发展的温州模式》[6]一文中指出，“温州模式”的形成是当地社会普通百姓与地方政府和国家中央机关相互冲突、妥协和长期谈判的结果，其中地方干部起着关键作用；温州新的经济体制、可选择的价值观及组织的出现反映出了当今中国国家和社会之间界限的转变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的重新确定。帕立斯在阐述“温州模式”的特征时，把私营企业和家庭工业、商业企业的“戴红帽”“挂户”现象称为“创造性的骗术”。这种“创造性的骗术”在特定历史背景下，有助于缓和个体私营经济在雇佣劳动这一问题上与中央部门的有关文件规定的矛盾，为地方官员减少了政治风险，也有助于个体私营企业从国有银行获得贷款和享受一定的税收优惠政策。帕立斯以“个体工商劳动协会”为例，研究了私营企业家的自发组织和地方政府部门和国家机关的相互关系，揭示了私营企业主如何在避免成为意识形态原则的挑战者的同时与政府部门及其官员“结盟”的过程，从而私营企业家的自发组织成为国家社会主义制度的“力量”。这一过程同时也表明了现行的国家制度和意识形态是如何去适应地方行为的，最终在私人利益合法性有限地不断增加的过程中，促进了地方经济的发展。帕立斯的研究表明，改革不仅可以自上而下，也可以由注重实惠、为满足当地需要而对国营控制的经济不足作出反应的个人、家庭和群体自下而上地发动。这些普普通通的个人不仅能利用国家允许的机会，而且还能时常与地方干部合谋共商，为自己创造机会。所以最好把中国的“伟大改革”理解成自下而上的改革的结合体。[7]
艾伦·刘在《温州模式的利弊》[8]一文中阐述了“温州模式”成功的秘诀、重要意义和启示。“温州模式”是中国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中最为著名的“代表性”和“典型性”的模式，它成功的关键是“改变传统体制以适应现代形势”。具体说来，温州成功的秘诀归结为“3M”与“1I”，即群众的创造性（Massinitiativeness）、流动性（Motility）、市场（Markets）与中国经济结构的空隙（Interstices）的结合。艾伦·刘认为，从现实的角度看，“温州模式”作为在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的诸多发展模式中“走得最远的一种”模式，其主要动力无疑来自私人经济部门中的企业和人员，同时也与当地党政部门的灵活政策、基层组织的政治支持，与一部分地区（如上海）的强有力的政治支持是分不开的。更重要的是“温州模式”在发展过程中得到了主张进行大胆改革的国家领导人的积极支持。例如1986年国务院正式宣布设立温州试验区，使得温州可以在相对较少受到传统体制和国家现行政策限制的有利情况下进行改革。如果“温州模式”在中国大陆广泛传播，它迟早会推进中国政治、经济和体制的理性化。作为一种“自下而上”的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模式，“温州模式”具备“全方位自主”和“开放型自主”的特征，其意义不仅仅是“小商品，大市场”，它甚至可以产生出“小自主，大民主”的深远影响。艾伦·刘在研究中十分强调温州的区域经济传统对“温州模式”产生的重要作用，并认为这种区域经济传统的形成与历史上温州人对环境压力所作出的特有反应有关，因而可以把改革开放条件下温州经济的发展视作类似于历史上温州人通过移民和长途贸易对当时的社会环境压力作出反应的一种延伸。[9]
著名的新制度经济学家张五常也曾发表过对“温州模式”的评论[10]，他认为，温州是中国开放的先进，温州的成就代表了中国的开放。温州的发展，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在刚开放时，由于当地的国有企业比重小，政府垄断经济的程度低，存在许多发展的空隙，新的产权制度就应运而生。并且，从市场的角度来看，由于中国本身具有很大的市场潜力，在改革开放时期，居民对日用消费品有很大的需求，而温州的企业从一开始就以国内市场销售为主，所以和其他地区的企业相比较，温州的企业获得了市场先机，拓展了区域经济发展的空间。在张五常的论述中所强调的开放，不只是通常意义的对外开放，更多的是指区级的开放，即区域经济走出封闭的发展格局，主动与国内其他地区进行交流，利用广阔的国内市场来促进其自身的发展。[11]
二 温州模式的国内研究现状
国内新闻界、学术界和工商界围绕温州模式的由来、内涵、特征、内容、本质、精髓、价值和发展阶段、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理论依据、文化成因、哲学基础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从研究成果上看，据不完全统计，发表的论文在4000篇以上，出版的专著在50部以上，还陆续撰写了一些研究报告。从研究队伍上看，温州模式研究队伍有很多是知名学者，如费孝通、董辅礽、钟朋荣、史晋川、王春光、袁恩桢、张仁寿、马津龙、孙越生等。代表性学术论文有费孝通《温州行》（1986）、张仁寿《温州模式的特点和成因》（1986）、史晋川《温州模式的历史制度分析》（2004）、赵人伟《温州力量》（1999）、张曙光《对温州模式的几点理论思考》（2004）、罗卫东《温州模式：马格里布、热那亚抑或其他？》（2004）、方立明等《温州模式：内涵、特征与价值》、温邦彦《温州模式的哲学思考与政策启示》《温州人的哲学理念》、黄朝忠《温州哲学及其教育价值探析》（2010）等。代表性著作有袁恩桢《温州模式与富裕之路》（1987）、孙越生《东方现代化的启动点——温州模式》（1989）、张仁寿《温州模式研究》（1990）、史晋川等《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温州模式研究》（2002）、陈安金等《永嘉学派与温州区域文化崛起》（2007）、张苗荧《文化、企业制度与交易成本——温州模式的新视角》（2008）、祝宝江主编的《温州人精神简明读本》（2009）、方立明等《互动管理与区域发展：温州模式研究的几个问题》（2010）等。国内学者对温州模式研究的主要方面和基本观点有：
（一）关于温州模式的由来的研究
温州模式最早见于1985年5月12日上海《解放日报》刊发的《乡镇工业看苏南，家庭工业看浙南——温州33万从事家庭工业》一文，这篇文章由桑晋泉撰写。桑晋泉一行于1985年4月来温州采访时听说国内曾有经济学家在内部研讨会上持一种新看法，即温州经济发展的道路是不是可以称为“温州模式”，在刊发这篇文章时也采用了一些经济学家曾使用的“温州模式”这一提法。“温州模式”公开提出后，在国内引起了强烈反响，“温州模式”和“苏南模式”“珠江三角洲模式”一道成为中国三大典型性的区域发展模式，一度引起了“温州模式热”，人们以满腔的热情和浓厚的兴趣纷纷对“温州模式”进行了多角度的考察和研究，来温州取经的人络绎不绝，“温州模式”无疑鼓舞了众多的取经者。但是，温州姓“资”姓“社”的问题也一直困扰着人们的思想，有关“温州模式”的争论在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才平息下来，“温州模式”也迎来了发展的春天，要求实施“温州模式”研究和发展工程的呼声逐渐增多，有关“温州模式”的研究取得了一系列成果。
（二）关于温州模式的内涵的研究
温州模式具有丰富的内涵，人们纷纷从不同的视角对其内涵进行了阐释，迄今为止，学术界没有形成一致的看法。主要观点列举如下。
（1）温州模式的基本内涵包含了两个方面的重要内容：一方面，温州模式是一种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尤其是经济发展的模式；另一方面，温州模式也是一个经济制度变迁的模式，或者说是经济体制改革的模式。[12]
（2）温州模式是一种典型的利用民营化和市场化来推进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模式。[13]
（3）费孝通认为，“温州模式即家庭工业加专业市场”。
（4）张仁寿认为，“温州模式是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模式”。
（5）袁恩桢认为，“温州模式是以个体经济为主要内容，以家庭工业专业市场为基本形式，通过发展商品经济而实现农村致富之路。”
（6）赵人伟认为，“温州是一种新古典区域工业化模式”。
（7）温州模式是指温州人民率先运用市场机制，发展民营经济，实现富民强市的经济社会发展模式。[14]
（8）古典温州模式是发源于温州农村，以家庭工业为主要经济组织形式，以专业市场为联系生产和市场的纽带，形成了“小商品，大市场”的市场运行格局。后温州模式是温州经济的发展突破了古典模式那种以家庭经营为基础的限制，走向企业联合、兼并、重组、优化的集团化规模发展的道路，走向资产经营、资本经营综合发展，大力开展虚拟经营，逐渐造就了一批具有现代经营理念的企业家。[15]
此外，温州模式还出现了新温州模式、温州新模式等提法，温州模式不是一个固定不变的模式，而是一个与时俱进的模式，是一个开放的模式，创新是温州模式的灵魂。人们对温州模式内涵的看法不同，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温州模式不断走向成熟，不断得到发展；随着温州实践的发展，时代将不断赋予其新的内涵。
（三）关于温州模式的特征的研究
温州模式的特征也是众多国内学者研究的焦点之一，人们纷纷对温州模式的特征或特点、特色进行描述或概括。董辅礽和赵人伟把温州农村商品经济发展的特点概括为“以家庭和联户的民办工业同专业市场、农民购销员和民间信贷相结合”[16]。费孝通把温州模式的特点描述为“以商带工的‘小商品，大市场’”[17]，从此，“小商品，大市场”成为温州模式的经典表述。吴象把温州经济的基本特色概括为“其基础是农民经营的家庭工业，其纽带是以农民购销员为骨干的专业市场，其依托是主要由农民集资兴建或发展起来的小城镇”[18]。张仁寿和李红把温州模式的特点描述为“以家庭经营为基础，以市场为导向，以小城镇为依托，以农村能人为骨干”。方立明等认为学术界对温州模式的特征主要有两种表述，即描述性的表述和概括性的表述，他们把温州模式的特点概括为“时代性、民本性、地域性、开放性、区际性、创新性、发展性”[19]。赵人伟在《温州力量》和《温州模式何去何从》两篇文章中，把温州模式的特点概括为“产权清晰，内源积累，区际贸易”。也有学者认为，民营经济是温州模式的最大特色，也有人认为，温州模式以民营、民办、民有、民享为主要特点等。
（四）关于温州模式的内容、本质、精髓和价值的研究
温州模式的内容极为丰富，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刘伟认为，温州经济是一种以民营经济为主体的模式，天生具有灵敏的市场嗅觉和创新意识，这种模式是更多、更直接地建立在尊重市场、注重效率基础上的，这就在体制机制层面，为温州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根本动力。有学者认为，民营企业发展是温州模式的生长点，民外合璧是温州模式的增长点，民营企业上市是温州模式的着力点；张苗荧从文化、企业制度与交易成本等几个方面阐释了温州模式，他认为温州模式的细胞组织是家族企业；史晋川等学者以制度变迁为主线，以经济发展为重点阐释了温州模式，该项研究被一些学者喻为经济学“浙江学派”崛起的代表性成果之一；陈福生主编的“温州改革发展研究”丛书从民本、创新、和谐和治道四个方面比较系统地阐释了温州经济发展格局、温州文化演进逻辑、温州社会变迁历程和温州政治建设路径；张军运用信息经济学理论研究了温州农村民间金融部门的结构演变及其性质和作用。也有学者认为，温州经济是“老百姓”经济，是“小题大做”经济，是“无中生有”经济，是“温州人”经济。方立明等认为，“温州模式包含丰富的内容，涉及经济与文化、经济与政治、经济与社会、经济与环境诸方面的互动关系及其内容”[20]。
周德文认为，温州模式的本质就是温州人敢为天下先、敢吃天下苦、敢闯天下难的创业精神的体现。有学者认为，温州模式的本质就是创新、变革、发展和提升，创新是温州模式的灵魂，变革是温州模式的动力，发展是温州模式的主线，提升是温州模式的基点；有学者认为，所谓温州模式的本质，说到底就是温州人的思维模式；张仁寿在《向温州学习什么》[21]一文中指出，温州经验最具有普遍意义的是温州人的创造，最值得温州人学习的正是温州人的精神；祝宝江和蒋景东在《温州人精神简明读本》一书中指出：“温州的经济模式是温州人的思维模式的产物”[22]，正是有了温州人的思维模式，才有温州模式和温州经济的奇迹。
经济学家钟朋荣在《走向城市·序》一文中说，温州模式的核心或精髓正是温州人的精神；有学者认为，温州模式的精髓是温州人的哲学理念；有学者认为，温州模式的精神仍然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有人认为，温州模式的精髓是敢为人先，实事求是；温州模式的精髓是温州人精神，这种观点得到了越来越多的人的认可。
费孝通在《温州行》一文中指出，温州模式即家庭工业加专业市场，温州农村经济发展的基本特点是“以商带工的‘小商品，大市场’”，从这一特点看来，温州模式超出区域范围，而在全国范围内带有普遍意义，他首次提出了温州模式的意义或价值问题。方立明等从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两个方面较为系统地阐述了温州模式的价值，温州模式的理论价值表现在“比较、分析客观存在的模式的特征、过程、本质有着理论指导意义”[23]，温州模式的实践价值表现在“推动作用、传播作用、示范作用、辐射作用”[24]上。谢健在《温州模式对西部大开发的借鉴作用》[25]一文中分析了温州模式对西部大开发的意义，尤其是对西部大开发的借鉴作用，温州模式是西部可资借鉴的最有效的“东部经验”。
（五）关于温州模式的发展阶段的研究
温州模式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根据内外条件的变化不断完善和发展的。陈佳贵指出，从创立“温州模式”、发展“温州模式”，到“温州模式”的不断创新，都体现了温州人敢于试验的勇气、善于创造的智慧和务实创新的精神，温州人“敢为人先”“善为人先”的创新精神，是“温州模式”不竭的发展动力，保证了温州无论在什么环境下，都具有旺盛的生命力。根据相关资料和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温州模式的形成与发展阶段主要有“三阶段说”和“四阶段说”。例如，谢健和李元华等在《民本：温州经济发展格局》一书中把温州模式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温州模式概念的提出到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为第一阶段，20世纪90年代初到2003年为深入发展阶段，2003年至今为创新阶段。方立明等把温州模式的形成与发展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中期），这一阶段的基本内容和特点主要表现为家庭工业—专业市场—小城镇建设；第二阶段（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初），这一阶段的主要内容和特点是股份合作企业—要素市场—中心城镇建设；第三阶段（20世纪90年代初至21世纪初），这一阶段的主要内容和特点是企业集团化—市场网络建设—中心城市建设；第四阶段（21世纪初至今），这一阶段的主要内容和特点是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发展—市场形态的创新—发展环境的提升。
（六）关于温州模式的学科性质、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的研究
温州模式是一门新兴的学科，这种观点逐渐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认可，一个学科必须要有自己的研究对象和方法，这直接关系到研究内容的选择和学科体系的构建。2002年3月9日，在“温州模式首届比较论坛”上，何钟秀教授认为，温州模式已不单是温州的经济模式，已经成为一门经济学科。[26]关于温州模式的学科性质，方立明等认为，温州模式不只是某一学科或某一个领域的知识，而是一门综合性的学科，涉及经济学、管理学、文化学、社会学、伦理学、政治学、人才学等多学科。同时，温州模式也是一门理论性和应用性的学科，他们采用社会学的互动理论为研究方法，把温州模式的研究对象规定为“主要研究温州经济与文化互动关系的机制及其发展规律”[27]。金祥荣用制度经济学的方法从需求诱致型制度创新的角度对温州模式进行了较为全面和深入的研究。有学者认为，温州模式的研究方法主要有实地调查法、文献分析法、社会统计法、科学抽象法等。张仁寿和李红合著的《温州模式研究》（1990）是当时研究温州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的一本最为深刻和系统的经济学著作。由浙江大学天则民营经济研究中心史晋川教授、金祥荣教授等承担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大课题“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温州模式研究”的相关成果，受到教育部领导的高度重视。该著作的相关要点已被收入教育部2003年第一期《成果要报》，呈送中央政治局等高层部门。《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温州模式研究》（2002）是现在研究温州模式最具权威的经济学著作，该专著出版以来，在国内外理论界也引起了强烈反响。认为该课题是对浙南区域经济和民营企业发展最具理论价值的权威研究，其成果对全国其他地区特别是中西部地区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七）关于温州模式的理论依据、文化成因和哲学基础的研究
温州模式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温州成功实践的产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最新理论成果，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温州模式的理论依据。例如，戴海东在《邓小平理论与温州模式》一文中指出：“温州模式是邓小平理论在温州实践的产物”[28]；金守信在《浅析邓小平理论与温州经济发展》一文中说，温州的成功，最根本的一条就是坚持邓小平理论的精髓：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徐福宁在《努力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解放思想，加快发展——甬台温经济社会发展调研报告》[29]一文中论述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温州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作用；李景源在《浙江经验与中国发展：科学发展观在浙江》[30]一书中论述了浙江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成功实践，分析了浙江经验和中国发展的内在逻辑关系等。
随着对温州模式研究的深入，许多学者认识到，温州模式除了经济学分析所揭示的各种因素以外，事实上还与温州传统文化有密切的关系。张仁寿认为，温州的历史传统对温州模式的形成和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温州人深受瓯越文化的影响，形成了讲求实利、务实进取和敢于冒险的思想观念，这种文化传统与商品经济所需要的观念和精神相吻合，成为温州农村商品经济蓬勃发展的重要精神力量。[31]朱康在分析温州模式的文化成因时指出，要充分把握温州乡村经济的发展脉搏，就必须深入剖析家文化在乡村工业化过程中的作用，家文化在一定范围内虽然有相当的特殊优势，但最终会因其自身的缺陷阻碍进一步的发展。李庆鹏认为，当代温州商潮的涌起，与温州历史上发达的工商业传统即农商文化、移民文化、海洋文化以及永嘉事功学派有着深刻的渊源关系。永嘉学派构成了温州人特有的文化基因，其对温州文化特别是温州人的经济意识的变革方面的贡献主要有三个：第一大贡献是提出了新的义利观，第二大贡献是提出了工商皆本论，第三大贡献是肯定了雇佣价值观。[32]周少华在《破译温州经济的文化DNA》[33]一文中也分析了温州经济发展的文化影响因素。程庆国在《从古代永嘉学派到现代温州人精神——关于温州发展的人文基因探讨》[34]一文中阐述了永嘉学派、温州人精神和温州发展的千丝万缕的联系。
许多学者对温州模式的哲学基础进行了研究，有学者认为，温州模式的哲学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例如，李日增《对温州模式的哲学思考》[35]、温邦彦《温州模式的哲学思考与政策启示》[36]。也有学者认为，温州模式的哲学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永嘉学派思想融合创新而成的新哲学，例如，《温州人的哲学理念》和《温州哲学及其教育价值》[37]等论文，《温州人精神简明读本》和《温州人想的和你不一样：温州人为什么会成为富人》等著作。费孝通最早提出了“温州实践”的概念，从此之后，温州实践被许多学者引用，有学者论述了信用建设的温州实践，也有学者提出了温州试验的概念。黄朝忠在《温州哲学及其教育价值》一文中指出，温州哲学是当代温州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开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温州形态，同时也是温州人自己的哲学，具有温州特色的哲学主导观念、主要本性和教育价值，阐释了温州真理、温州价值、温州方法和温州哲学的本性等概念，提出了“行动有业绩就是温州真理”等新观点。李凤伟在《向温商学习》一书中提出了“温州人的商业哲学”等概念，“温州人的商业哲学是：‘唯利是图’不可取，‘微利是图’却能积少成多，是生财之道，挣钱之本，生意场上的事情，看大而未必大，看小而未必小。温州人既挣大钱，也绝不嫌弃小钱，甚至有时候是按角、分和厘来计算的，温州人就靠这一分一厘的集腋成裘，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为自己的第二次、第三次创业奠定了雄厚的资金基础”。[38]《温州人精神简明读本》一书中提出了“温州人的经营哲学”等概念，“温州人的经营哲学是‘新木桶理论’，一改传统的‘加板’思维方式，企业不再圈于自身内部来修补和加长木板，而是拿出自己最长的那块木板和其他企业的长木板进行拼装，形成一只容积更大的木桶。”[39]杨洪建在《温州人想的和你不一样：温州人为什么会成为富人》一书中提出了“温州人的经商哲学”等概念，“为什么温州人的眼光、胆识和你不一样，因为他们有与众不同的思维方式和经商哲学”[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