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温州哲学的历史渊源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要求大力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要求哲学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突出哲学在社会发展中的战略地位和重要作用；用中国化的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积极推进理论创新。努力开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温州形态，崛起温州哲学，繁荣区域人哲学，这是具有深远意义的哲学事业。邓小平指出：“现在建设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经验一天比一天丰富。经验很多，从各省的报刊资料看，都有自己的特色。这样好嘛，就是要有创造性。”[1]温州经验，温州模式被浙江及其他地区的各大报刊频繁报道，温州模式成为一个热门话题。温州哲学是温州模式的有机组成部分，是它的理论基础，集中体现了温州人的切身利益，它的产生有其深刻的历史渊源。
一 温州哲学产生的历史背景
温州哲学的产生同对时代问题的解答是密切相关、融为一体的，实质上，它是在时代要求推动下的一种追求，即温州人以哲学的方式解答时代向自己提出的问题，它的产生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随着改革开放的具体实践和时代的发展，温州人迫切需要创立自己的哲学。
（一）政治上，1978年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东方神圣的大地上揭开了中国历史的新篇章，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历史的伟大转折。实现了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否定了“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恢复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肯定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现了政治路线的拨乱反正，结束了以“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作出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逐步形成了多层次、宽领域和全方位的开放格局，我国进入了改革开放和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的历史时期。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只有坚持开放，才能搞活经济，促进生产力发展，把自己封闭起来是不可能得到发展的，中国离不开世界。
时代的主题由战争与革命转换为和平与发展，和平与发展是世界人民的共同愿望，世界朝着多极化方向发展，中国成为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的坚定力量。邓小平准确把握时代主题，带领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确立了“实践有出路”的基本构想，围绕马克思主义是什么，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等根本问题，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和理论上不断进行探索，对社会主义的一系列问题作出了科学解答。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当代中国实践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把四个现代化作为重点，坚持发展生产力，扭住这个根本环节不放松。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改革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中国共产党肩负着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使命。
温州是最早的沿海开放城市之一，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缩影，温州积极参与世界竞争，融入经济全球化，抓住机遇，加快发展自己。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引下，温州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伟大成就，经济社会事业充满了生机与活力，温州人以敢为天下先的精神发展民营经济，成为全国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非常有典型意义的一个代表，创造了温州模式，这给温州人的行动消除了政治上的顾虑，时代也同时给温州人提出了第一个问题，即温州人应该做什么事才能既促进自身的发展，又有利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温州人确立了“行动有出路”的基本构想。新的实践和新的历史使命需要新的理论指导，温州哲学必然在理论上体现出来。
（二）经济上，资本主义国家实行市场经济，用市场手段有效配置了资源，促进了生产力的巨大发展，走上了相对富裕之路；包括中国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曾经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用计划手段配置资源效率低下，多年的实践证明，只搞计划经济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人民生活相对贫困。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有机结合起来，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加强国家的宏观调控，就能解放生产力，加速经济发展。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基本上处于封闭半封闭状态，中国与世界的差距拉大了，我们的经济和科技水平大大落后于发达国家，世界天天在变化，时代在进步，当今世界是开放的世界，经济全球化趋势不可阻挡，任何一个国家脱离世界经济舞台都是不可能发展起来的。中国必须参与世界竞争，坚持开放政策，一切反映社会化大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管理方法可以而且应当拿来为社会主义服务，大胆吸收人类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积极占领世界高科技之地，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明确了市场和计划都是配置资源的手段，本身并不姓“资”或姓“社”，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姓“资”或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中国逐步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是一个重要的转折。中国处于富裕的窗外与贫穷的窗内的交汇点上，中国向何处去？如何去？如何行动？有什么意义？这些问题迫切需要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来回答。
温州成功探索出了一条市场经济发展路子，经济发展快了，人民富裕起来了。温州人按照“三个有利于”标准对股份合作制经济进行了大胆探索，市场是实现股份制经济繁荣与发展的基础性条件，因此，温州人不断开拓市场，积极投身于市场经济大潮中，释放出了无限的能量，在全国甚至世界各地建起了温州城、温州街、温州村、温州店。温州人不是借助计划而是借助市场把温州与全国乃至世界紧密联系在一起，形成了温州关系网。温州哲学的雏形基本形成，它是邓小平理论在温州的成功实践，也是一个时代的进步在温州人身上的集中体现。
（三）文化上，它与改革开放时期温州人独特的行动文化密切相关，在改革开放初期，全国大部分人的观念是敢想不敢做，少部分人的观念是敢想敢做。能不能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成为中国人民命运攸关的问题。要把中国人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进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需要勇气，胆子要大，步子要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始终是中国人民迎接经济全球化挑战，化解社会矛盾，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法宝。改革开放又是全新的事业，没有现成的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可供借鉴，在马克思主义的本本里也是找不到的。只能靠中国人民一点一点地试验，走一步、看一步，成功是人民的愿望，失败也是一个经验。
在邓小平的敢为人先、勇于创新精神鼓舞下，温州人迅速行动起来，不与人进行抽象的理论争辩，而是埋头苦干，用事实说话，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根本标准，形成了“行动—理性认识—行动”的哲学思维方式，用改革开放的实际行动去克服困难，迎接挑战，抓住机遇，用实践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书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确立了温州哲学的真理观、认识论、行动观。改革开放初期，温州人的学历层次与全国相比普遍偏低，多数成功人士学历并不高，有些甚至小学都没毕业，在这种情况下，温州人的行动靠正确的理论指导的难度很大，先学习理论再干需要花费很长时间，而时代在进步，社会在发展，形势逼人，不进则退。那怎么办？邓小平强调，要多腾出时间来办实事，少说多做，要抓住时机，发展自己。那就先干，不能丧失机会。在行动中不断总结经验和方法，不是学会了再干，而是在干中学习。这就形成了改革开放时期温州人独特的行动文化，这种文化反映了20世纪80年代前后温州人的实际状况。
二 温州哲学的理论来源
温州哲学不是凭空产生的，在解答温州问题以及创立温州哲学过程中，温州人对永嘉学派进行了批判性的研究和哲学反思。永嘉学派、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温州哲学的理论来源。而永嘉学派的事功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是温州哲学直接的主要的理论来源。
（一）永嘉学派的事功哲学
永嘉学派的事功哲学是温州哲学直接的理论来源。温州区域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地域文化的一个典型代表，是温州哲学形成过程中不可缺少的“遗传因子”。温州区域文化源远流长，南宋时以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派、以“永嘉四灵为代表的江湖诗派，近现代的孙诒让、夏鼐、夏承焘、苏步青”[2]等，在中国思想史、文学史、科学史上都具有重大影响。永嘉学派，又称“事功学派、功利学派等，是南宋时期在浙东永嘉（今温州）地区形成的一个儒家学派”[3]。它的形成和南宋时期永嘉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是密切相关的。南宋时期，永嘉地区出现了富工、富商和工商业地主，为了维护自己阶层的利益，他们纷纷著书立说，提倡实事和功利，是新兴阶层的利益要求在观念上的体现，因其代表人物多为浙江永嘉人，故名永嘉学派，与当时朱熹的理学派、陆九渊的心学派鼎足而立。
永嘉学派的事功哲学认为充盈宇宙者是“物”，坚持唯物主义观点，而道存在于事物本身之中（物之所在，道则在焉）；提倡“功利之学，反对虚谈性理，讲究实效，义利并举”[4]“既无功利，则道义者乃无用之虚语”；主张提高商人地位，重视商业，倡导“通商惠工，用国家的力量扶持商贾，流通货币”，反对传统的“重本抑末”，即只重农业、轻视工商的政策；自始至终追求一种价值取向，知之则必用，用之则必尽；倡导辩证思维，提出“一物为两”“一而不同”的关于事物对立统一的命题，认为事物对立面处于依存、转化之中，而“止于中庸”；认识上主张“以物用不以己用”，提倡对事物作实际考察来确定义理。这种讲究实效，注重功利，强调个人、个性、能力的思想及其价值取向和商品经济意识是融合的，“经过温州人的历史实践，塑造和强化了温州这一地方的地域文化传统，构成了温州经济社会发展中不可缺少的遗传因子。”[5]这种“血统”渗透在温州人的骨髓里，使“温州人成为中国犹太人”[6]，温州人普遍具有艰苦创业、敢冒风险、永不满足的精神和致富欲望，这些皆源于中国犹太人的血统[7]，阐明了人的利益诉求对推动社会进步的意义，倡导通过合理的利益引导，使人的利益诉求与社会道义目标一致。这种“义利思想的代际传承，形成了温州人讲求实利、不唯形式的务实风格”[8]，以及根据社会环境变化变换利益诉求渠道的灵活变通的哲学观念。温州人批判继承了义利统一思想，把它发展成追求业绩和承担社会责任的统一、社会贡献和个人需要的统一，在温州实践中，坚持业绩是硬真理，责任是软真理。用追求业绩的办法解决温州问题。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温州哲学主要的理论来源之一。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锐利思想武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是人类思想史上的伟大变革，它使哲学的性质和功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温州人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和解决温州问题，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温州实际结合起来。温州人认为，解决温州问题一定要遵循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抓住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髓，马克思和恩格斯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要创立者，列宁和毛泽东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过程中不能丢掉“老祖宗”。温州的实践又验证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温州人始终努力建构自己的哲学，从理论和实践上提出了一系列富有创新性和时代性的思想和观点，形成了具有温州特色、温州气派和温州风格的哲学。
（1）马克思恩格斯哲学思想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向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转变过程中逐步阐释了自己的哲学思想，《共产党宣言》的发表标志着马克思和恩格斯哲学思想的最后完成和公开问世。特别是唯物史观的发现，第一次把社会学置于科学的基础上，把唯心主义从最后的避难所——社会历史领域驱逐出去，实现了哲学史上的变革，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的发现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为科学。马克思在大学时代所学的专业是法学，但是对法学的深入研究使他渴望专攻哲学，没有哲学就不能使他前进，马克思中学时代就立志要为大多数人谋福利。在博士论文《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中，恰当地运用了辩证法思想，表明马克思在辩证法方面已经脱离了黑格尔的思辨的体系而完全独立。在《莱茵报》时期，马克思走上了社会政治舞台，开始接触到社会生活的物质现象，日益觉察到物质因素、物质利益对国家和法的作用，转向了对人类历史的唯物主义理解。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为确立社会现象的唯物主义观点和立场方面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论述了家庭和市民社会是国家的基础，法和国家根源于社会物质生活，内含了唯物史观的基本思想，标志着马克思进一步完成了向唯物主义的转变。在完成唯物主义转向的基础上，马克思也大致同时转向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马克思把哲学作为无产阶级解放全人类的头脑，把无产阶级作为解放全人类的心脏。恩格斯通过对施特劳斯《耶稣传》的研究，完成了向无神论的转向，在《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一文中，恩格斯认为，只有人民革命才是消灭基督教的、非理性的旧国家的决定性手段，1842年底，恩格斯开始考察工人阶级的生产状况，表达了对资本主义的厌恶和对劳动人民的同情，《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发表标志着恩格斯完成了向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转变，恩格斯从无产阶级立场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出发，加深了对共产主义的理解，论述了经济因素在社会变革中的作用，经济利益对立是产生阶级对立的基础，内含了唯物史观的基本精神。
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阐发了科学的实践观和新唯物主义，《神圣家族》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哲学思想中具有重要的地位，他们在思想上彻底清算了唯心主义，论述了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只有从实践和实际生活出发才能正确认识历史现象，构成了唯物史观的重要观点。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彻底清算了旧唯物主义，阐释了新唯物主义，突出了实践观在新唯物主义中的地位和作用，实践的观点是新世界观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在实践中，把人与自然的唯物主义理解结合起来，把正确发挥主观能动性和尊重客观规律结合起来，实现了对社会生活认识和整个哲学认识的根本变革。表明了新唯物主义的阶级实质和历史使命，突出新唯物主义改造世界的功能，马克思指出：“哲学家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9]恩格斯把它誉为“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10]。恩格斯大致同时也写了关于费尔巴哈的札记，批判了费尔巴哈的唯心史观，达到了与马克思相同的立场和结论。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系统地阐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为科学社会主义奠定了基础，《共产党宣言》的发表标志着马克思和恩格斯哲学观的最后完成，表明了新唯物主义已经成为工人阶级争取解放的行动指南，充分展示了新唯物主义改造世界的功能和革命的本质，列宁指出：“这部著作以天才的透彻而鲜明的语言描述了新的世界观，即把社会生活领域也包括在内的彻底的唯物主义、作为最全面最深刻的发展学说的辩证法、以及关于阶级斗争和共产主义新社会创造者无产阶级肩负的世界历史性的革命使命的理论。”[11]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哲学思想指导工人运动的实践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始终强调他们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12]。要把握住新世界观的精髓，即哲学思想方式和方法论，“人民最精致、最珍贵和看不见的精髓都集中在哲学思想里”[13]，又要在无产阶级伟大的革命实践中不断发展新世界观，是新世界观指导实践的过程和实践证实、发展新世界观辩证过程的统一，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这才是正确的彻底的唯物主义态度。
（2）列宁哲学思想
列宁在把马克思主义和俄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哲学观，为马克思主义者探索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指明了方向。温州人吸收了列宁的哲学思想，不断探索解决温州问题的新思想、新观念和新理论。列宁领导俄国人民取得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开创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社会主义从理论变成了现实，列宁非常重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哲学思想，体现在他的“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的著名论断中，哲学思想是“革命的理论”的基础部分，指导和制约着其他的革命理论，工人阶级的革命运动离不开马克思和恩格斯哲学思想的指导。列宁在同民粹派、“合法马克思主义”、经济派和孟什维克等机会主义的坚决斗争中，论述和发挥了历史唯物主义。列宁指出：“自从《资本论》问世以来，唯物主义历史观已经不是假设，而是科学地证明了的原理”，唯物史观是“唯一科学的历史观”[14]。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列宁总结了工人阶级运动的斗争经验和当时自然科学的最新成果，发展了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反映论的基本原理，论述了两条根本对立的认识论路线和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三个重要结论；阐明实践的观点是认识论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具有确定性和不确定性；给辩证唯物主义的物质概念下了经典性的定义，“物质是标志客观实在的哲学范畴，这种客观实在是人通过感觉感知的，它不依赖于我们的感觉而存在，为我们的感觉所复写、摄影、反映。”[15]真理问题是认识论的重要问题，列宁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真理观，真理是客观的，是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的统一，“绝对真理是由相对真理构成的。”[16]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承认客观真理、真理的相对性和绝对性，也就坚持了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基本观点。列宁也丰富和发展了唯物辩证法，提出了“辩证法也就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著名论断，辩证法是关于事物普遍联系和发展的学说，是人类改造世界的伟大认识工具，阐释了唯物辩证法的范畴体系，论述了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法的核心，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相统一的。
（3）毛泽东哲学思想
毛泽东哲学思想集中体现在《实践论》和《矛盾论》等著作之中，实践观、矛盾观和真理观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主要组成部分，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毛泽东哲学思想都是温州人认识温州问题和解决温州问题的思想武器。毛泽东辩证地考察了认识与实践的关系。毛泽东认为，实践是人们“根据于一定的思想、理论、计划、方案以从事于变革客观现实”的活动。实践的形式多种多样，但基本的形式有生产活动、阶级斗争、科学实验等。其中生产活动是人类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是决定其他一切活动的基础；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的一项重要实践；科学实验是人类探索未知、面向未来的重要实践形式。毛泽东认为，实践是认识的基础，这表现为，实践是认识的来源、认识发展的动力、检验真理性的标准和认识的最终目的。在毛泽东看来，认识来源于实践，实践是检验认识真理性的标准。人们的社会实践是人们对于外界认识的真理性标准，认识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原则。根据这一原则，思想必须反映客观实际，实践是真理的检验者。毛泽东在充分承认认识的本质意义是对客观世界加以反映的基础上，从实践是认识的来源、目的、发展的动力和检验标准等多方面出发全面肯定实践对于认识的重要性。毛泽东的实践观从人的社会性来理解人，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对于社会问题、政治活动而言，“只有千百万人民的革命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尺度”。所以，在他看来，由社会的人所组成的集体的实践活动是检验真理的重要标准。在毛泽东看来，真理与实践的不同之处在于，真理是人们的认识对客观事物及其规律的正确反映；实践则是人们对客观世界的改造活动。毛泽东始终坚持真理的客观性，并在此基础上强调真理是绝对性和相对性的统一，真理的客观性是由实践加以证明的。真理是唯一的，“真理只有一个，而究竟谁发现了真理，不依靠主观的夸张，而依靠客观的实践”[17]。所以，从根本上说，毛泽东一直认为真理是客观的，是由认识与客观事物相符合的程度所决定的。正确认识和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一个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过程中，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基本矛盾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索，并取得了理论和实践上的巨大成就。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指出，互相矛盾的诸方面在发展中有适应也有冲突。适应之中有不适应之处，因此发展中就有改革而冲突是矛盾发展的最后形式，就是革命。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毛泽东的矛盾观表达得更加明确。毛泽东的社会主义社会矛盾学说对于正确认识和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促进社会主义温州的稳定和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温州都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是温州哲学主要的理论来源之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是它的理论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的主要创立者是邓小平，他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是这面旗帜的灵魂，邓小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灵魂工程师，没有这个灵魂，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需要人民，人民更需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必须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经验进行哲学概括和总结，从而建构起有生命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江泽民和胡锦涛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
（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的建构
邓小平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引导人民正确地对待历史、认识现实，鼓舞人民奋发努力、积极向上，为伟大壮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而英勇奋斗；出色地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运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他坚决否定“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恢复和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肯定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建构起了有生命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有生命力就在于它同中国人民之间的血肉联系、同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之间的紧密联系，忘记、忽视或是割断这种联系，哲学的生命就会枯竭，人民需要哲学，哲学更需要人民。邓小平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观作为行动的指南，把它与中国的实际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始终努力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灵魂，没有这样的灵魂，就没有中华民族的灵魂，就没有一切，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这个灵魂是谁也摧毁不了的、谁也动摇不了的。邓小平为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灵魂奋斗了终生，从理论和实践上提出了一系列富有创新性和时代性的思想和观点。
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毛泽东哲学思想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精神武器，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它提供给我们的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结合中一系列独创性经验的哲学概括，形成了毛泽东哲学思想。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运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经验进行了创造性的哲学概括，建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它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毛泽东哲学思想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运用和发展，是当代中国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必然结果。这是因为：
第一，赋予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鲜明的实践特色。实践特色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诉求，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特征。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中国的实现程度，取决于当代中国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需要程度，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迫切需要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毛泽东哲学思想运用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以揭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规律为己任，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在当代中国实践基础上继承前人又打破成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际，深刻回答了长期束缚人们思想的重大认识问题，深化了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开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形态，形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的科学体系，即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体系。
第二，赋予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鲜明的民族特色。通过中国人民普遍认同和接受的民族形式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毛泽东哲学思想在当代中国的丰富和发展，是中国人民所喜闻乐见的朴实道理，具有中国气派和中国作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是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正反两方面的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出发，面向现实，直指问题要害，抓住发展生产力这个中心环节，对改革开放的经验和中国人民的敢为人先、勇于探索和勇于创新精神加以升华，并且把它提升到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既深刻把握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精髓，能够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和解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实问题，又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毛泽东哲学思想。
第三，赋予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鲜明的时代特色，“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哲学是一定时代的产物，不能脱离时代。恩格斯指出，“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18]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准确把握时代脉搏，与时代对话，以时代问题为中心，对国际国内形势，对世界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成败和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的态势和矛盾进行了正确的分析，作出了新的科学判断。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为当今世界的主题，国际竞争日趋激烈，世界天天在发生变化，科学技术突飞猛进，深刻改变着当代经济社会生活和世界面貌。任何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都必须认真对待这些时代特点，并作出马克思主义的回答，只有与时代发展共同进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才是我们所需要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这要求我们根据实际情况用新的观点来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毛泽东哲学思想，赋予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鲜明的时代特色。
（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哲学总结
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改革开放已经走过了30多年的历程，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成功的经验是主要的，但是也有失败的教训。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进入了改革开放和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的历史时期，从开办经济特区到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和宽领域的开放格局，中国积极参与世界竞争，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全面推进农村改革和城市改革，进行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文化体制改革，改革开放使中国真正活跃起来，促进了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综合国力显著增强，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积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经验。例如，关于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关于发展是硬道理的思想，关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想，关于两个大局的战略思想，等等。也受到了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冲击，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经受住了考验，开辟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这些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宝贵财富。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总结的邓小平理论，包含着丰富的内容，党的十五大报告指出，它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回答了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外部条件，政治保证，战略步骤，党的领导和依靠力量以及祖国统一等一系列基本问题，指导我们党制定了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贯通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领域。有业绩即真理，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是贯穿于邓小平理论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是邓小平理论的灵魂。邓小平理论的灵魂，也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指导下，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哲学概括。
邓小平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他把毕生的心血都献给了中国社会主义事业，一切以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建立了巨大的功绩。他对党、对人民、对马克思主义的最大贡献，就是邓小平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它的理论基础和灵魂，邓小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的主要创立者，他的贡献最大，这是不言而喻的，《邓小平文选》集中体现了这一历史性的伟大成果。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毛泽东哲学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结合进程中，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智慧的结晶，为什么这样说呢？这是因为：
第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集中了全党的智慧，体现了全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共同认识。邓小平坚决反对过分夸大他个人的作用，理顺了党和人民的血肉联系、全党和党的中央领导集体的关系、他个人和党的中央领导集体的关系；明确了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和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全党必须服从中央，要善于集中全党的意见和建议，充分调动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邓小平代表中央所作的报告、讲话，所起草的决议、文件，所制定的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方针、政策，大多是经过党内讨论，邓小平加以分析和综合而成的。1978年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这篇讲话，是在全党同志要求彻底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冲破“两个凡是”的禁锢，在中国面临向何处去的重大历史关头，集中了全党的智慧而形成的开创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理论的宣言书。
第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集中了中国人民的智慧，体现了中国人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共同认识。邓小平强调，改革开放是大家的主意、人民的要求，是深得民心的政策，在改革开放中人民群众的积极性被充分地调动起来了，激发出了强大的创造力，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有区域特色的发展模式的形成，温州模式、苏南模式、珠三角模式就是这一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模式的典型代表，这些经验都是人民群众创造的，事实雄辩地证明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是完全正确的。人民群众是我们党的智慧和力量的源泉，要听取人民群众的意见和建议，善于集中人民群众的正确意见，对不正确的意见及时给予适当解释，我们党无论如何都不要和群众对立起来，党最大的危险就是脱离群众，密切联系群众是必须要坚持的原则，脱离人民群众就失去了党的智慧之源，就不能实现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邓小平善于把人民群众的意见和建议集中起来成为全党的意志，并把它上升到哲学的高度，作为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理论基础，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的魅力所在。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是在国际国内政治风波严峻考验的重大历史关头，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回答了社会主义的许多重大认识论问题，解放了长期束缚人们的思想，把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推进到新阶段的又一个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宣言书。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了21世纪，在世纪之交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把是否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上升到了中国共产党党性修养的高度，体现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哲学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党性的内在逻辑联系。温州人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导下，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哲学党性思想进行了实践，形成了温州哲学的党性原则，即温州哲学是温州人民的哲学，发展为了人，发展的成果由人民共享，是温州人民的根本利益在哲学上的集中体现，代表着温州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始终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分析和解决当代温州发展面临的现实问题。“民营”“民有”“民富”“民享”的温州哲学党性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哲学党性思想在温州的成功实践，大大丰富了温州哲学的内涵。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提出了科学发展观。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继续带领全国人民奋勇向前，努力实现中国梦。温州在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十八大精神中，重组新优势，彰显新特色，确立了“小区域、大发展”的战略目标。温州哲学得到进一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