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金融危机

路易十四的专制统治并不曾与其本人一起被埋进坟墓，广大民众依旧对此表示不满和痛恨。最终，这种压抑得过久的仇恨，在对其统治的记忆之中爆发了出来。实际上，路易十四终其一生都生活在阿谀奉承之中，其身边的人竞相肉麻、谄媚地对其吹牛拍马，就这点而言，他堪称历史第一人。

如今，人们指责其为暴君，称他是一个心地狭隘而又固执的人，一个掠夺成性的盗贼。人们将其塑像打得变了形，将其画像撕扯下来。可以说，老百姓对其极为痛恨，世人对其极其唾弃，甚至他的名字都成了自私和压迫的代名词。人们也遗忘了他的军队从前的荣耀，所记得的唯有他的倒行逆施、奢侈无度以及残暴冷酷。

这个国家的金融系统，处于一种极端无序而混乱的状态之中。因为当权者是一个大肆挥霍、腐败堕落的统治者，因此，差不多所有的官员均效仿他那挥霍、腐败的作风。不管是职位最高的，还是级别最低的，几乎每个官员都尽己所能地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为自己谋福利。

如此一来，法国就被带到了毁灭的边缘：国家的债务总额高达30亿里弗（当时的法国货币单位，1里弗相当于20个苏），可是，整个国家的年收入只有1.45亿里弗，这其中，每年仅政府开支一项就高达1.42亿里弗，其余剩下的300万里弗不得不用来支付30亿债务的利息。摄政王所关心的头等大事，就是如何为这样规模巨大的债务找到一剂根治的良方。为此，他很早就组织了一个委员会来讨论此问题。

德·圣西蒙公爵认为，重病需要猛药医，因此，除非用一剂在当时看来十分大胆而危险的药方，才能将法国从革命中挽救过来，除此之外，别无他法。他向摄政王提议，将政府要员召集起来，宣布国家破产。

德·诺埃勒斯公爵则是一位处事圆滑的老好人，同时也是一位成功的朝廷大臣，更是虚伪、腐朽的功利主义的代表，他一点儿也不想因为那些高明的见解而让自己惹上什么麻烦，或者引起自己的苦恼。于是，为了反对圣西蒙的计划，他动用了自己所有的影响力。就观点而言，摄政王和诺埃勒斯公爵一样，所以，这剂猛药被否决了。

最终获准采纳的方案，虽然还是声称要保证公平，不过，结果仅是助长了罪恶，让灾难变得更加严重。

这个国家因为最不诚实的第一种方法而没能得到任何好处。命令下达后，货币被重铸，通货的币值贬值了五分之一；那些手持1000块金币或者银币来到铸币厂的人，又得到了名义上价值相等的硬币——不同之处在于，所含金属的重量仅为原来的五分之四罢了。

借助于这一计谋，财政部获得了7200万里弗的收益，不过，此举却让这个国家的所有商业运作陷入了混乱无序的状态。为了平息民众的愤怒与不满，政府减免了九牛一毛的税收。人们在获得这点微不足道的眼前利益的同时，也将可预见的巨大灾难忽视了。

接下来，政府组织了一个公正法庭，其任务是对贷款契约签订方的营私舞弊行为和农场主的收入进行调查。不管在哪个国家里，人们永远不会欢迎税务征收人员，此时的法国税收人员，也理所应当受到人们的憎恶和谴责。于是，整个国家因为这些包税人以及那一大群下级代理人（他们被称为税务员）被传唤来为自己的错误行为承担罪责，而陷于从来不曾有过的喜悦之中。

为此目的而组建起来的公正法庭，也得到了相当广泛的支持。这个公正法庭的组成人员，包括国会的主席和委员会，援助法庭和质询法庭的法官，会计署的官员，总指挥者是财政部。他们鼓励检举者提供证据，让罪犯得到法律的制裁，并且承诺，举报人将获得罚款，充公的赃款、赃物的五分之一的奖赏。

他们还承诺，只要能举报这些隐藏的财产，举报者将获得罪犯所有隐瞒不报的财产中的十分之一作为奖励。

当组建这个法庭的公告颁布实施后，那些和此事关系最重大的人们产生了一定程度的恐慌，这种反应仅能解释以下问题：他们盗用的税款数额或许相当大，甚至无法弥补。然而，人们不会对这些人的惶恐表示同情。他们担忧的事情最终发生了，那就是他们很快被提起诉讼。

一晃眼，巴士底狱就住满了此类罪人，以至于再也无法容纳其他被送来的犯人，甚至，全国各地的监狱也都被这类罪犯或者犯罪嫌疑人塞满了。一道命令下达给了全国的旅店管理人和负责为旅客提供膳宿、驿马的人，内容是禁止为那些急于逃跑的家伙提供马匹；同时，任何人不得收容罪犯或者为其逃跑大开方便之门，违者将受到高额罚款的惩处。

在此过程中，有的罪犯被判处戴枷之刑，戴着颈枷、手枷游街示众，有的罪犯则被送上囚船，罪行较轻的罪犯被处以罚款和监禁。只有一个遥远省份的富有的银行家兼包税人被判处了死刑。此人的非法收入多到了令人瞠目结舌的地步——他为了逃跑情愿出资600万里弗，合25万英镑！在其管辖的地区，人们将其视为残酷贪婪的暴君和压迫者。

最终，他为了逃命而贿赂他人，却遭到了拒绝，其本人也受到了死刑的惩罚。其他的人也许罪恶更大，不过，与他相比，运气显然要好得多，总算是将自己的小命保住了。

因为违法者都会将赃款藏匿起来，因此，最终被没收、充公的财产甚至比不上交纳罚款的数额。当然，政府面临的艰苦局面稍微有所缓解，同时，以税收为名收取的罚款，在征收的时候也不因违法者的不同而加以细分。可是，政府的任何一个部门均腐败透顶，以至于这些流入国库的资金虽然可以让国家受益，但也不过是杯水车薪、于事无补。

出乎意料的是，这次清查的主要收益，其实是流入到了皇家宠臣及其妻子、情妇的手里。当时的一位金融业者，应征缴的税金和他的财富及罪行成正比，其总额高达1200万里弗。然而，这个罪犯却受到了某伯爵的召见。这位伯爵在政府职员中地位尊崇，举足轻重。他提出，可以尽力帮其免除罚款，条件是他得给自己10万克朗。这位金融家给出的答复是：“您来迟了，我的朋友，我早已与您的妻子以5万克朗的价格成交了。”

彼时，以这种方式征收的款项差不多是1.8亿里弗，其中，用于支付国家债务的仅为8000万里弗。余下的钱被改头换面，转而成了大臣们的私有财产。

就此，梅塔隆夫人这样写道：“每天，我们都能听到摄政王颁发的一些新的赏赐。人们对于如此滥用这些从盗用公款的人那里拿回的民脂民膏非常气愤，为此而议论纷纷。”

当最初的不满与怨恨得以宣泄之后，人们开始对弱者产生了同情和恻隐之心，他们变得义愤填膺，认为政府此举是小题大做，认为此举是用巨大的努力达到微不足道的目的。就公平程度来说，人们认为，将一部分蠹虫侵吞的民脂民膏改用来养肥另一些无耻之徒，二者之间并不存在着怎样的区别。

于是，只在几天之间，任何一个罪行较为严重的家伙都受到了惩处，而公平法庭则在到处寻找牺牲品，为的是将自己更加卑下的使命延续下去。

在高额悬赏的引诱下，职业告密者出现了，他们无端指责那些品行端正的生意人，声称其犯有欺诈和勒索罪。这些无辜的人为了恢复自己的名誉以示清白，只好将自己的诸多事务在这个法庭上公开。一时之间，民众怨声载道。

一年后，政府才发现，倘若不控制事态的进一步蔓延，将是极不明智的。于是，公平法庭被解散，并大赦了所有未受指控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