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识为本

通识教育曾是清华历史上长期坚持的教育理念和传统。

1925年清华成立大学部，为了避免因为系科划分尤其为了避免分科太早、过细造成知识割裂的弊端，大学部分为普通科与专门科。普通科训练“其目的在使学生勿囿于一途，而得旁涉他门，以见知识之为物，原系综合联贯的，吾人虽强为划分，然其在理想上相关连相辅助之处，凡曾受大学教育者不可不知也”。虽然第二年以后有专门研究，“然各系规定课程，多不取严格的限制，在每专系必修课程之外，多予学生时间，使与教授商酌，得因其性之所近，业之所涉，以旁习他系之科目。盖求学固贵乎专精，然而狭隘之弊与宽泛同，故不可不防”(1)。后来，虽然大学部学制有所调整，但通识教育原则一直在贯彻。

教学方针上，各院系在通才教育基础上，都比较重视基础。各个院系，又各有侧重。

文学院各系都比较强调“知识广博”“中西兼重”的原则，希望培养“博通”中外文史的“通才”。中文系比较“注重新旧文学贯通与中外文学的结合”；外语系提出要培养“汇通东西之精神思想”“了解西洋文明之精神”的“博雅之士”；历史系则提出“中外历史兼重”，哲学系“不但只注意西洋哲学的研究而已，对于本国的东西也当然永在同样相当的重视”。社会学系提倡学生有广博的基础知识，认为“基础知识越大，则成就越大”。

理学院注重基础研究，“除造就科学致用人才外，尚谋树立一研究科学之中心，以求国家学术之独立”。在具体教学、科研工作中，理学院也很注意与实践相结合。理学院院长叶企孙认为“大学的灵魂在研究学术，物理系的目的就重在研究方面”。化学系重视基础知识与基本技能的培养，“具化学上之基本知识，复习化学工业上之专门技能。于是进而令其专研究某一种问题……即西人所谓Research及Original work是也”。算学系则贯彻“不仅在灌输智识于青年，复须求有贡献于学术”的方针。生物学系主任陈桢提出要把科学研究看做“清华大学的第二种事业”，认为“应该把增进学术与培养人才同样的重要”。

法学院政治学与经济学皆与国计民生有密切联系，因此，法学院十分重视学术研究与社会现实的联系。经济学系以“理论、事实、技术三者兼重”为培养目标，要求学生在拥有社会科学综合知识的基础上，进行经济学理论与实用技能的严格训练，为国家与社会造就了一大批经济学专家、学者及财经、商业人才。政治学系确定课程设置的目标为：“（一）灌输学生以政治科学之基础智识，训练其思想之缜密，理解之确切；（二）养成学生应付社会环境之学识与技能，使于毕业后，或服务社会，或参加考试，皆能举措裕如。”

关于清华工学院的办学理念与方针，梅贻琦提出：“工学院各系的政策，我们应当注重基本知识。训练不可太狭太专，应使学生有基本技能，而可以随机应用。”机械工程系主任庄前鼎提出：“我们所需要的工程师，不单是仅仅一个工程专家，而希望他对于一般的常识，都有相当的认识。……对于基本的功课，应该重视，就是要求得一般的普通常识。……在国内当工程师，最好对于一般的普通工程上的学识都知道一点。”

虽然通识教育作为学校教育方针，但在校内也存在不同意见。曾任文学院院长的冯友兰回忆：“当时教授会经常讨论而始终没有完全解决的问题，是大学教育的目的问题。大学教育培养出来的是哪一种人才呢？是通才呢，还是专业人才呢？如果是通才，那就在课程设置方面要求学生们都学一点关于政治、文化、历史、社会，总名之曰人文科学。如果是专业人才，那就不必要有这样的要求了。这个分歧，用一种比较尖锐的提法，就是说，大学教育应该是培养‘人’，还是制造‘机器’。这两种主张，屡次会议都未能解决。后来，折中为大学一、二年级，以‘通才’为主，三、四年级以专业为主。”(2)

在争论中，梅贻琦是通识教育的坚定支持者。他告诫学生：“有人认为学文学者，就不必注意理科；习工科者就不必注意文科，所见似乎窄小一点。学问范围务广，不宜过狭，这样才可以使吾们对于所谓人生观，得到一种平衡不偏的观念。对于世界大势文化变迁，亦有一种相当了解。如此不但使吾们的生活上增加意趣，就是在服务方面亦可加增效率。这是本校对于全部课程的一种主张。盼望大家特别注意的。”(3)1948年，梅贻琦在《工业化前途的人才问题》一文中再次强调：“大学教育毕竟与其他程度的学校教育不同，他的最大的目的原在培植通才；文、理、法、工、农等学院所要培植的是这几个方面的通才，甚至于两个方面以上的综合的通才。他的最大的效用，确乎是不在养成一批一批限于一种专门学术的专家或高等匠人。”(4)

通识教育主要在大学一年级施行，到二年级以后，则主要进行专业教育，实施时文、理、法学院和工学院稍有不同。

在文、理、法学院，要求学生在国文、英文以外，在历史（中国通史、西洋通史）、数学和逻辑（逻辑、高级算学、微积分）、自然科学（普通物理、普通化学、普通生物学、普通地质学）三个课组中各选一门课。部分系有选修建议。哲学系要求第一年未选修逻辑者须在第二年补习。算学系建议自然科学组选普通物理，在数学和逻辑组选修微积分，如果第一年只能选高级算学，则第二年应选修微积分。地学系要求自然科学组选择普通地质学。心理学系建议数学与逻辑组选微积分，自然科学组选普通生物学。

工学院在国文、英文以外，不区分三个课组，要求各系学生统一选修国文、普通物理、微积分、经济学概论。

在实施上，各系在设计学生培养计划时，对学生选习课程和学分有相应的要求。每学期开始，学生选修课程必须由系主任签字方为有效。比如物理系坚持少而精，原则上每年招收不超过15名学生。物理系主任吴有训先生“一向是主张学生学的面要宽一点，并非常重视物理学的应用，常指导学生选学理学院其他系的课及工学院甚至文学院的课，如气象、金工、制图、逻辑等，有时为了提高学生的语文程度，曾指导学生去选唐诗。如某一同学选的都是本系的课，他常不给签字”。(5)

清华大学一直实行通识教育，直到1952年院系调整。

1949年后，国家高等教育强调大学要“特别应该适应国防与经济建设的急迫需要，大力发展短期的专业教育”，“为国家迅速有效地培养大批有用的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人才”(6)。在1950年的第一次全国高等教育会上，钱俊瑞明确指出：“我们的所谓‘全面发展的人’，和旧教育中的所谓‘通才’是有严格区别的。”(7)

尽管如此，潘光旦、费孝通、张奚若、金岳霖、钱伟长、陈新民等教授仍主张大学应该继续注重通识教育。金岳霖说“我主张大学中的理、工、文、法、医、农学院不要分开，这正是大学之所以为大学”。(8)潘光旦表示“综合大学不但要包括文、法、理，三院所代表的种种学科。这样才可以加强学术的交流合作，才可以促进理论与实际的真正配合”。(9)钱伟长认为“工学院不能离开文法学院，因为今天的工程师是需要有多方面的认识的”。(10)这是清华传统的延续，也是历史的惯性，也是通识教育的余绪。随着1949—1952年清华大学农、航空、文、理、法等学院或部分系、专业的调出、合并、裁撤，通识教育失去了基本的学科依托，最终为专业教育所代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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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梅贻琦：《清华学校的教育方针》，《清华周刊》，第28卷第14期，1927年，第669页。

(2)冯友兰著：《三松堂自序》，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6年版，第349～350页。

(3)《学问范围务广，不宜过狭》，刘述礼、黄延复编：《梅贻琦教育论著选》，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17页。

(4)梅贻琦：《工业化前途的人才问题》，《周论》，1948年，第1卷第11期，第3页。

(5)郭沂曾：《怀念吴有训老师》，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回忆吴有训》，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6年版，第65页。

(6)钱俊瑞：《高等教育改革的关键（1951年10月30日）》，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编：《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五卷（上），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78，482～483页。

(7)钱俊瑞：《团结一致，为贯彻新高等教育的方针，培养国家高级人才而奋斗——一九五〇年六月九日在全国高等教育会议上的结论》，《人民教育》，1950年2月，第2期，8～14页。

(8)金岳霖：《从哲学系的功用　说道大学任务》，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编：《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五卷（上），第159页。

(9)潘光旦：《课改与院系调整　应稳步前进　综合大学可促进理论与实际真正结合》，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编：《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五卷（上），第149页。

(10)钱伟长：《大学的“专”应是广泛的“专”今天的工程师应有多方面的认识》，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编：《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五卷（上），第15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