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个高校教师，只因所教的是文学，而且是中国现当代文学，所研究和评论的对象，大多属于现代和当代的作家；因而偶尔也被视为批评家，还入了中国作家协会，当个挂名的会员。这回我的部分评论性文字很荣幸地被选入“粤派评论丛书”；其实，严格一点，我是不够格的。
我发表文学评论，始于1962年，到如今，半个多世纪了。这半个多世纪里风云变幻的中国社会和文坛，变化真是巨大。这变化的痕迹也分明地刻在了我的文字上，以至读自己过去的某些篇章，有时不免感到惊异：这是我写的？我会说这样的话？然而千真万确就是我的。本书所选的文字，每篇之后都注明了发表的时间，以便于了解那是在什么背景下我曾有过的认识。
收入本书的《从失败到失败的萧涧秋》就是我最早的评论之一，那是对谢铁骊先生改编的电影剧本《二月》（柔石原著，拍成电影后改名《早春二月》）的一点批评性意见。那是十足的书呆子之见，以为改编必定要忠于原作。没想到过不多久这部改编的电影竟成了“修正主义大毒草”，于是为了“大批判”我也被人挖了出来，以我早就对它有过批评，希望我能充当先锋来批判这部电影。一个说来好笑的原因帮助我夹着尾巴逃跑了，逃避了这场“批修”的灾难。至于为什么是逃跑还夹着尾巴，这里边的故事留待以后再讲吧。这里收入这样幼稚的东西，因为它既是历史，对本人而言，也多少有着点纪念的意思。类似的比如《谈梁生宝形象艺术塑造的两个问题》，是参加1960年代初关于柳青《创业史》中正面人物和中间人物之优劣的一场论争而写的。《鲁迅和三十年代左翼文艺运动》《在论争中结束和没有结束的论争》，更是参加论争的文章。那是在粉碎“四人帮”后为了给被诬为“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国防文学”平反，现代文学研究界曾经发生过一场也算激烈的论争。我对“两个口号”之争与文艺界宗派情绪的关系并无了解，只是为了推翻“四人帮”的诬蔑而写了好几篇这类论辩的文章。上述几篇论争的文章都有具体的针对性，针对当时的另一些观点。如果脱离具体的语境，不了解当时论争双方的观点，再来读这样一些文章，可能难明其妙。也只是为了给历史留下一点资料，让以后有兴趣挖掘“地下文物”的人多一点事情可做，我选留了这几篇。对我自己来说，这仍然是一种青春的纪念，并非表示坚持过去的意见。
本书分为四辑，头两辑主要选了几篇对作家、作品的评论。将对赵树理的评论单独列为一辑，是因为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的一段时间里，我曾用了一定功夫来研究这位对农民怀有深情的作家，出版了几部关于他的评论。而我之所以特别关注他的创作，实属偶然，这位作家是我在中国现代文学史课上讲授的第一人。
第三、四辑多是从宏观角度评论现当代文学和这一学科的论文。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来到广州以后，我已经告别赵树理，也不再参与文艺上的论争，一心一意地投入现代文学史编写的创新。随后又开始为现代文学学术史的创建做点探索性的工作。我的一部比较有影响的著作，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简史》。后来在其基础上修改出版了《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这部书在北京起笔，在广州收尾。这是我下力最多的著作，到2008年，还改出了第三版。这时与初版正好相距二十年，二十年间我对现代文学历史的认识有所发展，我更加重视“人的文学”思潮在现代文学历史上的地位和意义，尝试从这样的视角来评论现代作家、作品。但我还无力完整地描述这一思潮在现代文学三十二年间的遭遇，只能把重点放在对一些作家创作的阐释上。所以本书只挑选了几篇从“人的文学”的视角对几位作家的评论，并且选了《人性论和中国现代文学》一文作为说明。
我思考现代文学历史发展特征的最大收获，还在于形成了现代文学发生、发展的“双线论”。本书也选了我涉及这一问题的文章。所谓“双线论”，是指我国的现代文学不仅由文学革命（反对旧文学，提倡白话新文学）运动而诞生；而且还有本民族传统文学（章回小说、旧体诗词、戏曲等）在社会发展推动下，发生渐进的变革，逐渐获得审美现代性，从而走向现代化，成为现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我认为这也是后发现代化国家的文学，从古典向现代转型的一个共同特点。但这后一条线，长期被遮蔽，现代文学史只承认文学革命一条线；这是不全面的，甚至可以说至今只写了半部现代文学史。我的观点是有争议的，但更重要的是，这样的认识要付诸实践，编出包含“双线”的现代文学史，困难不小。我们从事现代文学教学、研究的学者，对传统文学这一条线的了解还是太少了。而我因为年龄的缘故，已经无力来做这工作了，这是甚感遗憾的。但我多次说过，我相信将来一定会写出双线并进的、更符合历史实际的中国现代文学史。
最后要说明的是，过去的文章在收入本书时，都保持原来的观点，只在文字上有所修订。
黄修己
2017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