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姜夔（1155？—1221？），字尧章，一字石帚，别号白石道人。饶州鄱阳（今江西波阳）人。其父姜噩，曾任湖北汉阳县知县。姜夔幼年随宦，往来汉阳二十馀年。父亲病逝后，姜夔寄寓于已经出嫁汉川的姐姐家，二十多岁时，为谋生计，开始出游扬州、合肥，旅食于江淮一带，以其才华出众，少有文名。
“少小知名翰墨扬，十年心事只凄凉”（《除夜自石湖归苕溪》），如此感怀身世的句子，所反映出来的白石心事，于其人格、词风的形成，是十分关键的。在江湖上漂泊已久，感到疲惫的时候，他又选择回家，回到了姐姐那里。如果说，孤单的姜夔此时只有在姐姐家才能感受到一份家庭温暖的话，那么其后，他游历湖南长沙时偶识福建老诗人萧德藻（人称千岩老人）无疑该是其人生中一个至关重要的转折。萧德藻深赏姜夔才华，将侄女许之，还带他寓居浙江湖州。尽管姜夔一世清客生涯，大半时间浪迹不定，但终究有了一个可以让疲乏的身心消歇的地方；哪怕只身在外，想起家小妻室，心中都会浮起一层淡淡的温馨与期盼。无论是“一年灯火要人归”（《浣溪沙·雁怯重云不肯啼》），抑或是“娇儿学作人间字，郁垒神荼写未真”（《鹧鸪天·柏绿椒红事事新》），无论是“白头居士无呵殿，只有乘肩小女随”（《鹧鸪天·巷陌风光纵赏时》），抑或是“两绸缪，料得吟鸾夜夜愁”（《忆王孙·冷红叶叶下塘秋》），不管姜夔曾用怎样怀念的笔触写过他青年时期与合肥女子的恋情，当他退回到一个丈夫与父亲的角色当中时，他的笔触就来得温柔而体恤，萦绕着浓郁的家之情愫，甚至可以从字里行间体味到一份姜夔词中难得的淡淡的幸福感。
在湖州定居期间，萧德藻介绍姜夔到杭州向杨万里请教诗学，又辗转到苏州石湖谒见了范成大。姜夔与范成大一见如故，惺惺相惜，结为忘年之交。后萧德藻因病随子离开了湖州，姜夔则迁居杭州，靠好友张镃、张鉴（抗金名将张浚之孙）接济为生。
姜夔一生未入仕途，除卖字外，多靠他人的周济过活，其友人陈造有诗《次姜尧章饯南卿韵二首》其一赠姜夔云：“姜郎未仕不求田，倚赖生涯九万笺。□载珠玑肯分我？北关当有合肥船。”江湖清客的生涯，由此可见一斑。
南宋中叶是江湖游士很盛的时代。所谓江湖游士者，成分颇为复杂，成因也颇为多样，既有关于南宋特殊的社会形态，也有关于文人阶层应对社会现实的特殊生存意识，未便笼统描述。但就基本情形而言，他们大多落魄江湖，靠以文字作为干谒工具来维持生计。其中部分人，不惜以此作为暴敛财物、发家立业的手段和工具，从而难免为后人所诟病。如宋濂父一见贾似道，便得楮币二十万，以造华居（方回《瀛奎律髓》）。然姜夔却不同，他性情高洁，除却一腔才气，便是一副傲骨，多与知音唱和，而不以文字才华谄媚权贵。
周密《齐东野语》卷十二有《姜尧章自叙》一篇，自叙其江湖文人的生活经历与感受：
某早孤不振，幸不坠先人之绪业，少日奔走，凡世之所谓名公钜儒，皆尝受其知矣。内翰梁公（未详何人。本节引文括号内文字为注者加）于某为乡曲，爱其诗似唐人，谓长短句妙天下。枢使郑公（郑侨，宁宗时知枢密院事）爱其文，使坐上为之，因击节称赏。参政范公（范成大）以为翰墨人品，皆似晋、宋之雅士。待制杨公（杨万里）以为于文无所不工，甚似陆天随，于是为忘年友。复州萧公（萧德藻），世所谓千岩先生者也，以为四十年作诗，始得此友。待制朱公（朱熹）既爱其文，又爱其深于礼乐。丞相京宫（京镗，庆元中为左丞相）不特称其礼乐之书，又爱其骈俪之文。丞相谢公（谢深甫，庆元中参知政事，拜右丞相）爱其乐书，使次子来谒焉。稼轩辛公（辛弃疾），深服其长短句。如二卿孙公从之（孙逢吉，字从之，曾官任吏部侍郎），胡氏应期（胡纮，字应期，官至吏部侍郎），江陵杨公（杨冠卿），南州张公（未详何人），金陵吴公（吴胜柔，字胜之，淳熙间进士，为太学博士），及吴德夫（吴猎，字德夫，曾以秘阁撰知江陵府）、项平甫（项安世，字平甫，曾任户部员外郎）、徐渊子（徐似道，少有才名，曾经受知于范成大）、曾幼度（曾丰，字幼度，乾道时进士，官至德庆知府）、商翚仲（商飞卿，字翚仲，淳熙进士，累官工部郎中）、王晦叔（王炎，字晦叔，乾道进士，曾官湖州知州）、易彦章（易祓，字彦章，淳熙进士，曾官礼部尚书）之徒，皆当时俊士，不可悉数，或爱其人，或爱其诗，或爱其文，或爱其字，或折节交之。若东州之士则楼公大防（楼钥，字大防，隆兴进士，光宗时擢起居郎，兼中书舍人，官至参加政事）、叶公正则（叶适，字正则，淳熙进士，宁宗时官宝文阁待制），则尤所赏激者。嗟乎！四海之内，知己者不为少矣，而未有能振之于窭困无聊之地者。旧所依倚，惟张兄平甫（张鉴，字平甫，姜夔挚友），其人甚贤。十年相处，情甚骨肉。而某亦竭诚尽力，忧乐同念。平甫念其困踬场屋，至欲输资以拜爵，某辞谢不愿，又欲割锡山之膏腴以养其山林无用之身。惜乎平甫下世，今惘惘然若有所失。人生百年有几，宾主如某与平甫者复有几，抚事感慨，不能为怀。平甫既殁，稚子甚幼，入其门则必为之凄然，终日独坐，逡巡而归。思欲舍去，则念平甫垂绝之言，何忍言去！留而不去，则既无主人矣，其能久乎？
姜夔平生长期得张鉴等人资助，张鉴死后，其生计日绌，但仍清贫自守，不肯屈节以求官禄。晚年多旅食杭、嘉、湖之间。当寓居武康时，与白石洞天为邻，有潘转翁者号之曰“白石道人”。姜夔以诗答云：“南山仙人何所食，夜夜山中煮白石，世人唤作白石仙，一生费齿不费钱。”用以自解其清苦。他在饱经颠沛转徙的困顾生活后，病卒于临安（今杭州）水磨方氏馆旅邸，幸得友人捐助，始获就近安葬。
二
姜夔少时便有诗名。二十馀岁时经萧德藻介绍谒见诗坛老宿杨万里时，颇受器重。姜夔祖籍江西，作诗亦先习江西诗法，其诗风格高秀，继承和发展了江西诗派的风韵，有《白石诗集》传世。清代诗人朱彝尊在《重锓裘司直诗集序》中论江西诗派时说：“继萧东夫（即萧德藻）起者，姜尧章其尤也。”
然而，如同南宋诗坛总体上出入于江西诗法那样，姜夔对江西诗法、甚至对自身诗歌创作的习惯都有一个明显的超越，四十馀岁时，过无锡访老诗人尤袤被问及诗学哪家，他答道：“三熏三沐师黄太史氏（黄庭坚）；居数年，一语噤不敢吐，始悟学即病，顾不若无所学之为得，虽黄诗亦偃然高阁矣。”（《诗集自叙》）晚年写定诗集时，自叙心得曰：“作诗求与古人合，不若求与古人异；求与古人异，不若不求与古人合而不能不合，不求与古人异而不能不异。”（《诗集自叙》）还提出了苏轼所说的“不能不为”一句作为作诗的最高境地。（《诗集自叙》）
姜夔的诗歌创作思想和诗学观念之所以有此巨大的转变，一方面与其自身创作实践的不断开创求新相关，另一方面也与其特定的交往环境密切关联，自家才情，友朋趣味，时代氛围，总是彼此影响的。北宋末叶，天下竞习江西诗法的风气已露出病象，到南宋初期，已然是流弊重重，导致很多诗人的不满。所谓“中兴四大家”，尤袤、杨万里、陆游、范成大诸人，都在不同程度上、从不同途径去设法挣脱江西诗风的笼罩，设法革除其流弊。姜夔受诸位长辈文学见识的影响，也把目光投向了晚唐诗作。今观姜夔近体诗，尤其是绝句，明显从江西派风格中跳脱出来，转向唐人诗风。特别是晚唐诗人陆龟蒙，其诗其人其身世遭际，皆与姜夔相暗合，所居之地亦与姜夔相类，姜夔对其仰慕至深，诸如“三生定是陆天随，又向吴江作客归”、“沉思只羡天随子，蓑笠寒江过一生”之类的表白，是颇能说明问题的。其作诗风格也颇相近似，比如《除夜自石湖归苕溪》十首，风味便似陆龟蒙，被杨万里称作：“十诗有裁云缝月之妙思，敲金戛玉之奇声”。他如《湖上寓居杂咏》十四首，又与陆龟蒙《自遣诗》三十绝相近。
姜夔在诗学诗艺方面的这种追求，与其自身的性情自然和人生经历都有关系，而其人生经历又在相当程度上折射出南宋时代士文化意识的某些内容。
“尤萧范陆四诗翁，此后谁当第一功？新拜南湖为上将，更推白石作先锋。”（《进退格寄张功甫姜尧章》，见杨万里《诚斋集》），杨万里在酬赠张镃、姜夔的诗篇中曾经写下过这样的句子，作为南宋诗人的重要代表，杨万里的文学理念应该是具有着某些公共价值的，而他却不仅把张南湖（张镃）、姜白石（姜夔）与当时诗坛四大家相提并论，还推拜他二人为诗坛新生的上将和先锋人物。据方回《读张功父南湖集》诗之序文，张镃尝自言得“活法”与杨万里，而另一方面，张镃又与姜夔有着颇为亲近的联系。张镃是姜夔挚友张鉴之异母兄，亦是姜夔志趣相投的文坛之友，姜夔曾作《齐天乐》、《喜迁莺慢》词记叙于张镃的交往，言语间颇多赞赏之意（“又占了、道人林下真趣”、“高卧未成，且种松千树”《喜迁莺慢》），这些线索告诉我们，在南宋的诗歌艺术及相关思想文化发展过程中，姜夔与张镃、杨万里之间的特殊联系，本身就意味着某种价值追求上的彼此认同。《宋诗纪事》卷五十七引杨万里赞张镃像有云：“香火斋祓，伊蒲文物，一何佛也。襟带诗书，步武璚琚，又何儒也。门有朱履，坐有桃李，一何佳公子也。冰茹雪食，凋碎月魄，又何穷诗客也。约斋子，方内欤？方外欤？风流欤？穷愁欤？老夫不知，君其问之白欧。”这种合儒、佛为一而又集“佳公子”与“穷诗客”于一身的精神风貌，不正好反映出当时江湖游客与权贵大家交融一体的特殊社会现象吗？而如此会通“方内”“方外”的意识形态，不又生动反映出禅宗文化的某些特征吗？无独有偶，姜夔亦被形容为“白石道人，气貌若不胜衣，而笔力足以扛百斛之鼎……襟期洒落，如晋宋间人。”（[宋]陈郁《藏一话腴》）从这些描绘来看，姜夔与张镃的确有着气质风范上的相似之处，那么他们彼此间的相互认同也就更不足为奇了。
所有这些，最终说明，姜夔的精神追求，亦时势所造，如同其人亦推动时势。这种时势，体现在诗学思想和诗艺讲求上，便是之前的杨万里、陆游、范成大就自觉地摆脱江西诗法而求的“活法”，便是由江湖诗人的创作实践所表现出来的舍弃粗放而讲精致，同时，也便是在崇尚高雅格调的文化趣味中别会清淡乃至荒寒意趣。
接下来说姜夔词，此间消息恰恰是重要的切入点。
三
姜夔诗论、诗作虽则都有成就，其《白石道人诗说》甚至被认为可与严羽《沧浪诗话》媲美，但与其词作的成就相比，却是难以企及的。
姜夔词作开宋词“清空”一派，成为南宋一代词作大家。而以“清空”二字评说姜词的第一人张炎，乃是张镃的重孙。尽管完全从家族文化影响的角度看问题是片面的，但姜、张相知于前，张氏后辈称美于后，这样的现象毕竟值得关注。张炎《词源》成书时，南宋亡国已近四十年，江山易主的人世感慨，身为遗民的悲凉心事，以及试图超脱的淡泊精神，综合为一气贯通的吟咏格调，所谓“清空”的美学内涵，实在是非常丰富的。凌廷堪《词洁》云：“白石兼王、孟、韦、柳之长，与白石并有中原者，后起之玉田也。白石老仙去后，只有玉田与之并立。”说白石兼有王、孟、韦、柳之长，显然是夸大其辞，但此说却有精明之处，那就是揭示出“清空”词派与诗史上清淡诗派间的联系。不仅如此，张炎词风既然与先前之白石同调，都以清淡复又清苦者为主要特征，则其推崇白石的举动，也就分明带有自我认可的意味了。读姜夔词不能不知“清空”之说，而理解“清空”之说又不能不知此相关背景。
说姜夔词风“清空”，并非说“清空”乃其词作之惟一风格，而是说，此乃其词风之基调、主调。至于“清空”究竟意味着怎样一种格调，导致此一格调的词艺技巧又具体表现在哪里，实在是一个极为复杂的问题。若具体一点讲，大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词中情感多属于文人士大夫高洁意趣、清雅风尚，少有尘俗香艳之感，也少有剑拔弩张的粗放激烈。姜夔词作现存八十馀首，依内容分之，感慨时事、抒写身世之感的有十四五首，山水记游、结序咏怀、交游酬赠等词各有十三四首，怀念合肥女子的十八九首，其馀二三十首皆为咏物寄托之作，由于姜夔平生爱梅之高洁，咏梅之作也多达十七首。就宋代崇尚风雅的大环境而言，姜夔词中感慨时事、郊游野趣、登临玩赏、赏梅咏物等题材无不浓缩着文人生活的雅趣。至于爱情词，一般最易流于嫣媚，但姜夔一洗侧艳，反见清雅，即便描写最易偏近俗艳趋向的男女情事、女子容貌，也能做到俗处皆雅，多以空灵的意境呈现。如“淮南皓月冷千山，冥冥归去无人管”（《踏莎行》），只让人觉得两情相许原是如此清纯真挚，其爱深彻心髓，却又显得飘渺无迹；又如“俊游巷陌，算空有、古木斜晖”（《江梅引》），以聚会之繁华与分离之萧条两下对比，就夕阳古树的苍凉处怀旧，便赋予曾有游冶生活以沧桑感；再如“化作西楼一缕云”（《鹧鸪天》）的意象，将女子美丽意态化为一缕云烟，幽然随风而逝，来去无痕……
其二，表现手法上多追求言外之意，或用事而赋雅，或比拟而寄远，或景语渲染，或象征隐喻，等等。此类例子甚多，随处可见，诸如“波心荡、冷月无声”（《扬州慢》），“一帘淡月，仿佛照颜色”（《霓裳中序第一》），“中流容与，画桡不点清镜”（《湘月》），“想佩环、月夜归来，化作此花幽独”（《疏影》）等等，不胜枚举。与此同时，其语言意象少有浓墨重彩，多为素淡清雅，也是一个显著的特征。
张炎《词源》对姜夔词风自然最为推崇，其说有云：“姜白石词如野云孤飞，去留无迹……白石词如疏影、暗香、扬州慢、一萼红、琵琶仙、探春、八归、淡黄柳等曲，不惟清空，又且骚雅，读之使人神观飞越。”所谓“野云孤飞”，所谓“骚雅”，所谓“使人神观飞越”，都蕴涵着特定的诗词文化内涵，非泛泛阐释所能解会。要而言之，由张炎标举的“清空”，乃是苏轼所谓“魏晋以来，高风绝尘”的精神风范，与相对于盛唐气象的晚唐风韵表里合一，然后契合于南宋江湖文人的特殊襟怀，从而形成的一种艺术风格和创作倾向。
不言而喻，姜夔如此词风，必然受其诗歌创作的影响。前文已述，姜夔为诗，先学江西，后慕晚唐，而此所谓晚唐者，既含有王、孟、韦、柳之清淡意趣，也含有姚、贾“二妙”之清苦工夫，诗词彼此浸润之际，自然宜其有“清空”词境了。此外，还有一点需要指出，姜夔词每以清健之笔写柔情，颇有合江西黄（庭坚）、陈（师道、与义）诗法与温、韦词调为一体的意向，其实，这一方面得益于他与辛弃疾等大家的交往，另一方面未尝不是受了周邦彦等词林先辈的影响。
姜夔不仅是南宋著名词人，而且是一位娴通音律，善吹箫弹琴，能配合词作自创曲谱，有乐论著述传世的词人，是惟一有词调曲谱传世的杰出音乐家。
《白石道人歌曲》所收词中有十七首附有曲谱。《扬州慢》、《杏花天影》、《凄凉犯》、《暗香》、《疏影》、《徵招》、《角招》等十四首为姜夔自创词调和乐曲；另三首是填词配曲，内有一首填范成大《玉梅令》词。这十七首，每首定有宫调，并以宋代工尺字谱（与今流行的工尺谱有所不同）斜行注节，扣于字旁。这些配有曲谱的词调是他一生中文艺创作的精髓，为后人留下了可资研考演唱的丰厚遗产，对研究南宋词的格律变化和词乐形态，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当然，姜夔的音乐思想是具有复古倾向的，这是否直接影响到其作词谱曲的创作实践，尚缺乏足够的证据。况且，就宋词之词曲配合而言，还有一个“一字多声”或“一字一声”的问题需要辨析。所以，《白石歌曲》的音乐文学价值，仍然需要用辩证的眼光去看。
从姜夔歌曲的《词引》中，可知姜夔曾对《楚辞》的“九歌”注明律吕，琴曲亦注明指法，这说明他除对古曲音律有研究外，古琴的弹奏也是精通的。他晚年曾参考浙江民间风俗歌曲，创作了“越九歌”；又曾按七弦琴演奏伴唱的风格，写下了骚体《古怨》琴歌，抒发他对山河破碎、身世凄凉、世道坎坷的怨恨和悲叹。凡此，都是其作为音乐家的杰出才华的体现。
庆元三年（1197），姜夔将多年来对音乐的研究和意见写出了《大乐议》和《琴瑟考古图》各一卷，呈献给朝廷，用以议正乐典。他十分注重琴学，在《七弦琴图说》中阐述了南宋时代的古琴宫调，提出了分琴为三准（自一徽至四徽为上准，四徽至七徽为中准，七徽至龙龈为下准），三准各具十二律。分述了转弦合调图，总述了取琴“应声”之法等。这些撰著对我们研究中古音乐和古琴等乐器的演奏是有很高参考价值的。
两年后，庆元五年（1199），姜夔又向朝廷呈上了《圣宋饶歌鼓吹曲》十二章，再次希望获得朝廷采纳和提拔任用，这次幸得诏令，准许他破格参加进士考试。可惜落第而归。姜夔上呈的乐议和乐章直到其死后十年，理宗才“诏以夔所进乐议、乐章付太常（掌管宗庙礼仪音乐之官）”。
姜夔的书法也为当时人所称道，有论书法的《续书谱》传世。
姜夔作为词人的文学史地位，需要在就宋词作整体分析的基础上来确认，一般来说，词学界所谓北有清真、南有白石的说法，在尊体主雅的范围内，自是言之成理的。词自晚唐五代以来，其演进可以分两个系统来梳理，一个是源自唐声诗的文人小令系统，另一个是来自民间市井的以讲唱叙事为特征的曲词系统，如晏、欧这样承先启后的人物，既然主要写作小令，自然属于文人词系统，而如柳永者，则以其雅俗共赏而兼得于两个系统。姜夔作为一个精通音律的词人，其与词乐词律的贡献，乃是柳永、周邦彦以后第一人，但是，在反映生活的深度和广度上，他显然无法与苏、辛相比。如若就词体本身的独特赋性而言，北宋词家如周、秦者，尽管没有苏轼那样的开阔境界，但在表现情感、情景的艺术过程中，毕竟以崇尚质实的格调给人以真切的生活美感，也就是王国维所说的“不隔”，那么，到了南宋，主张“词别是一家”的词人，除了在词艺词律上的探询可谓精益求精外，如姜夔这样的人物，便是以独特的艺术格调的讲求而凸显在词史的地平线上。如若没有像张炎所描述的“清空”词境的独特魅力，我们对姜夔词的历史概括，就缺少必要的价值坐标。因此，姜夔的存在——当时人已有品评的姜夔的存在，乃是一个重要的标志，标志着宋词至此已经演进到确立理想风格的阶段。当然，理想风格的确立，总是与艺术流派的自觉联系在一起的。
四
姜夔词，以其特有的艺术风格卓然立足于两宋词坛，并以其神契“逸品”的人格与词风见许于后世，也因为如此，后世整理其词集者便层出不穷。
夏承焘先生尝作白石词《版本考》，以为“白石词刻本，可考者十馀，若合写本、影印本计之，共得三十馀本。宋人词集版本之繁，此为首举矣。”这确实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据夏承焘先生考证，最早的姜词刻本应是钱希武刻本，该本刻于南宋嘉泰二年壬戌（1202），当时姜夔还在，而这位钱希武又是姜夔的世交，所以推测起来，这个刻本有可能是作者的手定稿。此后世事变迁，版本沿革，情形颇为复杂。元、明两代三百年，姜词刻本未能广泛传播。直到号称词学复兴的清代，乾隆年间方有姜文龙本等多种刻本问世。除了词作全集外，选姜词入集的选本很多。最早的选本是钱希武刻本问世后四十馀，黄昇所编的《花庵词选》，选姜夔词三十四首，并对各词小序加以删削。又据张炎《词源》下记载，南宋时曾有《六十家词》选本，可惜不曾传世。现今一般常见的姜夔词集和选集，有明代毛晋辑《宋六十名家词》中《白石词》一卷，明抄《宋元明三十三家词》、《宋二十家词》中《白石先生词》一卷，清代王鹏运辑《四印斋所刻词》本《白石道人词集》三卷《别集》一卷，清代乾隆时陆钟辉刻本《白石道人歌曲》四卷《别集》一卷，同时张奕枢刻本《白石道人歌曲》六卷《别集》一卷。清代词学复兴，浙西一派，又偏重南宋，以为白石“清空”境界最为当行本色，也最为超逸典雅，其人词集于此时大为刊行，实在是情理之中的事。近代以来，多有专家作笺注、笺评，其中夏承焘先生的《姜白石词编年笺注》（上海中华书局1958年初版；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新版），附有《版本考》、《行实考》、《白石道人歌曲校勘表》、《各本序跋》、《辑评》等，最见前辈学术功力。我们这次选编，也就是以夏承焘先生的笺注本为基准来展开的。
编选宋人词集，每每感叹于其作品数量的“少”，的确，和宋人的诗歌作品（其实，词也是诗）比起来，他们的词作简直是稀缺产品，虽然不能因此而身价陡增，但编选起来就往往有难以割舍的心理。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本着精益求精的原则，从姜夔本来也不多的八十多首词中，凭着我们自己的感受与体会，选出六十多首来献给读者。和苏轼、辛弃疾这样的大家相比，姜夔词所反映的生活世界自然相对狭小，即使和柳永比起来，他的词世界的内容也显得单纯，所以，我们的选择标准便倾向于艺术特色，只要在艺术表现上别具匠心，并因此而创造出独特的词的意境，我们就选入。
韩经太 王维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