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克拉斯诺普列斯涅斯克射击事件^[1]之后

不，俄罗斯还没完……

维克多·科热米亚科：瓦连京·格里高利耶维奇，作为我们今天对话的开始，我不打算讲杜马选举，我想谈一件事，一件直至今日都让我，我想，也是让您，以及我们很多同胞都痛心疾首的事：对俄罗斯议会的炮击。最令人震惊的是：（1993年）10月4日，此次血腥事件发生的当天，我们都知道，竟然有很多看热闹的人，更有甚者，每放一炮都鼓掌助兴。这是怎么呢？依您看，该怎么解释如此深不见底的道德堕落？要知道，这丝毫不异于当法西斯分子把犹太人赶到毒气室时，旁观的反犹太主义者在鼓掌；或者俄罗斯人被赶进毒气室时，旁观的仇视俄罗斯的人在鼓掌；又或者共产党人被赶进毒气室时，旁观的反共产主义者在鼓掌。而与此同时，就连布拉特·奥库贾瓦^[2]这样被标榜为人道主义者的人，在接受《莫斯科郊外报》采访，谈到这一令人毛骨悚然的、噩梦般的场景时——这个场景通过电视做了直播——都做出了这样的表态：“对我而言，这就像是侦探片的结局，我很享受。我早就受够了这些人，对于他们的遭遇我丝毫不感到同情。第一声炮响，在我看来，就仿佛是最后一幕的开始。所以我并不觉得这件事是个什么了不起的悲剧。”

瓦连京·拉斯普京：是啊……怎么说呢？在我们这个时代，很难再有什么事情让人感到惊讶了，不过布拉特·奥库贾瓦的这番话，而且是带着明显的享受说出的这番话，仍然让人震惊。确实有一些人，他们的心理比较异质，看到受害者遭受折磨就会得到生理上的快感，这件事跟这个有点像。我们那些来自“民主”阵营的人道主义知识分子已经完全具备了奇特的心灵和心理的表达方式（包括面部表情）——带着绝非健康的情感的烙印。现实确实不可能令所有人感到安心，但是这件事已经完全是毫无廉耻的猖獗了！要知道，那些人是所谓的“胜利者”啊！为什么还非要脱下人皮、换上鬼装呢？你们不是赢了吗？那就对失败者表现出一点宽容啊——他们不是才智没有你们那么高，胸怀没有你们那么宽吗？其实，这恰恰是他们一切焦躁不安、神经过敏、脚底板像被烫着了一样上蹿下跳的原因——因为他们的成功绝非来得光明正大，而他们不可能不明白：这种成功是撑不了太久的。

至于那些看热闹的，他们对炮轰“白宫”感到欢欣鼓舞，当他们看到炮弹命中目标，知道在这一瞬间有人被夺去生命，有人开始忍受伤痛的折磨时，他们就欢呼雀跃——这些人已经不仅仅是看热闹的，而是参与者了。必须承认，我们的青年人已经不再是处于某种未知类型的形成期了，而是已经形成了一种完全陌生的、原本根本不可能存在的类型了。这种人残酷冷血、恬不知耻，是幸运女神的膜拜者，为了获取机会什么都干得出来。如果连布拉特·奥库贾瓦都把数百个手无寸铁的无辜人的流血牺牲当成一场赏心悦目的情景剧的话，那么对于这些人来说就更是如此了。在巨大的露天荧屏上，他们身临其境地观赏着已经在电视上看了无数次的场景，因为对这种场景早已司空见惯，他们已经感觉不到疼痛、同情，丧失了正义感。他们会觉得这部“剧”情节很棒，事情进展一点儿也不婆婆妈妈，而且总是有意想不到的转折，流血牺牲会如数兑现，熟悉的莫斯科环境变本加厉地挑逗着人的神经，让人产生愉悦的战栗——所有这些他们都很喜欢。我们的青年人之所以这样，是最近七八年来电视、报纸、社会舆论悉心教导的成果。但是，这些人还仅仅扮演着观众的角色，不过他们似乎并不甘心，因为很多他们的同龄人都当了大英雄——扔炸弹的、拿着狙击步枪见人就射的、挥舞大棒的。对数百人（也可能是数千人）——我们的弟兄和儿子，那些站出来捍卫法律和道义的人们——生理上的杀害，之所以会在十月的那几天变成现实，恰是因为，在此之前已经对数百万人进行了精神上的腐蚀和杀害。

尤里·弗拉索夫^[3]认为，我们失去了不止一代，而是两代乃至三代的青年人，而且是彻底的失去，将他们变成了历史的和民族的俄罗斯的敌人。我多么希望他是错误的啊！对于他的观点我不能完全同意，在我心底还有一丝希冀，期待着人民在承受了太多的苦难之后，可以苦尽甘来；期待着奇迹般的救赎——可能，这种救赎会来自过去；指望着我们自己的努力。但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那就是新生代的形成远比预想的要迅速得多，而且教育埋下的地雷，在短时间内是不可能被拆除的。当代俄罗斯的秩序……您知道吗，如果说这种秩序刺激着人们精神和心灵上的变异，这等于什么都没说。这句话虽然没错，但是已经说了太多遍，听得腻烦了。呐喊吧——也是不会得到回应的。但是，如果女孩子们才十岁就开始成群结队地在街头闲逛，12岁就开始分娩生育，而且所有这些在自由民主国度里都被看成理所应当的，那么——让这个国度趁早滚蛋吧！我们也应该一块儿滚蛋，如果我们对这种秩序听之任之的话。在陀思妥耶夫斯基那儿，整个世界的繁华都抵不过孩子的一滴眼泪；而在我们这儿，眼泪流成了海，竟然还有人为这眼泪的“自由”流淌而兴奋。

我很想听听您——俄罗斯大作家的意见，您觉得今年（1993年）10月之后，俄罗斯陷入了怎样的境地？

总统和政府并没有获胜——相反，他们遭遇了惨败。他们怎么可能会在一场反对自己人民的战役中，在对宪法和法律的捍卫者的大肆屠杀中获胜呢？！叶林^[4]和格拉乔夫^[5]在这场战役中展现了自己的统帅才能，他们将和曾经为俄罗斯军队赢得荣誉的苏沃洛夫和库图佐夫一样，为历史所铭记，只不过铭记的方式是截然相反的。

总统是干什么用的？政府是干什么用的？就是要在起内讧、起冲突的时候找到和平的解决手段对此予以平息。即便反对方是错误的。但是这次冲突的原因并不在此，而是因为，这是“秃顶上的虱子——明摆着的”，总统想要搞独裁。以“强力”国家领导人为代表的西方支持叶利钦，但实际上，与其说它们是支持叶利钦的行为，不如说它们是为了维护西方的声望，为了将俄罗斯从拥有独立自主政治的国家名单中永远地剔除。西方社会在十月事件中看到了俄罗斯所特有的野蛮，这种野蛮目前，显然，是由国家元首在领衔。在我看来，现在“胜利者”的阵营非常有意思。有人觉得，总统手下那帮人在沾染上共同的鲜血之后，会达成前所未有的一致。但实际上这种观点太天真了。虽然眼下他们在我们国家可以为所欲为，但是人心民意始终存在。不管电视上怎么强调说这是罪有应得的，但人民是不会同意流血牺牲的。几乎不用怀疑，主使者中——不管是台前的，还是幕后的——都有一些人开始打小算盘，计划着什么时候、怎样把总统当成替罪羊。如果他们想要保住自己的地位，没有第二条路可走：要么承认独裁，可是这样一来，他们自己也难逃厄运；要么就得这么做。但是要这样做就必须找到一个合适的人选：这个人在位，可以保证狼依旧是狼，羊依旧是羊，也就是说，富人照旧富，穷人照旧穷。

选举，照理说就是应该推选出王位的继任者。继任者确实是出现了，却让自己的政党很难为情。因为在选举中有十月事件的介入。哦！原来这些事件还会在很长的时间内影响我们的政治生活！日里诺夫斯基^[6]没有拉走任何人的选票（除了政府党派成员中最微不足道的数量），但是，他用自己那令人激奋的演说，把那些根本不打算参加投票的人——他们不无道理地把自己看成政治游戏的筹码——吸引到了投票点。政府的激进主义行为（如果这个术语能够替代所谓的“改革”的残酷和“道德”的残忍的话）促使他们投票支持日里诺夫斯基，因为他的施政纲领在所有候选人中是最激进，也是最彻底的。日里诺夫斯基的成就首先根源于此，不能脑袋一热，就说俄罗斯人民有法西斯意识，因为：第一，这对于人民来说是不公正的；第二，这恰恰揭露了习惯做出如此推理的人的疯狂本质，跟这些人交流是非常危险的，哪怕是通过电视机。

不，还没到和俄罗斯说再见的时候。我记得，几个月前，叶利钦搞的选举前夕，俄罗斯杰出的作家、思想者弗拉基米尔·马克西莫夫^[7]——他被迫旅居巴黎20年——对于我们这里所发生的事情深感绝望，感叹说他不得不与俄罗斯道别了，因为新的统治者已经彻底地将俄罗斯扼杀了。但是，要知道在1918年的时候，马克西米利安·沃洛申^[8]也同样绝望地说出了那句著名的话——“俄罗斯已经完了”，但是俄罗斯挺了过来。没有道理现在就挺不过去。俄罗斯已经开始逐渐地，虽然暂时还是半无意识地，从麻痹剂和障眼法中挣脱出来，对于这样的俄罗斯，有些人是非常惧怕的——这一点我看到了（我们大家都看到了）——在不久前克里姆林宫举行的“政治新年”欢庆节上。当东部地区的选举结果陆续传来的时候，这场盛会，这场起初让人觉得像是果戈理笔下众巫妇在秃山狂欢的盛会，演变成了充斥着恐慌的尖叫和恶毒的叫喊的闹剧。

我的下一个问题是这样的：我记得，在您还担任苏联人民代表时，曾经提议，让俄罗斯退出苏联。那么如今您怎样看待这样一个大国的解体，怎样看待别洛韦日协定及其后果？

我的那些话在当时没有被完全正确地理解。大家只记住了这一句声明，要知道在这句话后面还有一句警告：看在上帝的份上，不要闹到分崩离析的地步。我为什么会说出要退出的那番话呢？是因为当时已经连续整整两个星期，外高加索、波罗的海沿岸、摩尔多瓦纷纷威胁说要从苏联的剥削中解脱出来，而且还众口一词地对俄罗斯人民大加诽谤，因为，很明显，俄罗斯是个大肚汉，在大锅饭里比其他人吃得都多，而且光吃饭，不干活。于是我才站起来说：干什么吓唬人？俄罗斯也是可以退出的，退出了也照样过得好。不要忘了，每年有700亿卢布的俄罗斯资金流到其他加盟共和国的国库，要说受剥削，俄罗斯人才是首当其冲的。

苏联时期，俄罗斯每年拨款700亿卢布给其他加盟共和国，是这样的吗？

是的。俄罗斯将这笔钱从自己的预算划到其他加盟共和国的预算中。在当时这可是一大笔钱，可以修路，可以盖房子，可以发展农业。即便现在，俄罗斯对独联体国家也保持着每年170亿美元的资助。原来是出于兄弟情谊，现在是为了睦邻友好。挤来挤去，奶牛还是原来那头——俄罗斯。不禁要问，我们占了什么便宜？

不，不应该像美国那些苏联问题专家策划的那样，解散苏联，而是应该抱成一团——可是苏联的分裂者们恰恰就像是在深度癔症中一样，对这些人言听计从。当然，对于那些无法和俄罗斯一块儿生活的国家，我们就放它们自由离去。但是这时我们也需要倾听人民的意愿，而不是听从那些民族歧视主义者的煽动。应该抱成团，直到全社会都清醒过来，因为在头脑发热、相互指责的情况下，是不可能做出理智的决定的。等到大家都清醒了，再由上帝和人民做出选择。实际上，怕的就是清醒过来。整个改革、重新瓜分都进行得火急火燎，带着酒徒的兴奋和复仇者的狂暴。就好像事情不是关乎一个拥有上千年历史的伟大国度，而像是在处理从别人车上偷来的东西一样。整个交易过程，就好像是强盗和小偷们在鬼鬼祟祟地分赃——快点、快点，不要等主人回过神来，抓个现行。历史学家总有一天会为这一奇怪的现象绞尽脑汁：一些小贼如何轻而易举地完成了世界级的交易，并把我们所有人都变成了他们政治操纵的牺牲品。

俄罗斯从这场瓜分交易中赢得了什么？丢了自己的历史领土、将几千万俄罗斯人像人质一样留在了“国外”、将原来的手足情谊变成了仇恨、毁掉了无数人的命运，这还不算完，还要像战败国一样定期缴纳赔款。

以您之见，我们的社会现在应该怎么办？我们知道，索尔仁尼琴在《我们如何重建俄罗斯》中给出了自己的方案。我明白，重建国家这个任务首先不是作家的，而是政治家的，但还是想知道，您对此究竟有何看法？

首先，要防止俄罗斯进一步分裂。在当前这个什么都干得出来的政府领导之下，如何做到这一点，我真的不知道。能捍卫俄罗斯国家利益的政府几时不出现，希望就会一直渺茫。像斯托雷平^[9]和维特^[10]那样的政治家几时不上台，本民族的利益几时不优先于外人的私利，我们就不能指望会有好结果。

一个全民族信赖的政府——这是一切的开始。俄罗斯掉进了别人挖好的坑里，摔得不轻，多处骨折，遍体鳞伤，但是——还没有死，还能站得起来。当局的反人民政策导致了恶果，人们开始纷纷偷拿国家财产，而且还纷纷离开国家，大批大批的。我指的不是移民去美国或者以色列，而是逃避自己对于国家的责任，或者叫做“内部移民”。在选民名单上这些人是存在的，但是他们脱离了濒死的国家机体，只为自己的利益而存在，只为了自我拯救。这些公民是以自治形式存在的，他们组成不大的团体，自我防卫，精神和物质上自给自足。就好像是过去那些不能苟同于疯狂的新生活方式的旧礼仪派。如果能使这些人重新服务于国家该有多好！而想要这么做，政府就必须向他们坦承，俄罗斯没有他们不行。当他们明白，形势发生了改变，国家由爱国者执掌，他们就一定会汇成一股积极而进步的力量。人民因催人振奋、令人崛起的情绪和摆在他们面前的崇高目的而强大。俄罗斯有80%以上的人口是俄罗斯族人，我们必须利用好他们的民族热情，而不要害怕民族主义。致力于用最优秀的（最优秀的！）文明的民族传统来教化民众的民族主义不会对任何人构成威胁。相反，这是侵略性的抑制剂。很不幸的是，目前全世界都已经遭受侵略性之苦。如果我们这样教育我们的人民，让他们觉得：我不可以这样做，因为我是俄罗斯人，这有什么不好的呢？

您是这样理解民族主义的？

正是。这是终极意义上的民族主义。用法西斯主义替换民族主义，就像现在到处都在做的那样，只有那些居心叵测、希望俄罗斯彻底毁灭的人才做得出来。人民的民族主义不可能是法西斯式的，这明显是偷换概念，是对人民的侮辱。如果一个民族，除了极少数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之外，都是法西斯分子，那么有无必要对其加以关心，乃至虚伪的礼敬呢？趁早让它滚蛋吧！可是，那些执掌政治厨房，整天就准备一道菜——羞辱人民——的先生们，他们是否知道，这道菜有多么危险？

是啊。大选之后，《莫斯科共青团员报》出版的第一期报纸中，我又看到一个叫米哈伊尔·古列维奇的说：“你们有什么好奇怪的呢？不就是某些俄罗斯人听信了一些不可能实现的诺言，接受了臭名昭著的民粹主义吗？要知道，俄罗斯民族自古以来经历了蒙古人的统治、经受了农奴制的压迫和布尔什维克的清洗，他们早就被摧残了，早已不知劳作为何物了。对于这样的民族你还能有什么指望吗？”

唉，多么熟悉的腔调啊……如果这个民族不再对政治导演们的指令言听计从，如果它昏了头，忘记了自己的斤两，那么就会立马被派去做苦役，然后再被完全抛弃。像这种大规模的人工绝种的手段在历史上不胜枚举，随后再从欧洲、土耳其、中国、韩国引进“开化”的民族到俄罗斯来取代它。别再继续野蛮了吧！陀思妥耶夫斯基说过一番话，与我们当前的形势再适合不过了：“该怎么办？成为俄罗斯人——这是第一位的，也是最重要的。如果说全人类性就是俄罗斯的民族性，那么每个人首先就应该成为俄罗斯人，也就是说要成为自己，到那时，一切都会开始改变。成为俄罗斯人就意味着停止对于本民族的鄙视……到那个时候我们连看起来都会不一样。当我们成为自己之后，我们就会真正变成人的样子，而不再是猴子。”

民族的屈辱这一因素已经在选举中发挥了自己的作用。目前是对日里诺夫斯基有利的，因为他懂得如何利用这张王牌。民族的屈辱——须知这不仅仅是指在政治和经济上背叛民族利益，或者是在电视以及报刊上对俄罗斯人诽谤辱骂，而是指整个大环境，包括日常环境，其中占主导地位的一方面是蔑视，另一方面是我们自己的忘却。这还包括对民族风俗的嘲弄、对神圣的亵渎、对外来思潮和服饰的追捧、用外文书写的标语、以西方最低俗的艺术形式对本国艺术的排挤，还有肆无忌惮的诲淫作品、外来道德、外来做派、外来习气——一切都是外来的，好像我们自己什么东西都不曾有过似的。我不久前几乎大哭一场，那是因为我在叶尔莫洛娃^[11]剧院观看了《贫非罪》这一剧目：俄罗斯的灵魂、俄罗斯的语言、俄罗斯人对于俄罗斯剧作家的解读、演员出色的演技——简直不可思议！但是这样的剧院莫斯科能有几家？也就只有小剧院，再加上塔吉雅娜·多罗宁娜^[12]领导的莫斯科高尔基模范艺术剧院——除此之外就再也找不到了。而其他地方，自然是唯莫斯科马首是瞻的。

说到这儿，我还想起另外一个问题。不久前，格里高利·巴克兰诺夫^[13]在电视上发表讲话时，说出了下面的话：瓦连京·拉斯普京是和黑暗力量有牵连的。这样的话时常有所耳闻，您如何看待这些非议？

按理说，这样一来，格里高利·巴克兰诺夫自己就成了光明力量的代表。那么，为什么在这“光明”的照耀下，周围竟然如此肮脏、黑暗、充满饥饿与寒冷呢？为什么就连这些“光明使者”本人都想躲得远远的？或许，格里高利·巴克兰诺夫可以给我们一个解释？我，与他不同，我不给自己换颜色，我今天所说的，仍然和我之前所说的一模一样，只不过更加直白了。曾几何时，我和他共同努力达成了这种直白，不过现在看来是为了不同的目的。事情当然不仅仅涉及我自己，这是对所有那些拒绝为建设新秩序者牵马拽镫的人们的诬陷。而在这种新秩序下，人们就不得不背叛自己的祖先，为了区区几枚铜钱就把祖祖辈辈所珍视的东西出卖掉。

我不能，也不会敌视任何一种民族感情——只要它不强加于其他人——既然如此，为什么需要把我的民族感情和爱国热情看成罪恶呢？上帝在创造各个民族的时候，赋予了各个民族自己的声音、自己的样貌和服饰，那么，就让我们不要相互妨碍，而要相互补益，以此来更好地完成上天赋予我们的使命吧。

我现在要问的这个问题听起来可能会显得很幼稚：为什么需要爱国热情？要知道，很多人都认为，这种感情是不可能存在的，要么就把爱国热情与法西斯主义画上等号。现在，对于法西斯的理解，在我看来，已经模糊不清了。不光爱国者被叫做法西斯，就是随便谈谈国家利益都会被扣上法西斯的帽子……

为什么要爱国？那您说，为什么要爱自己的母亲，而且是持续一辈子的热爱？不错，母亲生下了你，将你抚养成人，帮你开始自己的生活——但是接下来就全靠自己了，她已经不能再给你什么了。在高尚的西方差不多正是这么做的：子女成年之后，对父母所做的与其说是出自感情，不如说是在履行某种义务。

对祖国的热爱——跟对母亲的热爱一样——是一种永远的感恩和对于世间最亲近的人和物的永远的依恋。祖国赐予了我们所拥有的一切，乃至我们身体里的每一个细胞、每一颗痣、每一个思想。关于爱国主义我已经谈过不止一次了，今天不再重复。我只是想说，爱国——这不仅仅是对故土的割舍不断的血肉联系，而且更首要的是自己对于故土的责任。为祖国灵魂上、精神上、物质上的繁荣昌盛而感到欢欣鼓舞，将自己心脏的跳动与祖国合拍，与祖国同甘共苦。人在祖国就好比生活在一个庞大的家族中，在这里，祖辈为后代的生活和行为负责，家族的铁律规定得很严格。没有祖国，人在精神上就无所依附，任何一阵风都能把他吹起来，随便刮到哪儿去。也正因如此，那些没有祖国的人才想把全世界都变得和自己一样，这样他们就能更方便地利用金钱、武器和谎言操纵世人。您知道吗，我要说的是：一个心怀祖国的人，是不会糊涂、不会堕落、不会变得野蛮的，因为祖国会为他找到方法，让他坚持真理的道路，帮助他。祖国给人们以力量和信念。

那么，谁是爱国热情的仇恨者呢？这些人，要么只认自己的民族，其他民族一概不认；要么就是那些所谓新世界秩序的拥护者——就是要消除人的民族属性，在全世界实现“大一统”——对于这两种人来说，爱国主义自然是障碍了。

很遗憾，我们没有正确理解爱国教育的实质，把它当成了意识形态的附属品。事实上，通过一次政治集会演讲（哪怕是最正当的）是不能增进这一感情的；而一首民歌、一首普希金或丘特切夫的诗歌、一部陀思妥耶夫斯基或什梅廖夫^[14]的作品则能让最荒芜颓废的心田萌生感恩的嫩芽。我很高兴地听说，来自澳大利亚的俄罗斯歌手亚历山大·沙赫马托夫建议将1994年办成俄罗斯文化和宗教年，并准备在所有大城市及部分中小城市举办大量的公众宗教节日庆典。当本民族的、神圣的东西扩散开来并深入人心之后，我们就可以更加有力地对抗施加在人民头上的脏污和耻辱。群魔发挥了自己的破坏作用，而我们也要做自己的事，那就是在人民精神的层面上进行重建。

瓦连京·格里高利耶维奇，一个非常大的话题——“艺术和政治”“艺术和权力”：大家都知道，您曾经担任过苏联的议员，戈尔巴乔夫曾经还想把您拉拢到自己身边，经常带您出国访问。而著名的批评家弗拉基米尔·拉克申^[15]曾经说过：“如果政治将艺术拥入怀中，艺术一定会衰退和死亡的。”对此您怎么看？

我们当然要同意拉克申的看法。他说得有道理。艺术其实是需要承受一定的阻力的，而且不仅仅是来自文艺方面的。我指的并非审查——它像是一把电熨斗，熨平了所有的社会皱纹；而是指一种既可以磨炼我们的肌肉，同时又能振奋人心的环境。你们不是不让说吗，可是我偏要说，不管有什么禁令，而且说得巧妙而又隐晦，使读者能够看到比文字多得多的东西。

我确实当过议员。我没做任何竞选宣传，就得到了一个拨给创作联盟的名额。在作家大会上我被推举为苏联议员，于是就勉为其难地接下了这个重任。随后，戈尔巴乔夫建议我加入他的总统团队。当时的情况很危急，不是你死，就是我亡，最后我还是同意了，我当时想，或许我的投票也能起到一定的作用。可是，这次的“仕途”之旅最后几乎是无果而终，高层的政治不是取决于挂名的团队，而是秘密的顾问团——我很快就明白了这一点。事实上，总统团队没有支撑多久就解散了，而我倒是松了口气。

但是我并不后悔，因为有机会到那里一窥究竟。这个机会可不是人人都能得到的。这会有用的。这段经历已经派上用场很多次了，帮我预见到了很多没有任何表面征兆的事件。我不敢夸口说自己有多么敏感，但是稍微有一点嗅觉了。或者是因为政治确实是肮脏的事业吧——而我对于肮脏的事物一直是相当敏感的。看看如今的宫廷作家们吧。我们都不用看1991年8月他们的表现——那时候他们争先恐后地出卖自己往日的同志，纷纷跑到新主人面前表示悔过自新；我们只要看看9月、10月就够了。维克多·罗佐夫^[16]对此给出了最准确的评论：这样的奴才在斯大林时代都不曾有过，就连伊凡雷帝时代都没有过，从来都没有过。这已经是前所未有的民主现实主义的集体创作了。他们先是聚到总统别墅，用无比的高见劝说总统不要对自己的政敌客气，然后就坐在电视机前欣赏自己的杰作——像是侦探片一样的血腥镇压。但是他们还是嫌这些血太少。既然屠杀就杀个痛快！在流血事件之后，他们又集体上书，要求无论如何都不能宽恕反对派的刊物和社会党派。“这些不开化的人只遵从武力！”——他们如是宣称。如此高深的话无论莎士比亚还是托尔斯泰都说不出来，这真是天下无出其右者。

10月5日的《消息报》上刊登的题为《作家要求政府采取果断措施》的“长诗”下，签名的作家不是一个，也不是两个，而是42个。第42个就是维克多·阿斯塔菲耶夫。^[17]

我本来就正想问问关于阿斯塔菲耶夫的事呢。因为您和他的关系不一般，你们曾经过从甚密。而现在，在选举之后，他在《共青团真理报》上说自己的人民是……非人类！诺沃德沃尔斯卡娅^[18]曾经说人民是愚氓，这没有什么奇怪的，但阿斯塔菲耶夫可是著名的俄罗斯大作家啊……在我看来，就连政府总理切尔诺梅尔金^[19]在《劳动报》上对于选举结果的评价相比之下都更公允一些：“不应该怪人民，而要承认自己的错误。”

是的，我和阿斯塔菲耶夫曾经同属一个文学阵营——“乡土派”，我们彼此相当了解。但是，看来我对他还是了解不够，以至于不能理解今天的阿斯塔菲耶夫，可想而知他对我也是这么想的。他今天所持的立场是他个人的事情，我不想对此妄加评论。这或许是因为他已经失去了所有的支撑——不管是心灵上的，还是来自人或者民族的，甚至是文学语言（现在他的文学语言已经是脏话连篇）的。这样的状况可是没什么好羡慕的。

瓦连京·格里高利耶维奇，您如何看待我们今天的文化，包括文学？您从俄罗斯作家最近的作品中发现了什么？

俄罗斯各地的文化形势都比较艰难，部分地区的情况甚至可以称得上是悲剧性的。文化没有了国家的支持，被丢进了市场，就像被丢进了粪坑一样，为了生存不得不寻求各种出路，包括一些不体面的。今天的文化已经不再像原来那么崇高了，而变成了一种可怜兮兮的、摇尾乞怜的东西。现在，腐蚀人思想的产业正以魔鬼般的力量运转，本国文化本来是可以做一根救命稻草的，可是连本国文化也一块儿被毁灭了。不幸中的万幸，如果在某地，比如我们的伊尔库茨克地区，能碰上一个好政府，那么或多或少，政府总是会帮些忙的。除此之外，本国文化常常被干脆地说成是毫无益处的。看看我们眼下的当局，他们是无论如何都不可能撑得太久的——如果他们根本不去关心今天教育出来的会是怎样的公民的话。现在的剧院、博物馆、文化宫、知名乐队、合唱团、出版社、图书馆都是谁的？谁是音乐作品的订购者？都说不明白。创作协会处于濒死状态。数万名作家、演员、画家、音乐家，由于自己的才能无从施展，而又没有其他的谋生手段，只能去做门卫、清洁工，望眼欲穿地盼望着资助者。他们处于一种不被需要的屈辱状态。伊莲娜·阿尔希波娃^[20]利用自己的威望创建了一个基金会来资助青年演员，但是这样的基金会几乎只此一家，又能帮助多少人呢？在这片灰暗的夜空，就连一颗黯淡的小星星也能让人欣喜。诚然，它们的出现不是得益于国家的“文化”政策，而是与之相悖的，但是毕竟还是好事啊……

今年（1993年），俄罗斯的读者们发出了自己的声音，他们开始回归本国文学。准确地说，他们从未抛弃过本国文学，只不过在被不知廉耻的书籍吓坏了之后，他们开始像饥饿的人寻找面包那样渴求干净的文学。出版商已经注意到了，他们对于需求的感知是很敏锐的，所以……上天保佑，让这一趋势继续下去吧。

至于说最近一段时间的作品，在我看来，其中准确而高超地反映了我们的现实的作品包括弗拉基米尔·克鲁平^[21]的中篇小说《再见，俄罗斯，天堂再见》和列昂尼德·博尔金^[22]的中篇小说《上帝之地》。有关当代生活的主人翁们的作品，我推荐伊万·什梅廖夫的作品《亡者之日》，这本书写于（20世纪）20年代初期，我一直来不及读，不过这本书在我们这里是刚出版不久。我之所以推荐这本书，就是想让他们知道，永恒是怎样回应他们的。

瓦连京·格里高利耶维奇，以前有段时间您经常发表政论文章，甚至您最后的大作之一，我指的是《火灾》这部作品，从实质上说都是政论性的。为什么最近您却很少发表政论作品呢？难道是您认为作家撰文直接干预社会生活不再能产生效力了吗？

政论文其实还是有的。只不过因为分散发表在不同的出版物上，所以不很显眼了。不过有些事情是不得不承认的：我认为，今天，任何人都不需要说服别人相信自己的正确性，所有的人和事都各有自己的立场和位置，生活本身会揭示真理的。我们这个时代的特点就在于，吃饱饭的人对饥饿者不仅不同情，而且仇恨。同理，不对的人仇视对的人，不为别的，就因为那个人是对的，而自己与对的是不相容的，他依照错误的法则生活着并指望继续这样生活下去。真理当然永远是需要的，只不过真理本身也厌倦了一次又一次的重复，所以有时候倒不如保持沉默。

最后，我想问一个老套的问题：您现在在忙什么？

我在接着写关于西伯利亚的书，两年前“青年近卫军”出版社出版了这本书的第一部分。现在一切事情都变得更复杂了，不是十几倍，而是上千倍的复杂。所有的旅行都变成了大问题（这本书没有旅行是不行的），但总会有办法的……并不是什么都被毁坏了，在西伯利亚更是如此。

1993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