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滇云浦雨话从文

施蛰存[3]

1927年4月以后,蒋介石在南方大举迫害革命青年,张作霖在北方大举迫害革命青年。这里所谓革命青年,在南方,是指国民党左派党员、共产党、团员;在北方,是指一切国民党、共产党分子和从事新文学创作,要求民主、自由的进步青年。张作霖把这些人一律称为“赤匪”,都在搜捕之列。1927年5月至7月,武汉、上海、南京、广州的革命青年,纷纷走散。1927年下半年至1928年上半年,北平、天津的革命青年纷纷南下。许钦文、王鲁彦、魏金枝、冯雪峰、丁玲、胡也频、姚蓬子、沈从文,都是在这一段时期先后来到上海,我认识他们,也在这一段时期,而且大半是冯雪峰介绍的。

1928—1929年,丁玲、胡也频、沈从文在法租界萨坡赛路(今淡水路)租住了两间房子,记得仿佛在一家牛肉店楼上。他们在计划办一个文艺刊物《红与黑》。我和刘呐鸥、戴望舒住在北四川路,办第一线书店,后改名水沫书店。彼此相去很远,虽然认识了,却很少见面的机会。丁玲和胡也频比较多地到虹口来,因为也频有一部稿子交水沫书店出版。他们俩来的时候,从文都在屋里写文章,编刊物,管家。他们三人中,丁玲最善交际,有说有笑的,也频只是偶然说几句,帮衬丁玲。从文是一个温文尔雅倒有些羞怯的青年,只是眯着眼对你笑,不多说话,也不喜欢一个人,或和朋友一起,出去逛马路散步。

1929年10月,我在松江结婚。冯雪峰、姚蓬子、丁玲、胡也频、沈从文、徐霞村、刘呐鸥、戴望舒等许多文艺界朋友都从上海来参加婚礼。从文带来了一幅裱好的贺词。这是一个鹅黄洒金笺的横幅,文云:“多福多寿多男女”,分四行写,每行二大字,下署“丁玲、胡也频、沈从文贺”。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从文的毛笔书法,已是很有功夫的章草了。贺词原是一个成语,称为“华封三祝”,原句应当是“多男子”,从文改为“多男女”,表示反对封建家庭只重生男的陋俗。可是,尽管从文这样善颂善祷,我结婚后生了一个女孩,不到两岁就夭殇了。以后接连生了四个男孩,竟没有一个女儿,未免辜负了从文的反封建祝愿。

10月是松江名产四腮鲈鱼上市的时候。我为了招待上海朋友,特地先期通知办喜筵的菜馆为这一桌上海客人加一个四腮鲈鱼火锅。这一席酒,他们都吃得谈笑风生,诵苏东坡《赤壁赋》“巨口细鳞,状如松江之鲈”的名句,看到了直观教材,添了不少酒兴。饮至9时,才分乘人力车到火车站,搭10点钟的杭沪夜车回到上海。

这是这一群文学青年最为意气风发,各自努力于创作的时候,也是彼此之间感情最融洽的时候。谁想象得到,一二年之后,也频为革命而牺牲,丁玲态度大变,雪峰参加了革命的实际工作,行踪秘密,蓬子被捕,囚在南京,徐霞村回归北平,沈从文有一个时期不知下落,后来听说在中国公学,淞沪抗日战争以后,也回到北平去了。

从文在上海最多三年,我和他见面不到10次。直到我编《现代》杂志,写信去向他索稿,才从往来书信中继续了友谊。在这一时期,我知道他很受胡适器重。他在中国公学任教,为《新月》和《现代评论》写小说,都是胡适的关系。随后,胡适又把从文介绍给杨振声。当时教育部成立一个教材编审委员会,杨振声负责编审各级学校语文教材,就延聘从文在那里工作。由此,从文有了一个固定的职业,有月薪可以应付生活。但这样一来,写作却成为他的业余事务,在他的精神生活上,有些主客颠倒。于是他不得不挤出时间来从事写作,常常在信里说,他寄我的稿子是流着鼻血写的。

1937年9月下旬,我应国立云南大学校长熊庆来先生之聘,来到昆明。和我同时来到的有李长之、吴晗、林同济、严楚江等人。这是抗战爆发后第一批到达昆明的外省人,不过二三十人。他们都是在卢沟桥事变以前决定应聘的,所以他们来到昆明,不是由于战事影响。但两三个月之后,昆明市上出现了大批外省人。第二批到达的是中央银行职员。第三批到达的是杭州笕桥空军,他们把基地转移到昆明。第四批到达的是清华、北大师生和中央研究院人员。清华、北大两校合并为西南联合大学,因为昆明还没有校舍,暂时在蒙自上课。沈从文和杨振声,属于中央研究院,他们先到昆明,在云南大学附近租了民房作办公室和住宅。从文只身一人,未带家眷,住在一座临街房屋的楼上一间。那种楼房很低矮,光线也很差,本地人作堆贮杂物用,不住人。从文就在这一间楼房里安放了一只桌子、一张床、一只椅子,都是买来的旧木器。另外又买了几个稻草墩,供客人坐。

从此,我和从文见面的机会多了。我下午无课,常去找他聊天。渐渐地,这间矮楼房成为一个小小的文艺中心。杨振声和他的女儿杨蔚,还有林徽因,都是我在从文屋里认识的。杨振声是位忠厚长者,写过一本小说《玉君》之后,就放弃了文学创作,很可惜。林徽因很健谈,坐在稻草墩上,她会海阔天空地谈文学,谈人生,谈时事,谈昆明印象。从文还是眯着眼,笑着听,难得插一二句话,转换话题。

昆明有一条福照街,每晚有夜市,摆了五六十个地摊。摊主都是拾荒收旧者之流,每一个地摊点一盏电石灯,绿色的火焰照着地面一二尺,远看好像在开盂兰盆会,点地藏香。我初到昆明,就有人介绍我去“觅宝”,开头是和李长之、吴晗一起去,后来长之被云南人驱逐出境,吴晗结识了教育厅长龚自知,几乎每晚都到龚家去打牌。于是,沈从文遂成为我逛夜市的伴侣。

这些地摊上的货物,大多是家用器物。电料、五金零件、衣服之类,我们都没有兴趣,看一眼就走过。但也会有意外的收获。有一次,从文在一堆盆子碗盏中发现一个小小的瓷碟,瓷质洁白,很薄,画着一匹青花奔马。从文说,这是康熙青花瓷,一定有八个一套,名为“八骏图”。他很高兴地花一元中央币买了下来。当时的中央币1元,值旧滇币10元,新滇币2元,民间买卖,还在使用滇币,因此,使用中央币的外省人,都觉得云南物价廉平。

这个康熙八骏图瓷碟,引起了从文很大的兴趣。他告诉我,他专收古瓷,古瓷之中,又专收盆子碟子。在北平家里,已有了几十个明清两代的瓷盆。这回到昆明,却想不到也有一个大有希望的拓荒地。

有一天晚上,我们在一堆旧衣服中发现两方绣件,好像是从朝衣补褂上拆下来的。从文劝我买下。他说:“值得买。外国妇女最喜欢中国绣件,拿回去做壁挂,你买下这两块,将来回上海去准可以销洋庄。”我听他的话,花四元中央币买下了。后来送给林同济夫人,她用来做茶几垫子。当时的林同济夫人,是一位美国人。

在福照街夜市上,我们所注意的是几个古董摊子,或说文物摊子。这些地摊上,常有古书、旧书、文房用品、玉器、漆器,有时还可以发现琥珀、玛瑙或大理石的雕件。外省人都拥挤在这些摊子上,使摊主索价愈高。我开始搜寻缅刀和缅盒。因为我早就在清人的诗集和笔记中见到:云南人在走缅甸经商时,一般都带回缅刀,送男子;缅盒,送妇女。缅刀异常锋利,钢质柔软,缅盒是漆器,妇女用的奁具,大的可以贮藏杂物。从文未来之前,我已买到一个小缅盒,朱漆细花,共三格,和江南古墓中出土的六朝奁具一样。这个东西引起了从文的兴趣,他见到就买。1942年,我在福建的时候,他来信说,已经买到大大小小十多个了。瓷器也收了不少,八骏图又收到二只。1942年以后,大后方物价高涨,公教人员月薪所得,维持不了原有生活水平。昆明屡经敌机轰炸,大学师生都疏散到乡下。大约从文也没有兴趣去逛夜市,说不定夜市也从此消失了。

从文对文物的兴趣,早就有了。以练字开始,首先就会注意到碑帖。在上海的时候,走在马路上,他总是注意店家的招牌。当时上海的招牌,多数是天台山农写的北魏字和唐驼写的正楷,从文似乎都不很许可。回北平后,琉璃厂、东安市场、隆福寺,肯定是他常到的地方,收集和鉴赏文物,遂成为他的癖好。新中国成立以后,从文被分配在历史博物馆工作,许多人以为是委屈了他,楚材晋用了。我以为这个工作分配得很适当,说不定还可能是从文自己要求的。自从郭沫若盛气凌人地斥责了从文之后,我知道从文不再会写小说了。如果仍在大学里教书,从文也不很适合,因为从文的口才,不是课堂讲授的口才。蹲在历史博物馆的仓库里,摩挲清点百万件古代文物,我想他的兴趣一定会忘了一切荣辱。在流离颠沛的30年间,他终于写成了《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等几部第一流的历史文物研究著作。如果当年没有把他分配在历史博物馆,可能不会有另一个人能写出这样的文物研究专著。

1938年7月,我经由越南、香港回上海省亲。10月,离上海到香港,耽搁了几天,待船去海防。当时沈从文的夫人张兆和,九妹岳萌,和从文的两个儿子小龙、小虎,还有顾颉刚的夫人,徐迟的姊姊曼倩,都在香港待船去昆明。从文、颉刚都有电报来,要我和他们的眷属结伴同行,代为照顾,徐迟也介绍他的姊姊和我一起走。此外,还有几位昆明朋友托我在港代办许多东西,记得有向达的皮鞋和咖啡,杨蔚小姐的鞋子和丝袜,诸如此类。我当了两天采购员,于10月28日,一行七人,搭上一艘直达海防的小轮船。顾夫人身体不健,买了二等舱位,余者都买了统舱位,每人一架帆布床,并排安置在甲板上,船行时,颠簸得很厉害。

船行二昼夜,到达海防,寓天然饭店。次日,休息一日,在海防补充了一些生活用品。次日,乘火车到老街,宿天然饭店。这里是越南和中国云南省的边境,过铁路桥,就是云南省的河口。当晚,由旅馆代办好云南省的入境签证。次日,乘滇越铁路中国段的火车到开远,止宿于天然饭店。次日,继续乘车,于11月4日下午到达昆明。这一次旅行,我照料四位女士,两个孩子,携带大小行李31件。船到海防,上岸验关时,那些法国官吏把我们的行李逐件打开。到河口,又一度检查,比海防情况好些。每次歇夜,行李都得随身带走。全程七日,到昆明时,只失去了徐曼倩的一件羊毛衫,还是她自己忘记在火车上的。这一件事,我自负是平生一大功勋,当时我自以为颇有“指挥若定”的风度。

这一次旅行,使我和从文夫人及九妹都熟识了。从文已在北门街租了一所屋子,迎接他的家眷。北门街也在云南大学附近,因而我常有机会去从文家闲谈。此后又认识了从文的小姨充和女士。她整天吹笛、拍曲、练字,大约从文家里也常有曲会了。不久,我迁居大西门内文化巷,与吕叔湘同住一室,与陈士骅、钱钟书同住一楼,与罗廷光、杨武子同住一院。从文有了家庭生活,我也没有机会夜晚去邀他同游夜市了。

1940年3月,我又回上海省亲。由于日本军队已占领越南,我无法再去昆明,就和从文暌别了好几年,书信往还也不多。1955年、1956年,我两次去北京开会,都到东堂子胡同去看望从文。他说正在收集各地出土的古锦残片,一件一件地装裱起来,想编一本《古锦图录》。他还拿出几个裱好的单片给我看,我觉得很有意义。这本书,不知后来完成了没有。

1963年,从文因公出差到上海,住在衡山饭店。他和巴金一起来看我,其时我新从“右派”改为“摘帽右派”。他在反右运动中的情况,我不知道,彼此觉得无新话可说,只是谈些旧事。过一天,我去衡山饭店回访,适巧有别的客人接踵而来,我只能稍稍坐一刻,就辞别了。这一别,就是音信不通的18年。1981年7月,我带研究生到北京,在北京图书馆找论文资料。我挤出一个下午,到崇文门西河沿去看望50年未见面的张天翼,此后,就到附近东大街去看从文。时已傍晚,话也不多,我想走了,从文和他的夫人却坚邀我吃了晚饭走。我就留下来,饭后再谈了一会儿,我就急于回北师大招待所。这是我和从文最后一次会晤,如今也不记得那天谈了些什么。似乎还是他夫人的话多些,由于我的听觉已衰退,使用助听器也不很济事,从文说话还是那么小声小气的,都得靠他夫人传译和解释。

以上是我和沈从文60年间友谊的经过。论踪迹,彼此不算亲密;论感情,彼此各有不少声气相通的默契。从文对我如何理解,我不知道;我对从文的理解,却有几点可以说出来,供沈从文研究者参考。

从文出生于苗汉杂居的湘西,他最熟悉的是这一地区的风土人情。非但熟悉,而且是热爱。从文没有受过正规的中学和大学教育,但他的天分极高,他的语文能力完全是自学的。在他的早年,中国文化传统给他的影响不大。这就是他的大部分作品的题材、故事和人物形象的基础。各式各样单纯、质朴、粗野、愚昧的人与事,用一种直率而古拙,简净而俚俗的语言文字勾勒出来。他的几种主要作品,有很丰富的现实性。他的文体,没有学院气,或书生气,不是语文修养的产物,而是他早年的生活经验的录音。我所钦仰的沈从文,是这样一些具有独特风格的作品的作者。

由于要在大都市中挣扎生存,从文不能不多产。要多产,就不能不有勉强凑合的作品。在30年代初期,他有一部分作品属于这一类。他为我编的《现代》写过几篇小说,用《法苑珠林》中的故事改写,后来编为一本《月下小景》,也是我帮他印出来的。这几篇小说,我都不很满意。在昆明时,我曾坦率地向他讲了我的意见,他笑着说:“写这些小说,也流过不少鼻血呢!”

从文的小说中,确有些色情描写,这就是为郭沫若所呵斥的,赤裸裸的性欲或性行为的描写,在现代文学中,本来已不是稀罕的事,要区别对待的是:还得看作者的态度,是严肃的,还是淫亵的?从文小说中那些性描写,还是安排在人物形象的范畴中落笔的。他并没有轻狂诲淫的动机。再说,从文小说中的性描写,既不是《金瓶梅》型的国货,也不是《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型的舶来品,而是他的湘西土货。我们可以说:这是一个苗汉混血青年的某种潜在意识的偶然奔放,不是他一贯的全力以赴的创作倾向。郭沫若以此来谴责沈从文,似乎完全忘记了他的老朋友郁达夫。

为新文学运动和反帝、反封建的新思潮所感召,从文于1923年来到北平,没有熟人,没有亲戚,孤军奋斗。1924年,已在《现代评论》和《京报副刊》上发表创作,大约此时已受知于胡适。以后,逐渐认识了徐志摩、郁达夫、杨振声、朱光潜、梁实秋、朱自清、叶公超等人。长期和这样一群教授、学者接近,不知不觉间,会受到熏陶。这一群人的总的气质,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的绅士派。从文虽然自己说永远是个乡下人,其实他已沾染到不少绅士气。1933年,他忽然发表了一篇《文学者的态度》,把南北作家分为“海派”和“京派”。赞扬京派而菲薄海派。他自居于京派之列。这篇文章,暴露了他思想认识上的倾向性。早年,为了要求民主,要求自由,要求革命而投奔北平的英俊之气,似乎已消磨了不少。从此,安于接受传统的中国文化,怯于接受西方文化。他的作品里,几乎没有外国文学的影响。他从未穿过西服。他似乎比胡适、梁实秋更为保守。这些情况,使我有时感到,他在绅士派中间,还不是一个洋绅士,而是一个土绅士。反帝、反封建,在他只是意识形态中的觉醒,而没有投身于实际行动的勇气。也许他的内心有不少矛盾,但表现出来的行为现实,却宛然是一个温文尔雅、谨小慎微的“京派”文人了。

从文在文章和书信中,有过一些讥讽左翼作家的话。话都说得很委婉,但显然暴露了他对某些左翼作家的不满。他说左翼作家光会叫革命口号,而没有较好的作品。他们是以革命自诩的浮夸青年,不能扎扎实实地工作。这些转弯抹角的讥讽,当然使左翼作家会对他怀有敌意,因而把他目为反革命的作家。其实从文不是政治上的反革命,而是思想上的不革命。他不相信任何主义的革命能解决中国的问题。归根结底,恐怕他还是受了胡适的改良主义的影响。他对某些左翼作家的讥讽,也并不是出于政治观念。鲁迅对左翼作家也说过类似的话:他们是左翼,但不是作家。从文的意义也是这样。不过鲁迅是从更左的立场上讲的,从文却从偏右的立场上讲了。

从文一生最大的错误,我以为是他在40年代初期和林同济一起办《战国策》。这个刊物,我只见到过两期,是重庆友人寄到福建来给我看的。我不知从文在这个刊物上写过些什么文章,有没有涉及政治议论,不过当时大后方各地都有人提出严厉的批评,认为这是一个宣扬法西斯政治,为蒋介石制造独裁理论的刊物。这个刊物的后果不知如何,但从文的名誉却因此而大受损害。

沈从文一生写了大量的小说和散文,作为一位文学作家,在中国新文学运动的第二个十年间,他和巴金、茅盾、老舍、张天翼同样重要。新中国成立以来,文学史家绝口不提沈从文,却使国外学者给他以过高的评价,并以此来讥讽国内的文学史家和文艺批评家。这是双方都从政治偏见出发,谁都不是客观的持平之论。

至于沈从文的思想问题,我已把我个人所感觉到的情况讲了一个大概,也许我说得是,也许不是,毕竟我和他常在一起的机会很少,他的思想发展的曲折道路,也许我的观感太简单化了,这还有待于传记作者的研究。今天,既然党的政策已开放了百家争鸣的自由,那么,一切知识分子的思想问题,都应当用思想问题的尺度来作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