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和他的时代（代序）
四声炮响与中国之命运
在中国近代历史上，有四声炮响，改变了国家的命运。
第一声炮响是英国人打响的。
1840年的中国，就像一个古老易碎的青瓷花瓶，看起来硕大精美，却经不起外部世界哪怕是轻轻的一击。这年，英国凭借坚船利炮，对中国发动了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国从此陷入被西方列强欺凌的屈辱境地，国运陡然下滑，在泥潭里越陷越深。
这声炮响，把沉睡的中国从东方老大帝国的迷梦中惊醒了。美国的毛泽东研究专家施拉姆说，这声炮响，“不仅激起了农民的排外反应，而且激起了几乎中国政治、知识等各界精英人士这样一种情绪，即现状必须彻底改变”。为寻找出路，中国人接连尝试了许多办法。从不乏传统色彩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到学习吸收西方器物技术的洋务运动；从资产阶级维新派的变法改良，到大清王朝内部的政治体制改革，都因为没有成效而归于失败。
第二声炮响是中国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打响的。
1911年（辛亥年）10月10日深夜，立意推翻清王朝的武昌起义新军，炮轰清王朝的湖广总督署，不仅吓跑了总督瑞澂，也结束了延续几千年的封建专制王朝。这就是中国资产阶级领导的辛亥革命。这场革命的先行者和领导人是孙中山。
听到武昌起义的炮声，有一位刚从湖南农村来省城长沙读书的18岁中学生，立刻到长沙的起义新军里当了名列兵。半年后，孙中山建立起亚洲第一个共和国，这位青年以为革命成功了，便退出军队继续求学。这位学生当时默默无闻，后来人们都熟悉他的名字，他叫毛泽东。
中华民国建立后，没有了皇帝，但封建军阀们把持中央和各地政权。在中央，有人想当皇帝；在地方，则有许多大大小小的土皇帝。“城头变幻大王旗”，都是靠枪杆子说话。所谓民主、共和徒有虚名；局势乱得一塌糊涂，看不到尽头。中国依然没有摆脱衰颓的命运。
中国的出路在哪里？连创建中华民国的孙中山和他领导的当时先进的政党国民党，也陷入了苦闷无计的窘境。这时候，传来了又一声炮响。
第三声炮响是俄国人打响的。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从“阿芙乐尔”号巡洋舰上发出的炮声，传到中国后，先进的国人从炮声中捕捉到新的文明曙光。率先看到这缕曙光并认它作方向的，是李大钊和陈独秀两位北京大学的教授。跟在他们身后下决心走俄国革命道路的年轻人中，就有来自湖南的小学教师毛泽东。“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句名言，就是毛泽东后来说的。
要走俄国革命道路的这些人，首先想到的是建党结社。
1911年辛亥革命后的10年间，有两次建党结社的高潮。第一次是1911年到1913年，据统计，当时基本具备近代政党性质的团体便有312个，但这些政党和团体大多啸聚一时便烟消云散了。第二次是1919年爆发五四爱国运动前后，在新文化运动高扬的“民主”与“科学”的时代旗帜感召下，全国知识分子成立的政党社团多得数不过来。大家都在为拯救中国寻找出路，希望按自己的方案来改变中国，进而复兴中国。
1921年7月成立的中国共产党，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规定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并且明确要用革命的手段来实现这一目标。这个政党成立时的领头人是陈独秀和李大钊，28岁的毛泽东是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13名代表之一。代表们的平均年龄，正好也是28岁。当时全国只有58个党员，在拥有4亿人口的中国，这无疑是沧海一粟。
但这个信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硬是像原子裂变般爆发出惊人的能量。经过28年的起起伏伏、曲曲折折，终于夺取了全国政权，创建了一个新国家。
毛泽东就是在这个披沙沥金的悲壮历程中脱颖而出，被他所处的时代选择为领袖的。1949年革命取得成功的时候，即将担任新国家政府总理的周恩来，发表了一篇题为《学习毛泽东》的讲话，开头就说：“我们必须有一个大家共同承认的领袖，这样的领袖能够带着我们前进。三十年革命运动的实践使中国人民有了自己的领袖，就是毛泽东。”
第四声炮响是中国共产党打响的。
那是1949年10月1日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上发出的礼炮声。为昭示中国共产党成立28年来的奋斗历程，开国大典一共放了28响礼炮。
礼炮和烟花消散后，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社会巨变，便属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故事了。
从“旧中国”到“新中国”
第四声炮响之前的中国近代历史，在内忧外患、风雨飘摇中动荡了足足一个世纪，弥漫着压迫和反抗、革命和战争、饥饿和死亡。这是毛泽东所处的时代，也是造就毛泽东的时代。这个时期的中国，人们称为旧中国。
第四声炮响之后，既是毛泽东所处的时代，也是毛泽东领导的时代。人们习惯称谓的“毛泽东时代”，时间范畴是1949年到1976年。这个时期的中国，人们称为新中国。
旧中国是毛泽东时代的前序和产床。
新中国是毛泽东时代的正文和舞台。
新旧中国的时间分界点，恰恰是20世纪中叶（1949年）。毛泽东简单明了地概括说：“这个世纪，上半个世纪搞革命，下半个世纪搞建设。”
上半个世纪为什么要搞革命？旧中国被称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也就是说，中国名义上是一个独立国家，但各个领域都受着帝国列强势力的控制，乃至领土侵略，从1900年八国联军打到北京，到1931年开始的长达14年的抗日战争就是明证。虽然没有了封建皇权的统治，但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仍然没有摆脱封建经济制度的剥削和封建意识形态的桎梏。在旧中国搞革命，为的是彻底清除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以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
下半个世纪搞什么样的建设？早在革命年代，毛泽东就确定下来这样一条建设思路：通过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把中国从落后的农业国改变为先进的工业国。新中国成立头几年，搞新民主主义社会建设，经济目标是实现工业化。1956年构筑起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后，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所谓全面建设，就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等方方面面。经济建设方面的目标，则是逐步以现代化代替工业化，毛泽东的具体概括是建设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科学技术和现代化的国防，最终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
革命是除旧，告别；建设是布新，迎取。但革命和建设从来不是刚性的断裂关系。革命中有建设，建设中有革命，建设中还有承续。建设中所要承续的，不光是旧中国留下的有益于新中国的遗产和资源，还有革命者自身在革命年代形成的传统。进入新中国，时代要求革命者与时俱进，拥有新的视野和思维，但不能要求革命者一夜之间换副脑筋，更不能要求他们淡忘过去。“一个人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列宁的这句名言，流淌在毛泽东那一代共产党人的血液里。
革命是为救国，建设是为兴国。革命是为了解放社会生产力，建设是为了发展社会生产力。从旧中国到新中国，从革命到建设，历史演变的内在逻辑，就这么简单。
理解了这个历史逻辑，就能真切地理解毛泽东和他的时代。因为，毛泽东是穿越和推动两个时代向前发展的灵魂性人物。
何以成为时代的灵魂性人物？
每个时代都有它的灵魂性人物。
从远处讲，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灵魂性人物，在英国有克伦威尔，在法国有拿破仑，在中国有孙中山。从近处讲，七八十年前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人们津津乐道的是斯大林、罗斯福和丘吉尔几位“巨头”。关于中国的改革开放，哈佛大学的傅高义教授新近还写了一本题为《邓小平时代》的书。
这些灵魂性人物，大多为政治领袖。当然，也不是任何一个政治领袖都可能成为时代的灵魂性人物。灵魂性人物超越一般政治领袖的地方，在于他们有大信仰大执着，经受过时代的锤炼和塑造，有大判断大坚持，有号召力感染力，被历史选择出来，能够代表当时社会的普遍愿景，在大历史中担当领导责任。
有意思的是，毛泽东曾经和西方一个被他称为“军人和政治家”的客人，交流过对政治领袖的看法。
1960年5月和1961年9月，英国元帅蒙哥马利两度访问中国，毛泽东分别在上海和武汉同他深谈4次，一共谈了9个半小时。刚刚卸任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军队副司令的蒙哥马利，想亲自探寻一下受到西方不公正对待的新中国究竟是怎样一番景象，听一听被西方视为“红色瘟疫”[1]的毛泽东是怎样想的。
1960年5月27日，他和毛泽东之间有过下面这段对话：
蒙哥马利：我衡量一个政治领袖的标准是看他是否会为了地位牺牲他的原则。你同意不同意这样一种标准？如果一个领袖为了取得很高的地位而牺牲他的原则，他就不是一个好人。
毛泽东：我的意见是这样的，一个领袖应该是绝大多数人的代言人。
蒙哥马利：但是他也不能牺牲他的原则啊！
毛泽东：这就是原则，他应该代表人民的愿望。
蒙哥马利：他必须带领人民去做最有利的事。
毛泽东：他必须是为了人民的利益。
蒙哥马利：但是人民并不经常知道什么对他们最有利，领袖必须带领他们去做对他们有利的事。
毛泽东：人民是懂事情的。终究还是人民决定问题。正因为克伦威尔代表人民，国王才被迫让步。
蒙哥马利：克伦威尔只代表少数人。
毛泽东：他是代表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主。
蒙哥马利：但是他失败了。克伦威尔去世并且埋葬以后，过了几年，人家又把他的尸体挖出来，砍掉他的脑袋，并且把他的头在议会大厦屋顶上挂了好几年。
毛泽东：但是在历史上克伦威尔是有威信的。
蒙哥马利：如果不是克伦威尔的话，英国就不是今天的英国了。
毛泽东：耶稣是在十字架上被钉死的，但是耶稣有威信。
蒙哥马利：那是在他死以后，在他活着的时候，他没有很多的跟随者。
毛泽东：华盛顿是代表美国人民的。
蒙哥马利：可是他被暗杀了。
毛泽东：印度的甘地也是被暗杀的，但是他是代表印度人民的。
毛泽东多次说过，他心目中的“上帝”是人民。在和蒙哥马利的谈话中，他又说“我的上帝是马克思”。“马克思”加“人民”，这两个“上帝”，一个是改造世界的思想力量，一个是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中国共产党是把这两个力量统一起来融为一体的政治力量，毛泽东是把这两个力量统一起来融为一体，进而创造历史的人格化象征。这或许是毛泽东能够成为时代灵魂性人物的根本原因。
以毛泽东的名字来命名中国的一个时代，还因为他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主要缔造者和主要领导者。所谓“主要”，就是起关键和核心领导作用的意思，而不是说光凭他一个人就能够干成那样的大事。事实上，在毛泽东率领的领导团队中，周恩来还当过他的上级，朱德则始终是军队的总司令。但早在新中国成立前14年即1935年起，这些战友们便清楚地认识到，毛泽东的胆略、智慧、才能和见识，是他们所不能及的，因而他的地位和作用是党内别的领导人无法替代的。在毛泽东逝世后开创一个新时代的邓小平说得更透彻：“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正因为如此，毛泽东从新中国成立到1976年逝世，一直是这个新国家的掌舵人，是重大决策中最终拍板的“那一个”。把这期间的中国称为“毛泽东时代”，大体是可以的。
在时代的使命面前
问题是时代的声音。回答和解决问题是时代灵魂性人物的使命。
从国际环境看，毛泽东时代的中国，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以苏联为首的东方社会主义阵营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阵营之间的“冷战”对峙局面。如何处理中苏和中美关系，始终摆在新中国国际战略的突出位置。尽管中国共产党和苏联在革命年代有过一些不那么愉快的事情，但毕竟意识形态相同。苏联在20世纪50年代又大力援助中国搞建设，那时社会主义阵营的发展也欣欣向荣，中苏结盟是可靠有效的。后来由于各种原因中苏关系破裂，也是不得已的事情。对美国，毛泽东在抗日战争时期抱有很大好感，和派驻延安的美军观察组相处甚好。由于美国在中国人民的解放战争中帮助国民党政权，中国共产党对美国的印象急剧恶化，再加上意识形态的对立，特别是美国在1950年派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阻止新中国解放台湾，中美关系从此彻底对立。一直到1970年，由于中苏关系紧张，美苏争霸加剧，中美关系才开始解冻。
任何时代的灵魂性人物，都不可能跳出历史条件的限制来做决策。在“冷战”格局中，下面这些国际因素对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内外政策，产生了直接影响：一是不少国家利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相对稳定的环境，经济社会迅速发展；二是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不少国家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侵略的民族解放运动高涨；三是美国带头对中国实行经济封锁和政治包围，甚至在中国周边国家进行战争，对中国形成直接威胁；四是中苏从结盟友好到关系破裂，甚至发展为边境武装冲突。
毛泽东那代人是带着过去惨痛的经历和教训进入新中国的。毛泽东刻骨铭心地告诉人们，在此前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全世界几乎一切大中小帝国主义国家都侵略过我国，都打过我们”，除了最后一次抗日战争外，“没有一次战争不是以我国失败、签订丧权辱国条约而告终”。这就使毛泽东时代的治国理政，始终把独立、自主、安全、尊严摆在突出位置，并且有着挥之不去的“落后就要挨打”的危机意识和紧迫感。
明了上面说的这些背景，今天的人们才容易理解，毛泽东时代的不少重大决策，为什么是“那样”，而不是今天人们认为顺理成章的“这样”。
新中国面临的主要课题或者说肩负的历史使命，大体有这样几个。一是巩固新政权，刷新旧国风，通俗地讲，就是通过社会改造让新中国“立”起来，在世界民族之林中站得住。二是按既定目标，让新中国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也就是说，要为中华民族赶上时代潮流，为国家的未来发展，构筑基本制度，提供政治前提，开出新的航道。三是促进中国的工业化进程，提高社会生产力，改变长期以来“一穷二白”[2]的落后面貌。四是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寻找一条可行有效的道路。
这四大课题，也是四大任务，环环相扣，相互交织在一起，主题词就是两个字：“建设”。所以，今天的人们把毛泽东时代称为“建设时期”。对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来说，这是全新的时代要求。由于没有经验，在当时的条件下，只能摸索着尽最大努力去做、去问、去学。
在1961年9月24日同蒙哥马利谈话时，毛泽东是这样表达的：“搞社会主义还要积累经验，苏联、英国、美国、法国、日本的经验，我们都愿意接受。”但在同西方国家交往很少的情况下，接受它们的建设经验，显然缺少渠道，很不现实。但毛泽东还是心向往之，对蒙哥马利说了一个实例：“办工业，我们也很愿意问你们。我看过一份报告，是我们的一个贸易代表团到你们那里去以后回来写的，很有趣味。他们说，看到你们的一些工厂，并不富丽堂皇，房子也不整齐，但是做出来的东西，质量好。”蒙哥马利问：“主席遇到难题的时候，是不是同马克思联系？”毛泽东回答：“他只有理论，他没有办过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列宁办过。所以遇到实际问题，要问自己，问苏联。”
问苏联固然好，可不久又发现了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模式的弊端，最后只能是问自己。问自己，实际上就是在实践中摸索着去做。
这样一来，自然是有的做得好，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富有创造性，成效令人称奇；有的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开了个好头，但后来没有很好地继续做下去；有的在理论认识上是正确的，可惜在实践中没有能够坚持和落实；也有的在理论认识上发生偏差，做起来自然就错了。
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毛泽东说过，“建设比革命更困难”。这平淡如水的感慨，正是“如鱼饮水，冷暖自知”，似乎不需要着意渲染。
虽然不着意渲染，但后来的中国人还是理解毛泽东时代的。从建设时期进入改革时期以后，人们并没有把两个历史时期对立起来，而是把毛泽东时代做得对的坚持下来，做得不够的完善起来，做错了的改正过来。
道路、梦想和传奇
任何时代都有自己的梦想，时代的灵魂性人物就是要带领人民寻找到一条实现梦想的正确道路。
毛泽东时代的梦想，是通过实现“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科学文化和现代化的国防”，建立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与此相应，毛泽东时代的实践探索，从根本上说，是要为实现这个梦想找到一条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道路。
毛泽东在1961年9月23日和蒙哥马利的对话中，便牵出“道路”和“梦想”这个话题。
关于道路，蒙哥马利问毛泽东：“在摸索前进的过程中，你们什么时候才感到走上了正确的道路？”对此，毛泽东没有作答，只是说，“大局是光明的，但是摆在面前的困难很多，遇到许多过去没有遇到的事情”，“对于搞社会主义，我们已积累了十二年的经验。我们搞经济的经验还不很充分”。看来，他觉得当时的中国共产党人还没有完全摸清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真正走上一条正确的道路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关于梦想，蒙哥马利说，你们做了很多工作，做得很不错，“再过五十年，你们就应该了不起了”。毛泽东的回答是：“做了一点，还不多，要有几十年到一百年的时间，譬如五十年到一百年。一个世纪不算长，你们英国的发展用了两三个世纪。”正是受到这次对话的启发，毛泽东稍后把实现梦想的历史进程概括为：“建设起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我估计要花一百多年。”[3]
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的“第四声炮响”算起，一百年后就是21世纪中叶。今天的中国，已经找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条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并在这条路上实现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在人们的感觉中，中国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
在这种情况下回望毛泽东时代和今天的关系，中国共产党人认为，毛泽东时代完成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为中国发展富强、中国人民生活富裕奠定了坚实基础，实现了中华民族由不断衰落到根本扭转命运、持续走向繁荣富强的历史性飞跃。同时，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毛泽东时代虽然经历了严重曲折，但为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和物质基础。
每个时代的前面，都是新的时代。传奇却永远是传奇。
1961年9月24日，毛泽东和蒙哥马利在中国长江边上的武汉最后一次见面时，送给他一幅亲自书写的《水调歌头·游泳》，算是头天见面时接受蒙哥马利一盒三五牌香烟后回赠的礼物。这首词是毛泽东1956年在武汉游长江时写的，抒发了对中国未来发展的畅想。当时的武汉，正在中国的母亲河长江上修建第一座大桥，毛泽东在词里畅想：“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当时的中国，还酝酿在武汉西边长江上游一个叫三峡的地方，修建一座巨型大坝，毛泽东在词里畅想：“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意思是，等到三峡大坝建成后，那个从地老天荒起就在三峡巫山之巅上矗立的传说中的“巫山神女”，如果还健在的话，一定会惊讶称奇，感慨世界变了模样。
毛泽东心里明白，他生前不会有“巫山神女”那样的幸运，亲眼看到完全变了模样的新世界，只好对一位当时不到40岁的干部说：等将来三峡大坝建成了，别忘了写篇祭文告诉我。
回到眼前，毛泽东又要下水游泳，并开始抒发他的畅想了。
他邀请年轻时担任过游泳队长的蒙哥马利和他一道下水游长江。蒙哥马利说：现在老了，不游了。毛泽东游泳上岸后，蒙哥马利问：主席为什么不在游泳池里游？毛泽东回答说：长江就等于几万个游泳池。多游几次胆子就放大了。然后问蒙哥马利：英吉利海峡有多少公里宽？水有没有长江这么急？是不是七八月间去游泳最好？还说：密西西比河是北美洲第一大河，我想去游一次，还有亚马孙河，不过恐怕不好游，太热。
想游遍大江大河大海的毛泽东，怀揣着很多憧憬。对这些憧憬，有的他描绘过，有的他努力过；有的实现了，有的成为永远的遗憾。于是，他和他的时代所做的努力，便成为了永远的传奇。
[1] 毛泽东1961年9月24日同蒙哥马利谈话时，蒙哥马利开玩笑地邀请毛泽东和他一道去美国，毛泽东说：“他们不欢迎，你先去探听探听。他们把我看成是红色的瘟疫，怕我传染。”
[2] 毛泽东经常用“一穷二白”来概括中国的经济文化国情。按毛泽东的解释，“穷”指生活水平低，生产力水平低，具体表现为粮食少，钢铁少，机器少；“白”指人民接受教育的程度低，存在大量的文盲，全社会科学文化水平不高。
[3] 毛泽东1962年1月31日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讲道：蒙哥马利1960年和1961年都对我说，“再过五十年，你们就了不起了”。我说：“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在中国，五十年不行，会要一百年，或者更多的时间。在你们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经过了好几百年。……在我国，要建设起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我估计要花一百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