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还在老家上小学时，带我的班主任姓耿，根据我妈的说法，她是一个品德优秀的老教师，曾经还是她的老师。
耿老师把我从一年级带到五年级，我对她的感官却并不同我妈一样，她对我的态度并不算好——这可能是因为我的成绩很差的缘故。
我在上三年级的时候因为父母离异，家庭骤变，导致我的成绩跌落谷底，到了班级倒数的那一层，因此耿老师拿我当负面教材讲。
在升四年级的那一年时，我妈带着我去给耿老师家送礼——当时已经接近过年了，骑着电瓶车的母亲带着我到超市提了一箱六个核桃送给耿老师。
我站在电瓶车的前头，母亲在后面轻轻的哭着，眼泪顺着寒风滴在了我的头上，好似冰冷的钢针在扎着我的头皮。
“孩子，你一定要好好斗，今天是妈给别人送礼，以后你要让别人给妈送礼。”
她一边擦着眼泪一边说道。
很快就到耿老师的家了，母亲擦干了眼泪，轻轻的敲着耿老师家的门——那动作轻到了极致，好似怕敲得太重引起耿老师的不悦。
“谁啊？”
吱呀一声，门开了。
“诶，大林？你咋还提着东西呢？”
耿老师穿着棉袄，有些诧异的看着母亲。
“这不是过年了吗，给您送点礼。”
母亲笑着将那箱六个核桃提了过来，弯着腰将饮料递给了耿老师。
“诶！来就来还送啥礼呢？”
耿老师笑着接过了饮料。
“进来坐坐呗？”
“好的好的——孩，你先等会，妈跟耿老师谈些事情。”
母亲摸了摸我的头，转身进了门内。
过了几年后我才知道，那一年因为我的成绩太差，老师要我留级（在农村人的眼里，留级就等于在学习上判了死刑）母亲是特地去给老师送礼的。
在那之后，我顺利的上了四年级，但老是有学生对着我指指点点，甚至有一个和我关系不好的学生当着我面说我妈给老师送礼，让老师给我开小灶。
而且耿老师也并没有停下拿我当负面教材讲，可能是我成绩并没有进步的原因，讲我的次数更多了。
那一年我上五年级，耿老师也59岁了，还有一年就要满六十岁退休了。
并且在那一年快期末考试时，我妈曾在我上课时急忙忙的把我接回家，我问为什么我妈也不肯讲，我只得偷听家里长辈的谈话才得知那一天我爸来了，而且还去了学校——不过他没找到我。
五年级期末考试前一天，离耿老师正式退休还有一天——我们是她带的最后一届学生，而且是带的时间最长的一届，带了足足五年，她决定给我们拍一张合影。
在拍合影时我和另外两个差生因为吃零食吃坏了肚子，跑去了厕所里。（我上的那班离厕所很近）
“唉？杨二鸣去哪了？他人呢？”
正在蹲坑的我听到了耿老师的声音，我急忙擦了擦屁股回到了班里。
“我说怎么少人了呢，这下人都到齐了，来来来，往中间站站，好的！茄子！”
咔嚓一声，这张有着整个班级的学生的合影诞生了。
在拍完照后，学校放学了，耿老师叫我留在老师办公室里。
“小杨啊，你的家庭情况你自己也知道，你要好好的发奋图强啊！老师之前一直批评你是在用激将法呢，是希望你好好努力，还有啊，你不要老听你妈的老避着你爸，虽然你父母离婚了，但他可是你亲爸啊。”
耿老师摸着我的头，语重心长的说道。
我的眼眶湿润了，这么长的时间以来我一直都误解耿老师了，我没有想到她竟然能够站在公平的立场上看待我的家庭关系——要知道我的母亲可是没少在耿老师面前诋毁我爸。
从这之后我便发奋图强，虽然没有回到原来的高度，但是也到了中等的水平，家里人对此很是高兴。
“孩啊，耿老师是我们家的大恩人啊！你一定要感谢她，长大后一定要报答她啊！”
母亲经常这样对我说。
我的想法也同母亲一样，每次见到耿老师都会热情的打招呼。
那一年我上六年级，因为是五一劳动节放假的缘故，我爸来接我去外面玩，同行的还有我爸在日本工作的朋友和朋友的日本妻子。
我一上车她就热情的用日文跟我打招呼，似乎不会说中文。
“老表，日本那边工作辛苦不？”
“还可以的，但是工资不是太高，不及你开的公司的收入。”
“老表，我说你也别在那边干了，以你的才华和学历，在那边干实在是屈才了，而且小日本还有些歧视中国人，我弟他也在国内日本人开的公司里上班，他们公司的人聚餐，妈的！日本人和中国人都他奶奶的不在同一个餐厅，分开吃还！”
我爸有些气愤的说道。
“额，老弟啊，小日本这称呼有些……太那啥了吧。”
“老表你就是太善良了，喊他们小日本都算轻的了，他们……”
“内个，窝起是听得懂肿文。”
朋友的日本老婆说道。
“对了二鸣啊，耿老师现在身体怎么样啦？”
我爸随即岔开话题。
“我不大清楚。”
“诶，她不是你的班主任吗？”
“是啊，不过她在我上五年级的时候退休了。”
“哦，我还以为她会带到你毕业呢，我还特意送了她一点贵重的礼物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