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章 觅渡，觅渡，渡何处？

常州城里那座不大的瞿秋白的纪念馆我已经去过三次。[1]从第一次看到那个黑旧的房舍，我就想写篇文章。但是六个年头过去了，还是没有写出。瞿秋白实在是一个谜，他太博大深邃，让你看不清摸不透，无从写起但又放不下笔。去年我第三次访秋白故居时正值他牺牲六十周年，地方上和北京都在筹备关于他的讨论会。他就义时才三十六岁，可人们已经纪念他六十年，而且还会永远纪念下去。是因为他当过党的领袖？是因为他的文学成就？是因为他的才气？是，又不全是。他短短的一生就像一幅永远读不完的名画。

我第一次到纪念馆是一九九〇年。纪念馆本是一间瞿家的旧祠堂，祠堂前原有一条河，河上有一桥叫觅渡桥。[2]一听这名字我就心中一惊，觅渡，觅渡，渡在何处？瞿秋白是以职业革命家自许的，但从这个渡口出发并没有让他走出一条路。“八七会议”他受命于白色恐怖之中，以一副柔弱的书生之肩，挑起了统帅全党的重担，发出武装斗争的吼声。[3]但是他随即被王明，被自己的人一巴掌打倒，永不重用。后来在长征时又借口他有病，不带他北上。[4]而比他年纪大身体弱的徐特立、谢觉哉等都安然到达陕北，活到了建国。他其实不是被国民党杀的，是被“左”倾路线所杀。是自己的人按住了他的脖子，好让敌人的屠刀来砍。而他先是仔细地独白，然后就去从容就义。[5]

如果秋白是一个如李逵式的人物，大喊一声：“你朝爷爷砍吧，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也许人们早已把他忘掉。[6]他是一个书生啊，一个典型的中国知识分子，你看他的照片，一副多么秀气但又有几分苍白的面容。

他一开始就不是舞枪弄刀的人。他在黄埔军校讲课，在上海大学讲课，他的才华熠熠闪光，听课的人挤满礼堂，爬上窗台，甚至连学校的教师也挤进来听。后来成为大作家的丁玲，这时也在台下瞪着一双稚气的大眼睛。

瞿秋白的文才曾是怎样折服了一代人。后来成为文化史专家、新中国文化部副部长的郑振铎，当时准备结婚，想求秋白刻一对印，秋白开的润格是五十元。郑付不起转而求茅盾。婚礼那天，秋白手提一手帕小包，说来送礼金五十，郑不胜惶恐，打开一看却是两方石印。可想他当时的治印水平。秋白被排挤离开党的领导岗位后，转而为文，短短几年他的著译竟有五百万字。[7]

鲁迅与他之间的敬重和友谊，就像马克思与恩格斯一样的完美。秋白夫妻到上海住鲁迅家中，鲁迅和许广平睡地板，而将床铺让给他们。秋白被捕后鲁迅立即组织营救，他就义后鲁迅又亲自为他编文集，装帧和用料在当时都是第一流的。

秋白与鲁迅、茅盾、郑振铎这些现代文化史上的高峰，也是齐肩至顶的啊，他应该知道自己身躯内所含的文化价值，应该到书斋里去实现这个价值。但是他没有，他目睹人民沉浮于水火，目睹党濒于灭顶，他振臂一呼，跃向黑暗。[8]只要能为社会的前进照亮一步之路，他就毅然举全身而自燃。

他的俄文水平在当时的中国是数一数二的，他曾发宏愿，要将俄国文学名著介绍到中国来。他牺牲后鲁迅感叹说，本来《死魂灵》由秋白来译是最合适的。这使我想起另一件事。和秋白同时代的有一个人叫梁实秋，在抗日高潮中仍大写悠闲文字，被“左”翼作家批评为“抗战无关论”。他自我辩解说，人在情急时固然可以操起菜刀杀人，但杀人毕竟不是菜刀的使命。他还是一直弄他的纯文学，后来确实也成就很高，一人独立译完了《莎士比亚全集》。

现在，当我们很大度地承认梁实秋的贡献时，更不该忘记秋白这样的，情急用菜刀去救国救民，甚至连自己的珠玉之身也扑上去的人。如果他不这样做，留把菜刀作后用，留得青山来养柴，在文坛上他也会成为一个、甚至十个梁实秋。但是他没有。

如果秋白的骨头像他的身体一样的柔弱，他一被捕就招供认罪，那么历史也早就忘了他。革命史上有多少英雄就有多少叛徒。[9]曾是共产党总书记的向忠发、政治局委员的顾顺章，都有一个工人阶级的好出身，但是一被逮捕，就立即招供。至于陈公博、周佛海、张国焘等高干，还可以举出不少。而秋白偏偏以柔弱之躯演出一场泰山崩于前而不动的英雄戏。

他刚被捕时敌人并不明他的身份，他自称是一名医生，在狱中读书写字，连监狱长也求他开方看病。其实，他实实在在是一个书生、画家、医生，除了名字是假的，这些身份对他来说一个都不假。这时上海的鲁迅等正在设法营救他。但是一个听过他讲课的叛徒终于认出了他。特务乘其不备突然大喊一声：“瞿秋白！”他却木然无应。敌人无法，只好把叛徒拉出当面对质。这时他却淡淡一笑说：“既然你们已认出了我，我就是瞿秋白。过去我写的那份供词就权当小说去读吧。”

蒋介石听说抓到了瞿秋白，急电宋希濂去处理此事，宋在黄埔时听过他的课，执学生礼，想以师生之情劝其降，并派军医为之治病。他死意已决，说：“减轻一点痛苦是可以的，要治好病就大可不必了。”[10]当一个人从道理上明白了生死大义之后，他就获得了最大的坚强和最大的从容。这是靠肉体的耐力和感情的倾注所无法达到的，理性的力量就像轨道的延伸一样坚定。

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向来是以理行事，所谓士可杀而不可辱。文天祥被捕后，跳水、撞墙，唯求一死。鲁迅受到恐吓，出门都不带钥匙，以示不归之志。毛泽东赞扬朱自清宁饿死也不吃美国的救济粉。秋白正是这样一个典型的已达到自由阶段的知识分子。蒋介石见威胁利诱实在不能使之屈服，遂下令枪决。刑前，秋白唱《国际歌》，唱红军歌曲，泰然自行至刑场，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盘腿席地而坐，令敌开枪。从被捕到就义，这里没有一点死的畏惧。[11]

如果秋白就这样高呼口号为革命献身，人们也许还不会这样长久地怀念他研究他。他偏偏在临死前又抢着写了一篇《多余的话》，这在一般人看来真是多余。我们看他短短一生，斗争何等坚决。他在国共合作中对国民党右派的批驳，在党内对陈独秀右倾路线的批判何等犀利；他主持“八七会议”，决定武装斗争，永远功彪史册；他在监狱中从容斗敌，最后英勇就义，泣天地恸鬼神。这是一个多么完整的句号。但是他不肯，他觉得自己实在藐小，实在愧对党的领袖这个称号，于是用解剖刀，将自己的灵魂仔仔细细地剖析了一遍。[12]别人看到的他是一个光明的结论，他在这里却非要说一说光明之前的暗淡，或者光明后面的阴影。这又是一种惊人的平静。

就像敌人要给他治病时，他说，不必了。他将生命看得很淡。现在，为了做人，他又将虚名看得很淡。他认为自己是从绅士家庭，从旧文人走向革命的，他在新与旧的斗争中受着煎熬，在文学爱好与政治责任的抉择中受着煎熬。他说以后旧文人将再不会有了，他要将这个典型，这个痛苦的改造过程如实地录下，献给后人。他说过：“光明和火焰从地心里钻出来的时候，难免要经过好几次的尝试，试探自己的道路，锻炼自己的力量。”

他不但解剖了自己的灵魂，在《多余的话》里还嘱咐死后请解剖他的尸体，因为他是一个得了多年肺病的人。这又是他的伟大，他的无私。我们可以对比一下世上有多少人都在涂脂抹粉，挖空心思地打扮自己的历史，极力隐恶扬善。特别是一些地位越高的人越爱这样做，别人也帮他这样做，所谓为尊者讳。而他却不肯。作为领袖，人们希望他内外都是彻底的鲜红，而他却固执地说：不，我是一个多重色彩的人。在一般人是把人生投入革命，在他是把革命投入人生，革命是他人生实验的一部分。[13]当我们只看他的事业，看他从容赴死时，他是一座平原上的高山，令人崇敬；当我们再看他对自己的解剖时，他更是一座下临深谷的高峰，风鸣林吼，奇绝险峻，给人更多的思考。[14]他是一个内心既纵横交错，又坦荡如一张白纸的人。

我在这间旧祠堂里，一年年地来去，一次次地徘徊，我想象着当年门前的小河，河上来往觅渡的小舟。秋白就是从这里出发，到上海办学，后来又在上海会见鲁迅；到广州参与国共合作，去会孙中山；到苏俄去当记者，去参加共产国际会议；到汉口去主持“八七会议”，发起武装斗争；到江西苏区去主持教育工作。他生命短促，行色匆匆。

他出门登舟之时一定想到“野渡无人舟自横”，想到“轻解罗裳，独上兰舟”。那是一种多么悠闲的生活，多么美的诗句，是一个多么宁静的港湾。他在《多余的话》里一再表达他对文学的热爱。他多么想靠上那个码头，但他没有，直到临死的前一刻他还在探究生命的归宿。他一生都在觅渡，但是到最后也没有傍到一个好的码头，这实在是一个悲剧。[15]但正是这悲剧的遗憾，人们才这样以其生命的一倍、两倍、十倍的岁月去纪念他。

如果他一开始就不闹什么革命，只要随便拔下身上的一根汗毛，悉心培植，他也会成为著名的作家、翻译家、金石家、书法家或者名医。梁实秋、徐志摩现在不是尚享后人之飨吗？如果他革命之后，又拨转船头，退而治学呢，仍然可以成为一个文坛泰斗。与他同时代的陈望道，本来是和陈独秀一起筹建共产党的，后来退而研究修辞，著《修辞学发凡》，成了中国修辞第一人，人们也记住了他。可是秋白没有这样做。就像一个美女偏不肯去演戏，像一个高个儿男子偏不肯去打球。他另有所求，但又求而无获，甚至被人误会。

一个人无才也就罢了，或者有一分才干成了一件事也罢了。最可惜的是他有十分才只干成了一件事，甚而一件也没有干成，这才叫后人惋惜。你看岳飞的诗词写得多好，他是有文才的，但世人只记住了他的武功。辛弃疾是有武才的，他年轻时率一万义军反金投宋，但南宋政府不用，他只能“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后人也只知他的文才。瞿秋白以文人为政，又因政事之败而反观人生。如果他只是慷慨就义再不说什么，也许他早已没入历史的年轮。但是他又说了一些看似多余的话，他觉得探索比到达更可贵。[16]当年项羽兵败，虽前有渡船，却拒不渡河。项羽如果为刘邦所杀，或者他失败后再渡乌江，都不如临江自刎这样留给历史永远的回味。项羽面对生的希望却举起了一把自刎的剑，秋白在将要英名流芳时却举起了一把解剖刀，他们都把行将定格的生命的价值又向上推了一层。哲人者，宁肯舍其事而成其心。

秋白不朽。

《觅渡》自注十六条

美文解读

我写《觅渡》

一九八二年我在《光明日报》发表散文《晋祠》，当年被人民教育出版社选入中学语文教材，并应教学需要写了一篇《我写〈晋祠〉》。十六年后，一九九八年又有一篇散文《觅渡，觅渡，渡何处？》（以下简称《觅渡》）被选入人教版高中语文新教材。许多语文刊物希望能再写一篇文章，谈谈《觅渡》的写作，以作教学参考。

这篇文章和《晋祠》不同，《晋祠》是写景，《觅渡》是写人。作者在《晋祠》中的目标是怎样发现自然美，表现自然美。而在《觅渡》中的目标是怎样发现人的价值，挖掘人的价值，想写出一种人格的力量和做人的道理。与大自然雄浑博大、深奥无穷一样，人也是永远探究不完的话题。人的精神世界其广阔、博大、复杂，绝不亚于自然世界。人是另外一个宇宙。

一个人对社会历史的贡献，或曰他所体现出来的价值分有形和无形两种。有形指他的功业，这依个人能力、机遇不同差别亦大。小至种一草、植一树；大至缔造一个国家，完成一项发明、一个发现。只说有形功业，人就是一望无际的群山，有层层丘陵也有巍巍的珠穆朗玛峰。遥望历史，秦皇汉武、唐宗宋祖、马恩列斯、毛刘周朱，群峰屹立，连绵不绝。从凡人到英雄，从小事到大功，足够波澜起伏了。这是以成败论英雄。

还有一种无形的价值，就是人格的力量。一个人外在的功业有大小之分，内蕴的人格也有高下之分，这是另外一个做人的系列，另一种标准。一个人格高尚的人并不一定就能创造出多么惊天动地的功业。这与本人的学识、机遇、时势有关。比如白求恩、张思德、雷锋、焦裕禄，都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大功大业，但他们的人格却足以照亮所有的人，包括身处要位、执掌大权的人。在人格这一点上，人人都向他们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人格所展示的是作为人所特有的一种本质的力量，这种力量一旦被开发，一旦与其他外在的力量相结合，便威力无穷，就像蕴藏在铀原子里的能量被裂变释放一样。

人格人人有，人格不因其人的外在职位、权力、功业的大小而分高下。人格是人的本质意志，是人的世界观、价值观。人格虽与外在的功业无关，但人格的展示却要有外在的机遇，在这个机遇下，小人物也能发出异样的光彩。我当记者时，曾经采访过一件冤案，几百人受迫害，甚至一位县委书记被迫自杀，但是最后为此案奔走平反、坚强不屈的竟是一位看庙老人。这就是人格的力量。后来我写了一篇散文《桑氏老人》。就是说外部条件能更深刻地考验出一个人的人格，进一步锻炼成就一个人的人格。特别是复杂的背景、跌宕的生活、严酷的环境、悲剧式的结局更能考验和拷问一个人的人格。瞿秋白就是这样一个典型。他有内在的人格，又有外在的功业，还有才未尽、功未成的悲剧，所以他是一个永远议论不完的话题，是一幅“永远读不完的名画”。

我接触瞿秋白这个题材比较早。在初中时我读过介绍他的小册子。他那幅脸色略显苍白的照片，我印象很深。还有照片后的题字：“如果人有灵魂的话，何必要这个躯壳。但是，如果没有的话，这个躯壳又有什么用处？”还有鲁迅送他的对联“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都深刻地印在我的记忆里。一九六三年我上大学，社会上批叛徒哲学，说太平天国英雄李秀成是叛徒，又影射到秋白的《多余的话》。到“文化大革命”，在空前的翻案风和打倒声中，他被说成叛徒，我在八宝山亲眼见到他的被砸毁的墓，世事沧桑，世态炎凉。“文化大革命”以后党中央又再次正式确认他的功绩，他的英雄地位。他是个人物，是个复杂深邃的人。但这时还没有想到写他。真正想到要为秋白同志写篇文章，是见到了他的故居。

一九九〇年我到常州出差，问当地有什么历史名人。答曰：共产党早期三大领袖瞿秋白、恽代英、张太雷都是常州人。我心中一惊，真是人杰地灵。这座小城怎么容得下三位风云人物？秋白同志在城里还留有一处故居并已开辟成纪念馆。我很快去拜谒了他的故居。这是处于闹市中一条大马路边的一座旧房子。说是故居，其实不是秋白家的家产，它是瞿家的一座祠堂，秋白一家当时早已穷得房无一间，无处栖身，而只好借居在本族祠堂里，穷途末路，与林教头风雪借宿山神庙差不了多少。秋白祖上曾是官宦人家，到他父亲一辈已破落得很。其父字、画、医都极好，现在故居墙上还挂有他的字画。但他很不擅长治家理财，过着穷愁潦倒、浊酒苦茶的散漫生活。治家的重担全落在秋白母亲的身上。这个没落家庭已如大厦将倾，柴米不济，捉襟见肘，债主常常前后堵门。父亲依然是既无能力又无多少责任心，唯母亲终日忧心如焚，以泪洗面。终于她实在经不起这如磐的压力，在一个深夜服火柴头自尽。当时秋白在外地念中学，他得知噩耗回家奔丧，在母亲床前的砖地上哭得死去活来。他在祭扫母坟时曾写一首诗：

亲到贫时不算亲，蓝衫添得泪痕新。

饥寒此日无人问，落上灵前爱子身。

我去参观时，默默地盯着那张老式木床，盯着深黑色的砖地，半天憋得喘不过气来。我曾经想过，文章就从这个情节开头。秋白是贫困如洗，是被社会逼到生存的边缘的啊。他从本质上代表被压迫的贫苦大众。这是他的人生起点。贫穷是第一课。他的人格锤炼是从这里开始的。他是一块烧红的铁，被放在砧子上反复锻打，又再度投到熔炉中，许多不纯之物被烧化了，化作青烟飞走了。又有许多不纯之物被锻打成渣挤出体外，剩下的是一块纯精之钢，坚不可摧，柔可绕指，光洁照人。秋白以没落世家子弟受劳苦大众之苦；以一柔弱书生当领袖之任；以学富五车、才通六艺之躯，充一普通战士，去做生死之搏。像山高岭险而生劲松，雾多露重而产名茶，历史的风口、浪尖、滚雷、闪电下站起了一个瞿秋白。

对秋白人格的剖析，我在文中设计了三个如果，表达了两层意思。

第一个“如果”，“如果秋白是一个如李逵式的人物”，是想说他怎样看待“生”，看待生命的价值。他不是普通人，是一个才华横溢的人。他有文才、画才、医才、翻译之才，他身体里的含金量要比常人高得多。但是他不顾影自怜，不怀才自惜，一旦民族大众需要就将自己的珠玉之身扑上去，好像用一块纯玉、一块黄金代替一块石头、一车土去堵决口。这是一种最大的无私、最高尚的自我牺牲精神，比只是一般地献出生命更可贵，更可敬，更耐人思索。

第二个“如果”，“如果秋白的骨头像他的身体一样的柔弱”，是想说他怎样对待“死”，说他对死的态度。秋白是一个理性的人，是一个深明生死大义的人。他是个英雄，但绝不是平常意义上的、传统形象的草莽英雄、刀枪英雄、虎胆英雄、狂飙英雄，勇敢、坚强等这些英雄冠词已无法概括他。他是一个冷静的勇敢者，只要他认准的主义、道理，他就静静地去实现。为了主义，他把死看得很淡。轻轻地，就像掀开杯盖吹开茶面上的浮沫。

第三个“如果”，如果他不写《多余的话》，是说他怎样看待“名”，他是一个诚实的人。就像他对生命可以轻抛，对死淡然一笑，对名也看得很透，对到手的名也像对生命一样，轻轻地一推，就把它推到一边了。他是大彻大悟、彻底超脱的人。人格修炼到此，应该说无论是佛、是道、是儒，还是一般的革命人生，他都超然其上了。

秋白用他的惊人之举回答了以上的三个问题，这已经够我们思索无穷了，但还有更深一层，或曰更感人的一层，他是用悲剧的方式来回答这些问题的。这算是第四个“如果”，没有点出的“如果”。悲在什么地方呢？一是他的才没有发挥出来，二是党内自己人的内斗。后人悲其生乱世而才不得用，又悲其处困境而志不得逞，可惜他的才华，又为他生前身后在党内长期蒙冤而不平，这是两个“悲结”，是秋白这个人物所以能引起广泛共鸣的主要原因之一。鲁迅说：“中国人先在自己把好人杀完，秋白即是其一……中俄文都好，像他那样的，我看中国现在少有。”

怀才不遇是历史上屡见不鲜的事实，也几乎是文学永恒的主题。这是社会矛盾发展中不可避免的现象，人们对这个主题的关注，正是期望社会的进步和人的价值的实现。所以屈原、贾谊、司马迁总是激励一代又一代的人。瞿秋白也已经加入这个行列。但秋白与他们还有不同。他不是如封建时代那种简单地为明主不知、君王见弃。第一，他赶上了乱世，只要有一个稍微平静的环境和稍充足的时间，他的文学之才、艺术之才、治学之才就可以附在一块土壤上，扎下根，长成参天大树。如司马相如，如李白、王维、白居易。但家贫世乱，他没有这样的条件。第二，更主要的是，面对民众遭涂炭、陷水火，他顾不得去发挥自己的这些才。本来乱世而成名的文人也是很多的，如《觅渡》中写到的与秋白同时的梁实秋、陈望道。但秋白主动放弃了这个展才之机。为民族大众的政治，一个文学艺术的巨才未能长得很大，并过早地夭折。这就让人更有一分遗憾，一丝悲伤。

壮志难酬，这也是历史常有的事，也是一种社会矛盾现象。对一个人来说逆境难免，企图一生顺利，心想事成，这不可能。但秋白的逆境，不是前进方向遇到的逆风、逆浪，而是在革命阵营内部，在他的身上发生的不公平、不愉快，甚至是迫害。年轻一点的同志常不理解为什么党内也曾经有那么残酷的斗争。其实内部斗争也是一种矛盾，各种思想、观点、利益的不同，矛盾也有激化的时候。只是人们在习惯上总觉得自己人不该发生这种事，一旦发生不但令人生悲更令人生愤。所以历史上的如岳飞、袁崇焕等忠臣良将未死敌手反被己害，令一代一代的人，一提起心里就颤抖、就发痛。

秋白也已归入这个行列，他是被“左”倾路线、被自己人所害，是长征前有意甩下的包袱，是被母亲推出怀抱的孩子。他甘愿舍弃自己的才华救党救民，反遭如此不公，这怎么不令人从心里感到深深的悲凉和激愤呢。他家住在觅渡桥旁，他一生都在寻找一个好的渡口，但没实现。后来我曾写过四句诗，表达这种遗憾：

秋水茫茫夜沉沉，觅渡桥边觅渡人。

上下索求浑不见，白光一瞬有流星。

秋白是一出悲剧。一个有大才而未能充分展示，却过早夭折的大悲。一片诚心，未能见察，被抛弃，甚至死后多年仍蒙冤屈的大悲。他就是在这样一个悲剧过程和悲剧气氛中揭示生命的价值和人格的内涵。同是共产党的领袖，他对民族的贡献，不像毛泽东、周恩来那样有大功大业，而是昭示了一种精神、一种道德。这种精神道德甚至超过了事业本身，因为精神可以变成无穷的力量，所以后人尊敬和纪念毛泽东、周恩来，也同样尊敬和纪念瞿秋白。

《觅渡》是一九九六年八月发表的，一九九八年十月，我因公过常州第四次拜谒秋白纪念馆，馆里的同志说：“明年，一九九九年是秋白诞辰百周年。”我立即联想到一九九八年我们刚纪念了周恩来、刘少奇、彭德怀百周年，秋白比他们还小一岁啊！他的物质生命只有其他战友的一半，但他的精神生命却与他们一样长存。许多事他没有来得及做，但他以自己的行动和生命昭示出一条路，所以我在文末说：“探索比到达更可贵”“哲人者，宁肯舍其事而成其心”，可见人格的力量与价值。纪念馆的同志说常州准备隆重纪念秋白诞辰百周年，包括重修他的纪念馆、秋白铜像揭幕。而这些重修经费中竟有三十六万元是来自民间，是平时十元、百元，一张一张送到纪念馆来的。这中间没有任何的号召，只是默默地发生。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秋白同志永远活在人民的心里。

鲁迅说：“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歌颂他光明磊落的人格，又悲其大才未展，悲其忠心不被理解，这是《觅渡》一文想表达的主要意思。我想是这三点打动了读者。因为秋白身上所集中的人格魅力和悲剧情结，并不只是他自己的，是有民族性和在党史上有代表性的。首先是秋白具有历史的典型性，这篇文章也就有了文学的典型性。

参考资料

瞿秋白女儿给作者的一封信

梁衡副署长：

您好！

前些日子经一位朋友的推荐，我看到杂志上登载的您介绍我父亲的文章《觅渡，觅渡，渡何处？》。读后感怀颇多。

父亲一生磨难多，争议多，先生的一支笔概括了父亲的一生，提炼了他生命的精华，让没有读过党史的人，也能清晰地感到父亲的思想脉络，和他对党对国家的赤子之心。如今，当我散步时，常有知情的年轻人来嘘寒问暖，说他们读了这篇文章后，加深了对我父亲的认识，亦深感其启迪人生。静夜沉思，咀嚼先生美文，我常心存感激，感谢先生将个人的思考变成了亿万人对父亲的追思。

先生细心地捕捉到父亲的才情。父亲的才不仅杂，而且样样都精，他的才思、他的理想，在错误路线的迫害下过早夭折。每忆于此，总让人痛彻心扉。怀念父亲，我是真心希望我们的国家今后尽量没有或减少这样的遗憾。

先生的笔让人沉思，先生的犀利更让人振奋。如您近期有空，还望与您一见，面叙感慨。

瞿独伊

一九九七年三月十二日

注释

[1]凡文章开头法大致有三：“理”字头，“形”字头，“情”字头。此文酝酿六年，几易其稿，曾有一稿是用第二人称。现在的开头是形、理、情杂糅一团而以形，即具体的事拢之，以求一种真切、深沉、悲怆、莫名之势。有刊物转载时建议去掉前三句，从“谜”字句始。酌之再三，未改。如其，恐失之于理强形弱，兀起入理会削弱亲切、深沉感。

[2]“觅渡”，是本文的文眼，也是意外得来的收获。初次访问秋白纪念馆时见一群红领巾在服务。问之，是旁边觅渡小学的学生，得知这个地名。文章的标题和主题在一刹那便产生并固定下来。秋白一生是一个悲剧，“觅渡桥”是一个天然的文学意象，正好有机地装载了这个悲剧的全部内涵。

[3]“八七会议”秋白以柔弱之躯，受命危难之际，这是一九五八年我读初中、上历史课时就得到的印象。

[4]第一次看到关于秋白被甩掉、不带他长征的资料大约是一九八九年，当时对我刺激很深。

[5]三十六计之一计曰：“借刀杀人。”历史上为“借刀”所杀的名人不少。最可惜的要数大书法家颜真卿。欧、颜、柳、赵，颜为首。颜不但书法好，且为人耿直，为国尽忠。时值“安史之乱”，叛臣四起，颜抗贼有功封鲁郡开国公，世称颜鲁公。到德宗时李希烈又叛乱。宰相卢杞把持朝政，心狭肚小，平时就忌其才，他明知李希烈根本不可能归顺，却故意向皇帝举荐颜去劝降，颜一去便被杀掉。

[6]由于《三国演义》《水浒传》和诸多武侠小说的灌输，一般中国人脑子里的英雄都是力量型的，不惜力、不惜命，所谓“两肋插刀，一诺千金”，长于力而短于理。如张飞、李逵、项羽、秦琼等，就是对智力和威望较高的关羽、岳飞也是着力渲染其大刀、长枪上的功夫，这是一种图痛快的误导。英者英明、聪明，雄者强胜有力。只靠强力当不了英雄，重在英明识大理，识社会规律之理，顺乎历史潮流。这样的人不图痛快，不轻言死，他一息尚存，就用每一分力、每一点知识、每一点的可能去推动历史，将自己的生命挤出每一滴油去润滑历史的车轮，直到最后力气和机会全部用尽，才以身当烛，跃向死亡，化作最后一束光，照亮历史。周恩来在最后的岁月中于病床与“四人帮”苦斗亦属此。这才是英雄，理性英雄，历史英雄，而不是意气英雄。所以他能担大任，吃大苦，受大辱，无论其大事成与不成都是英雄。史可法守扬州，明知不可守而守；谭嗣同变法事发而不逃，明知死而就死；抗日名将张自忠在阵地将失、身为主将完全可以安全撤离的情况下，甘愿留下来与将士一同殉国。

[7]所有的人在正与邪、善与恶之间都可以选择正和善，都可以成仁取义，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有成就。以巨匠、大师而自愿捐躯成仁取义者，就如元帅、将军去舍身堵枪眼，其心其情更感人，其悲剧含义更撼天地。

[8]“资源”有“多宜性”，如土地可种田，可开工厂，可建住宅等，资源利用，是于多种可能中择优选其一。人这种资源最具多宜性。一个人可以干三百六十行，唯有冒死的工作是轻易不选的，尤其当他才华横溢、成绩卓著之时。所以各国在战争时期，一般科学家、艺术家、学者都不上前线，尽量转移保护，不是保其命，是保其才，保国家财富资源。民族灾难当头，国家宁肯牺牲更多常人而将生的希望留给少数英才，这是国家全局利益。如果个人自恃有才，让别人为自己去死，这不是为国惜才，是为己保命，是极端个人主义。当为国为民去献身时，人的价值只剩下一个“义”，这时人人平等，只要有生命的人都可以做到这个“义”，这时就是一个最普通的人勇敢就义，也可以立时激起全民族的尊敬，而一个最知名的人的退缩也可激起全民族的唾弃。

[9]只以中共一大十二个代表为例，在以后的大浪淘沙中就分出了英雄与叛徒。第一个牺牲的是何叔衡，一九三五年死于突围途中，以后还有邓恩铭（一九三一年）、陈潭秋（一九四三年）被捕后死于敌人屠刀。张国焘一九三八年叛变革命，周佛海一九三八年成了汉奸，另一汉奸陈公博，一九四六年被判处死刑。

[10]理性最强，理不可挡。历史上弱身而担大任，并以死明理之例甚多，如文天祥、史可法等。这是任何强敌都无法使之屈服的人。

[11]一死足以明心迹。尽管在秋白身后对之有各种说法，但他慷慨赴死这一点谁也不敢否定，谁也不能否定。只此一点就足以挡住所有泼来的污水。这是本文的支点。

[12]坦白最可爱。有一联曰：“文章做到极处，无有他奇，只是恰好；人品做到极处，无有他异，只是本然。”秋白之伟大是他将自己还原成一个本来的人，当然他的本来里面就有许多伟大的成分，远比常人多了许多东西。但不管多也好、少也好，他不增减、不掩饰，难能可贵。

[13]是“党”大还是“人”大？是“人生”大，还是“革命事业”大？从具体来讲，是“党”大、“革命事业”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求解放的事业是迄今历史上最辉煌的事业，生逢其时的每一个有作为的、个体的人都应投入其中，为之牺牲。一个具体的人不可能脱离社会实践，如佛道修行那样去追求成什么伟大的人。从抽象来讲，是“人”大、“人生”大。因为在党及其事业之前便有人、人性、人格，如我们常推崇的司马迁、文天祥等。在阶级、政党消失之后，还会有人、人性、人格。这是整个人类长河、人类史中需连续积累、提纯并得到公认的一种公共道德、一种精神文明。在党的事业中所造就、考验出的人格，会超出党、阶级、事业之上，而成为全人类及全部人类史的财富。共产主义事业既然是人类最辉煌的事业，是人类先进文化的代表，它的伟大实践所锤炼的共产党人就应该是超出事业本身而更达人类优秀品格，即人格的最高峰。如马克思顽强的探索精神，斯大林在领导反法西斯斗争所表现出的非凡勇气，毛泽东的智慧与周恩来无私的牺牲精神等等，他们远远超出本党、本国，不仅赢得了全世界的尊敬，而且还将超出当时当代成为全人类的历史财富，永彪史册。

[14]用“平原之山”与“谷边之峰”是为递进叠加之比，求一个“更”字。以开掘读者意想不到之效。古书所谓“水晶盘内走明珠，红杏枝头笼晓日”，李清照词“梧桐更兼细雨”都是此法。

[15]悲剧比喜剧深刻是因为它留给人遗憾，有遗憾就有思考。喜剧让你圆满，满则不思，亦无可思。一个人前半生的悲剧是他后半生的财富，他一生的悲剧则是后人的财富。

[16]就本质来说，生命是一个物质交换的过程。物理学和哲学都已证明万物皆变，花会开，树会长，草会黄。一克镭，三千二百年后就会自然消失而变成铅。人们虽然惜春长怕花开早，但又总是落红无数。要留住生命中的一个点是不可能的。我们说享受生活，其实是享受生命的过程。是运动，是追求，是思考。虽然它也会有果实，但那只是过程的一部分，是阶段性的果实。其价值恰在于昭示过程的进行，并启示人再去追求下一个目标。绣花的金针比金针绣出的花朵更无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