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基本冲突的第二个方面——“对抗人”的倾向时——我们还像以前那样，在这里继续研究攻击性倾向占主导地位的那类人。
正如屈从型的人坚持认为“人性本善”，却又不断被不利的证据打败，因此攻击型的人总是想当然地认为“人性本恶，”并且拒绝承认人不是这样。在他看来，生活就是一场所有人对所有人的争斗，每个人都在拼命朝前挤，唯恐落后遭殃。虽然他承认有些人是例外，却认为这些人是不情愿才这么做的，并且于心不甘。他的态度有时非常明显，但多数时候覆盖着一层由温文尔雅、公正不阿和亲密友好组成的虚伪面纱。这种“假面”代表着马基雅弗利式的政客为了权宜之计做出的让步。然而，通常说来，这是一盘由虚伪、真实感受和神经症需要组成的大杂烩。只要每一个人都确定无疑地认为他自己正处于支配地位，他那让别人认为他是好人的欲望中就可能掺杂了一定量的善意。其中可能有神经症患者对关爱和赞赏的需要因素，但这些因素都是为了他的攻击性目的服务的。屈从型的人无需戴这种“假面”，因为他的价值观毕竟与获得认可的社会美德或基督教的美德相一致。
要想充分理解攻击型的人的需要和屈从型的人的需要有着同样的强迫性这个事实，必须认识到这些需要是由同他的基本焦虑一样的焦虑引起的。这一点必须强调，因为恐惧这个部分虽然在屈从型的人的身上表现得极其明显，却从未在我们此刻正在仔细思考的这类人身上被承认过或者出现过。在他眼中，一切都在朝着冷酷的现实、即将变得冷酷的现实，或者至少是显得冷酷的现实挺进。
他的需要源于他的这种感觉：世界是个角斗场，正如达尔文所说，适者生存，弱肉强食。生存的根本因素主要取决于人类生活的文明，但无论如何，冷酷无情地追求个人私利乃是天经地义的事。因此他的首要需要就变成了控制别人。控制的手段变幻无穷，或直接行使权力，或过于关心别人，让别人欠他的人情，达到间接控制的目的。他可能更愿意背后弄权。采用的方式可能是行使谋略，这暗示了他的一种观念：通过仔细推理、深谋远虑，没有做不成的事。他特殊的控制方式部分取决于他的天赋。另外，这代表了冲突倾向的一种融合。比如，他要控制的那个人同时倾向于孤立，他就会避免使用任何的直接控制手段，因为这会让他与被控制者又过于亲密的接触。如果他在深深暗恋某一个人，他会更愿意采用间接的控制手段。如果他想背后弄权，就会表现出虐待倾向，因为这暗示了利用别人达到自己的目的。
他又想出人头地，获得任何形式的成功、地位或者认可。他竭尽全力，部分为了获取权力，因为在一个竞争性的社会中，有权就能成功，就能获得地位。但这些努力通过外界的认可、赞美以及高人一等的事实也让他获得了一种强大的感觉。说到这里要强调一点，屈从型的人的人生重心位于自身之外，只是渴望获得外界认可的方式不同。其实，无论哪种方式都是无用的。当人们疑惑成功为何没能减少他们的不安全感时，只能说明人们欠缺心理学知识，但这种感觉表明了成功和地位通常被视作评判标准的严重程度。
渴望占人便宜，智胜别人，利用别人，只是这种病态全景的一部分。他看待任何情况或者关系时，无一例外地会这样想：“我能从中得到什么好处？”——无论这种好处是金钱、地位、关系还是想法。他会有意识地或半有意识地确信每个人都是这样，因此重要的是要比别人做得更狠。他养成的性格几乎和屈从型的人刚好相反。他变得冷酷强悍，或者给人这样的印象。他将所有的感情，他自己的连同别人的，统统视为“多愁善感”。对他来说，爱情是可有可无的东西。这并不是说他从未“爱过”，从未与异性发生过关系，或者从未结过婚，而是他关心的主要是找到一个十分优秀的伴侣，他可以通过这个人的魅力、社会地位或者财富提高自己的身价。他认为不该关心别人。“我为什么要关心他们——让他们自己关心自己吧。”问他那个古老的道德问题：一只木筏上有两个人，只有一个能活下来，该怎么办，他会说当然自己活命要紧——不这样做是傻瓜，是假装高尚。他不愿承认任何的恐惧，总要找到极端的方式把它们控制住。比如，他可能会强迫自己待在一座空房子里，虽然他害怕入室抢劫；他可能会执意骑在马背上直到克服了对马的恐惧；他可能会故意穿过蛇群出没的沼泽地，以摆脱对蛇的恐惧。
屈从型的人息事宁人，攻击型的人争强好斗。他据理力争，为了证明自己是对的，不惜与别人撕破脸皮。陷入绝境时，他方显斗士本色。屈从型的人怕胜，攻击型的人输不起，只能胜不能败。屈从型的人事事怪罪自己，攻击型的人事事怪罪别人。但两种人均不认为自己真的有过错。屈从型的人认错时心中绝对没有想到自己存在过错，只是迫不得已才做出让步。攻击型的人同样不确定别人就有错，他想当然地认为自己是对的，是因为他心里需要这种确定的立场，正如一支军队需要占据一个安全的地点才能发动攻击。对他来说，轻易认错不是愚蠢透顶，就是在示弱，是不能原谅的。
他认为世界险恶，只有抗争才能获得一种强烈的现实感。他绝不会“幼稚”到忽略别人身上表现出的野心、贪婪、愚昧以及任何可能妨碍他达到目的的东西。在一个竞争性的文明世界中，这类特性远比高尚常见，因此他觉得自己现实点没有任何过错。其实，他和屈从型的人同样有缺陷。他的现实观的另外一面是看重老谋深算。如同任何一位优秀的战略家，他在任何情况下都会审慎估量自己的机会、对手的力量以及可能的隐患。
他总是被迫武断地认为世上就他最强大、最聪明、最有魅力，便想尽一切办法提高个人工作效率，发挥个人才智维护这种形象。他工作有热情、有能力，或许会成为很受人尊敬的员工，自己开公司，或许也能成功。然而，在某种意义上讲，他给别人的这种对工作极有兴趣的印象是假的，因为在他看来工作只是达到目的的一种手段。他不爱他的工作，从中也得不到真正的乐趣——这个事实和他阻止感情进入生活的尝试是一致的。这种扼杀一切感情的做法是一柄双刃剑。一方面，站在成功的角度看，这无疑是一种权宜之计，因为这使他能够像一台运转顺利的机器那样，不知疲惫地制造可以为他带来更大的权力和更高的地位的产品。让感情掺杂进来可能会误事。可以想见，感情会减少他的成功机会，会让他避开成功之路上常常采用的那些手段，也可能会诱使他放弃目标转而沉迷于自然或者艺术，或者让他交到真正的朋友，而不是那些出于利用目的才结交的人。另一方面，扼杀感情必然造成感情贫乏，这会影响他的工作，注定损害他的创造力。
攻击型的人貌似无拘无束，可以断然说出愿望，可以发号施令、表露愤怒、保护自己。其实，他和屈从型的人生活得同样压抑。我们未能立即感觉到他的特定压抑，主要原因并不在于人类文明。他的压抑潜藏于情感领域，涉及到他的交友、恋爱、体谅和与人同乐的能力。他认为与人同乐纯粹是在浪费时间。
他觉得自己强大、诚实、现实，站在他的立场上看待这个问题，他想的并没有错。根据他假定的前提条件，他对自己的评判完全合乎逻辑，因为在他看来，残酷无情就是力量，对别人不闻不问就是诚实，不惜手段追求个人目的就是现实。他自认为诚实，部分源于他能一针见血地揭露时下流行的伪善风气。他将热衷于事业、乐善好施等等视为绝对的虚伪，并且能很容易地揭露出福利意识和基督教美德常有的面目。他的价值观建立在丛林法则之上。强权即真理。仁爱和慈悲应该下地狱。每个人都是狼。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这种价值观和我们十分熟悉的纳粹分子的价值观并没有太大区别。
攻击型的人排斥真正的同情和友谊，以及它们的替身——屈从和姑息——是有内在逻辑性的。不过不能就此断定他们不辨真伪。遇到一个真正友好又强大的人时，他能马上看出来并且奉上自己的尊敬。问题是他认为在这件事上过于挑剔对自己没有好处。他认为在这场存亡之战中这两种态度均为不利条件。
那他为何要如此激烈地排斥温和的人类感情呢？他为何看到别人的亲昵行为会觉得恶心呢？当某个人在他认为不恰当的时刻表现出怜悯时，他为何会那么鄙视人家呢？他的这种行为就像那种把乞丐从自家门口赶跑的人，因为他们伤了他的心。他真的可能会对乞丐恶语相加，被气得暴跳如雷，很过分地拒绝对方提出的某个最简单的请求。在精神分析的过程中，当他的攻击性的倾向软化下来时，他的这些典型反应很容易被观察到。其实，他对别人身上表现出的“温和”有一种混杂的感受。他的确鄙视他们身上的这种东西，却又喜欢他们这样，因为这样能让他更加肆无忌惮地追求个人目的。那他为何还会经常感觉到被屈从型的人吸引，正如后者经常发现被他吸引呢？他之所以会有如此极端的反应，是因为受到了与心中一切柔软的感情搏斗这种需要的驱使。尼采让他的超人将任何形式的怜悯均视为第五纵队——暗中作乱的敌人，对这些动力进行了详细的描述。对这种人来说，“温和”不但意味着真正的关爱、怜恤这些东西，更意味着屈从型的人的需要、感情和准则中所蕴含的一切。在乞丐这个例子中，他的心里也生出了真正的怜悯，想满足乞丐的需要，觉得应该伸出援助之手。但他同时有一种将这一切从他眼前赶走的更大的需要，因此不但拒绝了乞丐的请求，更对人家恶语相加。
屈从型的人希望将有分歧的内驱力藏于爱中，攻击型的人却希望把这些东西作为获得外界认可的一种手段。获得外界认可，不但能满足他证明自己的愿望，更能给他一个让别人喜欢他、反过来他喜欢别人的额外的诱惑。获得外界认可似乎提供了解决他的冲突的办法，因此就成了他追求的可以救他性命的海市蜃楼。
他的冲突的内在逻辑性原则上和屈从型的人的一样，因此在这里简述即可。对攻击型的人来说，任何的怜悯之情、做“好人”的义务、妥协的态度，都和他建造的整个的生活方式不相容，会动摇它的根基。并且，这些对立倾向的出现会迫使他面对他的基本冲突，所以会毁掉他精心建造的系统——和谐统一的系统。结果就是：压抑温和的倾向会增强攻击性的倾向，让它们更具强迫性。
如果我们讨论过的这两种类型此刻在我们心中留下了生动的印象，就会发现它们代表了截然对立的两个极端。一个喜欢的东西刚好是另一个厌恶的。一个喜欢每一个人，另一个却把所有的人视作潜在的敌人。一个不惜一切代价避免冲突，另一个却发现争强好斗是他的本性。一个紧紧抓着恐惧、无助不放，另一个却竭力抛弃这些感觉。一个热衷于（虽然是在神经症的驱使下）慈善事业，另一个却信奉丛林法则。但自始至终这两种方式都不是自由选择的：每一种都是强迫性的、不可改变的。两种方式没有共通的中间立场。
我们已经说了这么多，此刻还要接着说下去。此前我们设定了目标，要探讨基本冲突包括哪些内容，迄今为止看到了它的两个方面，作为居于主导地位的倾向，在两类截然不同的患者身上所起的作用。我们现在要做的是描述一个人，在他的身上，这两种截然相反的态度和价值观发挥着同等重要的作用。显而易见，这样的一个人会受到两种截然相反的力量的无情撕扯，让他几乎无法动弹。其实他会被撕裂、陷入瘫痪，且无力改变这种局面。他努力消除一种态度和价值观，就会让自己掉入我们描述过的那两种类型的任何一种当中；这是他试着解决自身冲突的一种方式。
根据荣格的说法，在这样的一个例子中，单方面发展似乎完全不合常理。这至多算是一个形式上的正确论断。但此论断建立在对动力的误读之上，因此含意就是错的。当荣格从片面的观点出发，继续说医生在为患者治病的过程中必须帮助患者接受其对立面时，我们不禁要问：这怎么可能？患者接受不了它，只能认识到它。若荣格想靠通过这种手段让患者成为一个完整的人，我们应该这样回应：当然了，这种手段是最终结合所必需的，但它只意味着患者面对自身冲突，而这一点到目前为止正是他所排斥的。荣格没有正确估量到的是神经症倾向的强迫性。在亲近人与对抗人之间不只是“弱”与“强”的区别——或者像荣格说的“女性气质”与“男性气质”的区别。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屈从和攻击这两种潜在的倾向。一个人，若没有受到强迫性的驱使，只要足够努力就能达到某种程度的结合。然而，若这两种倾向均已达到神经症的程度，它们对我们的成长就有害了。两个不好的部分加在一起不能变成一个好的整体，两种不相容的倾向加在一起也不能变成一个和谐的整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