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回忆老友沈从文

蹇先艾[5]

远在20年代中期，我就认识了从文，他比我大4岁。那时他从湖南凤凰县（当时好像叫镇筸）来到北京，住在北京北河沿附近的一家公寓（最初的“窄而霉斋”似乎不在那里），不久他就用“休芸芸”这个笔名在《晨报副刊》上以《遥夜》为题连续发表一些散文。普遍都知道从文生活困难时，曾写信向在北京大学教统计学的前辈作家郁达夫求援，郁达夫去看望了他，请他饱餐了一顿，还送了他几块钱，并在《晨报副刊》写了一篇《给一个文学青年的公开状》，而不知道著名哲学家林宰平先生（老诗人林庚同志的父亲）也很喜爱从文的才华，曾一再向徐志摩和陈西滢推荐。我就亲耳听见过林先生向我的叔父蹇季常谈到从文的作品。

从文在他的家乡旧部队当过上士司书和屠宰税务员、报社校对等，他的洞察力十分敏锐精细，虽然还是一个小青年，已经结交了许多“下层社会”的朋友，经历了各种生活。他写作的起步很高。“五四”以后的文艺青年向《晨报》投稿的很多（包括我在内），大家都自愧不如。1926年他已在北新书局出版了第一本小说散文集《鸭子》（我的习作集《朝雾》是1927年才出版的）。1935年良友公司出版的第一个十年的《新文学大系》的小说集中却没有选载从文的小说，许多读者都有遗珠之憾，直到现在我都弄不清是什么原因。从文和胡崇轩（即胡也频）在《京报》合编过《民众文艺》（周刊），并未编过《京报副刊》，这个副刊一直是孙伏园主编的，有些传记中的这一条是不确实的。

第二个十年（1927—1937年）《新文学大系》由巴金同志作序的小说集，已于1984年在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选了从文的短篇《丈夫》和《贵生》。中国社科院文研所现代文学研究室编的《中国现代短篇小说集》选了从文的《萧萧》《丈夫》《顾问官》。《中国现代散文选》也选了他的《西山的月》等八篇散文。1986年北大出版社出版严家炎选编的《中国现代各流派小说选》把从文列入京派，选了他的《柏子》等六个短篇和中篇《边城》（存目）。这些当选的小说，都是他的精心之作。他的作品还饮誉海外，有些已被翻译成了各种外国文字。30年代，我就读过姚莘农（姚克）在《天下》月刊上英译的《边城》，他把题译成了Jade Jade（翠翠）；1986年，我又读了杨宪益的英籍夫人戴乃迭（Glad Ysyang）的《边城》《萧萧》《丈夫》《贵生》的英译本（见“熊猫文学丛书”）。译文很不错，这几篇都是大家公认的从文的代表作。

《文艺报》一位记者的报道说：“新中国成立以来，相当长时期内，沈从文的文学成就，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直到粉碎‘四人帮’以后，人们逐渐认识到沈从文作品的价值，开始对他的文学成就及其在文学史上应有的地位作出认真的评价。……”（《文艺报》1988年5月21日第20期）这倒是公允之论。

我记得20年代中期，从文和我都在《晨报副刊》发表过一些诗文，以文会友，我住在西城，星期日偶尔也到他住的东城那家公寓去串门、聊天。在那里有时还遇到胡也频、丁玲和刘梦苇。30年代，他编天津大公报《文艺》周刊时，由于他向我约稿，打交道较多，那时他正和扬振声在西斜街编教科书，有时他到武功卫我的寓所来找我，或者我到西斜街去找他。他到上海、武汉、青岛几个大学教书的那几年，我们便音信鲜通了。抗日战争时期只见了一面。新中国成立后，我去北京，有时也遇到他，有时书信往还。在我保存从文的信件中，有一封稍长的信，评论了我省文联集体编写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的报告文学集《挡不住的洪流》（他很喜欢这本书），评得很中肯，在“文化大革命”中连同许多作家的书信一起被红卫兵抄走了，估计已经烧毁，我觉得非常可惜。

1981年，从文写了一条幅送我，抄录了他的一首古风：

劲风摧枯草，岁暮客心生。老骥伏枥久，千里思绝尘。本非驱驰具，难期装备新。真堪托生死，杜诗寄意深。偶作腾骧梦，间尔一嘶鸣。万马齐喑久，闻声转相惊。枫槭悄悄语，时久恐乱群。天时忽晴朗，蓝空转白云。佳节逾重阳，高空气象清。不怀迟暮叹，还喜长庚明。亲故远分离，天涯共此星。独轮车虽小，不倒永向前。

还有一个跋：

一别数年，幸各健在，因回忆卅八年春赴昆明时，过贵阳，曾过访，彼此似均在壮年，上阳明洞，犹能脚步不停，一气到项，一知觉间，忽四十余年矣。人事倏忽变化，在人为风风雨雨中，故旧多作古人，彼此犹能生存，且能于二三年间一相见，可谓天大幸运也。

70年下放湖北双溪《喜新晴》

先艾兄存 弟从文习字时年79

这个条幅裱好后，至今还挂在我的办公室里，有时默诵，如对故人。从文不但是一个作家，历史文物研究的学者，而且是一位书法家，他的一手章草，写得相当有功力，在老中青年作家中都是少有的。不仅作家们喜爱，连我认识的几位名书法家也很赞赏，认为难得。

从文是我喜爱的现代中国作家之一，湘黔接壤，风习有些相似，读他的作品，我觉得特别亲切。我完全同意李健吾同志对从文的评语：“他热情崇拜美。在他艺术的创作里，他表现一般具体的生命，而这生命是美化了的，经过他的热情再现的。”我尤其喜欢他写的湘西水上（沅水一带）的那些人物和生活。他在自传中就说过：“我感情流动而不凝固，一派清波给予我的影响实在不小。我幼小时较美丽的生活，大都不能和水分离。我受业的学校，可以说永远设在水边，我学会思索，认识美，理解人生，水对于我有极大的关系。”他在《一个传奇的本事》中，有四页都谈到他与水的关系和在水上受到的教育。我过去也有几篇习作是写水上的事情的。如《到镇溪去》《濛渡》《长江轮船上的通信》，和从文的这类作品比起来，那简直是小巫见大巫了。

除了他的几个著名的短篇外，我还喜欢1934年他描写一个民族的爱憎和哀乐的中篇小说《边城》，以及散文《湘行散记》和《从文自传》。关于《边城》，从文自己说：“我要表现的本是一种人生的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于人性的人生形式，是为人类的‘爱’字作了一度恰如其分的说明。”如果他们用“阶段斗争为纲”去看这个中篇，自然就南辕北辙了。有人说《边城》是牧歌型的小说，也有人说它是风俗画。总之，这个中篇富有诗情画意，写得十分动人。有一次，我和从文谈到我所喜爱的他某些作品，他说：“你很有眼力，我比较满意的习作，也正是那几篇。”其实我并没有什么鉴别力，不过出于个人的爱好。另一老友李健吾原来写小说和剧本的，后来忽然用“刘西渭”这个笔名写起评论来了。据他告诉我，这与从文的支持是分不开的，他写的作家们的书评，多数都发表在从文主编的天津《大公报·文艺周刊》上；巴老主编文化生活出版社的“文学丛刊”，他才把它们收入《咀华》一二集。

当然，我们对从文的小说的看法，也应当一分为二。有一位苗族作家对我说：“沈先生的小说在艺术上是无懈可击的；但是也有些作品，浪漫气息较浓，过分着眼于传奇式的追求，难免离开它的社会本质，因此就不能做到真实地反映苗族生活。”我想起来了，有一位很有名气的写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教授早年就同样指出来过。不过从文在现代小说家中正是以这种风格独树一帜的，也受到一些评论家和不少读者的赞赏。我想，他的作品到底如何，还是让历史去作出公正的评价吧。

我始终认为从文是一位经得起挫折、考验，成绩显著，值得怀念的老作家。我们结交60年，往事甚多，很难一一回忆。我很佩服从文的一个良好的习惯，就是不惮其烦地修改自己的作品。1957年1月，他都还在校正他的《边城》。他很谦虚地说过他只造希腊小庙，不能建造崇楼杰阁（大意）。我觉得他在天津《大公报》主编《文艺周刊》那两年，培养出了一批作家，今天大都成名，这个贡献也是不可磨灭的。为了纪念老友，我决定把他赠送我的著作，写给我的条幅和最后与我合照的相片保存下来；我还要用他在《喜新晴》中的诗句“不怀迟暮叹，还喜长庚明”来勉励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