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侯仁之

侯仁之（1911—2012），男，河北枣强人。1940年毕业于燕京大学，1949年获英国利物浦大学博士学位。中国著名历史地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历任北京大学地质地理系主任，北京大学副教务长，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教授等。1999年获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成就奖，同年获美国地理学会“乔治·戴维森勋章”。

城市规划应该体现社会主义的时代精神

城市规划是一项综合性很强的工作，它融合工程技术、经济地理、建筑艺术、经济、计划、人文科学等多学科于一体。作为规划，它属于未来学，是上层建筑的范畴。我们搞城市规划，也是一种很复杂的艺术创作，应该有一个突出的主题思想，这就是要体现时代精神。

在我国和外国的历史上，都有一些规划得较好、强烈地反映各该时代精神面貌的城市。如北京旧城，作为封建帝王的统治中心，它的城市规划得到国内外的普遍赞扬。傍依湖泊建紫禁城，雄踞全城中央，从钟鼓楼、景山、故宫，到正阳门、永定门，有一条纵贯南北长达八公里的中轴线。整体布局谨严，基本符合《周礼·考工记》所说的“前朝后市、左祖右社”。从正阳门进城，沿着狭长的红墙夹道，进天安门、端门和午门，直到太和殿，显示封建帝王的无上尊严。原先的宫廷广场——天安门广场是封闭的，紫禁城也是封闭的。这个全城总平面设计和空间艺术格局，突出了“普天之下，唯我独尊”的主题，在艺术成就上达到了相当的高度。

美国的华盛顿，作为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政治中心，它的城市规划也是很成功的。从林肯纪念堂到国会大厦，再向东延伸，有一条很长的中轴线。两旁有大片开阔的绿地，任人游憩其间。身临其境，给人一种感觉，好像它在说话：民有，民治，民享（林肯语）。这个城市规划，突出了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自由、民主的主题，显示了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时代精神。

今天，我们应该站在创造无产阶级文化的高度上，来搞我国的城市规划。特别是祖国的政治中心，北京的城市规划，结合旧城改造，要突出体现社会主义的时代精神。列宁说：“只有确切地了解人类全部发展过程所创造的文化，只有对这种文化加以改造，才能去建设无产阶级的文化。”“无产阶级的文化应当是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地主社会和官僚社会压迫下创造出来的全部知识，合乎规律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并没有抛弃资产阶级时代最宝贵的成就，相反地却吸收和改造了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总之，我们对待历史文化遗产，既不能全盘否定，也不能无条件地吸收。应该批判地继承，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创造出新时代的新文化。

北京旧城同样属于历史文化的遗产，也必须进行批判性的继承。新中国成立后，北京旧城的改造，在许多方面是成功的。天安门广场的改造即是一例。天安门城楼，是劳动人民的艺术创造，天安门广场上多次点燃起革命的熊熊烈火，天安门庄严壮丽的形象出现在新中国的国徽上，成为新中国的象征，也就是古老文明新生的象征。原来天安门广场三面有红墙环绕，封建时代严禁人民群众涉足其间，新中国成立之初仍然限制了人民群众的政治活动，理应拆除。在扩大天安门广场的同时，又开拓了东西长安街，形成一条新的东西向的轴线，一条几十公里长的开阔的人民大道，这就把紫禁城推向“后院”的地位。广场上新建了人民英雄纪念碑、人民大会堂、革命历史博物馆、毛主席纪念堂。修饰一新的正阳门城楼，把喧嚣的闹市和庄严的广场分隔开来，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一位国际友人曾这样说过：来到天安门广场，举目四望，雄伟的建筑物蔚为壮观，左右对称，给人以庄重、稳定的平衡感。

但是，在北京旧城改造的过程中，拆城墙、填护城河，已经造成不可挽救的损失，这是一个教训。北京城墙的存废，是有争论的。存，如何利用？废，有何理由？学术见解上的争论，不应当和政治问题联系起来。主张保留城墙，怎么会是“保皇”呢？！在封建时代，城墙起了封建堡垒的作用，今天看来是糟粕。但是，发挥艺术的创造能力，也可以把糟粕化为精华，变腐朽为神奇。旧日的城墙，在今天也是大可改造和很好地利用的。即使拆了城墙，为什么一定要填护城河呢？如果在前门外的东西大街处，保留着旧日的河道并加以绿化，一溪清流的南北两岸，绿草如茵，百花争艳，既可以净化空气，美化环境，又可以改变城市小气候，给人民以充分的享受，岂不很好！在这个人民当家做主的新时代，我们要吸取经验教训，大大发挥艺术创造的才能，为人民规划设计出一座座高度民主、高度文明、富有社会主义时代精神的新城市。

（此文系作者在1980年全国城市规划工作会议全体会议上的发言摘要，发表在1980年第6期《城市规划》）

北京：它是古老的，又是新生的

北京，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的首都，30年来，年年出现日新月异的变化。今天，首都到处洋溢着蓬勃的朝气，焕发着青春的光辉。

北京是十亿人民政治生活的心脏，是古老的文明获得新生的象征。

它是古老的，又是新生的。

一

远在四五十万年前，北京西南郊的周口店地区已经有中国猿人生活在那里，这就是举世周知的“北京人”。

在“北京人”居住过的山麓洞穴里，发现了埋葬丰富的原始人类的遗骨和他们使用过的工具以及动物化石，还发现“北京人”用火的遗迹。这些发现为研究人类起源和发展提供了非常重要的科学依据。

经过了几十万年的漫长岁月，一直到原始社会末期，也就是大约四千年前，在北京近郊的平原上开始出现了一些最初形成的小居民点，这是最早的农民和牧民集居的地方，他们已经从迁移不定的采集和狩猎生活过渡到以农牧业为主的定居生活。这些最早的农民和牧民，正是开发北京地区的先驱。

还在3000多年以前，即中国奴隶社会的前期，北京的原始聚落已经存在。那时中国的主要统治者，是已经发明了文字记事的商代。

约在公元前11世纪中，周朝灭商，建立了一个更加发展了的奴隶制国家，并分封诸侯到一些边远地区。沿着古代太行山东麓的南北大道向北方分封最远的，有燕国和蓟国。蓟的统治中心在今北京城广安门附近，燕的统治中心则在蓟城西南约45公里，也就是现在的琉璃河附近。后来燕国强盛，灭了蓟国，并迁都到蓟城。蓟城正当古代太行山东麓南北大道的顶点，从此再向北去，大道开始分歧，因此它乃是南北交通的枢纽。燕国迁都蓟城之后，势力日渐扩张，到了战国时代，南向争霸中原，号称七雄之一。至于燕国故都所在，史无明文。近年在琉璃河附近发掘出商周时代的古城残址一处，在相距不远的墓葬区出土文物中，还发现青铜大鼎一件，造型庄重，纹饰古朴，内壁有铭文26字，其中有“太保”和“燕侯”字样。“太保”即最初分封到这里的召公奭，“燕侯”即召公子，也就是燕国第一代的诸侯。过去所发现的带“燕侯”铭文的青铜器不止一件，这次新发现的一件，明确地印证了召公奭分封的事实和燕国故都的所在，因此特别可贵，它还使我们获得了对北京城的悠久历史的一种真实感。

二

比起上述青铜器，足以给我们带来更为丰富、更为浓厚的历史真实感的，还是古代北京城存在的本身。

自从燕国和其他原属周朝的诸侯国在公元前3世纪初先后为秦始皇所统一的时候，中国已经进入封建社会时期。从秦朝开始，封建王朝相继更迭，一直到1911年清朝的灭亡，前后共计2100多年。在这期间，中国统一时期的政治中心虽然有过几次迁移，但是真正称得上是全国最大、最重要的政治中心的，只有两个，在前期是长安，在后期就是北京。

从公元10世纪开始，北京在全国中的政治地位已经日见重要。首先是辽朝在这里建立了陪都，也就是它的第二政治中心，叫作燕京。相继兴起的金朝，又在这里正式建立都城，改称中都。燕京和中都，都是在古代蓟城的旧址上发展起来的，其位置相当于现在北京市内的西南部分。另外，金朝还曾利用当时城北的一带湖泊，兴建离宫，其中心位置就在今天北京城内北海公园湖泊东岸和靠近东岸的琼岛一带。

到了13世纪中叶，元朝相继在这里建都的时候，又以金朝离宫的旧址为中心，经过全面规划，创建了一座新城，命名大都。大都城开始兴建后七年，欧洲中世纪有名的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经过长途跋涉来到这里，大都城规模的宏伟和布局的严整，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就是后来他在《游记》中所极口称赞的汉八里城（Khanblig，意即大可汗之城）。大都建成后不到百年，元朝灭亡，15世纪初明朝经过重新设计，又进一步改造了大都城，16世纪中叶加筑外城，清朝因袭不变。这就是保留到新中国成立前夕的古代北京长期演变的一个简单过程，这个城可以叫作旧北京城。

这个旧北京城具有完整的城市规划，它的突出特点，就是纵贯全城的中轴线，以及建立在中轴线上的封建皇宫紫禁城。紫禁城四周绕以皇城，皇城外面又加筑大城。大城通称内城，因为包筑在它正南一面的还有外城。纵贯全城的中轴线，从外城永定门（正南门）开始，向北经过正阳门（内城正南门，又称前门）、天安门（皇城南门），穿过紫禁城的正中心，越过人工培筑的景山中峰，最后止于内城北部两座造型稳重的大建筑物：鼓楼和钟楼，全长近八公里。紫禁城中的全部宫殿建筑，只有象征封建皇帝权力中心的前朝三大殿和皇帝日常活动的后三殿，才被兴建在这条中轴线上。其他建筑，都严格按照对称排列的原则，布置在这条中轴线的左右两侧。不仅如此，就是紫禁城外为封建皇帝祭神的主要庙坛，例如天安门内东西两侧的太庙（今劳动人民文化宫）和社稷坛（今中山公园）、永定门内东西两侧的天坛和先农坛，也都一律采取对称的方式排列在这条中轴线的两边，这些庙坛都是封建皇帝利用神权以巩固自己统治地位的标志。在决定了中轴线上的紫禁城和紫禁城外最主要的庙坛建筑的全部布局之后，才规划了大城以内南北正交的街道系统，从而形成了旧北京城几何图案式的城市平面图。

这座具有明显的中轴线，同时又有层层城墙包围的旧北京城，是一座巨大的封建堡垒。层层城墙用以保卫居住在最中心的封建皇帝，中轴线上的全部建筑物，也都是为封建皇帝服务的。在这些建筑物中最突出的就是天安门和三大殿。天安门实际上是建筑在城墙台基上的一座庄严壮丽的殿堂，形式巍峨，气象凝重。三大殿是紫禁城里最高大的建筑，全部坐落在三层叠起、崇高竣固的白色玉石台基上，周围绕以白色玉石栏杆，因此，显得格外雄伟、格外华贵。这三大殿雄踞于全城之上，在旧日，城内任何房屋都不得超越它的高度。

总之，北京旧城从平面设计到全部宫殿庙坛的建筑物结合起来，强有力地宣扬了一个主题思想，即封建皇帝的“唯我独尊”。从这一点来说，在中国封建时代一切都城的建设中，旧北京城算是最为突出的一个典型。在这里可以看到，中国封建社会里的皇权统治已经达到了何等严酷的地步。

但是，也正是这种封建皇权严酷统治下的劳动人民，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北京城里所保留下来的具有高度艺术价值的宫殿和庙坛建筑，就是证明。这些雄伟壮观的建筑，从设计施工一直到艺术造型，无一不是劳动人民一手创造的，这就充分反映了劳动人民的高度智慧和才能。根据史书记载，距今550多年前的那些最初参加修建紫禁城的劳动人民，单是各种工匠就有10万人，一般夫役多至100万人。他们在极其恶劣的条件下，被迫参加劳役，通过自己的双手，创造出如此巨大规模和如此富丽堂皇的古建筑群，到今天还巍然屹立在我们面前，这难道不比任何一件古器物所带给我们的历史真实感更为丰富、更为浓厚吗？

与此同时，我们还看到历史真实的另一个方面，那就是严酷的封建统治，必然激起农民的反抗。即以紫禁城建筑以来的事实为例，还在15世纪初紫禁城开始兴建的时候，南方的农民为了抗拒替皇家采伐木料，就展开过激烈的斗争。紫禁城建成后的几百年间，仅据有文字记载的较大规模的农民反抗封建压迫和剥削的斗争，就有上百次。17世纪中叶，一次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军，竟然打进北京城，直捣皇宫，推翻了明王朝。19世纪初，也就是帝国主义入侵中国的前夕，在北京近郊起义的一支农民军也曾杀进紫禁城，给腐朽的清朝统治者以沉重打击。只是由于没有新的阶级力量和先进政党的领导，历史上接连不断的农民起义都失败了。但是，这些农民革命战争却在不同程度上打击了封建统治，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今天，那些残酷暴虐的封建皇帝早已被丢进了历史的垃圾堆，而劳动人民在封建皇帝的奴役下所建成的宫殿庙坛，却在北京城里被完好地保存下来。这就是历史的辩证法的发展，是无可否认的事实。

三

北京作为社会主义新时代的人民首都，正在经历着一次极为深刻的变革。当前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在改造旧城的过程中，对于古代北京的一切历史遗产，必须坚持批判继承的原则，以求达到“古为今用”的目的。凡属封建性的糟粕，必须彻底清除或加以根本改造。至于劳动人民一切优秀的艺术创造和卓越的技术成就，则不仅要加以保护，而且还要发挥它们在今天的人民生活中所能起的一切积极作用。

采取了这样的措施，今天在人民首都，我们不仅可以看到古代北京的那些最优秀的东西正在发挥着前所未有的作用，而且还会发现那些封建糟粕，或者已被彻底清除，或者经过根本改造而呈现出崭新的面貌。

天安门以及天安门前的人民广场，就是这一深刻变革的一个具体说明。

天安门这座古老建筑，在残暴的帝国主义者入侵中国并使中国社会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深重灾难之后，遭受了1900年帝国主义侵略军的炮火袭击，但仍然屹立无恙。封建王朝最后崩溃了，而皇权统治时期天安门前的一片禁地，却成为北京城里革命群众反帝反封建的游行示威场所，并从这里开始点燃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熊熊烈火。

1949年1月，北京城解放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长期艰苦卓绝的反帝反封建的斗争，相继取得了最后的胜利。同年10月1日，毛主席正是在天安门上向全世界庄严地宣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这又标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代的开始。这时，古代劳动人民所赋予天安门的庄严壮丽的形象终于出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徽上。从此以后，一个完全新的传统，在北京、在全国人民的政治生活里，迅速成长。每逢重大节日或纪念日，首都以至全国人民的心向往着天安门，向往着北京城。

天安门前原来的一片禁地，今天已被扩建为气象宏伟、平坦浩荡的人民广场。广场中央耸立着高大的人民英雄纪念碑，碑上有毛主席亲手书写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八个大字和周恩来总理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名义，亲手书写的令人永志不忘的纪念词。广场两侧遥遥相对的是新中国成立10周年时所新建的气势雄伟的人民大会堂和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人民广场上的这一切，“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由于人民广场的出现，旧日雄踞全城中心的紫禁城，今天已经退居到“后院”的次要地位，并被利用来作为向人民群众进行阶级教育的大课堂。这一组伟大瑰丽的古建筑以及收藏在这里的各种古代艺术珍品，雄辩地证明了在封建社会里，“只有农民和手工业工人是创造财富和创造文化的基本的阶级”。

原来作为支配全城平面布局的那条中轴线，今天不再显得那么突出了，代替它的则是一条更加有现实意义的新轴线。它从天安门前广场两侧，分别向东西两方延伸下去，一直穿过新开辟的市区，这是现在北京城里最宽阔、最坦荡的林荫大道，是横贯全市的交通大动脉。

环绕着古代北京的凸字形的旧城墙不见了，但是远在它的外围、包围着旧城以外的部分新市区，却出现了一条新环路，它以传统的几何图案的美，为扩建中的新北京画出了一个轮廓鲜明的新图样。

总之，今天在北京城中，很多古代最优秀、最美好的东西，已被保留下来，但是它们并不是孤立地存在着，它们已经被赋予新的意义和新的生命，它们已经成为社会主义新时代的人民首都正在创造着的新面貌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此文收录在《漫步神州》，1982年出版）

关于中国申请加入《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的建议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1972年第17届会议期间，于11月16日通过了一项国际公约，即《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其目的在于通过国际合作，更积极更有效地保存和保护对全人类具有重大价值的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该组织列有予以保存和保护的世界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名单。前者包括人类历史文化中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古建筑、古遗迹和其他古代的艺术创作（不包括可以移动的收藏品）；后者包括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天然名胜、自然景观以及遭受绝种威胁并严格划定的动物和植物的栖息地区等。现在批准该公约的教科文组织成员国已有76个。公约国每两年开一次大会，讨论计划、预算，以专家会议的形式交流经验，培训人才。发动某项重要遗产的国际保护运动（如埃及因筑阿斯旺水坝而迁移的神庙的保护），经选举产生的“世界遗产委员会”，主要功能是管理基金（多由西方发达国家捐助）。缔约国交费金额为教科文会员国会费的百分之一，为数不多。

就我国来说，我国为文明古国，地大物博，无论是在上述的文化遗产还是在自然遗产中所拥有的具有世界性重大价值的，而且是应该积极予以保存和保护的对象，数量众多，其中为举世所公认并已得到国际友人主动赞助进行维修和保护的，如万里长城和卧龙熊猫自然保护区，即分别属于上述的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两大类别之中。但是我国迄今尚未参加《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因此也不能享受由缔约国所应该享受的一切权益，更无助于推动这项有益于全人类的国际文化合作事业。

据悉，我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为了考虑参加《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已经做了不少的准备工作。我文化部、科学院、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林业部等单位也已进行过研究，只是尚未作出最后决定。现在我国实行开放政策，除去注意引进有利于我国建设物质文明的各种技术、设备和资金外，也应该积极参加并推动既有益于我国，也有益于世界人民精神文明的国际文化科学事业。因此建议我国尽早参加《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并准备争取参加“世界遗产委员会”。

办法：由我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会同文化部、科学院和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林业部、外交部等有关部门，准备有关《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的文件，并备文说明参加该公约所应具备的条件和有关事项，报呈国务院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审核批准。

（此为1985年全国政协六届三次会议提案。提案人：侯仁之、阳含熙、郑孝燮、罗哲文）

古代北京运河的开凿和衰落

公元10世纪初叶以后，北京逐步发展为一个全国性的政治中心。最初是辽朝于太宗会同元年（938年）在这里建立陪都，号曰南京，但是并没有把南京作为真正的统治中心。到了公元1153年金海陵王才真正在这里建都，改称中都。此后，元、明、清三个朝代也都相继建都于此，其间虽有暂时的中断，但在北京城整个发展的历史上并没有很大的影响。

金中都城是因袭辽城旧址而扩建的，元朝初年另筑新城，叫作大都。明朝初年再加改造，正式命名北京，这就是现在北京的内城。中叶以后更筑外城，最后完成了今日北京内外城凸字形的轮廓。清朝一代完全因袭明城，没有改变。

北京建都之后，历金、元、明、清四朝，城址虽有迁移，对于增辟水源却存在着共同的要求。首先是为了配合都市设计、辟治苑林，不得不寻求水源；其次为了开凿河道、运输漕粮，更不得不寻求水源。这一切都是为了满足封建统治中心的要求，而农田的灌溉反而降到次要的地位。

一、金中都城运河的开凿

（一）宫苑流水的导引

金中都城是在北京早期的城址上所建立起来的最为壮丽的一座大城，金海陵王天德二年（1150年）动工扩建。在扩建过程中，首先考虑的是都城以内开辟宫廷苑林的用水。在我国的城市建筑史上，历代封建帝都的设计，宫苑布置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宫苑必须具有美丽的风景，而构成美丽风景的重要因素之一就是水。例如在汉、唐长安与隋、唐洛阳城的设计中，都曾大量引用流水点缀宫苑，其中尤以唐长安城最为典型。在封建帝国国都的设计上，宫苑流水的导引既已成为一种传统，因而被导引的水流也就逐渐获得了固定的名称，如金水河、太液池一类名称，不但见于元、明以来的北京城，而且见于古代帝王的都城。金朝的统治者是一个在文化上比较落后的部族，事事仿效汉族制度，都城的设计也不例外。当时为了解决宫苑用水，就在扩建旧城时，把原在西郊一条名叫洗马沟的小河，有计划地圈入城内，并且流贯皇城西部，造成一个极其重要的苑林区，名叫同乐园，又称西华潭或鱼藻池，也就是中都城中的太液池。下游流经皇城南面正门（宣阳门）前龙津桥下，斜穿出城，流为南护城河。南护城河西段，别有水源，出中都城西南近郊流泉，傍中都南墙东往，即今凉水河之上源。

洗马沟的上源，古称西湖，《水经注》中有很好的一段描写说：

洗马沟……水上承蓟水，西注大湖，湖有二源，流结西湖。湖东西二里，南北三里，盖燕之旧池也。绿水澄澹，川亭望远，亦为游瞩之胜所也。湖水东流为洗马沟，侧城南门东注。

这里所说“侧城南门东注”者，所指是北魏时蓟城的南门，至金则已包在中都城内。洗马沟的上源既然早已成为蓟城西郊的一个名胜，那么它的下游被圈入宫苑，也是很自然的。其后元朝改建大都城，这一带地方又成郊外，演变至今，虽已历六百余年，但是旧日河湖痕迹，也还依稀可见。以地理位置推求，古时西湖即是今之莲花池，由莲花池东南流之小河，即是古之洗马沟，不过其下游已被导入今日外城西护城河，与今日之凉水河不复相通。今环城铁路广安门站以西有一带浅湖，当即金皇城内之西华潭遗迹。

（二）近郊运河的开凿

宫苑用水，数量有限，还是比较容易解决的。但是为了开凿运河，如何寻求水源，却是一个极其困难的问题。在我国封建社会时期，首都运河的主要任务，就是要聚敛全国农田赋税中一部分食粮，集中到都城，用以供应封建帝王的挥霍，及其庞大的官僚统治机构的开支，这就叫作漕运。其次才是各种货物的运输，主要也是供给都城的消费。金朝在中国的统治虽只限于淮河、秦岭以上的部分地区，但还是想尽了办法把华北大平原北部的粮食，经由今卫河、滏阳、滹沱、子牙、大清诸河，汇集到当时的海滨，然后再遵潮白河（即潞水），逆流而上，输送到通州。每年漕粮的数字，少则数十万石，多则百余万石，不由水运，实在很难完成运输的任务。沿途漕河都是利用天然河道，只是从通州西至中都，约25公里，不得不开凿人工运河。中都城平均海拔高出通州约20米，因此，潮白河水不能西引，必须在中都城一端寻找水源，才能顺地形高下流至通州以接潮白河。但是中都附近缺乏足够的水源，这就成了一个必须解决的难题。

根据前人开凿车箱渠的经验，中都以西的卢沟河（今永定河）虽然可以导引，但是由于工程技术的限制，却也有很大困难，而且容易导致水灾。金初可能是已经考虑到这些问题，因此在最初并没有引用卢沟桥河水，只是引用高梁河水，凿渠东下，直至通州，注入潮白河。但是高梁河原是一条小河，水量有限，不得不增补水源。大约就在这时开始考虑到高梁河上源西北七八公里处，有一座小山平地崛起，山麓有泉，潴为小湖。湖西一公里半又有玉泉山诸泉，其下游一支，亦来相汇。元时这座小山叫作瓮山，就是今日的万寿山；山麓小湖，叫作瓮山泊，就是今日昆明湖的前身。以地形推测，那时小湖的下游，当有一条小河，径向东北，合今万泉庄北来之水，流注清河。这条小河与高梁河上源之间，有一带高地，可以叫作“海淀台地”，地形微微隆起，形成了两者之间的一小分水岭。或许就在这时，第一次用人工打开了这个小分水岭，导引小湖之水，转而南流，合高梁河，同注于运河，以至通州。但是由于地形比降甚大，因此沿河设闸八座，以节流水，因此又称闸河。此外，也可能即在这一时期，高梁河上游另一分支，经由人工开凿之引水渠，注入中都城之北护城河，然后把北护城河稍许向东引长，以与闸河相接。这样，通州粮船，便可直达城下。大概因为这个原因，高梁河的下游，从此断流。

这里应该附带说明的，就是中都城的东北郊外，相去约二三公里，原有一片低洼地带，为高梁河水所灌注，形成一片浅湖，后经人工改造，遂成为近郊一风景区。从金大定十九年（1179年）起，金朝统治者在这里营建大宁离宫，扩大湖泊面积，并以浚湖之土，筑为琼华岛，这就是今日北京城内北海公园的前身。大宁宫的营建，和日后元朝大都城的奠址大有关系，下文再讲。

金初导西北诸东南流注高梁河，是北京近郊流水系的一个重要改变，但终因流量有限，闸河难免浅滞。由通州至中都，虽只四五十里，船行动需十余日，有时且不得不兼用陆挽。由于上述原因，故金朝一代又重开卢沟河水源的意见。

《金史·河渠志》曰：“世宗大定十年（1170年），决议卢沟以通京师漕运，上忻然曰：如此则诸路之物，可径达京师，利熟大焉，命计之，当役千里民夫……”

时值山东岁饥，议而未行。转年十二月，“省臣奏复开之，自金口疏导，至京城北入濠，而东至通州之北入潞水，计工可八十日”。这就是后日所谓金口河。但是动工的结果，并未能达到预期的目的。其原因，《金史·河渠志》也说得十分明白：“……及渠成，以地势高峻，水性浑浊，峻则奔流漩洄，啮岸善崩；浊则泥淖淤塞，积滓成浅，不能胜舟。”

到了最后卢沟桥水既不可能用，旧闸河又不畅通，结果只好依靠陆运。所以终金一代，运河水源始终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

二、元大都城运河的开凿

（一）新城的奠定与水道的关系

蒙古太祖十年（1215年）出兵攻破中都，皇城宫阙，为兵火所毁。此后又半世纪，忽必烈即帝位后，才决定从蒙古高原上迁都到这里，并在中都旧城东北郊外，另筑新城，这就是大都城。

大都城的建筑，说明了北京的城址已经从莲花池的下游，转移到高梁河上来。这一转移，为宫苑给水获得了更为良好的条件。远在12世纪后半叶，金朝的统治者已经利用高梁河水所灌注的一片湖泊作为中心，建造了一座大宁离宫，已如上述。这时忽必烈又选择了大宁离宫作为中心，建造了一座崭新的大都城。大宁离宫中这片湖泊，可能就在这时又经过进一步的开挑，逐渐接近了今日北海与中海的形势，并且获得了太液池的名称。大都城的宫殿，就分布在太液池的东西两岸，周围绕以萧墙，这就是旧日所谓皇城。皇城以外，再建大城，从此高梁河的中游就圈入了城中。

还在金朝初年，今日万寿山山麓的流泉，兼有玉泉山诸泉下游的一支，就已经被导入高梁河的上源，流入闸河，已见上文。这时这条水道仍被保留下来，专作漕粮的运输，这在下文还要细讲，此不多赘。这里应当说明的就是，皇城以内太液池的水源，如何解决。本来这也是高梁河所灌注，不过现在这一片湖泊已在宫禁之内，给水的情形也就与前不同了。根据所获得的一些片段记载，可以推断从大都初建时起，玉泉山诸泉之水就经过专辟的渠道，从和义门（今西直门）南水门引入城中，流经宫苑，注入太液池，其下游绕出宫禁前方以与运河相会，名曰金水河。现在北京城内天安门前有“外金水河”，即是旧制的蜕余。但是金水河上游以及入城之道，湮废已久，故迹难寻，现在只有玉泉山前一段，尚保留有“金河”的名称，其下游在昆明湖以前，已与长河（玉河）汇流。但在元朝，金水河一直是独流入城，不得与他水相混。在遇有其他水道的地方，都要架槽引水，横过其上，名为“跨河跳槽”，而且“金水河濯手有禁”，悬为明令。这一切都在说明，从元朝初年起，玉泉山诸泉之水已为皇家宫苑所独专。

（二）新水源的开发与旧闸河的改造

大都宫苑用水的问题既已交代清楚，其次就应该来研究运河水源的问题了。

忽必烈灭了南宋，统一了全中国，其统治范围远远超过了金朝，而大都城对于漕粮的依赖，也已数倍于中都。元朝不但积极开辟南北大运河，而且还大力发展海运。无论河运还是海运的漕粮都是先到通州，再转输京师。

还在大都未建之前，当时杰出的水利工程师郭守敬，就曾建议引用玉泉山水以通漕：“中统三年（1262年）……公（郭守敬）面陈水利六事，其一：中都旧漕河，东至通州，灌以玉泉水，引入行舟，岁可省僦车钱六万缗。”

但是这个计划未得实现，因为五年以后新建大都城，玉泉山水已专为宫苑之用。因此，要想引水济漕，还必须另寻水源。

在水源未得解决之前，从通州到大都的漕粮，只好陆运，但是劳费甚大，郭守敬说每年僦车费达六万缗，《元史·本传》曾记道：“通州至大都陆运官粮岁若干万石，方秋霖雨，驴畜死者不可胜计。”

因此，恢复河运，仍然是非常必要的。一直到了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郭守敬才又第二次建议，另用昌平白浮泉水，引入旧闸河以济漕运，他的原文是这样的：“……大都运粮河，不用一亩旧源，别引北山白浮泉水，西折而南，经瓮山泊，自西水门入城，环流于积水潭，复东折而南，出南水门，合入旧运粮河，每十里置一闸，比至通州，凡为闸七。距闸里许，上重置斗门，互为提瘀，以过舟止水。”

这一段话非常重要，不但说明了引水的来源和经过的路线，而且说明了建立水闸和设置斗门的作用。这样的水闸和斗门实际上就是现在所谓船闸，既可节水，又便于行舟，这是很值得注意的。

郭守敬这次建议不但被采纳了，而且得到了空前未有的效果。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河道告成，粮船可从通州以南高丽庄经闸河径入都城，一直停泊在积水潭，史文有“舳舻蔽水”的描写，可以想见当时的盛况。为此，这条闸河被命名为“通惠”，这个名称一直保留到今天。

但是通惠河的上源，自白浮泉以下以至瓮山泊，这一段很难维持长久。原因是这一段引水渠道与西山大致平行，每当雨季，山洪暴发，引水渠道必为所毁。元朝虽然设有专官修守，但由于工程技术的限制，也未能克服山洪的威胁。因此，终元一代，通惠河的运输，仍难免遭到水源的困难。

最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在郭守敬的引水计划中，他充分掌握了“北京湾”西部微小地形的变化，因此他并没有把昌平白浮泉的水，自西北而东南沿一条直线引向大都。相反地，他却首先把水引而向西，然后再沿西山山麓南转，经由瓮山泊注入大都城，山麓诸泉以及南北沙河的上源，都被截流南下。当时所以绕行偌大一个圈子，完全是为了利用天然地形的坡度，因为白浮泉的海拔约60米，仅仅高出大都城平均海拔10余米，如果由白浮泉采取直线引水向东南入大都，其间所经沙河与清河河谷的高度还都不足40米，也就是说还在大都城的平均海拔以下，因此白浮泉水一旦引入沙河或清河，势必顺流东下，不可能再引入大都。郭守敬所采取的引水路线，虽然向西绕行了一个圈子，却正好保持了渠道坡度在海拔50米以上的山麓带逐渐下降的趋势，一直到入城之处，这才开始下降到海拔50米以下。这条引水渠道在瓮山泊以北，紧傍西山山麓南行，因为自此以东，即是清河河谷的上游，其海拔高度皆在50米以下，瓮山泊本身也正好处于50米等高线上。郭守敬远自昌平引入而一定要经过瓮山，就是这个道理。今后要从“北京湾”的北部引入首都，其引水路线除非另有设计，可以跨越沙河与清河的河谷外，还必须参考白浮堰的故事。在这一点上，我们对于古人掌握微小地形的精确程度，不能不表示惊异。

（三）恢复旧水源的努力

最后还需讲到，在大都尚未建成之前，因郭守敬的建议，还曾一度恢复了金口河，主要的不是为济漕，而是为运送西山的木材与石料，以供应都城的建设。但是后来水灾的威胁，又把它堵塞了。到了元朝末叶，大概由于通惠河水源不畅，因此又有重开金口引浑河（即金之卢沟河）济漕的议论。首先是在文宗至顺元年（1330年）行都水监郭道寿有此主张，但经过工部等负责部门实地勘察之后，以为不可行，未有动工。此后又过了12年（顺帝至正二年，1342年），中书参议孛罗帖木儿、都水傅佐，再度上疏，不但主张重开金口，而且建议自大都以下，别开新河，其疏曰：“……起自通州南高丽庄，直至西山石峡铁板，开水古金口一百二十余里，创开新河一道，深五丈，广二十丈，放西山金口水东流，至高丽庄合御河（即潞水亦即潮白河），接引海漕，至大都城内输纳。”当时廷臣以为不可，但中书右丞相脱脱力排众议，坚持执行，两月工毕，结果用力虽大，却是徒劳无功，孛罗帖木儿与傅佐还因此得罪伏诛。

关于其失败的情况，《元史·河渠志》有如下的记载：“……起闸放金口水，流湍势急，沙泥壅塞，船不可行，而开挑之际，毁民庐舍坟茔，夫丁死伤甚重，又费用不赀，卒以无功。”这次开河虽不成功，却留下了一条明显的河床痕迹。在西郊，这就是石景山以东、八宝山以北的旱河，当地人民讹称为金钩河（应是金口河），这一段河道实际上就是古代车箱渠的延续。在东郊，从今外城东南角经十里河至通州以南大高丽庄，也是旱河一道，在近高丽庄处，当地人民称之为萧太后河，实际上也就是元朝末年所开金口新河的下游。只有中间一段，正当今日外城东部，由于明朝中叶以来民居市井日益繁盛，河道旧迹遂逐渐湮废。但是根据外城未筑以前（1553年以前）的明人记载，还可以比较准确地推求出当时河道，乃是从今正阳门以东水关附近，转而南下，经由天坛以北三里河便东南行，由左安门东出城，以接十里河之旧河床。明朝初年还曾利用过这条河流，排泄过护城河内过涨之水。以情理推测，这段河道在今正阳门水关以内，还应该向北延长约半公里余，以与通惠河相接。这样，按照当时的计划，就可使粮船直入京城。

在近郊水源的开发上，元朝占了极其重要的地位，凡所经营，多是创举，小者如金水河的分流，运石大河的利用；大者如白浮泉的导引，以及金口新河的开凿。无论成功还是失败，总的来讲，在开发水源的努力上，可以说是达到了封建统治时期的最高峰。

三、明清时期北京运河的衰落

（一）明北京城的改造与水道的变迁

元顺帝至正二十八年亦即明太祖洪武元年（1368年），明兵入大都，元亡。当时明太祖（朱元璋）定都应天，为南京，以开封为北京，大都改称北平。其后皇子朱棣受封为燕王，驻守北平。惠帝建文四年（1402年），朱棣兵破南京，夺得统治权。次年（永乐元年，1403年），改北平为北京，这是北京得名之始。永乐十八年（1420年）正式迁都北京。

明初既不建都北京，对于水源也就没有什么特殊的要求。但在正式迁都之后，问题就又发生了。这里必须补充说明的，即自1368年至1420年，前后50多年之间，北京城又经过了一系列的改建工程。先是在明兵初入大都的时候，为易于防守起见，曾将大城北墙南移2公里半，到了1419年正式迁都之前，又把大城南墙向南扩展了半公里有余，也就是从现在东西长安街一条线上，迁移到内城南墙的现址。但对河道影响最大的，还不是大城的改建，而是皇城的改建。在明成祖建都之前，曾经大兴土木，修建北京宫阙，同时还把元朝的皇城（萧墙），向东西南三面，各自开拓了一些距离，其结果，原来是绕经旧日皇城东北及正东一面的运河竟被圈入城中，粮船从此就再没有入城的可能了。现在我们可以把元、明两代城址变迁与河道之间的相对位置，作图比较就会发现，就是元朝从玉泉山独流入太液池的金水河已经废弃，其来源专靠什刹海的分流。同时太液池加凿南海，遂有三海之称。从北海分流之水，绕经景山之西，注入紫禁城的护城河，并从护城河的西北隅引入紫禁城内，沿西墙而南，出太和门之前，转入护城河的东南隅，这叫作内金水河，以与天安门前的外金水河相对称。对紫禁城来说，内金水河的开凿，还不只是为了点缀宫廷，更重要的乃是为了排泄暴雨，并为扑救火灾供给水源。从南海分流，穿过社稷坛（今中山公园），经天安门前，在御河桥附近注入运河，这就是上文所说的外金水河。这种情况，经过清朝相沿至今，没有改变。

此外，元朝由丽正门（南面正门）左东南流的运河，顺明城南墙外移的结果，也被包入城中，逐渐湮废。今崇文门内船板胡同，原当运河北岸，因此亦成由西北斜向东南的形势。不久以前还存在的内城东南隅的泡子河，则是旧日运河的残迹。

（二）明北京城水源的枯竭

明朝北京城内的河道不但有了改变，近郊的水源也与元朝大不相同。这主要是由于白浮断流，水源枯竭，金水河上游因此弃而不用，玉泉山水汇注西湖景（或称西湖，即元瓮山泊）后，由白浮下游旧道入德胜门水关，至什刹海，一支经西不压桥流注三海，一支经后门桥流为通惠河。这样，明朝北京城的宫苑给水，与城郊运河同出一源，并合为一流，这与金、元情况迥不相同，却为后日相沿，再无改变，一直到今天。

早在永乐五年（1407年），北京尚未正式建都之前，当事者曾奏请疏浚白浮渠道，可见元时旧迹尚未全湮。不过当时引水的目的不在漕运，而是为了利用通惠河运输建筑木材。因为当时北京为准备建都，正在进行着大规模的土木工程，所需大木，多半采自长江上游，经过南北大运河，浮运到京，此外别无更为便捷的来路。

北京正式建都之后，才又发生漕运的问题。但是由于水源的枯竭，通惠河不能行舟，而且日就湮塞。因此，从通州以南张家湾运河码头到京师，主要全靠陆运，所费不赀。一直到了成化年间才又有重浚通惠河的建议。成化六年（1470年）漕运总兵都督杨茂上疏说：“……看得通州至京城四十余里，古有通惠河故事，石闸尚存，永乐间曾于此河搬运大木，以此度之，船亦可行。”

转年户部尚书杨鼎、工部侍郎乔毅经过实地勘察之后，认为白浮泉水既不可引，运河一段也已圈在皇城之中，粮船不能进城，建议专用玉泉山诸之水，以为通惠河（当时亦称大通河）之上源，并利用城濠通漕，以便近仓交纳。成化十二年（1476年）平江伯陈锐再议疏浚通惠河。众议所归，遂即动工，转年告成。但因水源有限，未能达到预期的结果，《宪宗实录》所记如下：“……八月浚通惠河，自都城东大桥至张家湾潞河口六十里，兴卒七千人，费城砖二十万，石灰一百五十万斤，闸板桩木四万余，麻铁桐油炭各数万。计浚泉三、增闸四，凡十月而毕，漕舟稍通，都人聚观。是河之源，在元时引昌平县之三泉，俱不深广。今三泉俱有故难引，独引西湖一泉，又仅分其半（按另半入太液池），河制窄狭，漕舟首尾相衔，仅数十艘而已。舟无停泊处，河多沙，水易淤，不逾二载，而浅涩如旧，舟不复通。”

此后，正德年间（1506—1521），又两次挑浚，亦未成功。最后，嘉靖六年（1527年）巡仓御史吴仲又请重浚通惠河，经户部侍郎王等会勘结果，建议通惠河不自张家湾而另由通州城北入白河，转年完工。这就是今日通州城北的运河故道。实际上，这次疏浚通惠河，也只是开挑了局部河道，对于全河的通航，并没有很大帮助。终明一代，屡次疏浚通惠河，屡次失败，最后产生了一种消极看法，以为天然地势所限，非人力所能为功，嘉靖年间礼部尚书桂萼的奏议，可为代表：“盖京师之地，西北高峻，自大通桥下视通州，势若建瓴，而强为之，未免有害，非徒无益而已。”

这是典型的失败论者。通惠河地形比降较大，这是事实，但明人疏浚不能成功，主要的还是因为水源的缺乏。不从开源着想，单从疏导下游用力，不能奏效，原是理所当然的。

（此文发表在2001年第4期《北京规划建设》）

对话侯仁之：我一生都在研究北京城

曾 涛

引导他走向历史地理研究的是洪煨莲、顾颉刚

曾涛：侯先生，您一生都在研究北京，您第一次见到北京城的时候是什么样子？

侯仁之：那是我在中学的最后一年，1931年的初秋，我从南方来到了北京城，夕阳西下的时候，走出北京东站。那时东站在前门外的东边。灯火辉煌之中，我看见正阳门的箭楼，雄伟矗立在那儿，雄伟的建筑，深厚的城墙，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1932年，侯仁之进入燕京大学学习，此后的70多年中，他一直生活在这片湖光塔影、风景如画的校园中。也许正是从这片校园开始，侯仁之先生开始了他的北京历史地理的研究生涯。

今天的北京大学所在的这片地方，是与清朝王室有着密切关系的著名的园林区，在洪业（洪煨莲）教授的引导下，侯仁之开始了对北京郊区园林区的实地考察，进而扩大到对整个北京地区的开发过程的研究。本科毕业后，侯仁之留校担任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的助教，带领学生实地考察北京的古代遗址。

曾涛：洪业先生给您的影响是什么呢？

侯仁之：太深刻了。你问这个问题我很高兴，洪煨莲老师的课主要是讲史学方法。研究历史，要拿到第一手资料，然后才能做出成果。他的课一个学期讲了一半，有一天早上他进来了，一进门儿就给我们做了一个鬼脸，看着我们笑。他把书包放下，回头在黑板上写字，一个一个题目写下来，分配我一个题目，“历史上最爱藏书的是谁？”下一个题目我还记得，“第一个造墨的是谁？”分配完了以后，他说你们到图书馆去查资料，每人都去查。这对我影响很大。一个学期的一半时间上图书馆找书，按照他讲的这个方法，我学会了怎么找第一手资料。我找了三个，最后选了一个，最爱藏书的是明朝胡应麟。学期论文写好了，我就写胡应麟是最爱藏书的人，从他的诗集考证。我老师看了以后给我批了两个字——“佳甚”，好得很。

最重要的影响是他对校园做了深刻的研究。这个校园从哪儿来的？海淀是怎么起来的？所以他对我的影响非常大。研究北京的兴趣是从研究燕京大学校园、海淀周围园林的开发过程开始。

曾涛：您当时在燕京大学刚刚毕业，以后就留校任教？

侯仁之：对。这段时间对我的教育也非常重要。我毕业之后留校，顾颉刚老师把我留校的，让我来研究北京城。他开一门课，叫“古迹古物调查实习”。每隔两个星期的星期六，他都要把学生带出去参观，什么天坛了、周口店了，有时候还到郊外去，更远的地方如宣化、大同都去过。他不光让学生看书本，更要实际考察。这对我影响很大。可以说，引导我走向地理的是顾颉刚，洪煨莲老师的影响是另一方面。

在取保开释的时间里，他写成了《北京金水河考》

1941年12月8日，日本突然偷袭美国珍珠港海军基地，发动了太平洋战争。也就在这一天清晨，日本宪兵包围并进占了燕京大学，将美籍教员关押进了集中营，校长司徒雷登也被捕，部分教职员工也同时被捕，侯仁之是被捕的最年轻的中国教员。当时，与侯仁之一同关押在牢房中的，还有一位青年学生，他就是后来成为著名演员的孙道临。

曾涛：我看到您曾经在回忆录里面讲，20世纪40年代被日本宪兵抓走、关在监狱里的时候，和孙道临关在一起？

侯仁之：我是后被捕的，孙道临先被捕。在地下的牢里头，有老师，也有同学。把我抓进去，打开笼子让我钻进去，一看，孙道临在里头，我放心了。为什么呢？因为他哥哥是我介绍送到解放区的。不久，孙道临就被释放了，我被送到日本军事法庭，要去判决。我的罪名是什么？现在想起来真可笑，是“以心传心，抗日反日”，没有实际行动，以心传心。审问我好几次，我就不说。没办法我又在监狱里待了半年，判我一年监禁，三年缓刑，可以取保开释。于是找个保人开释，我就出来了，半夜回了天津。

我从日本监狱出来之后，没有迁居旅行自由，我干什么？我用一年写成了《北京金水河考》。这本东西我老师看了以后，非常高兴。他说里头还有问题可以继续研究。他也不告诉我不许发表，日本占领期间不能发表，他不这样说。他说你还没搞完，还得继续研究，过几年再说。等日本投降后燕京大学复学，那年暑假我去英国之前发表了，发表在《燕京学报》上。这件事情对我的教育意义非常大。所以，绝不能虚度时光，一定要做有意义的工作，做学术研究。

抗战胜利以后，侯仁之前往英国利物浦大学，受教于达比教授，他的博士论文就是有关北京的历史地理。在以后的岁月里，侯仁之将北京的历史地理研究推进到了更深的层次。他主持完成的北京历史地图集，是中国历史地理的一项杰出成就。有专家指出，将古代地理更新为科学的历史地理学，并纳入近代地理学体系的首创者，是侯仁之。

曾涛：侯先生，把地理变成历史地理，您是一个首创者，是不是和您在英国的学习有很大的关系？

侯仁之：有关系。抗战胜利后，我到英国去留学，师从达比教授，我受他影响很大。他不研究中国，他研究英国，研究英国的历史地理。一个城市不仅仅用名称的改变来说明城市的信息，还必须用它的地理条件，如当时的地理条件下怎么形成的？等。可是他对北京城没有研究，但他对英国的研究对我大有启发，于是我转过来研究北京城。

北京850多年的建城史，在侯仁之先生那里是一部敞开的“大书”

侯仁之先生从新中国成立之初就参与北京的城市建设工作，对北京城的历史和未来发展有着深刻的认识。北京建城已有850多年了，这850多年的历史在侯先生那里是一部敞开的大书。

曾涛：对今天的北大、清华和海淀这个地方的研究，几乎延续了您的一生。这个地方的历史重要性究竟是什么？

侯仁之：这个一言难尽。简单说，最早的北京城，莲花池是它的上源，就是现在的北京西站往南、往东一点的地方，原来北京城在那儿。当时北京城最重要之处在于，它是中原和北方来往的关要。中国的文化其实就是汉族和少数民族文化不断交融而发展起来的。那时候从中国内地到北方去，走哪条路呢？就是先到今天北京建城850周年的地方，那时现在北京城还没有，从那儿一直向北走，斜向东北，正好走进了苏州街。海淀那个时候太低，往西边就低下去了。沿苏州街贴着高低的边缘一直往北走，出南口。中国“吃早点”的地方就是海淀。所以海淀是原来的北京城和北方塞外关系来往的必经之路。元朝后因为莲花池很小，水源不够，北京城就往东北迁了一点。一直到清朝，北京城的发展全部力量都在西郊，以海淀为中心开始。

曾涛：中轴线也是您非常钟情的一个地方。

侯仁之：原来没有中轴线。元朝时因为莲花池的水源不够，就把城市往东北迁，迁到现在的什刹海。沿现在的什刹海一条轴线下来了。所以后门桥（现在叫万宁桥），最早的名字叫万宁桥，后来叫后门桥，后门已经没有了，拆掉了，这个中心、这条线的确定的确为今天的北京城奠定了基础。选择现在钟鼓楼所在的地方作为全城的中心，一直向南发展，于是中轴线就形成了。现在，这个准则一直保留到今天，紫禁城也就是现在的中轴线。中轴线选定之后北京一直向南发展，明朝往南迁，又加了外城，形成内城、外城两个城，而紫禁城正好在中轴线上。

曾涛：为什么？

侯仁之：这件事情在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都是没有的。最深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很早的时代，《周礼·考工记》讲到过。那时还没有统一中国，但是在人的思想中，认为应该有一个统一的形式。统一王朝的所在，应该是什么？四条，左祖右社，左边是太庙，右边是社稷坛，面朝或者面向南方是朝廷，背后是市场。过去是这样，现在还是这样。紫禁城前面，东边是太庙，即现在的劳动人民文化宫；西边是社稷坛，即现在的中山公园。所以面南而王的思想和中国的地理关系非常重要。面朝后市、左祖右社，《周礼·考工记》就是这样说的。北京城的设计是从元朝大都城时就定下位置，明朝进一步发展，一直保留到今天。

曾涛：还有一个大家觉得非常有意思的问题，就是北京这个城市发展不是往南发展，而是往北发展的，是这样的吗？

侯仁之：过去的北京城一直向南发展，封建王朝统治的时候，明朝开始建设现在的北京城，先建内城后建外城，天坛、先农坛，这个轴线一直是向南的。这是封建时代面南而王的思想，面向正南，统治天下，不管背后。这一思想是什么时候打破的？是亚运会，这很了不起。奥林匹克体育中心，也是向正北发展吧，那儿开阔空旷，人也很少，所以以往一直都向南，现在决定向北发展，这个决定极其重要。因为历史上都是向南，面南而王，统治天下，那是封建的思想，现在国际活动要开了，中国要走向世界了，从亚运会到奥运会，北京城向北发展了，标志着中国开始走向国际、走向世界。北京城的发展史的象征意义太重要了，任何国家都没有。

侯仁之力主保护莲花池

20世纪90年代初期，在修建北京西客站时，当侯先生听说有一个方案是要放弃莲花池，他坚决反对，并且在夫人的搀扶下，登上了西客站附近的顶楼，观察莲花池的地势，写报告呼吁政府完整地保留莲花池。

曾涛：最近十年，您提了一个很重要的建议，就是莲花池的保护，其重要意义是什么呢？

侯仁之：对于北京是怎么来的，争论很大，大家还有不同的意见。因为有一个地方，叫燕，在河的西边，在那儿发现了古城的遗址。不是蓟，蓟和燕是两个，蓟就在莲花池旁边，蓟没有遗址留下来，因为河水冲得太厉害了。那时燕是强盛的，过了河吞并了蓟，迁都到蓟，这才叫燕都蓟城，所以北京真正的起源是在蓟，蓟的起源是靠莲花池的水。

曾涛：这是北京真正的最早的一个起点？

侯仁之：对，真正的起源是蓟。它的来源，必须有水啊，没水不能发展，这就是莲花池的重要意义。所以我建议一定要恢复莲花池。因为那时正要盖北京西站，他们说这是北京的大门，往南可以直通香港。当时莲花池的水干了，便要占用它。我一个学生管这个事儿，跑来告诉我，我说不行，绝对不能占用莲花池，要保留下来，把你们车站往旁边移一移。我说车站建起来之后，旁边有大的湖泊，而且这个湖泊是历史性的，是一个标志北京城起源的很重要的湖泊，既有历史底蕴，又有自然风光，大门旁边有一个大湖，多好啊！后来上级终于接受意见了。可是西站修建过程中，还没修完，我爬到楼顶一看，他们把好多东西堆在莲花池里头，没人恢复它，我又提意见了。一直到前几年，汪光焘很关心这个问题，他很早就和我有联系了，我说一定要把莲花池保留下来，他做了最后的决断，保留莲花池，重新修了那个后门桥，并改为原来的名字——万宁桥。这样，一条水系完成了，莲花池出现了。

无论是在校园内还是在社会上，无论是在国外还是在国内，侯先生都享有极高的知名度。在人们眼中，他是北京的热情宣传者，是北京城的知音，他让历史地理学这门偏僻的学科走向了社会，更多的人因为他领略了北京这座辉煌城市的魅力。

曾涛：您一生都在研究北京。对于北京这个城市，与别人相比您一定有非常不同的情怀在其中？

侯仁之：我一生都在研究北京城。北京城的发展有非常重要的三个里程碑，代表不同时代、不同方向，都在中轴线上，所以中轴线重要就重要在这儿。它的第一个里程碑是故宫博物院。世界上哪儿有一个城市，里面的封建时代帝王的首都建筑如此宏伟？没有第二个。而且紫禁城的设计，左祖右社、面南后市，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理想实现了。紫禁城把它化为现实。都想这样做，但都没有做得像北京这样好，这是第一个里程碑，代表了封建时代的北京走向了世界，它的建筑完整地保留下来了。第二个里程碑是天安门广场。新中国成立了，封建时代结束了，新时代开始了。在哪儿举行开国大典？天安门。天安门广场开辟之后，东西大道也开通了。所以天安门城楼、天安门广场是第二个里程碑。西面是人民大会堂，东面是革命历史博物馆，史无前例，哪个国家也没有，现在还在进一步完善，这说明中国已经到了民主时代了。第三个里程碑是奥林匹克中心，当时考虑来考虑去还是选择北边，因为北边空着，什么公园开始的时候都要选择一个空旷的地方，人比较少的，奠定基础，打下基础。更重要的是到2008年，北京奥运会在此举行，这说明什么？说明北京进一步走向国际、走向世界。三个里程碑，标志着封建时代的、新中国的和开始走向世界的北京城。

曾涛：那么在您的心目当中，北京的未来是一个什么样子？

侯仁之：成为世界有名的大城市，任何城市都不能和中国北京相比。不过，现在也遇到一些问题，比如四合院拆得太厉害了，不应该。我对四合院没有研究，但是整个紫禁城保留下来了。在城里，要保护皇城，整个城市保护不了，但皇城要保护下来。高楼大厦，这是建筑学的问题，我从地理上做不了什么评论了。

曾涛：96年的人生，您经历了太多的人生磨炼和波折，您对自己的人生有什么样的总结吗？

侯仁之：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我这一辈子两次逆水行舟，一次从日本监狱出来三年，当时在天津；一次是“文革”期间，我没有放弃我的学习，没有放弃我的研究，虽然当时不能工作，但我继续坚持我的学习。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绝对不能退。

（原文刊载于2017年11月12日《北京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