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叛徒凶恶 中央走向农村

半个世纪后，原国民党特务蔡孟坚在回忆录中不无遗憾地感叹道：“顾案关系中共命运甚大，若非共谍钱壮飞截留电报，则周恩来及潜伏上海之共党分子必一网成擒，而予中共以致命之打击，中国现代史也将由此改写！”顾顺章是中央特科的二号人物，许多基层的“交通线”和“联络员”，都是顾顺章一手建立起来的，这些连周恩来都不可能尽知。经历这次变故的人称颂周恩来：一生机智一身胆，周公谈笑破敌谋！

1932年，中共中央决定迁往江西，因为在上海实在无法立足。在顾顺章叛变前，要让中共中央迁往农村是不可想象的。由于顾顺章叛变这一偶然事件，再加上“左”倾的城市暴动，工人运动遭到镇压，元气大伤，中共中央最终决定从城市走向了农村。顾顺章的叛变，改写了中共的历史。

责任编辑/黄梦怡

陈赓曾忧虑地对人说：“只要我们不死，准能见到顾顺章叛变的那一天”

1924年秋，20岁的顾顺章在上海一间工人宿舍里，面向墙上的中共党旗，举起握紧拳头的右手，跟随领誓人向警予庄严宣誓：“严守党的秘密、服从党的纪律，牺牲个人，阶级斗争，努力革命，永不叛党。”顾顺章成为一名中共党员。

时隔近7年，1931年4月，顾顺章被捕叛变。这一事件几乎致中共遭受灭顶之灾。顾顺章亦被称为中共历史上的“最危险的叛徒”。

顾顺章是中共早期领导人之一，他早年在南洋烟草公司的制烟厂当工头，后来参加青帮并当上小头目，在上海滩的帮会、流氓斗殴中表现非凡。因为他敢打敢杀，在工人中颇有影响，被当时领导上海工人运动的中共领导看中，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五卅运动”时，由于在罢工中表现活跃并本领高强，一度担任苏联顾问鲍罗廷的卫士。

1926年，顾顺章与陈赓等人一起，被中共中央送到苏联，短期学习政治保卫。顾顺章凭借天赋，学到一身本领，如化装、表演魔术、操作和修理机械、心理学等。他还擅长双手开枪、爆破、徒手杀人而不留痕迹等等，国民党中统老牌特务万亚刚在其回忆录中称他是“全能特务，够称得上大师。在顾顺章之后，特务行列中，无人能望其项背”。

1927年，顾顺章回国，在上海工人武装起义时，被推举为工人武装纠察队总指挥。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他协助周恩来领导中央特科并兼任第三科（保卫行动科）科长。中央特科下设总务、情报、保卫、通讯四个科。三科也叫做红队，俗称“打狗队”，负责镇压叛徒特务。

当时，由顾顺章领导的红队极为活跃，惩治了不少叛徒特务，使敌人闻风丧胆，顾顺章也由此在八七会议上成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当时在江西苏区的毛泽东也是政治局候补委员。

然而，随着地位的上升，顾顺章日渐骄纵，生活腐化，吃喝嫖赌，五毒俱全。

瞿秋白的遗孀，和顾顺章共事过的杨之华回忆，顾顺章有几个特点：人矮，精干，多计谋，滑头，勇敢，变戏法的技术很高明；不多说话，也不曾对同志说过自己的履历和社会关系；平日不看文件，开会不常说话；生活浪漫、腐化，吸鸦片、玩妓女，还打老婆。

顾顺章的精干能干，有勇有谋，处事果断等特点，在他叛变之前，的确为中共做了好事。但是，顾顺章也有许多不良的表现，如讲江湖义气以致发展革命队伍良莠不分，滥用职权动用革命力量为朋友报私仇，惩处敌人时有扩大打击面和蛮干现象，铺张浪费和生活浪漫，个人英雄主义和居功自傲等。陈赓曾忧虑地对人说：“只要我们不死，准能见到顾顺章叛变的那一天。”

陈赓的预言不幸一语成谶。就在党中央考虑将顾顺章调离特科、让康生取代他之际，顾顺章对此有所耳闻，极为不满。

钱壮飞截获顾顺章叛变的绝密情报

1931年3月，顾顺章从上海护送张国焘、陈昌浩去鄂豫皖苏区。在汉口，将张陈二人送走后，因为缺钱，顾顺章化名登台表演魔术。顾顺章之所以敢如此犯险，还是因为对自己的身手过于自负。他有着高超的化装术，经常化装后登台演出，从未失手。然而，千虑一失。4月25日，顾顺章被中共叛徒认出，遭到特务逮捕。

当晚，顾顺章被迅速押解到国民党武汉绥靖公署行营。没有严刑拷打，也没有威逼利诱，顾顺章立即叛变。

顾顺章在中共时专门负责惩治叛徒，他非常清楚叛变意味着什么。他之所以一被捕就叛变，说明了他背叛的念头早就形成，这一点可以从杨之华的回忆中得到证明——顾顺章叛变后，中共中央特科在顾妻房中搜出了顾顺章早就亲笔写给蒋介石的一封信，信中说，如果蒋介石相信他，他可以把共产党从中央到支部的各种组织关系，一概交出。

由于顾顺章叛变，导致中共中央军委武汉交通站及省、市、区委交通处五所、湘鄂西边区第二军团驻汉交通采购处、汉川独立师驻汉交通处和采购处、沔阳驻汉交通站等二十余处机关和数处秘密掩护机关，均遭受严重破坏。数百名在武汉从事地下工作的中共党员、干部和群众被捕。

除此之外，顾顺章在武汉被审期间并未供出涉及中共中央的更高机密，这不是他有意保守党的机密，而是一种策略。他认为武汉特务机关只是他面见蒋介石的一个跳板。只有向蒋介石全盘托出他所掌握的全部最高机密，才能取得蒋介石的赏识，为以后在国民党内的发达铺平道路。基于这一盘算，顾顺章向武汉国民党特务机关提出了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将中共中央上海首脑机关一网打尽”的想法。但对如何实施这一计划，顾顺章则含糊其辞，不愿提供中共上海首脑机关和领导人的住址详情。他知道如果提供了这些情况，他在蒋介石面前的价值将大大缩水，同时武汉国民党特务机关将纷纷向上报功，而这些则势必经过已打入国民党中统头子徐恩曾的身边任机要秘书的中共地下党员钱壮飞之手，到那时，对中共中央的“突然袭击”很可能全部落空。

顾顺章此刻又不能泄露钱壮飞是中共卧底这一惊天机密，如果说出钱壮飞，何成浚必然抢先一步，使他失去向蒋介石邀功请赏的资本。因此，在汉口被捕后，顾顺章立即要求直接面见蒋介石，并告诫特务们不要事先向南京发报。但汉口方面按捺不住抓住“大鱼”的兴奋，还是将顾顺章被捕并叛变的消息电告给了南京。那天夜里，徐恩曾不在，钱壮飞接连收到了6封“十万火急”的绝密电报，上面都写着“徐恩曾亲译”的字样。钱壮飞察觉到这封电报的不寻常，他利用手里已经掌握的密码本副本，偷偷地将电报译出来，才知道顾顺章已经被捕叛变，上海的中共中央机关危在旦夕，中国共产党将经受自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来的又一次空前危机。钱壮飞记下电文后把原电封好，开始周密计划下一步行动。

经过周密思考，钱壮飞先派女婿刘杞夫连夜坐火车赶到上海，将这个情报报告给李克农。

刘杞夫走后，钱壮飞将银行账目清理好，放在钱柜子里，他已作好了牺牲的准备。天亮后，他立即通知了“民智通讯社”的一个中共情报人员赶快逃走。

4月26日上午，钱壮飞若无其事地把电报交给了徐恩曾，随即像往常一样，装作要回家休息的样子，从容不迫地离开了特务机关，登上返沪的列车。为防出事，他在位于上海近郊普陀区的真如站就下了车，徒步进入市区。

4月27日，顾顺章到达南京，蒋介石立即召见他。顾顺章向蒋介石供出了他所掌握的中共中央的全部秘密。蒋介石问他：“我们打红军主力，总是找不到；红军打我们总是一打一个准，是什么道理？”顾顺章说：“这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国军纪律坏，共军纪律好；二是国军的军事情报不断泄露，徐恩曾的皮包都交给他的秘书钱壮飞，钱壮飞却是共产党员。”蒋介石气得暴跳如雷，命令立即把钱壮飞抓起来。钱壮飞已远走高飞。

陈立夫哀叹：“抓住周恩来，只差五分钟”

刘杞夫连夜到达上海后，在一家旅馆找到了李克农，将顾顺章叛变的情况详细向他作了报告。这天不是预定碰头的日子，中央特科同李克农联系的陈赓没有来，李克农清楚事关重大，一刻也不能耽误。他找了一处又一处联络点，终于找到了陈赓，两人又马上找到周恩来。

周恩来随即向中共中央报告此事，中央委托他全权处理这一紧急事变。

周恩来立即与江苏省委书记陈云商讨对策，并主持召开了由陈云、康生、潘汉年、聂荣臻、李克农、陈赓等参加的紧急会议，决定采取四项紧急应变措施：第一，销毁大量机密文件，对党的主要负责人迅速转移，并采取严密的保卫措施，把顾顺章所能侦察到的或熟悉的负责同志的秘书迅速调换新手；第二，将一切可能成为顾顺章侦察目标的干部，尽快地有计划地转移到安全地区或调离上海；第三，审慎而又果断地切断顾顺章在上海所能利用的重要关系；第四，废止顾顺章所知道的一切秘密工作方法，由各部门负责实行紧急改变。

会议一结束，周恩来组织的精干力量迅速行动起来，分头向中央有关部门和负责同志发出警报。各中央负责同志立即搬家；有关人员立刻转移；同时，由陈赓负责指挥中央特科二科全体人员从各方面进行调查，以便及时采取措施，准备反击。

周恩来在指挥全局应变的同时，还不顾个人安危亲自通知一些同志转移。据当年中央军委工作人员朱月倩回忆，那天晚上，她听见敲门声，开门一看，是周恩来。周恩来告诉她，顾顺章叛变，要她立即转移，并和她商量如何保障霍步青（中央军委工作人员，朱月倩爱人）的安全。霍步青此时已从上海出发坐船去武汉了，而武汉的联络机关已遭敌人破坏，必须设法把这个消息通知他。人在旅途，如何通知呢？时任党中央秘书长黄玠然回忆，为了赶上轮船，他们派交通（员）坐飞机前往九江，当轮船停靠九江码头时，乘客下船游览，交通（员）便去寻找，终于接上了头，霍步青中途下船，免遭敌手。

钱壮飞安全到达上海后，周恩来让陈赓把他安置到一个同志家里，并对他的家属也作了妥善安置。同时，李克农给远在天津的地下党员胡底发去电报，暗示事态严重，速回上海。胡底接到电报后赶回上海，由中共闸北支部负责人，把他送到一个白俄家里隐蔽起来。

经过两天的紧张战斗，到4月27日傍晚为止，中共中央机关、江苏省委以及共产国际的派驻机关全部成功转移。

陈立夫、徐恩曾亲自带领大批军警特务，于4月27日连夜赶到上海，会同英、法租界捕房于28日早上开始了全城大搜捕行动。但当他们到达上海中共中央所在地、周恩来等中央领导的住处时，那里早已人去楼空。

陈立夫询问首先赶到那里的特务：“刚才见到什么人？”

对方答道：“进入弄堂时与一个气质庄重的女子和一个行色匆匆的老头擦肩而过。”

顾顺章后来得知此信息时说：“那女子是周恩来，那老头是陈赓。”

陈立夫哀叹：“抓住周恩来，只差五分钟。”

周恩来临机制变，使中共中央避免了一场毁灭性的大灾难。

经历这次重大变故的人称颂周恩来：一生机智一身胆，周公谈笑破敌谋！

事过几十年之后，徐恩曾在他用英文写的《一个特工的自述》一书中，自怨一生所犯的最大错误，就是不该重用钱壮飞。他还惊骇不已地说：“共产党的地下组织机构非常严密。我上任后的开头几个月里，就像在黑暗的洞穴里摸索着的瞎子，然而到这一年（1930年）年底情况有点突破，开始摸到了共产党秘密组织的门道……我得悉捕获顾顺章的消息时，极为兴奋，命令立即将其递解南京总部……顾说，我的手下有一个最能干的工作人员保管着我们的绝密文件，此人实际是一个共产党的间谍。他是我的秘书，我在1928年建立第一个商业的无线电台时，便雇用了他，并在我手下工作近三年时间。我过去一直认为他是一个工作勤奋、忠诚、有能力的年轻人。他从不多说话，也从不打听他工作范围以外的事情，熟练地执行我的命令。我确实怀疑，这样一个模范职员会是共产党的特务。报告捕获顾顺章的密电是由他译出的，又是他把译出的报文交给了我。我希望顾是在撒谎，但是我派去寻找他的人回来报告说，我的职员已经在前一天早晨偷偷地溜走了，我才相信顾顺章所说的话是真实的。”徐恩曾这一过失，使得他的顶头上司陈立夫十分恼火。直到1980年7月2日，在写给他人的信中，陈立夫还以责备的语气说：“其时双方做渗透工作，无孔不入，可均兄（即徐恩曾）录用钱壮飞为一大疏忽。”

负责抓捕和诱降顾顺章的国民党武汉特务头子蔡孟坚，大骂顾顺章在被捕叛变后，还要“打埋伏”、留一手，不肯立即说出有关钱壮飞的情况，致使“天机”泄露，功亏一篑，害得国民党特务们空喜一场，后悔一辈子。半个世纪后，蔡孟坚在回忆录中不无遗憾地感叹道：“顾案关系中共命运甚大，若非共谍钱壮飞截留电报，则周恩来及潜伏上海之共党分子必一网成擒，而予中共以致命之打击，中国现代史也将由此改写！”

当时，顾顺章的妻子、岳父母等都在中共中央的秘密机关打杂，感情和立场都站在顾顺章这边。顾顺章不死心，千方百计派人和他的家属、随从接头联系，探听中共中央动向，企图获取中共搬家后的重要情报。当时中共中央特科派人侦察得知，顾顺章有些家属、随从明里暗里给顾顺章传送信息提供情报，报告中共中央机关迁移后的新址。有鉴于此，中共中央特科决定采取断然措施，将顾顺章这些线索全部斩断，消除内部隐患。周恩来等人告诉顾顺章的家属顾顺章已叛变，要与其划清界线。顾妻当场表示不从，并试图逃走。周恩来等人考虑到上海的秘密机关无法囚禁他们，任其出走又会暴露中央行踪，遂决定将其铲除。

当时，由周恩来、康生组织中央特科的洪杨生和陈养山带领一批与顾顺章没有私交的人执行了这一任务。

行动时，顾家的成年人一个也没放过。而对两个未成年人，顾顺章8岁的女儿和12岁的小舅子张长庚，周恩来特别强调孩子是无辜的。于是，女孩被送到了保育院，张长庚则放回家。

即便如此，心存仁厚的周恩来还是惨然不乐。据当事人陈养山回忆，从不抽烟的周恩来当时破例要了一支烟，抽了一口就呛得直咳嗽，说：“我们今天这样做是万不得已，也不知道将来的历史怎么评价我。”

张长庚回家后，顾顺章让他每天在街口等候，发现熟面孔就立即指认。几个月后，中央特科的王世德骑车经过，张长庚认出他，追上前揪住他不放，身边的特务立刻一拥而上，将王世德逮捕。受此案牵连，中共又一批秘密机关遭到破坏。

顾顺章叛变引发向忠发被捕

事情虽然没有像顾顺章设计的那样“把共产党中央机关一网打尽”，但是顾顺章对中共中央的威胁并没有消除。许多基层的交通线和联络员都是顾顺章一手建立起来的，而这些，连周恩来都不可能尽知。

顾顺章叛变后，武汉方面的中共联络员全部遭到捕杀。同时，几位中共重要领导人也死于顾顺章之手。当时，恽代英被关押在南京，化名王作霖，国民党并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中共方面的营救也有望成功。顾顺章一到南京，立刻揭露了真相，恽代英旋即被处决。1931年6月，顾顺章亲自带人到香港，抓获了中共政治局常委蔡和森。蔡和森被捕后，被引渡到广州，惨遭杀害，年仅36岁。1933年，陈赓在上海治好腿伤即将返回苏区前夕，也落入了顾顺章布下的罗网。只因陈赓早年对蒋介石有救命之恩，在宋庆龄等各界人士营救之下，蒋介石对其“特赦”，他才逃过一劫。

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向忠发，也是因为被顾顺章摸清了习性，于1931年6月22日遭到逮捕。

向忠发曾娶湖南省湘潭县的农妇刘秀英为妻。1928年向忠发从苏联返回上海后，党组织也把他的妻子和儿子接到上海。但向忠发只同妻儿生活了一年有余便与其分居，他以古董商人的身份为掩护住进法租界善钟路（今常熟路）附近一栋成衣铺的二楼里，同他姘居一起的是厦门路妓院的风尘女子杨秀贞。周恩来曾对王明谈及杨秀贞：“他（向忠发）的这个小老婆是李立三和关向应同意他花钱买的，因向常到妓院去，怕他出问题。我当时不在上海，在莫斯科。回来后才知道这个已成的事实。”

在顾顺章叛变后，中共中央首先对向忠发采取了转移住地和加强保卫工作的措施，并决定让向忠发转移到中央苏区。向忠发迟迟不肯动身。1931年6月21日晚，向忠发悄悄溜出去与杨秀贞私会。第二天早上被捕。国民党根据顾顺章提供的右手食指短缺半截的特征，确定了向忠发的身份。

6月22日中午，上海法租界著名律师陈志皋邀请黄慕兰喝咖啡。陈志皋只知道黄慕兰曾是大革命时期国民党武汉市党部妇女部长，但他并不清楚，黄慕兰是中共中央情报科科长潘汉年领导下的中央特科成员。

陈志皋和黄慕兰刚走进咖啡馆，正巧碰到陈志皋的同学好友、法租界卢家湾捕房翻译曹炳生。曹炳生为了显示自己消息灵通，悄声向陈、黄二人透露了一个重大新闻：“今天早上嵩山路巡捕房捉到了一个共产党的大头目，被押送到卢家湾来了。这个家伙50多岁的样子，湖北人，一双手九个指头，酒糟鼻子，金牙齿，国字脸……”

黄慕兰听到这个消息，装作身体不适提前离开。她立即将情况报告给潘汉年。两人将在中共中央工作的、符合特征的湖北人中排查一遍，最终认定被捕之人是向忠发无疑。潘汉年深觉事情重大，立即向党中央告急。

在小沙渡路住处的周恩来正为向忠发一夜未归、不知去向而着急。得知这一消息后，周恩来立即销毁了存放在家里的一些机密文件，与邓颖超、李富春、蔡畅搬进四马路外国人开的都城饭店，指令中央特科全力营救向忠发。邓颖超则迅速通知向忠发所知道的几处秘密机关的人马上转移。

王明的夫人孟庆树回忆：为了营救向忠发，中央特科专门“在东方饭店开了三间相连的房子，中间住恩来、绍禹和陈庚（赓）、老大（欧阳新）……周陈和特科负责同志商量如何营救老头”。当时打算先用重金收买法租界捕房人员，以阻止国民党方面引渡向忠发。周恩来等“决定立即送五万元银行存折给杨度去找杜月笙设法营救……但是，经过两小时后，杨度把五万元存折退回来了。他说：‘杜月笙说没办法，因为捕向的人是南京直接派来的，向被捕后经过法租界巡捕房引渡，不过是法律手续’。”

周恩来与特科负责人当时拟订的紧急营救方案中，还包括不惜武装拦截囚车这样一个大胆计划。因为据估计，像向忠发这样的“重犯”，上海警备司令部不敢轻易处置，必须押送南京。

然而，正当周恩来亲自指挥的营救行动在紧锣密鼓进行之时，情况却发生了戏剧性的转折。6月22日下午，有秘密情报传来，向忠发已叛变投敌，并供出了党中央大量机密！

向忠发叛变使危机加剧

在敌人的威逼利诱下，向忠发开始动摇。当他站在刑讯室的各种残酷的刑具前，尚未受刑，就双膝跪地，招供叛变了。

向忠发供出了中共中央秘密机关。23日上午，大批中西巡捕包围了中共中央秘密机关——上海公共租界戈登路（海宁路）恒吉里1141号。由于党中央在前一天已将两大木箱文件转移，巡捕特务搜查时，只搜到王明写的一本《两条路线》的小册子，其他一无所获。党中央机关工作人员张纪恩、张月霞夫妇，以“窝藏赤匪，隐而不报”的罪名被捕，关进了龙华监狱。

向忠发供出了周恩来的住处。23日深夜，他带领特务搜查周恩来和瞿秋白的住处，幸好周、瞿已于当天下午撤离，敌人再次扑空。

向忠发供出许多同志，就连陈琮英、杨秀贞也没放过。

陈琮英是党内的老同志，她先后两次参加过营救任弼时的工作，有了一套对付敌特的经验。尽管向忠发当场指认出卖了她，但她在审讯者面前抱着孩子，装着很本分、很委屈地说：“我是刚从乡下来的，什么都不知道。”审讯者问了几句，问不出什么结果来，又看她装束果然像个农村女子模样，便没再深问下去，陈琮英身份才未暴露。

审讯时，杨秀贞坚决不承认向忠发是共产党，于是国民党便让向忠发与她对质，向忠发无耻地说：“人家都知道了，你就都讲了吧。”无怪乎周恩来后来这样评价向忠发：“他的节操还不如个妓女。”

周恩来非常尊重同志的政治生命。每当听到有同志被捕叛变的消息，在没有掌握确凿的证据之前，他从不把被捕者视为叛徒。

为了查证向忠发叛变的消息是否属实，23日晚上，周恩来冒着风险亲自返回到小沙渡路住处附近观察动静。他站在隐蔽的小沙渡后的高堤上，从那里能看到他的住房的后窗户，只见窗帘已拉开，透出昏黄的灯光——这是里面发出的报警暗号。周恩来在小沙渡路的住所，只有向忠发和中央要害机关的人才知道。这个地点的被破坏，证实了向忠发的叛变。

但24日向忠发被处决的消息，又使中共中央对向忠发是否叛变产生疑惑。上海党组织曾准备举行追悼纪念活动和游行集会示威，以抗议国民党暴行。26日还发表了《中共中央为反抗帝国主义国民党共同捕杀中国革命领袖向忠发同志告民众书》。

周恩来指示潘汉年等中央特科的人员，不惜一切代价和手段，搞到敌人对向忠发的全部审讯记录。向忠发在供词中供出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及其党内分工、特务委员会及其分工、各苏区负责人、各省委负责人、红军各军负责人以及全国党团员人数、分布，军队人数等。还向敌人供出中国共产党从中央到地方以及工农红军的编制、人数、主要领导人、住地、资金来源等机密，有的还涉及党的核心机密。正如周恩来所说，“有的机密只有中央少数人知道，却都一一在口供中暴露了”。作为中共中央最高领导人，向忠发的叛变，在政治上对中共造成的恶劣影响是极其严重的。中共中央通知各地，停止悼念活动。

向忠发叛变并供出大量中共中央核心机密后为何仍被当局迅速处决？说法有二。其一，向忠发被捕后，时任淞沪警备司令的熊式辉当即密电请示蒋介石如何处置（其时向忠发尚未叛变）。据说，连蒋介石也没估计到身为中共最高领袖达3年之久的向忠发会叛变投降，因此当即复电熊式辉就地处决。在向忠发叛变后，警备司令部令军法处已录出向忠发的供词，但熊式辉却没有及时再报，而是按蒋介石的密令执行了枪决。

其二，向忠发其实是“冤死”于国民党当局有关部门的“效率”不高。实际上，蒋介石和熊式辉往来的密电有两封。熊式辉第一封电报说向忠发被捕；第二封电报则如实报告其已叛变自首。蒋介石当时不在南京在庐山，电报由南京转。第一封电报批“就地处决”。在接到熊式辉报告向忠发叛变的第二封电报后，蒋介石颇觉惊讶，当即改变了主意，发出“暂缓处决”的电报。但由于其中通讯联络环节不畅，蒋介石的第二封电报交到熊式辉手上时，向忠发已被处决。

向忠发被捕后，接任的总书记王明担惊受怕，竟让康生、陈云为其在上海郊区租了一整层楼，深居简出，中共中央为此支付了一笔可观的租金。到了1931年七八月，中共在上海的组织一再遭到破坏，王明害怕留在上海，辞去中央总书记职务，到了莫斯科出任共产国际中共中央代表团团长。

毛泽东签发通缉令通缉顾顺章

在共产国际批准王明再赴苏联的同时，中共中央对于如何克服困难局面，顺利度过目前的严重危机，进行了多次研究，并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措施，最主要的是：

（一）成立临时中央政治局。鉴于在上海的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都已不到半数，根据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提议，于9月下半月，在上海成立了临时中央政治局，由博古、张闻天、康生、陈云、卢福坦、李竹声六人组成。博古、张闻天、卢福坦三人任中央常委，博古负总的责任。

（二）重新建立警报、情报网。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调整了中央特科的编制，由陈云兼任第一科科长，负责总务；潘汉年兼任第二科科长，负责警报、情报；康生兼任第三科科长，负责打击叛徒、奸细。

（三）作出了对在上海已经暴露身份的中央负责同志逐渐转移到中央苏区的决策。

鉴于顾顺章业已叛变，中共中央于1931年5月21日发出了永远将顾顺章开除党籍的通知。通知指出，顾顺章是最可耻的叛徒，中央决定永远开除他的党籍，并号召全国同志加紧群众工作，严密组织，特别注意秘密工作，一致起来消灭中国工农群众的敌人顾顺章以及一切共产主义的叛徒。

中共又于1931年12月10日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的名义，发布《苏维埃临时中央人民政府人民委员会通缉令——为通缉革命叛徒顾顺章事》。通缉令由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亲自签发。在中共历史上，由中央政府对一个叛徒特别下发这种通缉令，可谓极为罕见。

顾顺章除了帮助国民党劝降被捕的中共人士之外，还为国民党出谋献策，对付中共。

顾顺章对徐恩曾等人说：过去国民党抓住共产党不是杀就是关，须知对共产党员来说，残酷的镇压是没有多少用处的。要想消灭共产党，应该攻心为上，用共产党来制服共产党。对抓到的共产党员不要一律枪毙，而要实行自首政策，软硬兼施，引诱他们自首，这样就能瓦解共产党的组织。其办法是规劝被捕的共产党员叛党投敌，搞秘密自首和公开自首，有的又派回共产党的组织中当奸细。

顾顺章这一献策的要害不在前部分，而在后部分。中共在国民党统治区的组织，自1931年至1935年之间所遭到的损失非常严重，1933年春中共中央被迫迁往江西中央苏区，尔后中共上海中央局迭遭破坏，以致到了1935年底，上海中共组织除留下一个“文委”外，几乎被破坏殆尽。究其原因，除了中共“左”倾错误的领导外，与顾顺章为国民党出的这招有很大关系。

顾顺章叛变后，还帮助国民党培训特务，为国民党编纂各种特务训练教材。对因顾顺章本人叛变而给中央特科工作造成的危害，顾顺章在他撰写的《特务工作的理论与实际》一书的《自序》中，不知羞耻地带着幸灾乐祸的语气写道：

自二十年（1931年）到现在，他们的特务工作是破产了。因为他们发生一件很不幸的事件，所以一切都打破了。这几年来破坏他们的机关很多，是他们失去了特务工作保障的铁证。中共特务工作的破产，影响中共组织上受了很大损失，因为他们过去几年全依赖特务工作而生活，无形中特务工作变成了一个保险机关，大家都依赖这个东西，甚至一般稍负责的同志走一条路也要先问特务工作者。所以特务工作一旦破产，他们即失去了保障，而致全局呈现了动摇的现象。

顾顺章叛变后，那些曾经与他相熟的人，在上海完全呆不下去。比如周恩来，长期直接指挥顾顺章。顾顺章已经对他的思维方式、生活习惯、活动规律、伪装技巧了如指掌。周恩来的地下工作经验再丰富，也不得不离开了。1931年12月底，周恩来到达中央革命根据地的首府瑞金，就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

周恩来离开上海不到20天，聂荣臻也踏上了向中央苏区转移的征程。在上海，聂荣臻在中央特科和中央军委都工作过，与顾顺章打交道比较多。由于他活动频繁，接触面广，党内的叛徒不少都认识他，继续留在上海有危险。1931年12月下旬，聂荣臻接到中央通知，迅速撤离上海，前往苏区。同聂荣臻一起走的还有陈昌寿。

到1932年底，经请示共产国际同意，整个中共首脑机关全部迁入江西中央苏区。留在上海的中共机关，改称“中共上海中央局”，负责白区工作，并与共产国际保持联系。12月下旬，中共临时中央总负责博古、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全总党团书记陈云，亦踏上了迁入苏区瑞金之路。在此之前到达瑞金的还有张闻天。他在1967年回忆说：“1932年底，我由中央一交通员陪同离开上海去江西。先由上海坐轮船到汕头，由汕头秘密交通站坐船派人送到大埔的另一个秘密交通站，再由大埔坐船去闽粤边的游击区上岸，再由武装交通队护送上杭去长汀。约在1933年的1月到了江西瑞金。”

博古等顺利抵达瑞金并成立新的中共中央局，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开始办公，标志着上海中共临时中央机关完成向中央苏区的秘密大转移。

顾顺章投入国民党的怀抱后，由于个人野心极度膨胀，摇摆于中统和军统之间，在两方面都邀功买好，不久便遭到中统的冷落。1933年开始，顾顺章逐渐感到自己在国民党失去了利用价值，不甘寂寞的他开始密谋建立“新共产党”。不料，顾顺章的贴身保镖林金生向徐恩曾告发了他。1934年5月，徐恩曾以顾顺章违反中统纪律为由，将顾顺章软禁。在此期间，陈立夫、徐恩曾积极进行置顾顺章于死地的活动，一面搜集证据，一面上报蒋介石批准。终于，蒋介石感到顾顺章已失去了利用价值，又对其试图组建“新共产党”的政治野心深抱恶感，点头同意对顾顺章处以极刑。

1935年6月，顾顺章被秘密处死于苏州监狱，死况甚惨。被处决前，由于他在特务中名气很大，传说其不仅精通化装术、魔术、催眠术、心理学，甚至会“土遁术”。为此，临刑前特务给他穿了“琵琶骨”，以防其逃跑。

顾顺章的叛变，改写了中共的历史，也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此后中国历史的走向。1933年初，中共中央被迫从上海迁往江西的中央苏区。在顾顺章叛变前，要让中共中央迁往农村是不可想象的。无论是共产国际还是中国共产党，甚至毛泽东本人，都不曾想到会把工作中心由城市转向农村，也没有谁敢主张将党的基础从工人转移到农民身上。由于顾顺章叛变这一偶然事件，再加上左倾的城市暴动，工人运动遭到镇压，元气大伤，中共中央最终决定从城市走向了农村。

（参考资料：《顾顺章：中共历史上最危险的叛徒》当代中国出版社2014年10月、《危机处理中的中共领袖们》四川人民出版社2011年6月、《顾顺章变节：史上最危险叛徒引发中共中央灭顶之灾》《文史参考》2011年第6期、《向忠发的总书记变节录》《党史纵横》2010年第3期、《向忠发：一个证据确凿的叛徒》《报刊荟萃》2009年第8期、《向忠发叛变内幕：泄露了党和国家哪些机密？》人民网2015年3月11日、《周恩来冷静处理“向忠发事件”》《文史春秋》2009年第1期、《中共是如何确认向忠发叛变的》《党史博览》2012年第5期、《聆听历史细节》当代中国出版社2011年7月等；作者：刘育钢、王相坤、王铁群、姚小平、陈益南、王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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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中共带来深重灾难的四个叛徒

除了中共历史上最危险的叛徒顾顺章，徐锡根、卢福坦、李竹声、盛忠亮这四个叛徒也极其凶恶，给中共带来了极大的危机。

徐锡根：发表宣言号召共产党员转投三民主义

“亲爱的同志们，我希望你们猛醒，看啊，共党已死的同志和遇难者的家属们，又有谁来照应，坐了牢，丢了命，还要加上他们许多可恶的罪名，同志们，这样残酷万恶的共产党，为他牺牲了有何意义？”

1932年12月3日，一份“慷慨激昂”的宣言震惊了上海滩，作者为“前共党中委徐锡根”，中共六届四中全会时，工人出身的他被增补为政治局委员。顾顺章叛变后一年，徐锡根加入国民党特务组织（后改名冯琦），在公开刊物上发表长篇大论，号召“沉迷不醒的同志们”转投三民主义的怀抱。在他的“感召”下，一些中共地下组织党员“弃暗投明”，以致国民党政府发出“促共党自首趋向之进展，盖有与力焉”的慨叹。

1941年，徐锡根在江西任特种工作办事处主任，联手原共青团组织部长，后叛变进入“中统”的庄祖方制造了历史上著名的“中共南委、粤北省委事件”。它破坏面极大，捕获人数众多，江西、广东、广西、湖南等省地下党损失惨重，中共江西省委、44个县委、200多个区委和2000多名党员几被“中统”一扫而尽，南委组织部长郭潜被收入“中统”囊中，为其“建言献策”。1949年3月徐锡根逃亡台湾后，音信全无。

卢福坦：没当成书记，反当叛徒

卢福坦也是工人出身，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的他不仅是全国总工会委员长，还参与中央书记处工作。

向忠发被捕变节后，中央机关尽数遭到破坏，许多顾顺章、向忠发熟知的面孔被迫躲藏起来，中央在白区的工作陷入瘫痪。

1931年9月下旬，在共产国际远东局、王明和周恩来的提议下，报请共产国际批准成立临时中央政治局，博古、张闻天、卢福坦任常委，博古负总责。

在酝酿成立临时中央时，卢福坦曾向王明和周恩来表示过当党的总书记的想法，但被周恩来以党中央处于非常时期，不设总书记一职，只设临时负责人为由拒绝。

虽然卢福坦未能当上总书记，但全国总工会仍由他负责。1932年9月，由于工作上的失利给工人运动带来的损失，卢福坦停止参加中央书记处会议。12月，在去铁路总工会作检查的路上，卢福坦遭到逮捕，后被押解至南京国民党中央特工总部。卢福坦很快表示愿意自首，并将党中央书记处、全国总工会、铁路总工会、海员总工会等组织人员的情况和秘密地址一一供出，导致几十名党的重要干部先后被捕，中共遭受重创。至此，卢福坦成为彻头彻尾破坏共产党地下组织的大魔头。

1951年5月，未能随国民党逃往台湾的卢福坦被公安机关逮捕，这一次，他是插翅也难飞了。18年的牢狱生涯后，卢福坦被依法处决。

李竹声、盛忠亮叛变后引发连锁反应

1933年初，临时中央被迫从上海迁往江西瑞金，同时在上海成立上海中央局，作为临时中央的派出机关，李竹声任上海中央局书记，盛忠亮任宣传部长。

在上海区疯狂搜捕中共地下工作人员的徐恩曾责令部下四处活动，终于在1934年6月26日，将李竹声等16人逮捕。被捕后的李竹声叛变后供出了中共在上海和苏区的许多机密，如中央红军将要向西突围的作战计划，上海中央局的电台位置和顶替他短暂接任上海中央局书记的盛忠亮住址。

三个月后，盛忠亮被捕，开始他的态度很坚定，后来顾顺章献计：盛忠亮对女友秦曼云言听计从，可从秦处下手。国民党当局立即将秦曼云从南京解往上海，盛忠亮一见到秦曼云，听到她已自首的消息后，马上叛变。盛忠亮还鲸吞了各根据地千辛万苦送到上海供上海中央局活动的大量黄金。至此，上海中央局的财务部门和电台尽遭破坏。到1935年，中国共产党在其诞生地——上海已无立足之处。

1951年，李竹声因反革命罪被上海市公安局逮捕，22年后病死于狱中。而抗战时期协助郑洞国转战印缅战场的盛忠亮，因其为盟军所作的贡献，得以留在国民政府外交部工作，任欧洲司司长，出任乌拉圭、伊拉克大使。1964年，盛忠亮、秦曼云和子女举家前往美国定居。

（责任编辑：黄梦怡；参考资料：《国家人文历史》2015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