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纽伦堡审判

1945年11月20日，历史性的审判在纽伦堡正义宫举行。该审判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对国际战争罪犯的大规模正式审判。二战期间，纽伦堡是德国纳粹党人的精神大本营，纳粹党人在这里通过了反犹太人的《纽伦堡法》。依据这项法律，数百万犹太人被驱向毒气室。同盟国选择在这里清算纳粹余毒，揭示历史真相。纽伦堡审判后，没有哪个国家的首脑会说自己不受法律约束，也没有人能躲在自己服务的所谓政府后面逃避责任。纽伦堡审判警告了世界上的战争贩子，明确了什么是不能接受的。纽伦堡审判是国际关系法上的一个里程碑，它为当代世界留下了一套处理战争问题的行为准则。

整个欧洲有600万犹太人死于纳粹屠杀，必须有人为此付出代价

1945年4月15日早晨，克拉拉·格林鲍姆从一夜不安的睡眠中醒来，意识到日复一日的噩梦还没有终结——她仍被关押在德国西北部臭名昭著的贝尔森纳粹劳工集中营。这座集中营1943年投入使用以来，大约有10万人在此丧生，其中大部分为犹太人。克拉拉带着她的两个孩子——7岁的汉娜和不到4岁的亚当，经历了饥饿、屠杀和伤寒瘟疫，竟然奇迹般活了下来。在这个人间地狱里不仅党卫军折磨囚犯，还有可恶的“把头”欺负囚犯。德国人从囚犯中选出来的把头每天清早冲进来，用棍子敲打着睡铺，吼叫着下达命令。

点名是每天的例行公事之一。为了让自己保持神智清醒，克拉拉发明了自己的例行公事，其中之一就是记录在集中营度过的天数。她是被怀疑为法国地下党而入狱的，已经在狱中呆了818天——两年多的时间里缺吃少喝，苦役加身，每天靠一碗稀汤和一片面包维持生命。她意识到这天早晨是第二次睡着后把头没有过来喊叫惊醒她，她以为自己已经死了。接着她又开始惶恐不安，集合迟到是要受罚的，不久前有位狱友因差点儿迟到就被绞死了。她翻了一下身，发现孩子们还在睡觉，就更担心起来，因为孩子们也会因此受罚。她爬起来，看到很多狱友都醒来了。大家都不清楚发生了什么事，唯一的解释就是把头故意让她们睡过头，好找借口惩罚她们。

在两三个小时的时间里，克拉拉惊恐万分，脑子里一片空白。她担心卫兵随时会牵着警犬冲进来，朝天花板开枪，但是什么事也没发生。突然，寂静被一位妇女歇斯底里的尖叫声打破了，她踉踉跄跄地冲到门口打开门跑了出去，随后门咣的一声关上了。大家都在等待着一声枪响，但一切又归于平静。门再次打开，又一位妇女不顾一切地跑了出去。另一位跟了出去，没有关门，一缕阳光洒进工棚。很快室内的人都出去了，克拉拉和孩子们紧随其后。

到了集合地点，克拉拉吃惊地发现好几千囚禁于此的人集结在广场上。他们来自集中营各个角落，广场上的人们瘦骨嶙峋，踉踉跄跄，身上挂着脏兮兮的破衣烂衫。那些病得无法自己走动的，有些由狱友搀扶着，有些在地上爬着。她抬起头来发现岗楼上没有哨兵，事实上任何地方都没有哨兵的踪影。如果说他们解放了，但又感觉不像。没有人感到欢欣鼓舞，只有忐忑不安。这么多人在点名地点呆了4个小时，无人朝没有哨兵把守的大门走去。很多人也许意识到走出几百米远的大门就自由了，但他们无能为力，因为党卫兵已经进入他们心里，并将折磨他们终生。

几个小时后，他们听到集中营北面小山后传来坦克与卡车的隆隆声。不一会儿，一列坦克和卡车出现，穿过耕地朝铁丝网开了过来。恐惧如闪电般迅速传遍人群，他们猜测，肯定是德国人要用机枪扫射他们，然后碾压尸体，销毁罪证。待坦克开近后，有人看到其中一辆坦克炮塔上飘着一面英国国旗。他们是英国人！坦克部队在集中营周围转了两圈才来到大门前停下，没人说一句话，也没有传来一个命令。

克拉拉估计，约有500名士兵静静地呆在那里透过铁丝网向他们这边看。过了一会儿，一个士兵弯腰呕吐起来。接着，一个又一个士兵开始呕吐。这些士兵虽身经百战，但看见这些人的模样还是忍不住呕吐起来。有些士兵开始向铁丝网里扔食物，紧接着前面的坦克轰隆隆发动起来冲开铁门，士兵在军官的率领下排着整齐的队伍跟在坦克后面进入集中营。集中营的人解放了，克拉拉听到在集中营呆了快三年的汉娜第一次放声大哭。

在解放其他集中营时，盟军的军官发现很难管住属下士兵。这些死里逃生的士兵看到党卫军部队便怒不可遏，只要抓住党卫军士兵就立即处决。但这些党卫军士兵是纳粹政权中的无名小卒，必须有人为此付出代价。据二战后统计，整个欧洲有600万犹太人死于纳粹的屠杀，其中包括大约100万儿童。波兰原有330万犹太人，战后只剩下了7.4万，捷克斯洛伐克的35.6万犹太人只剩下了1.4万，荷兰15.6万犹太人只剩下了不到2万，在乌克兰、白俄罗斯、俄罗斯、欧洲的每个国家都有数十万犹太人被杀害。战前中欧、东欧是犹太人最集中的地方，到战后，这些地方的大部分地区都成了犹太人的荒漠。

在德国的飞机和坦克横扫欧洲时，流亡政府的首脑们已经在考虑战后该如何审判战犯的问题

许多历史学家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只不过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延续，1918年，德意志帝国战败时，这个以尚武精神立国的民族却没有丝毫战败的感觉，军队从西线回撤国门时，士气高昂，军歌嘹亮，少女们向行进中的军人抛撒鲜花。一切的一切，正如一位法国记者所描述的一样：在那种场合下，你甚至会被弄糊涂了，不知这是一支战败的军队还是凯旋的军队。

但巴黎和会最终演变成了战胜者分赃的盛宴。正如一位历史学者所说的那样：是谁帮助希特勒上台执政的？正是战胜国自己。

一战结束之后，急于瓜分胜利果实的战胜国所想的是如何从德国人口袋中榨取最后一个马克，即使为此从德国儿童嘴边抢走最后一块奶酪，他们也不会有丝毫的犹豫。在德国崩溃的经济中，希特勒和他的纳粹党成为应时而生的恶魔，而德国人在生存的绝望边缘选择将自己的灵魂抵押给了魔鬼。

不解决这些根源性问题，战争的阴霾将永远挥之不去。二战结束后，人们强烈地意识到，必须采取措施不给法西斯分子在德国死灰复燃的机会，也不能让德国人把纳粹头目看作为国捐躯的英雄。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莱比锡审判的尴尬局面历历在目。1921年协约国允许德国对其本国战犯进行起诉，但是被点名的900名战犯中只有两名被判有罪，甚至这两名战犯也在软禁后不久逃之夭夭。陆军元帅冯·兴登堡是被指控的战犯之一，后来却成了魏玛共和国（1918年至1933年期间采用共和宪政政体的德国）的总统。正是由于他摇摆不定才让希特勒于1933年篡夺政权。

盟军一直认为德国必须与过去彻底决裂，要实现这一目标的最好办法就是让德国人认识到纳粹党卫军是导致德国崩溃、人们无家可归的罪魁祸首。

在德国的飞机和坦克横扫欧洲的时候，流亡政府的首脑们已经在考虑战后该如何审判战犯的问题。事实上，在战争结束后对于战争罪犯的审判早在战争输赢未见分晓的时候就开始酝酿了。1941年底，当胜利女神的微笑看起来更倾向于德国人的时候，比利时、荷兰、卢森堡、希腊、挪威、波兰、南斯拉夫、法国等八国在伦敦的流亡政府就设置了专门的联络会议，研究战后处置战犯一事。

这事以东方人的思维看来有点儿滑稽，因为毕竟当时这八个流亡政府还处于朝不保夕的亡命中，其中，戴高乐的“自由法国”与贝当的“维希政府”还为谁是正统争论不休。横扫西北欧挟常胜之威的德国军队兵锋直指日不落帝国的护城河英吉利海峡，……但八国这一举动证实盟军不惜一切牺牲战胜德国法西斯的信念，也正是这种执着的勇敢精神，使战争的天平逐渐倾斜。

在整个战争过程中，同盟国对于战犯审判的准备工作一刻也没停止过。

1942年1月13日，八国联络会议在英国伦敦圣詹姆斯王宫发表宣言，确定通过司法手段惩罚战犯。

1943年10月20日，美英法等17国在伦敦成立联合惩办战犯委员会，初步拟定战犯名单。

1943年10月，苏美英三国外长在莫斯科会议通过了《关于希特勒分子对其所犯罪行责任问题的宣言》。宣言宣告，战犯“将被解回犯罪地点，由他们所曾迫害的人民予以审判”。宣言正告罪犯，“三个盟国必定要追赶他们到天涯海角，将他们交给控诉他们的人，必使公道得以伸张”。

1945年2月，德意志帝国濒临崩溃，雅尔塔会议公报重申了要公正而迅速地惩办一切战争罪犯的宗旨。同年5月，苏美英中四国在旧金山召开的联合国创设会议上，决定于1945年6月22日在伦敦举行会议，共议设立欧洲国际军事法庭的具体事宜。

为何选择纽伦堡：在纳粹党的巢穴清算纳粹暴行，再恰当不过

战后，选择审判地点时，同盟国颇费了一番踌躇。首先，法庭必须设在一个德国城市，否则无法体现对德国战犯的审判。其次，法庭的所在地必须与纳粹所建立的德意志第三帝国有着某种精神上的关联，但又不宜在柏林之类的大城市，一则这些大城市的基础设施大部分已经毁于战火。城市居民中，急需救济的饥民和脱下制服的纳粹分子混杂，军事占领当局的确无法保证一个安全且超然的法庭的存在。

最后，纽伦堡，这座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城进入了同盟国的视野。

选择纽伦堡是有着其现实考量和象征意义的。首先，它是德国纳粹党人的精神大本营，是德国纳粹运动的发源地。纳粹党兴起后，每年的党代会都在此举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它又成为纳粹党首脑的鹰巢。在第三帝国雄霸天下的日子里，纳粹党的头面人物经常在此出入。

就德国法律而言，纽伦堡更记载着某一段特殊的泣血的历史。1935年，纳粹党人在这里举行了以“血统和种族”为中心议题的“自由的党代会”，正是在这次会议中，立法通过了臭名昭著的反犹太人的《纽伦堡法》。依据这项法律，德国的司法机构通过法庭判决的形式将数百万犹太人从世代生活的土地上赶走，并最后驱向集中营的毒气室。

在此之后的几年中，为弥补《纽伦堡法》对犹太人的过于“宽大”的缺陷，又补充颁布了十三项法令。于是，对于德国犹太人和德占区犹太人的屠杀就成为国家司法系统根据生效的法律进行的司法活动。也正是这个原因，许多被告人在法庭上认为自己是无罪的，只是在履行国家公职人员的法律职责。

纽伦堡作为这样一座被纳粹党玷污过，有着复杂经历的城市，被选为审判地点自是寓意深刻。在纳粹党的巢穴清算纳粹暴行，是再恰当不过了。况且，这座城市中高大、宽敞的纽伦堡法院，为进行规模宏大的审判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德国虽战败，但人民尚未从数十年的精神管制和理论荼毒中清醒过来，纽伦堡审判最终目的：摧毁纳粹思想包括其他任何极端思想在德国生存的根基

欧战结束后，苏美英三国首脑于1945年7月至8月在波茨坦举行会议，签署了《波茨坦会议议定书》，其中包括设立军事法庭审判战犯的条款。

1945年8月8日，苏美英法四国政府在伦敦正式缔结了关于控诉和惩处欧洲轴心国主要战犯的协定，并通过了国际军事法庭宪章。宪章共30条，对设置法庭的目的、任务、职能、机构、管辖权等一系列问题作出明确规定。四国据此在德国东南部的纽伦堡组成欧洲国际军事法庭，对纳粹德国首要战犯进行审判。

此外，协定还附有著名的《国际军事法庭条例》，条例共有七章三十条，对设置法庭的目的、任务、法庭的职能、机构、管辖权乃至经费等一系列问题都作了明确详尽的阐述，使即将进行的审判首先有了公正、客观的法律基础。

在这个过程中，并不是所有的国家都非常赞成设立一个专门的法庭进行审判，苏联人认为：所有穿过纳粹制服的德国人都应该枪毙，至少应该让他们到西伯利亚服苦役，至于党卫军，也许活埋是个更好的处决方式。法庭审判，劳民伤财而已。

也许是深受纳粹荼毒的仇恨太过于刻骨铭心，连法治传统历史悠久底蕴深厚的英国，在给美国政府的备忘录中也建议将第三帝国的主要战犯不经审判就处死，英国政府认为：这些人在策划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就等于给自己签发了有罪判决书并送达了死刑执行令。

但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罗伯特·杰克逊法官却坚持必须举行一次公开、公平、公正的审判，他甚至尖锐地指出：“如果你们认为在战胜者未经审判的情况下可以任意处死一个人的话，那么，法庭和审判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人们将对法律丧失信仰和尊重，因为法庭建立的目的原本就是让人服罪。”

另一种意见是怀疑战犯们是否能够得到公正的审判。许多人认为，“胜者王侯败者寇”，历史从来都是由战胜者任意涂抹的，所谓的战犯审判，无非是胜利者坐在法官席上审判被告席上的失败者而已，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根本不对称的法庭之上，正义和公平是否有容身之地？也有人认为，法西斯分子对世界人民犯下的罪行实在罄竹难书，对他们处以任何刑罚也不为过，何必要费此周折？

当时各国的法学家们认为：人类文明能够进步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自我反省基因的存在，而公正的审判可以在庭审过程中向人们展示真相，阐述真理，认识自我。当时，德国人民尚未从数十年的精神管制和理论荼毒中清醒过来，许多党卫军死硬分子虽然消失在人群中，却仍蠢蠢欲动，企图伺机东山再起。纳粹的精神遗毒，闪烁在德国儿童不服输的眼神中，隐藏在一些德国民众的内心深处，或者披上民族主义的外衣继续流毒。许多德国民众认为德意志民族在二战中的又一次失败，是因为第三帝国在战略意图上的失败，特别是1941年对苏联宣战，重蹈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东西线腹背作战的覆辙，天意如此，非战之罪也。

一些普通的德国士兵认为自己虽然参与了战争，但只是作为一名德国公民履行自己保卫祖国的义务而已，是履行光荣的职责而不是犯罪行为。

随着盟军对德国本土的占领和一些绝密资料的曝光，第三帝国有计划的民族清洗行动和集中营中令人发指的罪恶逐渐浮出水面，虽然盟军统帅下达了“震撼行动”的指令，要求德国战俘和平民清理集中营中犹太人的累累白骨，以期以事实的震撼唤醒他们心中的良知，但毕竟受此类教育的人只能是少数。

相比之下，再也没有什么比审判，比法庭证据展示、法庭辩论和判决更能挖掘历史的真相了。纽伦堡审判，其最终目的，是摧毁纳粹思想包括其他任何极端思想在德国生存的根基，从思想和文化根源上铲除战争的策源地。

审判条例对战犯起诉的理由，也就是战犯的主要罪行，归纳为以下三条：

第一，破坏和平罪：系指策划、准备发动或进行侵略战争或违反国际条约、协定或保证的战争，或参与实施上述任何罪行的共同计划或密谋。

第二，战争罪：系指违反战争法规或惯例，此罪行包括但不限于虐待等或杀害俘虏、人质，奴隶劳工及掠夺财产、破坏城镇等。

第三，违反人道罪：系指战争发生前或战争期间对任何平民的杀害、灭绝、奴役及其他不人道的行动。

这三款条文看起来很简单，却是苏、美、英、法四大国法律界代表经过反复磋商的结果。这三项罪名在东京审判时沿用于日本战犯，并被联合国通过为国际法准则，也成为海牙国际法院立院的基石。

起诉书中所罗列的事实是坐在旁听席上的德国人闻所未闻的，对这一系列罪行唯一无动于衷的就是罪犯本人

纽伦堡法庭由美苏英法四大国各派遣一名审判官、一名代理审判官主持。签约国首席起诉代表组成起诉委员会，负责公诉事宜。这可是个累活。要知道，在押的战犯中有重大罪行的何止百千，可以说个个都是血债累累，但作为首要战犯，被告必得在纳粹政权中有显赫地位，对侵略罪行负有重大责任，因此，甄别工作花去了大量时间。起诉书长达66页，经各国首席起诉代表共同签字后发出。

公诉方对起诉进行了充分的准备，起诉委员会从收集到的上千吨各种纳粹文件和文字材料中，选出可作为证据的材料3000余份，加以核查、分类、登记、复印，并一一译成英、法、俄三种文字，最后呈交检察官备用。检察方面还集中了一批检方证人。

1945年11月20日，庄严肃穆的欧洲国际军事法庭，在原纽伦堡法院的正义宫开庭了。身着黑色法衣的美英法三国法官和一身戎装的苏联法官端坐在大厅正面的审判官席上，审判长是英国的杰弗里·劳伦斯大法官，他们身后树立着美、英、法、苏四国国旗。21名纳粹德国被告坐在被告席上。大厅内的记者席和楼上的旁听早已挤满了人。

整个世界都在注视着这次历史性的审判。苏联的鲁登科中将、美国的杰克逊法官、英国的肖克罗斯爵士、法国的德芝东分别作为四国首席公诉人起诉。

纽伦堡审判开始之前，希特勒和另外几个高级纳粹头目自杀的自杀、失踪的失踪，到开庭时，被同盟国认定的24名战犯中，只剩下21人接受审判。此外，还有六个犯罪集团和组织也被起诉。他们分别是：德国内阁、德国民族社会主义工人党（即纳粹党）政治领袖集团、党卫队、盖世太保和保安勤务处、德国民族社会主义工人党冲锋队、参谋总部和国防军最高统帅部。

当天上午10点，杰弗里·劳伦斯庄严宣布：“欧洲国际军事法庭（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现在开庭！”立时，雷鸣般的掌声在审判大厅响起，经久不息，人们此时的心情无以言表，悲痛、愤怒、鄙视、欢欣与鼓舞交织在一起，他们把这些情绪全都融进了热烈的鼓掌之中。

开庭后，由首席检察官、美国的杰克逊大法官首先宣读总起诉书，也正是他向罗斯福总统提议并促成这次审判的进行。杰克逊庄严地强调：“今天，真正的公诉人是整个人类文明！”紧接着，苏英法等国起诉代表陆续发言，起诉书中所罗列的事实是坐在旁听席上的德国人闻所未闻的。

对这一系列罪行唯一无动于衷的就是罪犯本人。他们在狱室里有很多时间，呆得无聊时大概把这些指控都看得了如指掌，所以法官宣读起诉书时他们只是茫然地看着前方。希特勒的副手鲁道夫·赫斯坐在那里眯着眼似在睡觉，纳粹政权二号人物赫尔曼·戈林听到其抢劫财产的详细目录时，竟发出奇怪的笑声。被告席上的其他战犯很不耐烦，好像被强迫听一场冗长乏味的布道。

依照法律程序，宣读起诉书后，当由公诉方对起诉内容做出详细说明，再由控辩双方提供证据和反证。这一阶段，法庭共开庭审判403次，公诉方传召的33名证人出庭作证，辩护方除被告中19人的供词外，还有61名证人出庭作证，此外辩护方另有143名证人以书面答问题的方式提出证言。另外对各被告和犯罪组织提出了数以十万计的宣誓证书。

法律规定被告人在审判时必须得到充分的辩护，法庭专门为被告配备了辩护律师，共有22位，系被告本人从盟国提出的一张可靠的德国律师名单中挑出来的。辩护律师在准备辩护的过程中得到法庭的鼎力相助，但在获取大宗文件资料方面，只能完全依赖指控方，所以总是落后一步，非常被动。这些辩护律师在多数情况下还有些怕各国的媒体，媒体把他们描述为先前的纳粹分子或者是纳粹同情者。很多律师尽管在个人感情上讨厌当事人，也只能恪守职业本分尽力为当事人辩护，而且也被允许放手行使自己的职责。劳伦斯法官亲自审查各家媒体，不允许对辩护律师进行尖刻的批评，以减轻辩护律师的压力。这些措施让辩护律师们受到鼓励。庭审过程证明这些律师是称职的且尽职的，虽然所有的被告人已经不可能支付律师费，辩护律师们和他们的家人吃的是占领者的面包，但他们仍然依照法律正义的指引和律师执业道德忠实地站在了委托人的利益上，做着艰苦的努力，在审判过程中，他们共向法庭提交了30万条的书面证明材料，努力为自己的辩护对象减轻罪责。庭审中，控辩双方你来我往，唇枪舌剑。

许多被告人在法庭上宣称自己无罪，因为他们只是作为一名军人或德国公民在履行自己对于祖国的义务而已，他们遵守的是德国的法律和职责。但法官明确告诉他们，除了国家的制定法外，人类头上还有自然法的存在，那就是良知，就是底线伦理，就是对于人类生命权的尊重和不同文化的兼容。当法律成为一种恶魔施虐的帮凶时，每一个人应服从自己内心自然法则的召唤而不是以职责所在作为自己罪行的辩护。这种法理的提出，不仅解决了纽伦堡审判法律依据的问题，也为日后国际法庭的成立奠定了法理基石。

审判戈林：“他表现得很傲慢、很嚣张，根本没有把法庭放在眼里”

1946年1月，法庭对戈林进行了单独起诉。起诉书指控他是“德国为军事侵略进行准备的核心人物”。他对吞并奥地利、肢解捷克斯洛伐克、准备对波兰和苏联发动侵略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同时，他与对犹太人的大屠杀有极大关系，他促动并发起建立达豪等第一批集中营，参与制定和签署迫害犹太人并掠夺其财产的法令。

戈林，在纳粹德国有着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他1922年加入国社党，不久成为冲锋队头子。1933年他成为盖世太保的头子，后任空军总司令。1936年起，他负责“四年计划”，控制全国经济，主持扩充军备。二战中，他指挥空军，负责战时动员工作，亲自制定了对犹太人的种族迫害计划。对1943年以后纳粹德国在东线、西线战场上兵败如山倒的末日情势，他是很清楚的。他早就在精心考虑自己的后路了。因此1945年4月20日他心怀鬼胎到总理府地下室参加完希特勒的祝寿会后，就驱车去了他在卡林霍尔的豪华公馆，将自二战以来掠夺来的奇珍异宝和艺术珍品装满了整整14辆卡车，赶在英美军队与苏军会师之前，南下去到他的新大本营贝希斯特加登。

5月6日戈林给希特勒的继承人、新任国家元首、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邓尼茨海军元帅发电，主张与盟军最高统帅艾森豪威尔的投降谈判应继续下去，并希望由他来领衔参与谈判，以帝国元帅身份对盟军最高统帅。但邓尼茨未予理会。于是戈林准备独自前往盟军总部与艾森豪威尔会晤，可是他又犹豫不决，因此耽误了时间。5月8日，在柏林，经邓尼茨授权的陆军元帅凯特尔在投降决定书上签了字，德国正式投降。5月21日，戈林被送到了卢森堡边境的一个大战俘营里，等待着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的审讯。

戈林曾吹嘘有朝一日他的雕像将矗立在德国每一个城镇。尽管战争期间他的自我膨胀被传为笑谈，但是如果没有纽伦堡审判，其预言也许会实现。希特勒自杀以后，戈林便代表着第三帝国。只要他出席审判，记者每天就会到场就坐，看着这个恶魔逐渐显露原形：盖世太保和集中营制度的始作俑者。

1946年3月初，公诉告一段落，开始进入正式辩护阶段。戈林的辩护律师斯坦默博士辩护时振振有词，畅所欲言，让法庭觉得他大有反攻倒算的势头。

3月13日下午两点半，法庭传唤戈林进行辩护。戈林一直反复强调，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国家的最高利益。记者沃尔特·克朗凯特回忆当时的情景时：

他表现得很傲慢、很嚣张，根本没有把法庭放在眼里，大谈特谈自己的所作所为，当然是竭尽所能寻根找据来粉饰所发生的事情。虽然很难自圆其说，但是他把最坏的地方一掠而过，只是说当时第三帝国不得已而为之。

担任翻译工作的齐格弗里德·拉姆勒发现戈林尽管令人厌恶，但非常引人注目：

说到被告席上有影响力的人物，那就非戈林莫属了。他可称得上是个举足轻重的人物。审判一开始，他就自以为是地为其他被告提供策略指导，在被告席上给各个辩护律师递条子，告诉他们应提出的争论点、应提的问题和应传唤的证人。他这种操纵行为激怒了法庭，法庭命令他只允许与自己的辩护律师交流，只允许谈论涉及为自己辩护的问题……戈林想叫被告席上的德国官员形成统一战线，其目的难以得逞，被告的背景各不相同，为希特勒效力时所扮演的角色也大相径庭。在整个审判过程中，戈林的虚荣心暴露无遗。有人指控他纵情声色抢劫占领国的艺术品，他怒形于色，而在被告席上接受盘问时，对其发动侵略战争犯有战争罪这样重要问题的指控也没有让他如此生气。

庭审开始，杰克逊法官开始盘问：“我想了解你在德国所采取的措施的必要性，集中营是你上台后认为有必要马上动手干的事情之一，是这样吗？在你看来建立这些集中营是很有必要的吗？”

戈林泰然自若，自信十足，他不想被牵着鼻子走。他利用每个机会发表有利于自己的观点，以便把话题从参与阴谋转移到政府管理的复杂问题上。

“你问我当时是否认为有必要立即建立集中营以镇压反抗，我当时认为有必要”。

让杰克逊非常懊恼的是被告可以拐弯抹角、长篇大论地为自己的行为开脱责任，而每当他试图让对方长话短说时，却被法庭制止。好像没有办法迫使戈林回答问题，这让他感到非常无奈。这一天结束时，戈林看起来赢了第一个回合。媒体和公诉人中有人对戈林坚持的主张很生气，但还是很佩服他的勇气。他对自己发出的命令承担全部责任，并说自己无意躲在“首相后面”。英国方面负责处理战犯的执行官尼夫少校承认说：“他是个杀人凶手，但也是个很有勇气的恶棍。”

第二天，戈林在法庭上讲了几乎5个小时。整个法庭专心致志地听他对起诉书中列举的罪行逐一加以确认。最后他说希特勒的独裁原则——一名独裁者与其他官员组成一个统治集团——并非纳粹德国所独有，而是受到天主教教阶制度和苏联与美国总统制的启发。

第三天，戈林讲了12个小时，结束时引用了温斯顿·丘吉尔的话：“在生死攸关的斗争中，没有法律可言。”不能否认这个家伙占了上风，需要个能言善辩的律师将其绳之以法。

戈林在被告席上的第四天，正如一位旁观者所说的那样，“他身体健康，头脑清晰，态度蛮横，毫无悔意”。

甚至在关押期间，戈林依然控制着其他狱友，他的专横个性支撑着他们脆弱的士气。如果不是戈林，施佩尔很有可能劝说其他被告对自己以第三帝国名义所犯下的罪行承担责任。希特勒死了，第三帝国崩溃了，戈林已经被脱去了可笑的军服，拿掉了勋章，但是他拒绝把自己看作战犯，依然扮演军人和政客的角色，决心巩固其在历史上的地位。他是如此狂妄自负，又拒不承认参与犯罪，简直成了一块难啃的硬骨头。

杰克逊大法官开始审问这个被告，语气平静，很有分寸，犹如要摸清对手底细的拳击手。

“你把从经济领域中驱逐犹太人视为自己的职责吗？”

戈林供认不讳，并补充说把所有犹太企业家特别是从事军工行业的犹太企业家从办公室清除出去是他的职责。

“这是你最初采用法律手段反对犹太人的做法吗？”杰克逊问道。

“我认为最初采用法律手段是1933年把犹太人从官员队伍中清除出去。”很明显杰克逊试图采用一种新的策略，但戈林这时肯定没有觉察到。“1936年你亲自起草法令处死向国外转移资金的人？”

杰克逊挥动着用于定罪的文件让所有人看，很明显他只是在设法对这些指控加以确认。

“没错。”

“犹太人被第三帝国没收了保险，还必须对反犹太人骚乱造成的损失进行赔偿？”

“我是签署过类似的法律文件，但不知是否就是那个法律文件……”

杰克逊打断对方的话。

“谈论反犹太人骚乱的时候你说‘我真希望你杀掉200个犹太人，而不是毁掉这样贵重的东西’，是说过这话吗？”

为了震慑被告，杰克逊向前挪了一步靠近被告席把谈话记录放到了桌子上，好像要逼迫被告不要撒谎否认说过这样的话。

“但那是我大发雷霆情绪非常激动的时候说的话。”

“换句话说，就是自动冒出来的真心话。”杰克逊说。

戈林脸一下子白了。

“1941年你是否还签发过没收波兰犹太人所有财产的法令？”

“如果有这个法令，我想是我签发的。”戈林坐在那里明显有些局促不安。

“你还签发过一个法令说犹太人受到敌人或德国军队的攻击而造成的损失得不到任何赔偿？”

“如果这个法令上有我的签字，那肯定就是如此。”戈林承认说。

“这是你的签字吗？”杰克逊指着戈林面前的第二份文件责问道。

“好像是的。”

“到底是不是你的签字？”杰克逊的语气流露出有些不耐烦了。戈林意识到对方正在布下陷阱，犹豫了一会儿说：“是。”

“你在1941年7月这份文件上签了名字。”杰克逊替法庭解释说，“你叫希姆莱和莱茵哈德·海德里希为‘最终解决犹太人问题’制订方案”。

戈林一下子火了。

“这是个不准确翻译！我说的是整体解决而不是最终解决。”

“这是你对希姆莱说的话。”杰克逊越说越起劲，“‘我命令你很快拿出一个整体方案，为有效解决犹太人问题提出一个有组织的、切实可行的、具体的必要措施。’对这个命令的翻译准确吗？”

“这个命令是关于疏散迁移犹太人的。”

“你命令所有的政府人员都要在最终解决犹太人的问题上配合盖世太保。是这样吗？”

“这些问题与盖世太保无关！”空军元帅戈林松弛的面孔由白变红。

“这个文件说你命令所有政府人员配合盖世太保。你把这封信送给了盖世太保头目海德里希。”

“这并不意味者盖世太保与最终解决犹太人问题有什么关系。”

话一出口，戈林意识到自己把绞索套到脖子上了。杰克逊向前倾斜了一下身子直面这个凶险的对手，这时法庭上可以听到一阵窃窃私语。

“你把这句话再重说一遍好吗？”杰克逊平静地要求说。

“我必须把这件事情说清楚。我对集中营发生的事情或采取的措施一无所知，这些事情对我保密。”

然而杰克逊已高兴地回到座位上，他知道纳粹头子的凶残本性已彰显无遗。

“我必须再说一句，甚至首相都不知道事情的严重程度。”戈林绝望地说着不着边际的话，但没人再听他说些什么。

杰克逊转过身来，打开另一卷宗，研究了几秒钟，便用明显的轻蔑口气再次开始盘问。“证人、法庭有证据证明有大约1000万人被残杀。你想说集中营发生的事情你不知道，希特勒也不知道？”

“是的。”戈林紧张地环视了一下法庭，那些最近受其蛊惑的人脸上尴尬难堪的微笑早已被冷峻严厉的面孔所取代。甚至其他被告现在也流露出尴尬和耻辱的目光。游戏结束了，到了该说实话的时候了。

“你知道1943年希特勒与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在一次有记录的会议上说‘犹太人应该被消灭或者关进集中营，别无选择’。”

杰克逊说这话的时候，指着被告席上白头发的原外交部长，好像提醒戈林他会叫里宾特洛甫为指控作证。

“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与希特勒谈论过消灭犹太人的事情。你的位置在外交部长之上。你负责了四年经济规划，肯定知道被害犹太人留下的金牙和眼镜是怎么一回事。你听说过杀一个犹太女人要多花5分钟，因为要把她们的头发剪下来编织地毯。没有人和你说这些东西的材料源自被杀害的犹太人？”

“没有！没有！”戈林愤愤地说，“你怎么能想象出这样的事情？我只是为德国经济设定框架。”

“被告可以离场了。”杰克逊宣布他的问题问完了。

“我还没有讲完。”戈林抗议说，他还不习惯被人打断谈话。

“被告离场。”法官肖克罗斯爵士重复命令道。

“但我没有说完。”戈林喊道。法官举起了木槌宣布休庭。

美国诉讼团成员惠特尼·哈里斯回忆了当时的情景：“我们迫使戈林面对其迫害犹太人的具体罪行时，他一下子垮了，无言以对。”

如果不是法庭卫兵警惕性高，戈林也许根本没有机会站在被告席上。审判进入非常戏剧性阶段时，证人被传唤到场回忆其在集中营遭受的苦难。在这当口一位叫克兰西·席格尔的美国军士把45毫米的自动手枪装上子弹离开了部队。他的目的地是纽伦堡，他没有告诉任何人他的目标是暗杀戈林。他认为这个人对被害的几百万犹太人负有责任。在这个部队中他是唯一的犹太人，认为自己有责任采用这唯一的办法来伸张正义，这个魔鬼应该受到这样的惩罚。

但是在正义宫门厅，值勤的法庭卫兵不允许他带武器进入法庭。克兰西后来回忆道：

一开始，我很生气。我对这个提出‘最终解决方案’杀害犹太人的头号纳粹戈林充满仇恨。进入法庭后我感受到一种安慰，突然觉得在按部就班出示证据的庄重场合来上一次暗杀行动真是匪夷所思的事情。出示的证据中有集中营受害者干瘪的头颅、人皮做的灯罩。此情此景让我感到欲哭无泪，目瞪口呆。我无法把眼睛从戈林身上挪开，他懒懒地呆在被告席上，如同不耐烦的罗马皇帝。在集中营幸存者们出示证据的时候，我有时看到戈林直勾勾冷酷的眼睛里流露出对法庭和证人不屑一顾的神态。公诉人播放的纪录片中出现奥斯维辛集中营里一堆堆人的尸体时，他把眼睛转向一边，有时转到我这一边。他把我看得低下了头，这让我感到很耻辱，我以前从未见过如此滔天罪行。

克兰西没有看戈林为自己辩护就回到了部队，但一直通过报纸和电台了解审判的进程。听记者报道说戈林在接受盘问时表现得“厚颜无耻，没有悔改之意”，克兰西感到非常沮丧。

对21名首要战犯的审判长达248天，判决书250页，12人绞刑

除了戈林，恩斯特·卡尔滕布鲁纳同样是反犹屠犹中的一个关键性人物，他作为纽伦堡军事法庭的首要战犯之一，就主要归“功”于他在这方面的突出“表现”。卡尔滕布鲁纳于1932年加入奥地利纳粹党和党卫队，1935年就成为奥地利党卫队领袖。1942年6月海德里希被暗杀之后，卡尔滕布鲁纳接替了他的职务，担任了保安警察和党卫队保安勤务处首脑和德国中央保安局局长。

作为中央保安局局长，卡尔滕布鲁纳掌握着集中营的全面情况，他的重要任务就是组织收集战俘（其中大部分是犹太人）送往遍布占领区各地的集中营。中央保安局在通过灭绝犹太人的“最后解决”方案中起着牵头作用。在第4处下设了一个特别科——由艾希曼负责的犹太人事务科，专门负责监督和执行这个计划。在他的领导下，有600万犹太人惨遭屠杀，而其中200万是特别行动队和保安警察直接屠杀的。卡尔滕布鲁纳经常视察各地的集中营，观看过纳粹的各种杀人方法，如绞杀、从后颈射杀和毒气熏杀等“示范表演”。

在战争即将结束时，卡尔滕布鲁纳仍然在顽固地发布命令，撤退集中营囚徒或处决他们，以防他们被盟军解放，又造成了数十万人的死亡。法庭控告他犯有战争罪和违反人道罪，特别是在集中营体系中所昭示的违反人道罪。

在所有被正式起诉的21名首要战犯中，有9人被控犯有直接反犹、迫犹、屠杀犹太人有关的反人道罪，除了戈林和卡尔滕布鲁纳之外，还有：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政治领袖集团成员、外交部长、纳粹国会议员和党卫队将军，他推动并参与了“最后解决”犹太人问题。作为外交部长曾命令各仆从国加速把犹太人驱赶到东方或集中营去。

阿尔弗雷德·罗森堡，纳粹党世界观和外交政策负责人、东部占领区部长、党卫队和冲锋队将军。特别是在东部占领区部长任上时，参与制定了灭绝东方犹太人计划，对东欧及苏联的德国占领区的犹太人大屠杀事件，他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威廉·弗利克，纳粹党全国领袖之一，党卫队将军，曾任德国内政部长和德国驻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保护长官。他一向是狂热的排犹分子，他起草、签署并执行了多项旨在将犹太人排除出德国经济领域之外的法律。1943年任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保护长官时，曾签署了一项将犹太人置于“法律保护之外”的公告，并将其管辖区内的犹太人交付秘密警察。这项法令为“最后解决”铺平了道路。

尤利乌斯·施特莱歇尔，德国国会议员，冲锋队将军，曾任弗兰肯大区纳粹党领袖、反犹专刊《冲锋队员》的发行人与主编。他是反犹的急先锋，狂热地鼓吹消灭犹太人种，曾获得“头号反犹煽动家”的称号。他长达25年之久的仇犹宣传与鼓动，大大毒化了德国文化风气，推动了德国的排犹、迫犹的行动。

冯·席拉赫，纳粹党全国青年领袖、德国全国青年领袖。1940年起为维也纳总督和大区纳粹领袖。在维也纳任职期间，曾参与将此地的10多万犹太人驱逐并赶往波兰华沙犹太人隔离区的行动。

阿图尔·赛斯·英夸特，党卫队将军，并曾先后被希特勒任命为奥地利总督、波兰副总督、荷兰总督等职。在奥地利，他配合德国秘密警察和党卫队，将犹太人驱往东方。在波兰，他同样利用手中的权力，残酷镇压波兰人（包括波兰犹太人）的反抗行动。到了荷兰后，他变本加厉，不但制定一系列法律剥夺犹太人的财产，而且配合艾希曼特别行动队的捕猎行动，强令犹太人登记、强迫他们迁入犹太人隔离区并佩戴犹太标志以便甄别，最后把荷兰14万犹太人中的12万集体押往奥斯威辛的“死亡专列”，使荷兰犹太人在整个大屠杀中遭受的损失最为惨重。

另外，军事法庭对马丁·鲍曼进行了缺席审判。鲍曼是纳粹党全国领袖之一，副元首赫斯办公室主任。1941年，在赫斯神秘逃往英国后，任纳粹党总部主任，后又充任元首希特勒秘书，并被授予党卫队和冲锋队将军。鲍曼虽然职位不算高，但权力却非常大，拥有对希特勒发布的所有命令和方针实施的监督权。

鲍曼是个迫犹狂，他不但通过他的权势与地位以反犹言论对其他人施加影响，更直接利用他的监督权要求严格执行希特勒的反犹屠犹政策。1942年10月，在他签署的命令中要求，在德国继续清除犹太人的办法不再是放逐，而是在东部地区的特别集中营使用“无情的暴力”。1943年7月，他又签署了一份在德占区犹太人不受法律保护的命令，从而将他们置于希姆莱秘密警察任意杀戮之下。

鲍曼是所有被起诉者中唯一的缺席战犯。他在希特勒帝国大厦将倾时逃出地下避弹室之后便生死不明，他的下落成了一个争论不休的历史悬案。

1946年9月30日，长达248天的审判进入最高潮，劳伦斯代表法庭宣读了长达250页纸的最后判决书。

判处以下12人绞刑：

赫尔曼·威廉·戈林，纳粹德国政权第二号人物，空军总参谋长，国家元帅；

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第二任外交部长；

威廉·凯特尔，陆海空三军总参谋长，陆军元帅；

恩斯特·卡尔滕布鲁纳，第二任中央安全局局长；

阿尔弗雷德·罗森堡，纳粹党思想领袖，东方占领区事务部长；

汉斯·弗兰克，纳粹党司法领袖，波兰占领区总督；

威廉·弗利克，纳粹党立法领袖，内政部长；

尤利乌斯·施特莱歇尔，反犹刊物《前锋报》主编；

阿尔弗雷德·约德尔，陆军参谋长，陆军上将；

弗里茨·绍克尔，冲锋队和党卫军将军，劳工事务全权负责人；

阿图尔·赛斯·英夸特，奥地利总督，荷兰占领区总督，希特勒死后任外交部长；

马丁·鲍曼，希特勒秘书，希特勒死后任纳粹党党务书记。

判处以下3人无期徒刑：鲁道夫·沃尔特·理查德·赫斯，国防委员会成员，纳粹党书记处负责人，希特勒第二继承人。埃里希·雷德尔，第一任海军总司令，国防委员会成员，海军名义总监。瓦尔特·冯克，政府新闻总署和宣传部负责人，德国经济部长，战争经济全权委员会负责人，德国国家银行总裁。

判处以下2人20年徒刑：巴尔杜·冯·席拉赫，全德青年领导人，驻维也纳总督；阿尔伯特·施佩尔，军备、军需及军火部部长。

判处以下1人15年徒刑：康斯坦丁·冯·纽赖特，第一任德国外交部部长，国防委员会委员，驻波希米亚—摩拉维亚“保护长官”。

判处以下1人10年徒刑：卡尔·邓尼茨，潜水艇舰队司令，第二任海军总司令。希特勒临死前指定的继承人，希特勒死后任德国总统兼武装部队最高统帅。

以下3人被宣判无罪，予以释放：弗兰茨·巴本，第一任德国总理，内阁副总理，驻奥地利、土耳其使节；耶马尔·沙赫特，国家银行总裁，战争经济全权委员会成员；汉斯·弗里切，宣传部国内新闻司司长。

以下各组织被宣判为犯罪组织：德国政治领袖集团；秘密警察和保安勤务处；党卫队。

以下各被告组织未被宣判为犯罪组织：德国内阁；纳粹党冲锋队；参谋部；国防军最高统帅部。

1946年10月1日下午，纽伦堡欧洲国际军事法庭闭庭。

纳粹战犯绞刑现场：有的态度激烈，有的发表演说，有的乞求怜悯

根据纽伦堡法庭审判书，共有12人被判处绞刑，但最后走向绞刑架的只有10人。戈林在行刑前两小时，瞒过看守，吞服氰化钾自杀身亡。马丁·鲍曼是缺席审判，判决书中注明“需追捕归案后处决”。

1946年10月16日凌晨，在纽伦堡监狱，开始对被判处绞刑的纳粹战犯执行处决。监狱警卫司、美国陆军上校波顿·C·安德雷斯向10名被判死刑的纳粹战犯宣读国际军事法庭下达的执行死刑的命令。在场证人45名。

从死囚牢到行刑室，要走七十多步。执行绞刑时，有电灯照明。刑台有2.4米高，2.4米宽，要走13级台阶。临场监刑的有美国、英国、法国和苏联军官。处死这10个战犯，动用了两台绞刑架，从凌晨1时10分到2时50分，大概用了一个半小时。

1时10分，第一个上绞刑架的是一度飞扬跋扈的里宾特洛甫。当行刑的人把绳索套在他脖子上的时候，面孔像黄鼠狼的里宾特洛甫对人们发表了最后一次演说。他装模作样地说：“愿上帝拯救德国。”他又问道：“可以说几句话吗？”翻译点头表示同意，这个前纳粹外交部长说：“我最后的希望，是德国能够继续生存下去，东西方之间能达成谅解。我愿世界永远和平！”在活板打开瞬间，里宾特洛甫目不斜视，双唇紧闭。

接着走上绞架台的是凯特尔，他是根据盟国制定的法律被处死的第一个军事领导人。凯特尔看来不像里宾特洛甫那样紧张。尽管双手反绑，但是他昂着头，迈着军人的步伐来到绞刑架边。当被问到有何遗言时，他双目直视前方，高声说：“我恳请全能的上帝怜悯德意志人民，为了祖国，有200万德国军人献出了生命，一切为了德国！”说完，他的脚下呼的一声响，他那穿着军服、足蹬皮靴的身躯径直掉了下去。

第三个被带进来的是恩斯特·卡尔滕布鲁纳，他走进行刑室显得很紧张，在登上刑台时，不断舔嘴唇，但他的步履强作镇定。当被问到叫什么名字时，他的声音十分低沉。监刑人问卡尔滕布鲁纳有什么话要说。他回答道：“我按照我的人民制定的法律，履行了自己的一份职责。在我并未意识的情况下，犯了罪行。”当行刑人即将把黑色绞索套在他的脖子上的时候，他用冷静低沉的声音讲了一句德语，翻译出来大概是：让德国交好运吧！

第四个准备绞死的是阿尔弗雷德·罗森堡，此人是纳粹理论的创始人，他试图把纳粹主义变为一种宗教。罗森堡表情木然，双颊沉陷，面色青黄。除了报上自己的名字和回答有无遗言时说了个“不”字以外，他一句话也没有说。在他走进行刑室后的90秒钟就被吊了起来，处死罗森堡费时最短。

接着是汉斯·弗兰克，在所有的死囚中，只有他面带微笑走向死亡。他很紧张，不断地吞口水，他在被捕后，改信了天主教，表明他为能够清偿自己的罪恶感到如释重负。他安详地报告了自己的名字。当被问到有无遗言时，他用几乎听不到的声音说：“我对我在被扣押期间得到的待遇表示感激，我请求上帝以怜悯之心接受我的到来。”

63岁的纳粹内政部长威廉·弗利克是第六个被处死的。他的步履最不坚定，在登上刑台第13级台阶上绊了一下。他的临终遗言是：德意志万岁。

尤利乌斯·施特莱歇尔第七个上了绞刑架，他的双手被紧紧地搁在了背后，以“坚定”的步伐走完了通向第一个木台阶的1.8米长的路程，但是他脸上的肌肉却在紧张地痉挛着。当卫兵要他停下来验明正身时，他尖叫一声：“希特勒万岁！”施特莱歇尔被卫兵推着才走完最后几步，来到绞刑架前。卫兵把施特莱歇尔拉转过来，让他面对行刑室正面的入口处。他再一次看了一眼盟军的军官和代表世界新闻界在现场采访的8名记者，施特莱歇尔眼里燃烧着仇恨，当黑色的绞索套在他的脖子上的时候，有人听到施特莱歇尔说：“阿莱德，我亲爱的妻子！”就在这时，他脚下的活门呼的一声打开，绞索立即拉直，人们清楚地听到，从下面的陷坑里传来了痛苦的呻吟声。

第八个是弗里茨·绍克尔，就是这个人把数百万人赶到奴隶场。他从刑台上环视着行刑室，突然失声叫道：“我无罪，对我的判决是错误的，愿上帝保佑德国，使它再次强大起来，愿上帝保佑我的家庭！”在绞索被自己的身体拉紧的时候，绍克尔大声尖叫。

第九个被处死的是阿尔弗雷德·约德尔上将，他是希特勒的战略顾问和密友。当他走进行刑室时，表情十分紧张，看起来疲惫不堪。但是，当他临死前说出最后六个字时，声音却是安详的：“祝福你，德意志！”

捷克斯洛伐克出生的阿图尔·赛斯·英夸特是被最后处死的。他于2时28分30秒走进行刑室，他戴着眼镜，使他在用铁腕统治荷兰的那些年代里，成了人人熟悉的可憎形象。他把数以万计的荷兰人送进德国的劳工营。英夸特用紧张而低沉的声音发表临终演讲。他最后说：“我对德国抱有信心！”

纽伦堡审判为当代世界留下了一套处理战争问题的行为准则

纽伦堡审判就这样结束了。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由一个跨国的法庭以法律的名义给战争的密谋者、组织者、执行者以公开的、公正的审判。纽伦堡审判提出了有关于职责合法性与道义性等诸多法律及人类文明深层次的论题。其中，“危害人类罪”和“反人道罪”这两个罪名在起诉和审判之前从未见诸任何国家的刑法典。而事实上，纽伦堡审判仍适用的是高于在此之前已知的所有法律的自然法而不是内国法（法庭所在国的法律），法庭已然站在人性、人类文明的高度上而不是某一国家利益或集团利益的视觉角度上审判被告人，这也是所有的被告人无论在法庭上是否认罪，是否被法庭判决有罪，内心都极度震撼的原因。

经过纽伦堡法庭的洗礼之后，通过传媒的传播功能，德国民众得知了审判的全过程。如果说在此之前德国纳粹残余分子尚有可能卷土重来的话，大审判过后，德国民众如梦初醒，发现自己民族的罪孽深重，这也是德意志民族在二战之后真诚地忏悔的原因，也是这个民族走向新生的开始。

民众反省的力量是如此强大，以至于当其中的三名被告人被法庭宣告无罪时，柏林25万名工人举行罢工以示抗议。三名被告人也不敢在自己的祖国停留，其中一人向法庭要求暂时呆在监狱中以确保自己的人身安全，一人要求到外国避难。

但这只是第一轮审判，针对的是第三帝国罪大恶极的核心人物。事实上，直到1948年，纽伦堡的法庭始终不曾沉寂，在之后所举行的十二轮审判广义上也可以纳入纽伦堡审判的范畴。它们全部由美国文职法官主持，起诉的主要是为第三帝国提供战争资源的人，如工业家、军事人员、集中营看守和一些不太著名的战犯。在后续的法庭审判中，超过5000人被控有罪，800余人被判死刑，不过最终只有469名战犯被执行。其他被纳粹占领的国家，也先后对数千名罪大恶极的纳粹战犯或者纳粹帮凶进行了审讯和判决。

为了关押这些特殊的犯人，同盟国决定在西柏林建立一个专门的由军队管理的施潘道盟国军事监狱，苏美英法四国各指派一名监狱长进行管理，四国各派30名卫兵进行看守，相关经费全部由新成立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政府承担。

这是世界上关押成本最高的一所监狱，因为看守的数量远远超过犯人，从1960年10月到1987年，联邦德国纳税人为此共付出2650余万德国马克。

随着岁月的流逝，监狱犯人因为去世或刑满释放日益减少。到1965年，能容纳600名犯人的施潘道盟国军事监狱只剩下了被判处无期徒刑的鲁道夫·赫斯一人，看守他的则有4名监狱长、1个监狱牧师、17名文职人员、20名军官、33名士兵和4名医生，关押费用一天约一万德国马克。鲁道夫·赫斯由此成为世界上享受待遇最高也是最孤独的犯人。

虽然有许多世界知名人士集体签名要求赦免或假释这个孤独的老人，四国中的英美法也没有异议，但苏联人却坚决反对，要求对赫斯的监禁必须进行到底。赫斯似乎也不着急，一个人在施潘道盟国军事监狱呆了22年。

1987年8月17日，赫斯在施潘道盟国军事监狱中自杀身亡。他的死，与数十年前他单独驾机飞抵英国的一样，也是个谜。赫斯死后，施潘道盟国军事监狱立即被拆毁了。

现今距纽伦堡审判七十余年，虽然审判并没有使世界变得更安全，也没有消灭邪恶种族或宗教偏见、奴役折磨或种族灭绝，但是纽伦堡审判提供了一个先例——对犯下滔天罪行、触怒国际社会的人予以起诉惩罚，不管这些罪行是何人还是在何处所犯。纽伦堡审判后没有哪个国家的首脑会说自己不受法律约束，没有人能躲在自己服务的所谓政府后面逃避责任。国际法能够对种族清洗发动侵略战争和相关的罪恶予以惩罚，曾经不确定或模糊的行为准则现在变得清晰明了。军人再也不能说他们是被迫犯罪或辩护说服从上级命令是自己应尽的职责。

纽伦堡审判为国际人权法奠定了基础。任何人如果认为自己的权利受到侵害都有权诉诸法院。当然纽伦堡审判更直接的结果是对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罪犯进行清算。审判给经历过战乱的幸存者以机会记录下其经历以惊醒后人。也许同样重要的是纽伦堡审判警告了世界上的战争贩子：如果他们胆敢违反国际条约对待犯人或平民就会受到惩罚。在纽伦堡审判之前没有法律管控战争行为。

纽伦堡审判对饱受战火的欧洲民众来说算是给战争画上了句号，尽管很多纳粹分子及其帮凶逃之夭夭，还有一些人自以为没有犯罪。但是纽伦堡审判帮世人明确了在兵戎相见的战争中，什么行为是可以接受的，什么是不能接受的。无论如何，纽伦堡审判是国际关系法上的一个里程碑，它为当代世界留下了一套处理战争问题的行为准则。

（参考资料：《你不知道的纽伦堡审判》《法庭的故事》中国法治出版社2016年1月、《纽伦堡审判》青岛出版社2015年7月、《全球大追捕纳粹战犯》羊城晚报出版社2011年1月、《纽伦堡审判》《法制日报》2016年10月19日、《战后审判，伸张正义》《人民日报》2015年5月25日、《纽伦堡审判：为了正义，更为了铭记》《青年参考》2016年1月5日、《纽伦堡审判70周年德国仍在追究罪责》《环球时报》2015年11月21日等；作者：黄鸣鹤、保罗·罗兰德、肖宪、刘亚明、何勤华、李华、张慧、胡若愚等）

链接 纳粹头目的末日

战争到了1945年4月，法西斯德国已处于最终灭亡的前夜，希特勒在总理府的地下室里苦中作乐般地庆祝了自己56岁的生日。许多纳粹头目如戈林、希姆莱、鲍曼都前来祝寿。但这些“忠心耿耿”的追随者们各怀鬼胎，已精心地准备了自己的后路。

希特勒饮弹自尽，戈培尔全家为其殉葬

1945年4月初，战火从东西两面猛烈而迅速地向德国中心地区燃烧。在苏军的远程炮火中，希特勒躲进了总理府地下50英尺深的避弹室里。

4月22日下午，希特勒召集了元首会议，会议上他暴跳如雷，大骂身边的人都是叛徒、骗子。他气急败坏地指责那些将军们把战争打输了，然后跌坐在扶手椅里，用绝望的声音念叨着：第三帝国以失败而告终，他本人只有一死。秘书马丁·鲍曼等人安慰希特勒，为了第三帝国要保持信心，并想办法离开柏林。希特勒摇头说，他决不离开柏林，决不离开避弹室。接着他要见宣传部长戈培尔。

戈培尔带上妻子和6个孩子来到避弹室，他也预感到了死期的临近，但仍决定与妻子和6个孩子一起为希特勒殉葬。

4月29日，苏军攻到柏林市中心，离希特勒的总理府只有500米之遥。对于希特勒来说，他已经完全绝望，并口述了他的政治遗嘱。

在遗嘱中，他宣布废除戈林的继承权并革除戈林与希姆莱的一切职务，指定海军元帅邓尼茨为新的继承人。他称将自愿“以身殉国”，并命令将军们要“继续参加祖国的战争”。

30日下午3时许，希特勒向所有亲信告别。他自知罪孽深重，俄国人决不会放过他：“我不愿让人们把我的遗体放在俄国人的博物馆里”，要求死后尸体用汽油焚烧。爱娃首先咬碎了装有剧毒氰化钾的胶囊，几分钟后便躺在一张长沙发上死了。希特勒将手枪管插入口中抠动了扳机。

戈培尔等人把他和爱娃的尸体抬到总理府花园的一个弹坑里，浇上了汽油。随着一团炽热的火焰从尸体上升起，这个邪恶的灵魂坠入地狱，而他浸透罪恶的臭名却永留世间遭人唾骂。戈培尔在亲手毒死自己的6个孩子后，也与妻子一起自杀，追随希特勒而去。

并不是所有的纳粹党魁们都愿跟随希特勒去死的。在临死前的1945年4月20日，希特勒在总理府的地下室里苦中作乐般地庆祝了自己56岁的生日。许多纳粹头目如戈林、希姆莱、鲍曼都前来祝寿。但这些元首“忠心耿耿”的追随者们早已各怀鬼胎，精心地准备了自己的后路。这以后，很快就发生了戈林、希姆莱的“叛逆”和鲍曼的神秘失踪。

希姆莱背叛希特勒，企图与西方谈判

纳粹党内的头目戈林预料到时局已定，于是给希特勒发了一份电报主张与美国人谈判。另一个头目、党卫队全国领袖海因里希·希姆莱在“叛逆”的道路上比戈林走得更早更远。

希姆莱1923年就参加了希特勒的啤酒店暴动，希特勒上台后，1934年希姆莱就任秘密警察头子，总揽法西斯特务组织。1943年任内政部长，权力一度仅次于希特勒。

1944年3月，苏联红军逼近匈牙利边境时，希姆莱就预感到形势不妙，准备给自己留条后路。他有意放慢了屠犹的步伐，以期望换取世界犹太人组织的谅解，并企图通过这一组织与华盛顿的上层人士保持接触。

1945年4月19日，在前往总理府地下室为希特勒祝寿的前一天，希姆莱准备与世界犹太人代表大会领导人古莱尔·施托希会面。20日，希姆莱向希特勒祝寿时，听到希特勒说，他自己将留在柏林城中“领导”抵抗布尔什维克的进攻直至战死，希姆莱信心十足地认为自己将成为理所当然的继承人。

21日凌晨2点半，他返回司令部后立即会见了施托希的代表马祖尔，最后答应释放1000名犹太女囚。5点，他又秘密会见了另一个谈判代表——瑞典国王的亲戚福尔克·贝尔纳多特伯爵，商谈西线德军投降的问题。为了表达诚意，他表示将关押的所有犹太妇女交给红十字会（仅仅几小时前，他答应马祖尔只释放1000人）。

4月24日晚，希姆莱专程来到德国北部港口的瑞典领事馆与贝尔纳多特进行正式会晤，以最后商定体面投降事宜。在此，他对伯爵说：“我承认德国战败了，元首可能已经死了。因此，我对他发过的誓言再不能约束我了。在目前情况下，我完全有权决定。为了使德国大部分领土免遭俄国侵略，我希望在西线投降……但在东线决不投降。”他请求伯爵把这个建议转告西方各国。希姆莱匆匆起草了一份请求投降的信，并签上了名。

4月25日下午，英国首相丘吉尔通过电话，与美国总统杜鲁门通了话，将希姆莱通过瑞典政府提出的西线德军全部投降的请求告诉了杜鲁门。丘吉尔倾向含糊，但杜鲁门却不含糊，他认为德军必须同时向苏联、英国和美国投降，而不考虑部分投降问题。

4月28日晚，德国通讯社办公室忽然收听到英国广播电台播发的一条爆炸性新闻，说希姆莱已签订了一份德国无条件投降的条约，目前西方盟国已对此作出了反应，要求德国无条件地向各同盟国投降。

希特勒被这则消息击愣了，他怎么也没想到，希姆莱会背着他干出这种叛逆行为。这对他的打击实在太大了，他像疯子一样大发雷霆，歇斯底里地大骂希姆莱是“叛徒”、“卖国贼”。

垂死的希特勒把冯·格赖姆叫来，要他冒死飞出柏林，阻止希姆莱继续活动。他说：“一个叛徒永远不能继承我做元首。”4月30日，希特勒在政治遗嘱中说：“在去世之前，我将前党卫队全国领袖兼内政部长海因里希·希姆莱开除出党，并撤销他的一切职务。”

5月2日，希特勒的继承人海军元帅邓尼茨将总部从普伦迁至弗伦斯堡。他准备迅速采取行动，无条件投降。但他必须确保这对他任命的权威不受动摇。

当希姆莱读了鲍曼发来的关于任命邓尼茨为帝国总统的电报后，他脸色苍白，在此之前，他一直坚信自己会被指定为继承人。后来他强打精神，对邓尼茨表示“真诚的祝贺”，并希望成为他的副手。他既期望留下来在邓尼茨的门下讨一杯羹，又写信给蒙哥马利元帅企图撇开邓尼茨单独与西方谈判，还想溜之大吉。

5月9日，希姆莱知道大局已定，无可奈何，准备逃跑。他剃去小胡子，左眼贴上黑纱布，揣着一张名叫海因里希·青格尔的身份证躲藏了起来。23日希姆莱经过英军哨卡扣留了下来，一阵紧张的盘问之后，他不得不承认自己的身份。他被命令脱去衣服进行了检查，英国人从他的上衣口袋里发现一瓶毒药。事实上，这次搜查不够彻底。

23日，蒙哥马利元帅总部情报官迈克尔·墨菲上校特意赶来，他怀疑希姆莱还藏有毒药，要再进行一次检查。检查时，军医要希姆莱张开嘴巴。在暗淡的光线下，军医看见在希姆莱的牙槽间有一黑色物体，要求他把嘴巴对着光线。希姆莱却合上嘴，咬嚼之后——暗藏在牙槽间的氰化钾胶囊破裂了。几分钟之后，这个曾经显赫一时的纳粹德国党卫队全国领袖，就这样一命呜呼了。

希特勒秘书马丁·鲍曼的失踪之谜

被称为“元首的影子”的马丁·鲍曼是纳粹二号战犯，他的失踪成为20世纪最大的悬案之一。

1945年4月28日深夜，希特勒在结束生命之前，口授了他的政治遗嘱和私人遗嘱，鲍曼负责执行这两份遗嘱。

鲍曼并不相信自己能够突出重围。他在突围时对自己的秘书克吕格尔说：“我试试看，但未必会成功。”这时已是5月1日深夜。不解之谜从此时开始：这个“恶魔”到底跑到哪里去了？

盟军展开了大规模的搜捕行动：他们在整个德国境内贴出了20万张鲍曼的肖像。与此同时，军事法庭也对他进行了缺席审判。

1972年的一天，西柏林的一个小站旁正在铺设地下管线。一名工人的铁锹突然触到了一个非常坚硬的东西，挖开一看，是一块人头骨。工人们叫来警察，在警察的监督下继续挖掘，最后挖出两具保存完好的尸骨。据猜测，这两具尸骨正是失踪多年的鲍曼和希特勒私人医生施图姆芬格的遗骸。

专家们进行了认真的分析，他们研究了尸骨的身高、牙齿及骨伤。据鲍曼的两个儿子称，他们的父亲在一次骑马中摔了下来，锁肌受了伤。此外，法医们还在两具尸骨的牙齿缝里发现了装药剂用的细颈玻璃瓶的碎渣。专家们据此估计，两人是服毒而死。

1973年4月4日，法兰克福市检察长宣布，鲍曼一案正式结案，对鲍曼的搜捕行动也宣告结束。鲍曼的遗骨被存放到黑森州刑侦局物证库中。

几十年过去了，对于那具尸骨到底是不是鲍曼本人这一问题，人们依然议论纷纷。1998年，鲍曼的亲属要求用现代遗传学技术重新进行鉴定。专家们从鲍曼家人身上抽取了血样，并从那具遗骨上取下一小片骨骼。鉴定工作分别在法兰克福、慕尼黑和伯尔尼三个城市同时进行。结果发现，两种试样的遗传密码完全吻合。专家们得出一致结论：马丁·鲍曼确系中毒身亡。

（责任编辑：王文彩；参考资料：《全球大追捕纳粹战犯》羊城晚报出版社2011年1月、《英安全部门文件披露曾全球追捕希特勒秘书》中新网2009年9月2日；作者：肖宪、刘亚明、李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