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贡斯当：《论宗教》——《阿道尔夫》

文学评论家对一个时期的文学典型逐一加以研究，在某种程度上很像科学家在不同的动物品种中通过对形变的研究考察某种生理结构的演变。在我们的主要典型中我觉得值得研究的下一个类型是本贾明·贡斯当的《阿道尔夫》。它是这位有名的政治作家所写的唯一一本小说。主人公阿道尔夫不像勒奈那样有才华，不像奥勃曼那样忧郁，但他也是这个烦躁不安、心怀不满的同一代人的一个代表人物。他也和维特有关，但和勒奈一样，他是幻灭时代的产物。这本书一直到帝国垮台之后才出版，但却是在世纪初写的，至少是在那时构思的。和其他那些在感情上和卢梭有联系并继承其传统的书一样，它和当时的主导情绪是有尖锐的矛盾的。在巴黎算术和剑处于支配地位，在文学中古典颂歌和科学正在行时，而在贡斯当的书中却是感情和心理分析占优势。

本贾明·贡斯当·德·列伯克于1767年出生于洛桑一个新教徒的家庭。他的母亲在生孩子时死去，他的父亲是个性格冷淡、老于世故的人，很像《阿道尔夫》中的那位父亲。贡斯当是个天资过人的人。在阅读《阿道尔夫》时，如果我们对主人公所表现的非凡的魅力发现有点难于理解，那可能是因为贡斯当在写这本书时收进了那么多他自己生活的回忆，他似乎不太愿意过分地去描绘他主人公的迷人的品质。阿道尔夫很清楚就是贡斯当本人，只有研究作者的青年时期才能理解这个典型是怎样创作出来的。

贡斯当性情高雅，招人喜爱，很早就喜欢一种戏谑式的自我嘲弄，敏感得容易激动，说也奇怪，同时也有一点“厌倦享乐”。他一方面渴望有强烈的感情，另一方面又有完全置身于感情之外的本领。即使在青年时期他已能把自己分成两个，使自己双重化，来嘲笑自己。他能够说：“我处于尴尬地位时，会感到很有趣，仿佛是别人处在这个地位似的。”他生气的时候爱说这一类的话：“我大发雷霆，我气得要命，但内心深处我却毫无所谓。”

家里花了不少气力来给这个聪颖有才的青年以适合他禀赋的教育。他先被送到爱丁堡大学念书，在那里他和好几个杰出的英格兰和苏格兰青年结下了友谊，他们后来几乎全都出了名。从爱丁堡他来到比较小也比较安静的爱伦根大学，在这里为他了解德国文学和一般德国问题打下了基础。在这里和爱丁堡一样，他对古希腊共和国的政治比对古希腊的诗表现了更大的兴趣。

关于贡斯当青年时期的性格和发展，从他给夏里埃夫人的信中可以得到最可靠的材料。夏里埃夫人是一个有才华、有自由思想的瑞士女作家，在荷兰出生但完全法国化，当二十岁的贡斯当和她最初相识时她已四十多岁。正是在这位女人的家里，在她写作的时候，这个刚满十九岁的青年坐在一旁，开始写他论宗教的巨著，这本书他几乎写了一辈子，随着他看法的变化和比较定型，不断地进行修改。三十年后，他在出入议会和巴黎赌场之余省出时间把它完成。但它是在夏里埃夫人家开始写的；第一部分写在一副扑克牌的背面，写满一张就递给他的朋友兼老师，这一点是很有意思的。在他给这位忠实热心的朋友的信中，他极其坦率地表现了自己，从里面可以了解他年轻时的感情和想法。他的思想感情是属于十八世纪的，但没有它对某些观念的热情，相反却提出了不少怀疑。他写道：“我比过去更加感到万物都是空的；只有诺言，从不兑现。我感到我们的力量比我们的环境要超出许多，这种不协调状态不可避免地给我们造成极大的痛苦。我怀疑是否上帝在造人和造世界时没完成就死去了，是否我们的世界是一部遗作？他有最宏伟最美好的愿望，也有实现这愿望的一切条件。他开始运用这些条件，这项建筑的脚手架已经搭好，在工程进行中他却死掉了。一切东西创造的时候都是有目的的，但这目的现在却落空了；特别是我们，感到自己是有什么使命的，究竟是什么呢，我们却不知道。我们有如没有钟面或时针的钟，它的齿轮不是毫无知觉的，却只转呀转呀直到磨损坏，也不知道是为什么，只是说‘我转着，因此我是有目的的！’——再见吧，亲爱的聪明的齿轮，你不幸比整个机器高明许多，你是它的一部分却又扰乱了它！我可以说我处于同样的困境之中，这并没有过分地表扬我自己。”

贡斯当

在另一个地方他写道：“我们的君主们多么慷慨，多么宽宏大量！他们又发布了大赦令，除了造他们反的人一概赦罪。这使我想到一首颂扬希伯来上帝业绩的赞美诗。他杀了这个又杀那个，因为他是永远慈悲的；他使法老^[1]和他的军队淹死，因为他是永远慈悲的！他让埃及的长子都死掉，因为他是永远慈悲的，等等。”

“你看来不像民主主义者。和你一样我相信那些革命者的内心深处是怀有欺诈和狂热的。但把监狱拆掉、把头衔这类愚蠢的东西废除、对各种白日梦似的宗教活动都平等相待，这种欺诈和狂热，我看比维护和尊崇由希伯来人野蛮的愚蠢和汪达尔人野蛮的无知结合在一起而产生的怪物那种欺诈和疯狂要好一些。”

“我越是仔细思索，就越是想象不出为什么会存在我们这个称之为世界的蠢物。这个走马灯我有幸也是它的一个组成部分，但为什么要造它，谁是总建筑师，谁是画画的人，上面画的人物都是谁，我全不明白。在这个小小的暗黑的地球上，不知是什么看不见的力量，也不管我愿不愿意，硬要我跳舞来供他取乐，是不是要等我离开了这个地球，我才会明白一些呢？我说不上来。不过我疑心这个秘密就像互济会的秘密一样，只对还没有加入的人有价值。”

《论宗教》这本书是在世纪末构思的，打算从新教的观点达到夏多布里昂从天主教的观点想达到的目的，即在法国恢复宗教精神，原来的性质和最终写成的样子是很不一致的，看了上面摘录的段落，对这一点我们就不会感到奇怪了。如果第一部分照原来写的样子发表，完全是十八世纪的写法，它会表明它的作者的思想发展处于和夏多布里昂在他关于革命的那本书中所表现的同样阶段。使这本书在法国文学中取得地位的那个形式则完全不同，文笔平稳冷静，看法不偏不倚，渊博的学识在那个时期是少见的。缺点是缺乏热情，一般说来在原则上犹豫不决。

主要思想是这样：所有早期对宗教性质的想法都是不完善的。有一派作家认为通过理性的道路不能接近宗教，相信它完全是靠神的启示一下子传给人的，因此想把它恢复成原来的样子。另一派对不容异端和宗教狂热所引起的种种坏事感到震惊，这种感觉是有道理的；他们把宗教看做是欺骗加以否定，企图在纯然现实的基础上建立一个伦理体系。第三派相信能走一条中间道路；他们接受一种他们称之为自然宗教的东西，或者叫做理性的宗教，它只包含一些最单纯的信条和最简单的基本原则。但拥护这一派的人，和拥护前两派的人一样，相信人能得到绝对真理——因此这个真理是唯一的，永远不变的。他们把一切比他们信仰浅的人说成是不虔诚，把一切比他们信仰深的人说成是迷信、受教士摆布。和这三派相反，贡斯当认为宗教是发展着的；他从这样一个前提出发，即宗教情绪是人类灵魂的一个基本因素，只是它的表现形式各不相同，而这种种形式都是可以日臻完善的。他显然读过莱辛的《人类的教育》；但比起对于莱辛，他更同意他的同代人克洛依采和格雷斯^[2]的看法。他要么是不理解、要么是不欣赏莱辛的微妙但很深刻的嘲讽；他完全被浪漫主义的新教徒式的复兴想法吸引住了，作为一个法国自由主义政治家和转而接受伏尔泰思想的人，他尽量吸收了这些想法。他强烈反对拉马奈《论对宗教事务上的淡漠态度》那本书中强烈表现的不容忍和迫害异端的思想；和夏多布里昂和德·梅斯特尔不同，他反对教皇的俗权或任何其他把教权和俗权结合起来的做法；但他相信他在他的宗教感情中发现了一种不能再分解的最基本的精神因素，这种因素普遍存在，永远不变，就是说散布在全球，并且不受时间的影响；就在这个与心理实际情况不相符的理论基础上，他建立了他保守的体系。他尽量回避一些麻烦问题：比如他拒不肯定人开始存在时是处于野蛮的状态，还是处于天堂般的完美状态；他明确地声明他从最低级的偶像崇拜谈起，只是为了安排一个顺序，他毫不否认这种可怜的状态可能是某种堕落造成的，这个假定在他看来确实是非常可能的。很少的书像贡斯当这本书这样快就过时，它现在只有历史价值，反映了写作时期的那种半心半意和摇摆不定。

在法国大革命的初期，贡斯当被任命为布伦斯维克女公爵的宫廷侍从。处在这个地位，他听到人们带着恐惧和憎恶的情绪谈起革命，就像歌德的戏剧《市民将军》中的对话表现的那样；不过对这一伟大运动的意义他不难作出独立的不带偏见的估计。在布伦斯维克和在别处一样，他很大一部分时间都在谈恋爱，一个紧接着一个。他开玩笑地把“多变的太阳其实不变”作为自己的座右铭。看来是完全出于厌倦，他结婚了；但蜜月一过，他就和他的妻子离了婚，不久他又爱上了一个女人，这女人这时正在要求和丈夫离婚。为了这个女人他后来又回到布伦斯维克。她的本名是夏洛蒂·封·哈登堡，好些年之后她成了他的第二个妻子。在布伦斯维克这个时期给夏里埃夫人的信中，贡斯当既显得聪明诙谐，同时也显得漫无目的和有厌烦情绪。他嘲弄那些愚蠢小心眼的同事们，有个时期他甚至嘲笑他自己对心上人的感情，直到后来他突然想到拿后一问题开玩笑是不恰当的，他才不再这样做。到目前为止，他的生活既无中心又无目的。

到了1774年年底，却发生了一个决定性的变化。他遇见了斯塔尔夫人。很明显他们如果没有互相帮助，谁也不可能写出他们最佳的作品。这时候贡斯当是二十七岁，斯塔尔夫人是二十八岁。他刚刚来到巴黎，这是他的理想抱负促使他长期想来的城市，现在他第一次见到了。他被介绍到上层社会，经常到塔里安夫人、波尔奈夫人和斯塔尔夫人家里去，他漂亮的外表和出众的才华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白里透红的面孔和金黄色的头发使他很像北欧人，在思想上他是敏锐的法国人，在文化上他是个世界主义者。他给当时那些最有才华的法国女人留下的印象，即使环境使他们疏远或分开时也从未磨灭过。不久大家都知道斯塔尔夫人对他的赞赏变成了火热的爱情。她向这个正在成长的政治家灌输了她对政治自由的信仰，对个人权利的热爱和对一个保证实现这些权利的政府的期望。她有火一样的热情和事业心，相信语言和行动有力量不顾命运的安排来影响和改造人生，这些都给他很大的启发。她和他的关系，由于使她和上层社会发生分歧，回过来也似乎给了她大部分的热情和反抗思想，这些形成了她文艺作品的核心。

在斯塔尔夫人家里贡斯当碰到了一大批外国外交家、对政府不满的新闻界人士和参与秘密活动的妇女，在她们的影响下他暂时对国民公会取反对态度。但不久他就有了自己的信念，他驳斥了自己最初在报上发表的文章，比他的朋友更激进，参加了“爱国”党，反对所谓的温和派，他看不出他们有任何温和之处。1795这一年他应斯塔尔夫人的邀请在她瑞士的柯贝别墅度过；第二年她就和她的丈夫分开了。

1799年拿破仑任第一执政时给法国制定了一部宪法，给专制蒙上了一层假自由的面纱，这年他任命他过去的热情崇拜者贡斯当为护民委员会委员。贡斯当以这个身份，在一些同情者的支持下，和拿破仑的专制进行了正直的斗争，这一斗争引起整个欧洲的注意，使第一执政极为恼怒。1802年拿破仑发表了他那著名的讲话，说护民委员中有五六个玄学家罪该淹死，不久以后这五六个人，也就是贡斯当和他的朋友，被那些驯服的多数投票赶下了台。斯塔尔夫人和她的父亲那位著名的奈克，由于积极反对拿破仑的专制政策，被赶出了法国。贡斯当跟着斯塔尔夫人来到柯贝，也被禁止返回法国。1802年斯塔尔夫人的丈夫死了。1803到1804年她和贡斯当旅居德国。她一心一意地爱他，看来显然想和他结婚；但很清楚，他没有报以同样的感情；只是出于他的软弱和同情心，他才没有让她知道他经常在和夏洛蒂·封·哈登堡通信。他可能找了一个借口，离开她一个人前往魏玛。1804年他在那里把席勒的《华伦斯坦》译成了法文。1805年不是贡斯当而是奥·威·施莱格尔（作为她孩子的家庭教师）陪着斯塔尔夫人来到意大利，这次旅行在《柯丽娜》中给记载了下来。1808年夏天贡斯当悄悄地和他的夏洛蒂结了婚。斯塔尔夫人对他的变心是那样耿耿于怀，当她偶然间在日内瓦附近遇见了这对新婚夫妇时，她和他大吵了几次。夏洛蒂被她情敌的猛烈的妒忌心弄得悲观绝望，企图自杀但没有成功。斯塔尔夫人对贡斯当仍然有很大的魅力，她确实说服了他离开他的妻子，同她一道回到柯贝住了一段时期。

在这段插曲之后，贡斯当在戈廷根过了几年安静的隐居生活，搜集资料写他那本谈宗教起源和发展的著作。1813年拿破仑的失败使他和他的朋友斯塔尔夫人重新回到了政治舞台。她在俄国、德国和瑞典宫廷里的影响，使他能参与对这位被打败的独裁者的起诉。他乘贝纳多特^[3]的专车来到巴黎。尽管他赞成恢复君主制，他却热心地极力保住可能保住的宪法自由。他发表了论新闻自由，内阁职责等几本出色的小册子。大家都知道在这之后，他由于盲目迷恋雷喀米埃夫人^[4]，在拿破仑从爱尔巴岛回来时，对后者采取了激烈的行动；在百日政府期间他却接受了国务委员会的一个职务，并和皇帝合作企图给法国制定一部新宪法，这里似乎可以看出一些背信弃义的成分。

我们不能凭这一段不幸的事件来判断作为政治家的贡斯当。在波旁王朝时期，甚至在路易·菲力普统治的头几年，他都是自由主义反对派坚决的有口才的领袖。虽说他从未因性格正直而知名，他也有高尚表现的时候。1830年他接到巴黎一个朋友的来信说：“这里正在耍一场可怕的把戏；我们的生命都有危险；快来和我们共同对付！”他毫不犹豫地来到巴黎，毫无畏惧地站到革命者一边。但几个月之后，尽管这时他是反对派领袖，却接受了路易·菲力普十万法郎，为的是还他的赌账。贡斯当是一个有造诣的辩证论者。他常爱说，没有真理是完全的，除非它包含它的对立面。他成功地使许多真理更加完全。他青年时期接受的印象从来没被抹掉。对同代其他著名人士来说双重性只是次要品质，而在贡斯当的性格中它却是带根本性的、突出的、同时也是使人不安的特点。

这个人青年时期的主要作品《阿道尔夫》是值得研究的。在这本书里我们可以看到下面这些话：“使我惊奇的不是人类感到需要宗教，而是在任何时代人类会感到自己足够强大、足够安全、不怕灾祸，以致敢于不要任何宗教。在我看来处于这样的虚弱状态，人类将会乞求所有宗教的帮助。在我们周围是这样一片漆黑，有什么光亮我们有条件拒不接受？当汹涌的波涛把我们冲走时，水上漂来的树枝有哪一根我们敢不去抓住？”我们感到作者更有把握的是存在波涛而不是存在树枝。他推荐宗教的方式透露出他不相信宗教，只有深沉的忧伤。

道理很简单，在这个时期对伏尔泰有一种反作用，实际上是由卢梭掀起的反作用——是受到压抑、没人过问、没人理会的感情的反响。人的头脑中出现了一种半不自觉的努力来恢复人的灵魂的要求和实际可能之间的平衡，这种平衡在批判的理性占统治地位时被打乱了。这种半自觉的倾向即使在性格和伏尔泰确实很相近的人身上也可以清楚地感觉出来，这些人如果早生三十年会是他热烈的同情者和一道干的人。伏尔泰不仅进行了批判，而且为当时的弊端所迫，也由于自己放荡不羁的头脑，采取了一种进攻的态度。他用一切可用的武器，甚至是有毒的武器，攻击权威的纯然外部的明显的表现形式，这些东西在他这个时候妨碍人过像样的生活，甚至使他们根本不可能过像样的生活。现在所有这些权力都打倒了，人们又再次渴望有权威。内在的精神上的权威是有的，正义、真理、善良就属于这一类。但是，人们热切地企图创建一种自由类型的政府，这种政府要能实现这些理想又不造成理性所不能解释的权威，结果造成一种极度无法无天的状态。说也奇怪，这时不仅很多普通人开始摸索，想从一度强有力的政治和宗教制度的残骸中找到一些残存的东西，连大部分最有才能的人都站出来主张有某种权威，不管是俗权还是教权，他们支持这些只是出于原则的考虑，对此并无真正的信仰和信心。

他们没有真正的信心，原因很简单，作为新世纪的真正的有头脑的后代，他们不可能相信父辈已经锯倒的树干还会有什么力量。夏多布里昂的相信正统和贡斯当的相信一般宗教是同样的软弱无力，人的思想处于不安的状态。旧的房子已经焚毁，新的房子还没开始盖。人们不是大胆地去盖新房子，事态使得他们在旧的废墟中去找寻藏身之地，他们用烧了一半的材料尽量去搭一个住处。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也不断想做点试验，而这些试验并没有从头计划好。他们加了一些新材料来使房子加固，发现没用之后，他们沮丧地向摇摇晃晃的新垒的墙踢上一脚，结果墙又垮掉。凡是想把社会保存下来的作家，没有哪一批人像流亡文学的作家们那样对社会提出了这样激昂的控诉。构成贡斯当的《阿道尔夫》的基础的正是对社会的这种控诉。

《阿道尔夫》是一个爱情故事，在描写个人和社会的关系时，它采取的观点和《维特》是完全不同的。在《维特》里面，外部障碍以及因而引起的内心障碍，使两个显然是天生一对的人不能结合。在《阿道尔夫》里，外部原因以及因而造成的内部原因，使两个结合的人又分开了。《维特》表现了社会力量和一度被公认的社会义务妨碍了婚姻。《阿道尔夫》则描绘社会力量和公众舆论解除了被公认的个人责任，使结合很久的夫妻分开了。这两本书放在一起，反映了社会像教皇一般的使人结合和分开的力量。《维特》描绘了作者所属的革命前热情的、精力充沛的那一代人的感情，而《阿道尔夫》描述的则是新世纪中法国第一代人的感情。

和过去的爱情故事不同，《阿道尔夫》并不只是描绘爱情如何在虚假希望的晨曦中诞生，而是描写了它的整个过程：它的成长、它的力量、它的衰退、它的死亡，甚至跟踪到它的坟墓那一边去，看它变成了什么样的感情。因此《阿道尔夫》比《勒奈》更进一步讲述了个人如何从幻梦中猛然觉醒，表现了失望的痛苦。它是一朵生命的花，这里把花瓣一瓣瓣地剥下来，仔细地进行了剖析。在这方面这书也和《维特》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相形之下《维特》显得天真稚气。同样的一朵花，它的香味对维特有毒到了致命的地步，而阿道尔夫却冷静地加以解剖。这种变化在服装上都有反映；蓝上衣和黄背心变成了阴郁的黑衣服。

男人胸中熄灭了的火焰现在在女人的胸中燃烧了起来。《阿道尔夫》就是一部女人的《维特》。新时代的热情和忧郁又前进了一步，它们传到了女人身上。在《维特》中是男人在爱，在苦恼，在愤怒和陷入绝望；和他比起来，女方健康、坚强、没受损害——也许有点冷淡、平凡。现在却轮到女人了，是她在爱并陷入绝望。在《维特》中向社会法规屈服的是女人，而在《阿道尔夫》中是男人这样做。维特为了他的爱情而进行的战斗，现在是由爱莲诺尔进行，结局是同样悲惨。

可以不太夸张地把这个小说称做整个一类新型小说的原型，那就是从事心理分析的小说。它的新颖之处在于它对爱情的处理方法。把爱神描绘成托瓦尔森^[5]浮雕上那样可爱孩子的时代已远远抛在我们后头了。在伏尔泰看来，爱神就是欢乐之神。“欢笑、消遣、娱乐”是他的侍从。在卢梭看来，他是感情之神。就歌德来说，他已不再是慈善的神了；我们读了歌德的作品，就会理解叔本华所写爱神按自己的意志行事，对个人的痛苦无动于衷的真意。在新时代的第一首长诗《浮士德》中爱神由一个调皮的孩子变成了一个罪人。浮士德勾引了甘泪卿又抛弃了她；甘泪卿的恋爱造成了她妈妈、哥哥、孩子和她自己的死亡。她这样一个稚真痴情的姑娘，只是为了浮士德能在夜里来找她，竟亲手用安眠药毒死了母亲；浮士德和梅菲斯特一道杀死了企图为妹妹报仇雪耻的哥哥；为了怕丢脸她弄死了她新生的孩子，为此她被投入监牢处死了。歌德对真理的热爱促使他不是把爱神画成带着玫瑰花冠的男孩，而描绘成完全另一个样子。在歌德笔下，爱情不仅在后果上而且在它的本质上就是和命运联系在一起的。在《亲和力》中他把决定人与人之间相互关系的神秘的不可抗拒的互相吸引和互相排斥的力量做了一番研究，仿佛它们是化学物质似的。这本书从自然哲学的观点研究了爱情；歌德向我们显示了它的产生，它作为一种神秘自然力量的魔力和它在我们心灵最深处的基础。

就这样他做出了努力来解释我们称之为爱情的吸引力，把它和我们所熟悉的无生命的自然的吸引力作了比较。但还有一步工作要做，那就是把爱情和一直与它相联系的东西分离开来进行分析。这项工作落到了贡斯当所属的动荡不安、心怀不满的这一代人身上。过去不管人们对爱情的观念多么不同，对它的起因和后果的看法多么不同，他们都把这种感情本身看做是简单的大家都理解的东西。现在他们却开始把它看做是复杂的东西，企图把它分解为许多因素。在《阿道尔夫》和按照它的路子写的小说中，都精确地估计了男女各方需要多少组成部分、需要有多少友情、多少献身精神、多少虚荣心、名利心、崇拜、尊敬、肉体上的吸引力、希望、幻想、失望、仇恨情绪、厌烦情绪、热情、自私的打算等等，才能构成双方称做爱情的那个混合体。经过这些分析，这种感情就失去了它超自然的性质、人们对它的崇拜也就不再有了。给读者描绘的不再是它的诗意，而是它的心理状态。这很像通过望远镜看一颗星星时发生的情况，它闪闪的光亮都没有了，只剩下一个天体；在过去我们看到的丰满皎洁的月亮是一个清晰明亮的圆盘；现在我们却在上面看出了大量的山脉和谷地。

从人们开始打算真正理解爱情时起，他们必然不再把注意力过多地放在爱情的产生上，从远古时期诗人们就已经歌颂过和赞美过它了，而是放在爱情发展的过程和终结上。在各民族文学中都有的那种赞颂爱情的悲剧里，恋人们往往在爱情之花刚刚开放时就死掉了。罗密欧见到了朱丽叶，他们互相倾慕；但刚刚欢天喜地地过了几天几夜，两人都死了，坚贞不变心的问题根本不发生。我们丹麦的爱情悲剧《阿克赛尔和瓦尔波格》似乎确实是只谈爱情的坚贞，整个剧情环绕着两个恋人长期订婚的情况，这是一个民族特点——但是在《阿克赛尔和瓦尔波格》里，爱情的坚贞是作为美德来歌颂的，而没有作为产物来解释，因为这个剧是抒情悲剧而不是心理分析。

《阿道尔夫》里处理的就是不变心的条件问题——在什么条件下爱情会继续下去，在什么条件下不行？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实际成了对社会的控诉。因为作者认为以公众舆论为代表的社会，对它所促成的婚姻则加以维护，而对它不赞同的婚姻则卑劣地极力加以破坏，使之不可能忠贞不渝，尽管这婚姻和它所维护支持的婚姻比起来是同样不自私，同样值得尊敬。

贡斯当宁愿把他的控诉写成一篇最朴实无华的故事。它只有两个人物，没有景物，在整个情节中没有一件偶然事故。一切情况的发生都符合这一对人的相互关系和他们对于一般社会的关系所显示的自然规律。读者从头到尾看着这两个人的发展情况，就像一个化学家望着两种物质在一个不会爆炸的管形瓶里互相作用，观察会有什么结果似的。那么这两个人物是谁呢？

首先，他是谁？他是一个很年轻的人，也和作者一样，在德国一个小大学念完书后在一个小朝廷找到一个职务。他过过一定的放荡生活，但也认真下工夫学习过。他的父亲是个外表冷淡、爱说讽刺话的人，代表十八世纪的文化，和他的关系加强了男主人公对强烈的火热感情的热爱，促使他喜欢不寻常的放纵生活。他父亲严格的管束使他焦急地渴望从恼人的束缚中解脱出来，十分不愿意让自己陷入新的束缚之中。

在这样一个发展阶段，他来到一个单调无味、只讲繁琐礼节的宫廷里。他从小就格外讨厌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现在却不得不听他的同事们谈不完的陈词滥调，这对他简直是一种折磨。“老对一些宗教的、道德的或是社会的完全不成问题的颠扑不破的原则自鸣得意地发表一些平庸的见解，还把一切都看得同样重要，这迫使我不得不加以反驳，不是因为我有不同看法，而是由于我不耐烦听这一套愚蠢呆板、还自以为是的说法。对于所有那些被认为不加限制、不加修改就可以到处适用的万灵格言，我情不自禁要心存警惕。这些蠢东西把他们的道德揉成一大团没法分开的东西，以致在他们自己的行动中或任何个别情况中都无法应用。”

他的同事们使他厌烦，他则嘲弄他们及他们的理想借以报复，不久他就养成一种爱说刻薄话的性格。对他这种爱反驳人、爱讥讽人的作风他自己也不赞成。“但是，”他说，“我可以为了辩护自己而强调地说，要相当时间才能对这些人、对他们身上的自私自利、矫揉造作和虚荣怯懦习惯起来。一个人早年对这样一种不自然的专横地造成的社会状态感到惊奇，与其说证明他有堕落的倾向，毋宁说证明了他性格的自然。此外，这个社会对我们这样的人是并不感到有什么可怕的，它压着我们，它愚蠢的影响是那样强，不要很久就把我们压成一般人的样子了。这时候我们会纳闷当初我们为什么会感到奇怪。对这种新的生活我们已经习惯了，就像人们初进一间挤满人的房子时感到透不过气来，但慢慢对这种空气也就习惯了一样。”

和他狭隘环境的这种小小的斗争是不足以使这个有才情的青年感到满足的，他的不满情绪一直跟随着他，他拖带着它就仿佛一个人拖着腿上绑的一样沉重的东西似的。他和勒奈、奥勃曼属于同一代人，他们的父辈似乎没有给他们留下什么事值得他们干。他对未来不感兴趣，因为他已在想象中预见到它，而过去已使他苍老，因为在思想上他已经历了好几个世纪。他向往的东西很多，却没有什么大志，他越是感到自己没有大志，他就越自负；自负是那些意志和能力有缺陷的人肯定会拿来填补他们意志和能力上的空缺的东西。他愿意去爱一个人并被人爱，他把爱情看做是自尊心的滋补剂。他希望取得某种大的胜利和引起别人议论，来促使自己更相信自己的价值，提高自己在本人和别人心目中的地位。爱情给他带来的快乐就是使他感到他的意志也很强，因为他能使另一个人的意志顺从它。他并不是生性就比别人更不讲情义。从内心来说他愿意爱得比许多人更体贴，表现得比他们更不自私，但要他爱得始终如一，许多条件都需要改变。他还这样年轻，他对女人的感情中好奇心和找寻奇遇的思想多于真正的爱情；即使说他爱得很深，他也太脆弱，缺乏男子气，不顾社会对他的感情的指责而坚持爱下去；特别是，尽管他不像他父亲，他毕竟是他的儿子，要他不看轻自己或哄骗自己就能把自己的一生押在一张牌上是办不到的。他和他父亲不同，又像他父亲，正如十九世纪初和十八世纪不同又像十八世纪一样。

而她又是谁呢？作者对她作了细致的描绘，使人感到不管阿道尔夫对她的感情多么强烈，它迟早一定会为种种社会考虑所影响。第一，阿道尔夫不是她唯一爱过的人，在他们遇见之前社会已对她作出判断；尽管她在出身上和他相当，但在社会眼中她的地位却不如他。其次，她在年岁上比他大不少；第三，她是一个火热的坚强的性格，这只有在社会条件有利时才能和他的性格融合在一起，如果使他倔强起来产生反感，就一定会使双方都痛苦。

阿道尔夫认识她时，爱莲诺尔已经不是一个年轻的没有经验的初次体验爱情的少女，她是一个妇人，在发生新感情之前已经有过一段悲惨的痛苦的经历。这段经历留下的印记是她的性格中首先引人注意的特点。爱莲诺尔本来可以过无忧无虑的生活，享受其种种乐趣，她却放弃了。尽管出身好，家里又有钱，她却离开了家和家里人，去跟她爱上的那个人在一起做他的情妇。她在社会和他之间做出了选择。使她显得更高尚的是，她为他完全无条件地牺牲了自己。她为他做了最大的好事，保全了他的财产，对他无限忠诚，想以自己的绝对坚贞来安慰由于遭到社会责备和蔑视而受到伤害的自尊心。意志的坚强是这个人物的第二个显著特点。

当她对她朋友的忠诚发生怀疑时，她盖起的整个大厦就完全崩塌了。他真的爱她吗，还是作为一个讲体面的人不得不这样待她？他忠诚吗，还是由于高傲和教养，他不愿意表现得忘恩负义和漠不关心？她含着眼泪给自己提出了这个问题，痛苦地做出了回答。就在这个时刻她遇见了阿道尔夫。他被她吸引时，他的欲望里集中了他对生活和生活一切内容的渴望，他在她身上神秘地感到凝聚和蕴藏着激情、温存、热忱、才智和经验的宝藏。于是他的渴望和她的悔恨，他的虚荣心和她的绝望心情，他的青春活力和她的失望情绪，就像钟表机件中的两个齿轮一样，紧紧地啮合在一起。

不难预见开始时这种感情会燃起多么炽热的火焰，会响起多么丰满有力的谐音和多么欢快的赞歌，就仿佛两人都赢得完全的持久的胜利和灵魂得救似的。她现在的感情是一个新的奇怪的混合体——包含接近狂热的热情，因为它必须能够压倒他不断出现的对过去的妒忌心；包含一种几乎使人痉挛的信仰，因为它不是建立在健康自然的信心之上，而是建立在不顾一切甚至受了骗也要相信的这种决心之上的；还包含一种不得不经常痛苦地加以表白的忠贞，因为要表示对过去不忠就必须这样。这种加倍的热情是爱莲诺尔性格的第三个突出特点。阿道尔夫说，“你看着她，会感到注视一场精彩的雷雨时也会感到的同样的兴趣和赞赏情绪。”

这里给我们描绘的实际上是一个全新的妇女典型，这种典型许多年后由巴尔扎克加以利用，称之为“三十岁的女人”，并以极大的天才予以改动，他简直可说是这个典型的第二创造人，而乔治·桑也在她一整套的小说中对这个典型加以发展和整饰过。经过这两位作家的处理，这个典型结果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前所未有的世界，其中一切情感、爱情和思想都比在少女的内心世界里要强烈得多。经过一段时间，这种典型又从小说传到戏剧中去，长期占领了法国舞台。这个世纪早期的文学在这个典型身上发现了它的女王，正像在勒奈身上发现了它男性的王一样。^[6]

歌德所属的坚强的普罗米修斯型的这一代，产生了它的典型浮士德这个得到充分发展的男人，他有强大的经过培植的才智，在所有学校里学习过，对所有科学钻研过，却在年富力强的时期发现自己的心灵里出现一种空虚感，一种对青春、朝气和纯朴的渴望。他投身于生活的繁忙活动之中，爱上了一个姑娘，她的纯朴和天真赢得了他的心，使他如醉如痴，于是产生了占有欲。

贡斯当所属的无家可归、流亡在外、既年轻又苍老、既有信仰又缺乏信仰的不幸的一代的典型就是阿道尔夫，他尽管在年岁上和经历上还是一个孩子，在思想上却对欢乐感到厌倦，他想在爱情中寻求强烈的感受、猛烈的感情，寻求对人生、爱情和女人心灵的了解，并经历有待克服的困难和危险——总之，他要征服女人。普通中产阶级家庭里在妈妈跟前长大的年轻姑娘不能吸引他；征服她不足以成为大的胜利。一个女人如果比自己年纪大一些、经验多一些，感情和关系的性质就会改变。把两个这样不相同的人联系在一起的爱情会比我们看做社会力量的那种爱情要更不平常，更不世俗，不那么愉快但更短暂一些。它不再是中产阶级婚姻的一个序曲。它似乎是两个某种复杂类型的人在一定的条件下相遇时产生的；但结果却并不谐调。

要到相当时间之后这种新型女人才真正占领法国文学。还得要圣西门、七月革命和乔治·桑来铺平道路——要圣西门来提出妇女解放的学说和关于人类只能靠男女双方来完善而不是单靠男人来完善的理论；要七月革命来摧毁专横地加在妇女身上的种种限制；还要乔治·桑几乎单枪匹马来为妇女的解放而斗争（在男人方面，这种解放斗争在大革命时就已经开始了）。其所以远在乔治·桑以前就在文学中出现了这样的典型，同时出现了妇女和社会的矛盾，这是因为爱莲诺尔是按照当时最坚强、竟敢反对拿破仑本人的妇女斯塔尔夫人塑造的。

这种新典型和歌德作品中的女主人公形成强烈的对比。在歌德的作品中德国诗歌达到了最高水平，条顿族的精神品质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表现得更加完美。尽管甘泪卿和克莱卿是相反的性格，一个柔和温顺，一个火热大胆，但两人都是少女，两人都怀着单一的感情，两人都属于完全朴实单纯的性格。两人都是第一次恋爱，也是唯一的一次。两人都把自己交给了心爱的人，完全信赖他，毫不抗拒，甚至连抗拒的愿望都没有，也没想到婚姻；一个出于深厚的女性的献身精神，另一个出于崇高的女性的热情。她们不懂得她们正在犯错误，她们什么都没想。她们的整个身子，她们的意志，她们的思想，都已不由自己掌握，她们自己也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她们的心在接受印象时软得像蜡，一旦印上之后就再也不能抹掉，仿佛是印在金子上似的。她们都无比的天真、纯洁、忠贞。她们出自本能地忠诚，做梦也不可能想到是别的样子。她们没有什么道德理论，却有一切美好的品德；因为人的道德是有意识形成的，而善良却是天生的。她们觉得自己和她们的恋人无法相比，对他们只能仰视，就仿佛古老的传说成了现实，上帝的儿子来到凡人的女儿跟前。甘泪卿对浮士德的渊博知识感到惊异，为之倾倒，而克莱卿在爱格蒙特光彩夺目地出现在自己面前时，则像孩子一样跪倒在他跟前。她们已不再是自己，仿佛已消失在她们恋人身上。我们看到的不是两个地位平等的人，手牵着手，在那里海誓山盟，而是一个着迷了的满怀崇敬之情的少女紧跟着一个男人。他是她的生命，而她不过是他生活中的一个插曲。他一眼就看清并理解了她的整个性格；而她却一点也不理解他，不能洞察他和判断他。她看不到他的局限性，也看不到他的缺陷。不管她朝着哪个方向走，她都看到他高大的身影矗立在她面前。因此在这样的爱情中没有批评，没有思想解放，也不需运用理解力。他是一个伟大光荣的人物——像浮士德那样，什么都能谈，什么问题都能解答，或是像爱格蒙特，作为一个英雄和救星他的名字人人都在谈论，全城的人都认识他。这种爱情没有带来思想解放的原因是这个年轻的姑娘没有智力这个意义上的思想，她是一颗单纯的心。当她采取某些似乎要求有一定的意志力量或坚定决心的行动时，例如当克莱卿诧异而愤慨地看到布鲁塞尔的公民们怯懦地漠不关心地让他们的英雄被带到监狱里甚至可能处死，不惜在市场上公开露面，白费力气地企图用激昂的词句来唤醒他们迟钝的心灵时，促使她这样做的原因也无非是这年轻姑娘天真地相信人们一定也会像她一样地重视她恋人的生命；因为在世界上她只看到他，她不能想象别人怎么能想到别的东西。这些年轻姑娘确实是奥菲利亚和苔丝狄蒙娜所属的那个大家族的女儿。

我们在新型的法国妇女身上看到一种鲜明的对比。她们有的不是妩媚、自然和柔顺的感情，而是热情、意志、干劲和自觉的智力。因为贡斯当是在当代最出色最有才智的女人身上找到这个新的典型的，她宁愿放弃祖国、平静的生活和富裕环境，而不肯向拿破仑对不驯服的人施加的卑劣的暴政屈服。

女人作为自觉的有才智的人在文学中出现，是她作为天才出现的第一步。我们已经看到斯塔尔夫人的头巾在天边出现了。这个和男人一样有热情并参加了斗争的女人，不久也将和他们一样享有天才和声名。再过不久，斗争将取得胜利，这个以爱莲诺尔的名字死去的女人，将以柯丽娜的名字被请进罗马神殿。^[7]

现在只剩下让大家注意《阿道尔夫》里的心理描绘和看看它取得的成果了。正像我们已经看到的，主人公一开始就认为，征服爱莲诺尔是值得他进行的一项工作；他想他能够冷静地观察她的性格，镇静地制订他的作战计划；但是，由于他敏感的程度和自私的程度差不多，他不久感到一种他完全无法抗拒的魅力，这使本来怯懦的他更加怯懦，以致鼓不起勇气说出他的虚荣要求他迅速说出的话。他给她写信，但爱莲诺尔不和他说话，而且回避他。她的抗拒和冷淡态度使他产生谦恭和敬爱的情绪，这种情绪不久变成某种崇拜情绪。爱莲诺尔从来没被人这样爱过，因为不管她的保护人对她表现出多少真正的爱情，里面总包含有一点屈尊下顾的成分。他本来可以和更有地位的人结婚；他从来没有这样说过，但没说的话是非常可能让人感觉到的。正是阿道尔夫的这种崇敬赢得了爱莲诺尔的心。她把自己给予了他；他简直被狂喜和幸福的情绪弄得如醉如痴了。开始使他感到不舒服的是，在伯爵离家的那一两天，她几个钟头不看到他都不行。他想离开她时她留住他不让走；他走时她又要问他什么时候来。这种无限的深情最初使他很高兴很得意，但不久他发现他的时间被她占掉，连一小时由自己支配的时间都没有。他不得不拒绝一切邀请，并和所有朋友都断绝了往来。这对他来说倒不是很大的损失，但他宁愿高兴来就来高兴走就走，而不愿时钟一敲就得露面。原来她是他生活的目标和目的，现在却成了身上的累赘。

啊，动人的传奇故事，你到哪里去了？在那种故事中恋人们除了相爱什么事也没有，他们一早就起来谈恋爱，可以一谈一整天，为了爱情可以彻夜不眠！而在《阿道尔夫》里，恋人却感到时间的损失是真正的损失，这是一个了不起的自然主义的特点。

他想维护他随意使用自己时间的权利，但没有用，因为一想到他不露面时她会忍受多大的痛苦，他就不能很好利用他争取到的时间；特别是想到另一个人对他有这么大威力时，一种羞耻感还会来折磨他。而当他回到她跟前时，他又恼恨自己来得过早，不够谨慎，这对她的名誉和自己的工作都不利，同时还发现她很苦恼，因为他不在她身边的时间太长了。知道她在盼望他时他已难受了两个小时，现在他还得难受两个小时才能设法使她平静下来。尽管如此，他还是感到幸福的；他对自己说，有人这样爱他是愉快的事。然而，他又不自觉地安慰自己，认为他们处境的特殊必然迟早要结束这种状态。

伯爵回来了，阿道尔夫先是为自己不得不欺骗他而感到内疚，接着又痛苦地看到爱莲诺尔为自己牺牲了她的一切，一下子放弃了她的家和她的家财。这是一种双重的苦恼：一方面出于个人考虑，因为她这样高兴地为他做出牺牲，必然会使他的自由也受到限制，从而使他感到苦恼，另方面出于同情心，因为他知道社会会愤怒无情地把她的名誉撕得粉碎。多年来她靠无可非议的言行赢得的一切都会毁于一旦。她的自尊心会遭受极大的损害，而他的忠诚则会成为一种责任。从此以后，两人都会有一些无法向对方诉说的隐痛。

阿道尔夫的性格开始恶化。一个人轻蔑地谈到爱莲诺尔，他就和他决斗了一场。他自己又老爱嘲笑女人和那些受她们支配的男人，借以为自己的依从地位解嘲，这就无意间损害了爱莲诺尔的名誉；因为人们对他的笑话和讽刺话做出了自己的解释。他是个一滴眼泪也扛不住的人，却故意要在谈到女人时表现出无情的鄙视。

很多人的苦恼是爱别人而别人不爱自己；阿道尔夫的苦闷却是他已不再爱对方了，而对方却还爱他。他们见面时他故意显出高兴的样子，这一点爱莲诺尔一下子就看出来了；接着发生了一场斯塔尔夫人让贡斯当经受过的那种可怕的争吵，她火热的性子激怒时就接近仇恨情绪。阿道尔夫的亲属不赞成阿道尔夫把青春浪费在这样的关系上，企图让他甩掉爱莲诺尔。阿道尔夫骑士式的感情又促使他和她私奔掉；有一段时期他们相互间温存的感情很像爱情。爱莲诺尔又做了新的牺牲，而阿道尔夫接受起来又感到苦恼。有的时候她为自己不被人爱而感到痛苦，就像他为不爱对方而感到痛苦一样；有的时候她被自己的感情所陶醉，产生一种错觉，以为他还在爱她。两人都生活在过去欢乐的回忆中，过去的景象还历历在目，这使得他们似乎难舍难分，甚至寸步难离，但这却不能给他们的日常生活带来什么欢乐。阿道尔夫不时有气无力地向爱莲诺尔表白一下自己的感情，但这只不过像一棵被连根拔起的树上出现在枝头的几片脆弱、灰暗的树叶而已。

他不再能使这个给自己造成这么大痛苦的人高兴。每次她感到赢得新权利的时候，他就感到加上了新锁链。她火热的感情使他们的日常生活成了一场没完没了的风暴。在贡斯当的一本传记中我们发现了下面这句有意思的话：“这一年贡斯当很高兴，斯塔尔夫人到俄国去了。”

爱莲诺尔继承了她父亲的遗产，不再依靠阿道尔夫的庇护。社会上疑心他从这一友谊中得到了经济上的好处；人们埋怨他老和她在一起损害了她的名誉，而他又不可能去解释是她离不开他。

他的日子白白混过去了，他青年时的希望一个也没能实现。他要有任何前途，前面都有一个不可逾越的障碍，那就是爱莲诺尔，这一点是他无法忘却的。他决心和她断绝关系，但这一决心本身就使他陷入更加绝望的境地，因为他一旦决心要对他们的关系判处死刑，他的软心肠又使他不能不往后推迟，结果他的一切愤懑情绪都消失掉，对她感到一种体贴和同情，这又使她发生了误会，以为一切都正常。

她最后做了极度的努力，想引起他的妒忌来争取他；但现在一切都不起作用了；各方面都让他感到和她断绝关系是世上最自然的事，为了他父亲，为了他自己的前途，甚至为了把他绑住又受他折磨的她，他都有责任这样做。她接到了一封信，从中明白了他的意图，不久之后她患上致命的热病死掉了，临终时还在说她多么爱他。

阿道尔夫一获得自由就明白了，这自由现在对他已毫无用处；他不知道对这自由该怎么办，他渴望旧日的桎梏。

贡斯当用下面的话表达了这本书的含意：“再强烈的爱情也斗不过现有的社会秩序。社会太强大了。凡是它没承认、没打上同意印记的爱情，它都弄得很悲惨。倒霉的是那些女人，她们把幸福的希望寄托在感情上，而一切东西却都联合起来要毒害它，社会在它没有必要承认它合法时，总搜罗人心中最卑劣的东西来反对它，目的是要把一切好的东西毁灭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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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古埃及君王的称号。

[2] 克洛依采（Conradin Kreuzer，1780—1849），德国作曲家、戏剧家。格雷斯（Joseph Görres，1776—1848），德国作家。他们政治上都反对拿破仑。

[3] 见本书第27页注②。

[4] 雷喀米埃夫人（Mme.Récamier，1777—1849），巴黎银行家雅克·雷喀米埃之妻，当时著名沙龙的主人。

[5] 托瓦尔森（Bertel Thorvaldsen，1768—1844），丹麦雕刻家。

[6] 后来评论界大声疾呼，反对把青春和美貌赶下宝座。尤尔·雅南以轻松的方式提出抱怨，对巴尔扎克进行攻击。
他写道：“过去，就小说和戏剧来说，三四十岁的女人都被认为不会再有任何可能发生爱情，但是现在，由于这个新的广阔的明媚天地的发现，她在戏剧和小说里占有了最高的统治地位。新的世界代替了旧的世界，四十岁的女人代替了十六岁的少女。
“‘谁在敲门？’戏剧以深沉的声音问道。‘是谁在那儿？’小说以更温和的语调叫道。‘是我，’十六岁的少女颤抖着回答，她的牙齿像珍珠，胸脯雪白，体型柔美，带着明朗的笑容和温存的目光。‘是我！我和拉辛的朱丽、莎士比亚的苔丝狄蒙娜、莫里哀的阿格涅斯、伏尔泰的扎伊尔、普雷沃的曼侬·莱斯戈、圣皮埃尔的弗琴妮都同一个年纪。是我！我和阿里奥斯托、勒萨日、拜伦和司各特书中的年轻姑娘们属于同样活泼可爱、让人高兴的年纪。是我！我是天真的少女，满怀希望，对未来抱着极其美好、无忧无虑的态度。我处于思想纯洁、动机高尚、高傲而又天真的年纪。先生们，让我进来吧。’十六岁的可爱的少女对小说家和戏剧家们这样说。但小说家和戏剧家都同声回答道：‘孩子，我们正为你的妈妈忙着呢；二十年后再来，那时我们再看是否能给你派用场。’
“在今天的小说和戏剧中，我们只有三十多岁的女人，她们明天就要四十了。只有她能爱，只有她能受苦。她更富有戏剧性，因为她不能再等下去。一个只会哭、爱、叹气、希望、颤抖的小女孩，我们能把她写成什么角色呢？三十多的女人不哭，她抽泣；她不叹气，她发出痛苦的叫声；她不爱，她让爱情消磨自己；她不微笑，她发出尖叫；她不做梦，她行动！这就是戏剧，这就是小说，这就是生活。我们伟大的剧作家和著名的小说家都这样说，这样干，这样回答。”
聪明的有修养的爱密尔·德·吉拉尔丹夫人为巴尔扎克辩护，公正地回答说：“现在三十岁才谈爱情，这能怪巴尔扎克吗？巴尔扎克只能在找得到爱情的地方来描绘，现在在十六岁的少女的心里找不到爱情。”（原注）

[7] 指斯塔尔夫人1807年出版的小说《柯丽娜》的女主人公。详见本书第十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