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文字学
《战国时秦用籀文六国用古文说》
王国维
☉1877—1927☉
经典导读
今古文问题不仅是古文字学研究,也是经学研究中的重要问题。今文、古文之含义最初所言乃偏主于文字上之差异,又由此生发而为经学学派之不同。
今文在古文字学上,所指较为明确,即指汉代通行之文字。但古文作为一种书体,颇为罕见,东汉时对古文含义之表述,已经存在差异。后世学者或因为误读,或囿于因袭,对其含义又缺少追本溯源、条分缕析的深入分析,遂使“古文”意义含混,所指不明,成为千余年未发之覆。王国维以其卓识,一方面通过对战国文字的研究,把握了古文书体的特征及其传袭演变的线索,另一方面,又深入分析文献,对今文、古文含义的变迁详加分梳,从而使古文书体与今、古文经学之间的关系得以彰明。
除了甲骨文、金文研究取得重要成果外,王国维对战国文字也同样给予了较高的关注。在战国文字材料的收集中,王国维既重视《说文》《汗简》等传世材料,又特别重视载体各异的出土文字材料。彝器文字、兵器文字、陶器文字、印玺文字、货币文字、石刻文字,均成为王国维关注的对象。他利用范围如此广泛的出土材料研究战国文字,足称有先导之功。
在研究方法上,王国维将历时比较与共时比较相结合,并充分利用二重证据法,将出土材料与传世材料相结合。在历时层面上,王国维利用较早的甲骨文、金文及相对较晚的篆文、隶书与战国文字作纵向的对比,注意关照文字发展的轨迹,力求正确释读文字。在共时层面上,王国维打通文字载体与形态,将陶文、兵器文、印玺文、石经文字、《说文》古文放在一起进行对比,从而得出“兵器、陶器、玺印、货币,当时通行之器也;壁中书者,当时儒家通行之书也。通行之器与通行之书,固当以通行文字书之”[28]这一正确结论,为论定汉初古文之形态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他在研究中注意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相结合,除了《说文解字》《汗简》《古文四声韵》等专门的文字研究材料外,他还注意广泛运用传世材料进行研究。《集韵》《玉篇》《隶释》乃至敦煌卷子、汉代简牍都成为他论证所用的材料。
经过长期的研究,王国维逐渐对战国文字有了整体的把握:“此数种文字皆自相似,然并讹别简率,上不合殷周古文,下不合小篆,不能以六书求之,而同时秦之文字则颇与之异。”“其上不合殷周古文,下不合秦篆者,时不同也。中不合秦文者,地不同也。”[29]更进一步,他将战国文字分成两个系统,即是秦系文字与六国文字。这种体系的划分,极大地影响了后来文字学的发展,成为学界的共识。李学勤评价王国维的分类,以为这是凿破浑沌的创建。
由于王国维对战国文字的深入研究,其对今文古文的认识自然较为深刻。而古代学者由于对古文的陌生,记载含混之处所在多有。《观堂集林》卷七《艺林七》所载之一系列文章:《战国时秦用籀文六国用古文说》《史记所谓古文说》《汉书所谓古文说》《说文所谓古文说》《说文今叙篆文合以古籀说》《汉时古文本诸经传考》《汉时古文诸经有转写本说》《两汉古文学家多小学家说》《蝌蚪文字说》即集中讨论了古文的相关问题。《战国时秦用籀文六国用古文说》可为其总结,就古文书体,是篇明确提出:
即是说,古文与秦之篆文的不同,并不在于古文在时间上更早。事实上,两者皆从殷周时代之文字演变而来,不过是由于地域的差异,变化情形不同,各成体系而已。秦人居先周旧地,所用之文字,直承殷周文字而来,东方各国则不似秦人,文字相对殷周文字有了较大的变化。
至于“古文”之称,乃出自于汉人:
汉代之文字,无论是篆文还是更为流行之隶书,其源皆出于秦之文字,故汉人对六国之文字较为陌生,以六国之文字用于古而不见用于今,故称之为古文。亦即是说古文是相较于汉世之通行文字而言,非是相对于籀文、篆文而言。但随着时间之推演,用古文书体书写之文献藏之秘府,非寻常学者得见,古文之称又传承既久,学者或因其称而误以为古文在籀文、篆文之先。
如汉末许慎《说文解字叙》云:“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及宣王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与古文或异。至孔子书《六经》,左丘明述《春秋传》,皆以古文,厥意可得而说。……是时秦烧灭经书,涤除旧典,大发隶卒,兴役戍,官狱职务日繁,初有隶书,以趣约易,而古文由此绝矣。”《说文解字》所言之重文、古文五百余字,来源皆是壁中书及张苍所献之《春秋左氏传》,实际上仍是六国文字。由此可见,许慎即以为古文早于籀文、篆文,乃是仓颉所作,又以为孔子书六经,左丘明作《左传》所用即是古文。
而王国维《说文所谓古文说》则认为,以古文为孔子所用,固无显证,至于古文较籀文、篆文更近古,则显然是错误的。王国维结合大量的出土材料,来说明自己的观点。首先,他引用吴清卿说:“《说文》中古文皆不似今之古钟鼎,亦不言某为某钟,某为某鼎之字。”[32]是许慎所谓之古文与实际出土之殷周金文文字并不相同。同时,王国维在《桐乡徐氏印谱序》一文中,举例近五十字,将《说文》中的古文与三体石经及六国印玺、兵器、钱币、陶器上的文字进行对比,认为:“以上举诸例,类不合殷周古文及小篆,而与六国遗器文字则血脉相通。汉人传写之文,与今日出土之器,拼若剖符之复合,谓非当日通行此种文字,其谁信之?”[33]即是说汉时通行之字本于秦,秦之字本于殷周,其轨迹可得考见。而六国古文则自成一系,与汉时文字不同,故得古文之名。
王国维对古文书体与古文经学的正确论说,与其详尽分析文献,追溯古文含义之多样性是密不可分的。王国维指出,《史记》中司马迁所言之“古文”,明显是基于汉代之通行文字而言,凡先秦写本旧书,虽然其书写文字已经废弃不用,但司马氏去古未远,尚能识其文字,称之为“古文”,此“古文”非但包括东方六国旧本在内,恐已有篆籀古写本在内。籀文、与六国文字此时已皆不见用,故皆谓之为古文。就其范围而言,亦不局限于孔壁所出之六国写本经书,容有《五帝德》《帝系姓》《谍记》《历谱》等旧写本在内。[34]
但延及东汉,学者所谓之古文已经专指壁中书而言。王国维《汉书所谓古文说》中指出,司马迁所见之中秘金匮石室中之《谍记》《历谱》之书,东汉之初未必尽亡,然《汉书·艺文志》言及《帝王诸侯世谱》《古来帝王年谱》等谍、谱类书籍,却并不区分今、古,而惟以今古言经书。于此可知,东汉时的古文除了文字书体之含义外,更有一种学派之观念。王国维指出:
壁中所出之古文经书,不仅文字与汉代今文传本不同,经说也大有不同。所以古文从书体而言,指的是六国文字,从经说而言指的是古文学派。而读者必须能够明了此两种含义,才能正确理解文献中古文之义。王国维举《汉书·地理志》之例加以说明:
《尚书》所言之诸地名,今文三家名称皆同。古文家之说,则显然在名称和解释上已经与今文大不相同。则除了文字之差异外,说解之差异才是今文、古文学派之核心差距。
实际上,古文书体毕竟不够通行,其出于孔壁重见天日之后,即有汉人将之用通行之文字转写,虽仍有古文书体写本传世,但在文字层面今文学派与古文学派之差异是日益减少的。而古文之含义也日益偏重于学派之差异,故后世学者已经逐渐不能明了古文命名之由来,故误以古文为殷周文字,这自然是以今律古了。
经过王国维的一番论述,无论是作为文字学之概念的今古文还是经学中的今古文,其所指及含义之变迁,都已经比较清晰地展现在我们眼前了。
(朱明数 撰稿)
推荐版本:
王国维《战国时秦用籀文六国用古文说》,《王国维全集》第八卷《观堂集林》卷七,浙江教育出版社·广东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197-198页
延伸阅读文献目录:
1.王国维《〈史记〉所谓古文说》,《王国维全集》第八卷《观堂集林》卷七,浙江教育出版社·广东教育出版社,第198-201页
2.王国维《〈汉书〉所谓古文说》,《王国维全集》第八卷《观堂集林》卷七,浙江教育出版社·广东教育出版社,第201-203页
3.周予同《经今古文学》,《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增订本)》,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39页
4.孙钦善《汉代的今古文学》,《文献》1985年第2期,第143-16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