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活在历史中”的城市——近代广州城市史研究刍议

文/王美怡

我们应该如何对待我们所生活的这座城市的漫长历史？

法国年鉴学派创始人吕西安·费弗尔曾经写过一篇题为《活在历史中》的文章。他一再强调：“历史学既是有关过去的科学，也是有关现在的科学。”历史和现实，从来都是一脉相承、密不可分的。

我们所生活的城市，是活在历史之中的。城市历史与城市当前呈现的深、广、密度息息相关。城市中种种能够被言说、被体悟的事物，都有深植于历史土壤的庞大根系。历史如没有声息的巨大潜流，涌动于城市的地表之下，供给城市源源不断的血液和养料。

城市历史，不仅仅是故纸堆里尘封的文献档案，也不仅仅是让学者皓首穷经、爬罗剔抉的学术标本。城市历史是活在城市肌体之中的城市DNA，是城市生生不息的源泉、起点、灵魂和血液。它深藏在城市的每一个角落之中，镌刻在城市的建筑物、纪念碑、公共要道和大街小巷上，活在每一个城市管理者、经营者、建设者、生产者、生活者的心中，而不仅仅是城市研究者的笔下。

随着全球城市化程度的提高，作为集经济、政治、社会、文化、信息中心于一体的城市，在人类社会生活中的地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突出和重要。一座古老城市的历史研究工作者，其职责就是要从城市过去的事件、事物中寻找现实发生的历史根源。就本质而言，人们是为了理解现在、期盼未来而研究过去的。

且让我们先回到当下中国的城市现场。我们看到了什么？

一样的街道，一样的建筑，一样的商店，一样的品味，现代生活成了生产流水线上的标准部件。集体依靠迅疾而粗暴的力量推动城市不断向现代化迈进，国家权力的无限扩张和国家文化的强大胜利，使中国当代城市陷入了“千城一面”的怪圈之中。

我们不无惊异地发现，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当下，我们生活的城市，比任何时候都缺乏文化的个性和多样性。只有一些残留的小街小巷和寥若晨星的历史建筑，能够把我们带回遥远的历史情境之中；只有这座粤味浓郁的南方城市遗留的物质文明和生活方式，还在固执地提醒人们：这是一座有着丰富历史的、独一无二的城市。

我们迫切需要再次回到历史中去。

我们需要带着“温情和敬意”回到城市的历史现场，阅读这座城市库存的文字史书，以及矗立于城市之中的一本本无字史书，探寻一座城市生生不息的成长基因。我们得把学术的探头穿透历史事件的表层，探入城市的历史肌理之中，解剖这座城市得以存在、延续的内在构成，揭示那些掩藏在深处的、影响集体和个体存在的力量。

一个基本的历史事实等待我们的耐心阐释：这座位于中国南方的最早的口岸城市，它是沿着什么样的历史脉络走到今天的？它在漫长的中国城市发展史中，尤其是在风起云涌的近代，究竟具有什么特殊功能和作用？它有异于中国其他城市的个性在哪里？

城市就在我们眼前，它带着数千年历史打磨留下的印痕矗立在这片南方的土地上，等待我们的重新发掘与认识。

【近代史坐标中的广州】

我们开始重新审视这座城市的历史。

这是一座在山峦和海洋之间保持着充沛元气的古老城市。年复一年，珠江如玉带般穿过广州腹地，见证着这座城市的日升月恒、世事更迭，把繁华和富足映射在江边巍然屹立的新老地标、历史建筑上。走进长堤边粤海关的欧式花岗岩大楼内，依然可以听见历史的跫音在穹廊间回响，似乎一回头就可以窥见英国人赫德的身影在楼梯的拐角处倏然消失。

当我们把视野扩大到华南地区，很快就会发现，珠江及其支流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一直是大珠江三角洲的商业血管，连接起广州及周边佛山、顺德、南海、番禺等繁荣的商业市镇。早在汉唐时代，珠江两岸的许多蛮荒之地就被开发成物产丰沛、人丁兴旺的商埠、码头、墟市和集镇。西江、北江与东江的三江汇流，催生了以广州为首的珠江三角洲城市群落的崛起，广州逐渐成为南中国海外贸易最重要的出海口。

《汉书·地理志》载，西汉初年，汉武帝派使者沿着百越民间开辟的航线从广州出发，开辟了一条千古通行的海路。这条航线经过东南亚，横越孟加拉湾，到达印度半岛的东南部和斯里兰卡。广州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发祥地。

唐宋以来，广州已经成为中国的第一大港，世界闻名的东方港市。从广州经南海、印度洋，到达波斯湾各国的航线，是当时世界上最长的远洋航线。以南海为中心，以广州为起点，漫长的“海上丝绸之路”穿越了整个亚洲大陆。广州遂有“天子南库”之美誉。

明初、清初实施海禁，广州成为“一口通商”的对外贸易港口，始终维系着一个泱泱大国的外贸命脉。中国内地的丝绸、茶叶、香料、瓷器沿着珠江水道从四面八方运至广州，然后漂洋过海，行销世界。形形色色的西洋货品也通过珠江岸边的洋行，转卖进中国内地。

风云际会，大浪淘沙。珠江水载着无数帆樯朝大海奔去。这条绵亘千年的“黄金水道”，见证了这座城市连接内陆与海洋的漫长历史。这是一座面朝大海的城市，是中国面向西方敞开的第一扇窗口。

那么，广州之于中国城市史研究的意义究竟何在？

我们把时空框定在了近代。

近代中国城市的演变往往首先发生在沿海城市。在中国城市史上，广州历来是作为中国的对外开放口岸、商业门户城市而存在发展的。这一因特殊地理位置演绎出的城市历史，使得广州以其开放性、商业性特质，在近代中国城市中独树一帜。在中西交流的宏大背景下，城市的经济功能凸显，城市自身的结构也为之改变，现代城市的基础设施大量兴建，西方城市规划和建筑造型的引进使城市面貌焕然一新。广州很快成为了近代中国“先行一步”的模范城市。虽然在新的开放格局中随着上海的崛起，广州的优势地位有所下降，但经过一段时期的调整努力，凭借长期积累的雄厚经济实力，依靠海内外华人华侨的支持，广州依然保持了自身独特的开放优势，始终在近代中国城市中独领风骚。因缘际会，1978年以后广州再次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地，这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正是一种历史的继承和发展。

独特的地理位置和经久不衰的海外贸易，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对人们的思想观念产生了重要影响。近代广州成为了西学东渐的最佳登陆地，并由此引发中西方文化、观念、思想的激荡与融合。从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的前半叶，广州成为中国人进行各种政治实验和思想交锋的主战场，同时也是革命派和激进派北上革命的策源地。从林则徐广州禁烟到三元里抗英怒潮；从洪秀全组织拜上帝会到康有为、梁启超传播维新理论；从孙中山、汪精卫、蒋介石在广州的蓄势待发到毛泽东坚守农民运动讲习所……近现代政治史上许多举足轻重的风云人物，均选择了广州作为他们开展政治活动的重要场域。1840—1927年，广州作为中国近代史的开场地、近代先进思想的发祥地和中国民主革命的策源地，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最深刻的影响。

经济的勃兴、思想的开放带来的是社会的变革与进步。1895—1920年，广州逐步进入了城市近代化的全面发展时期。这一时期，广州近代工业在织布、针织、火柴、水泥、机器制造、军工、机器缫丝、造纸、印刷、玻璃、制革、橡胶、烟草、饼干、罐头、日用化工、电力、自来水等近20个门类里广泛建立；城市商业和金融业从传统模式向近代化快速转型，一些大型现代百货公司由归国华侨在广州率先创立，新式学校和大众传播业大量涌现。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广州在市政建设和城市规划上引进西方经验，大胆探索，成效卓著。1918年，广州成立了中国第一个专门的市政建设机构——市政公所。1921年2月成立了中国第一个独立的城市政府——广州市政厅，标志着广州正式建市。1918年广州市政公所成立后，对城市规划和建设尤为重视，迅即实施近代广州第一个大的市政建设工程，拆除旧城墙和13个城门，利用城基修筑长10公里、宽25米—33米的新式马路。1928年，广州市政府设立城市设计委员会。1929年，市政府公布《广州市政实施计划书》和《广州市之建设计划》。1930年，由市政建设专家、工务局局长程天固亲自编著《广州工务之实施计划》，对广州市区地志、旧城改造与新区建设、城市公共设施等进行了全面、详细的论述和规划。种种卓有成效的努力，使广州的城市建设成为中国其他城市效仿的对象，“模范市政之誉，见称于国内外”。1927年，在上海市政府成立典礼上，市长黄郛称赞广州是“新的革命市政府的榜样”。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颁布多部市组织法在全国范围推广，“但究其根本精神，则多因袭广州市制”。此外，城市的邮电通讯、照明、自来水、卫生、防火、公园等基础设施建设也初见成效。

在中国城市近代化的发展进程中，广州这座历史积淀深厚的南方口岸商业城市，从来都是一种不容忽视的存在。这里是中国经济与社会变革之地，是中外商品交换的中转站与各种新型社会变迁的试验田，这座城市的开放、喧嚣及其物质生活的诸多方面，都是近代化的一种标志。研究近代化过程中这座城市的近代新秩序与传统商业力量之间的密切关系，从政治与社会形态相交而成的结点探究城市的内部运作，从而了解特殊历史阶段在中国社会起作用的城市内在机制以及社会变迁，意义无穷，裨益当下。

【宏观与微观结合的研究视角】

接下来的问题是，我们将如何进入近代广州？

近代广州呈现出纷繁复杂的历史镜像。一方面，这里是金戈铁马、风云激荡的大时代场域。另一方面，这里也是充斥着舶来商品、摩登潮流和市井热浪的南国商城。从政治史的角度把广州置于近代中国剧变的宏大叙事背景之下，重新审视在变革洪流中各派政治力量在广州制造的重大历史事件，是一种必然的选择。与此同时，摆脱以往传统的政治史、革命史的论述窠臼，从微观社会史和文化史切入，重新理解具体地域中“地方性知识”与“区域文化”的创造和传播路径，从广州千年传承的商业性、开放性、民间性地方特质中，挖掘城市延续发展的内在机制，以尽量详实的叙事来重构市民社会和公共生活的历史，解剖城市空间或城市社会的微观环境，也是一项值得开拓的崭新课题。

在近代广州的街巷里，外来的观察者通过打量城墙城门、街头巷尾、店面装饰、小贩摊点等，把这座南方城市与中国其他的城市区别开来。普通民众在街头自由从事各种休闲和商业活动，与他人分享诸如街道、广场、庙宇、桥头、茶楼这样的公共空间。城市精英逐步从庙堂走向民间，社会领域内的公共聚会、公开演讲风靡一时，构成近代公共空间和公共生活的生动场景，为市民参与社会和政治提供了舞台。在城市这个广阔的公共空间里，各种人在这里以个人或集体的身份进行活动，折射出社会生活的变迁轨迹和地方文化的推陈出新。

法国年鉴学派的另一代表人物布罗代尔认为，历史只能有两个一般的平面，一个是政治平面，另一个是社会平面。历史总是以人为对象的，但是有两种思考人的方式，第一种是用社会史的镜子，第二种是政治史意义上的。作为“政治动物”的人的历史，有时甚至是强权政治的历史。而社会史则获益于静止和长时段，社会现实是极其厚重的，因而能够抗拒一切险恶、危机和突如其来的冲突。社会变化很慢，具有强大的惯性。

历史是多维的，并不存在某种唯一的解读方式。摧枯拉朽的重大事件与静水深流的隐性文化元素并行不悖，构成了城市历史的多元风貌。政治和经济力量、社会结构，还有各种微妙的民间文化元素等等，城市的各构成要素是以错综复杂的形态沉浸在历史中的，彼此相互联系、相互贯通。而“过去对近代中国的研究，基本上是强调变化，考察的是在西方和现代化的冲击下，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是怎样发生变化的，但人们忽略了文化是最根深蒂固的因素”。因此，研究近代广州，迫切需要从过往简单划一的线性模式中跳出来，贴近城市的历史肌理，穿行于日常生活之间，在峰回路转的探索中，通过深入城市肌理的微观历史研究，发现城市过往发展的多种可能性，从而呈现城市历史的真实面相。

马克·布洛赫在《为历史学辩护》一书中这样写道：“历史学家要揭示的是人。如果做不到这一点，你最多只能当个资料员。”, 但“个人永远只能是其所处时代和社会环境的产物”。在漫长的城市历史中，所有个人的活动都植根于复杂的社会现实之中。这种由集体生活、经济、制度、社会结构组成的庞大体系，建构起城市历史的活动空间。在这一复杂的历史空间之中，有关群体和集团的历史历来广受关注。随着历史探头的日渐深入，被宏大历史叙事所简化、遗漏、遮蔽甚至扭曲了的历史情境、生活细节日渐引人关注，对于城市政治史、社会史、文化史、生活史等的研究，逐步呈现出城市在漫长历程中的立体风貌。这正契合了马克思所言：“现代历史著述的一切真正进步，都是当历史学家从政治形式的外表深入到社会生活的深处才取得的。”

晚清以降，现代化潮流冲击整个中国，随之而来的城市改良运动，按照一个统一的模式改造城市。这个模式包括整修街道以改进交通，重建城市空间以创造现代城市景观，规定卫生标准以防止疾病，清除街头乞丐以塑造现代城市形象，设立各种规章以维持公共秩序，改良休闲娱乐以启蒙大众，发扬爱国精神以培养新的国家认同，强化政治以推动国家控制等等。在晚清民国时期，从一个城市几乎可以看到全部这些措施，这个事实反映了整个国家政治、经济、文化一体化的趋势。从宏观层面开展中国城市近代化进程的个案研究，打开一扇扇认识中国历史整体变化的窗口，无疑是有现实意义的。

但仅有这些远远不够。地方文化的独特性和多样性，呼唤历史学者进行更切入城市历史肌理的深入研究，进入城市的微观细部展开剖析。传统中国城市的发展，多数受制于地理交通、市场网络以及经济地位等诸多因素，城市空间和文化是自然形成的，并无一个“总体规划”或全国的统一模式。因此，中国各城市呈现出结构面貌、经济功能、地方管理、生活方式、风俗习惯等方面的多样性，形成了丰富多彩的地方文化。城市个性的把握，是城市史研究得以深入开展的关键。所谓个性，应该是一个城市所独有的、与其他城市不同的特征，包括地理环境特点、历史传统特点、政治环境特点以及独特的功能、独特的发展道路等等。

而事实上，微观城市史研究不仅能丰富我们对地方的知识，也有助于我们对中国的理解。由于近代中国地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特征的复杂性，任何同一性或特殊性都应囊括在近代中国城市史的研究范围之内。虽然微观历史津津乐道那些微不足道的细节或“小历史”，但其所揭示的问题仍然有助于我们理解政治、社会演变的“大历史”。

作为鸦片战争后首先对外开放的五个通商口岸之一的广州，在承载中西文化交流碰撞的同时，也令城市成为异质文化交织的特殊场域。一方面，在西力冲击与五方杂处的社会生态下，城市发展出了蓬勃的商业、富庶的物质文化，制造了目眩神迷的潮流想象与都市欲望。另一方面，旧的政治与社会秩序仍未完全解体，新的文化品位与感知体验尚待建立，地方传统文化的因子仍盘根错节地镶嵌于城市现代化风貌的底层。而正是这种多种异质文化相互交织的城市生态，使近代广州既发展出灿烂迷人的现代城市风貌，又使其城市社会生活呈现着斑驳杂陈、光怪陆离的特殊景象。

过去，无论是西力冲击或关于传统上层政治及思想的研究，都已清楚确立了近代广州城市发展的主要轴线和基本架构，现在则需要在这些大论述和历史发展的主流之外，从城市的社会生活这一微观层面，发掘出城市更丰富而细致的内涵，以“目光向下”的研究视域，关注城市普通民众、边缘人群及其日常生活，以“目光向细部”的研究理路，对构成城市文化与日常生活内容的主要成分——衣食住行、娱乐节庆、风物民俗、物质文化等做出广泛的实证性研究。

这些微观研究，将从丰富的历史细节中构建出鲜活的历史当下感与在场感，对关注“大历史”、忽略“小人物”的宏观社会结构与功能分析式的传统历史学做出反思；同时又尽量避免流于琐碎的细节叙事，通过揭示个体经验与社会总体结构间的关系，在零碎片断的生活细节中梳理出有意义的历史脉络，让“小历史”的波澜成为政治、社会剧变的“大历史”洪流的旁证和补充。从另一角度来看，“小历史”，也许恰恰是构成城市历史血脉的关键元素，是恒久不变的静水深流。

【城市史范畴中的近代广州研究】

目前我们所开展的近代广州研究，是在近代中国城市史研究范畴下进行的，它有它特定的场域、路径和方法，它所依托的背景、所根植的历史土壤，自有其他城市不可取代的独异性和鲜明特色。

20世纪中期以来，城市史研究在西方日渐成为一个热点研究领域。到20世纪80年代，随着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城市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中国学人对于城市史研究也日益重视，相关研究成果迭出。城市史研究以单体城市、区域城市、城市群、城市类型乃至全国城市为对象，研究城市结构和功能，分析城市的作用、地位和发展过程，论述各城市之间、城乡之间的关系及变化，探讨城市发展的规律。城市史不同于以往的地方史和现今的地方志，是把城市看作在一个空间范围内社会经济各方面有机联系的整体，借助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地理、环境、建筑等学科的理论方法，研究在城市这个特定的环境和历史条件下的动态的全方位的运动过程。

中国近代城市史研究上溯传统城市的转换，下连20世纪中叶的近代化进程，在城市史研究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这个新兴学科的发展方向与状况。它以城市近代化发展过程为主线，涉及近代管理机制的建立、近代经济格局的形成、城市主要功能的凸现、社会结构的整合、中西文化的融合、西式教育的兴起、社会生活的多样化等等。这些近代化进程的动力，既有传统政治、经济和社会的演变，也有对西方政治、经济和文化冲击的反应和融合。

城市史学兴起于20世纪20年代时，本身就是学科分化和整合的产物。所有这些，都决定了城市史研究在方法和视野上必须具有多维、交叉、综合等特征。例如，当我们研究城市的起源及生态环境、人文环境时，不可避免地要兼收历史人类学、经济地理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当我们解剖城市社会时，我们必须让社会学和历史学联姻。中国过去的史学研究未曾走出通论、通史、概论那种教科书式的窠臼，从而导致了对历史规律认识的简单化。城市史研究方法的转型，使这一领域的研究呈现出新的气象：更多的新史料、新方法、新视野的综合，沟通了不同学科的界限，历史学、社会学、经济学、地理学、政治学、考古学、人类学等学科理论和方法，被引入到城市史研究之中，社会史、思想史、文化史、政治史、建筑史、艺术史正在连接起来，千姿百态的日常生活开始被生动立体地再现，史学研究的大门正在徐徐向历来被忽视的人群、事件敞开，研究内容变得越来越包罗万象，文化与生活正在回归它们在历史研究中的家园。

对于地方历史文献的新发现、新运用，是城市史研究中值得关注的新动向。台湾历史学家王明珂曾经对历史文献的运用作过如下阐释：

我认为历史文献并不是一些真伪事实结集而成的“史实库”，而是一种“社会记忆”。也就是说，在不同的时代，许多不同的人群，都在组织、记录当代或历史上的重要事件与人物，以符合或诠释一个时代或一个人群的本质。这便是一个时代的社会记忆。在一个社会中，有些人所记录的过去，被认为比其他人所做的更有权威性或更真实。这种社会记忆，被社会制度化的推广、保存，如此形成我们在今日能看见的“历史文献”。

事实上，由于城市历史的特殊性和丰富性，上述的“社会记忆”已经不仅仅存留于官方文本和精英话语之中。研究者已不满足于仅仅从正史和政书、档案、地方志与专志中获取史料，开始尝试运用报刊、文人日记和笔记、奇闻轶事、竹枝词、顺口溜、谣谚等一度被认为难登大雅之堂的边角史料，钩沉城市历史的点滴细节，大众传媒、调查统计以及私人记录、文学描述被广泛运用于城市史研究之中。此外，口述历史和城市历史影像的挖掘，也从全新的视角见证了一座城市的社会变迁、人文流变和文化价值的传承，极大地拓宽了城市历史记录的广度和空间。历史研究工作者综合考古、文献、图像甚至文学作品，绘制出生动的城市风情画卷，使得城市不再是寂静的“空间”，而是有人住的、会发声的、有图像的政治、文化和生活场所。

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史作为一种学术研究方法，也被引入城市史研究中，它关注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人群通过接触与交往，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多重领域实现互动。研究一座城市的历史与社会状况，不但要了解本国作者的记录和书写，还要关注“他者”对城市形象与风貌的描绘与重构。自汉通西域始，中国的城市从来都不是在一个完全封闭的环境中发展，城市的兴衰变迁始终存在着一群外来的观察者和参与者。

在中国历史上所有对外开放的城市中，广州无疑是一个典型。当中西贸易的大门最终被葡萄牙人打开，尤其是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清廷宣布开海贸易后，越来越多的西方人来到广州进行贸易、旅行或者留居。由此，广州这座城市开始面对来自“他者”的凝视与塑造，“西方”作为城市生活的重要组成者，而非完全的“他者”参与到广州城市景观的建构中。这些记述的作者或是在广州生活多年的传教士、外交官，或是派往广州的外国公使随员，或是在广州游历多时的旅行家，或为清政府所雇佣的官员、教习和科技人员，他们对于广州的观察多系亲见亲闻。尽管这些“他者的观察”中镶嵌着自身历史文化的瞳孔，在扩张与征服之余的城市书写难免有变形歪曲的一面，但不可否认的是，其中仍不乏既具洞察力又饱含深切体会的明智之作，足以成为可补中文记载之阙的历史资料。

因此，在近代广州研究中，将大量引入“他者的观察”，即当时西方人留下的记录与描绘近代广州城市的珍贵的西文文献，包括许多尘封在册、未被译介的珍贵史料。研究者过去多将关注的焦点置于东西世界的贸易往来或文化互通上，而我们则强调关注西方视野下近代广州的城市景观（包括城市设施、街道、建筑、河道、商馆区等），城市饮食、娱乐、消遣等日常活动，以及包括妇女、疍民、苦力、水手、中国雇佣等边缘人群在内的城市普通民众。这些相对微观的研究视点，不仅可以弥补同时期中文文献记录的偏失，展现更为完整与具体的城市风貌，更可与中文文献相对比，观察到处于特殊历史节点上的近代广州所呈现的复杂历史镜像。任何单一的观察都会因某些原因使部分历史事实遭受屏蔽，只有对具有不同文化与政治背景的观察者的记述进行比照，彼此屏蔽的历史事实才有可能被凸显，从而为考察近代广州的真实形态寻找一种新的方式和途径，还原一个多元立体、具体而微的近代广州。

一座最早向西方打开窗户的中国南方口岸城市，在经历了近代政治与社会的巨大变迁之后，依然矗立在珠江岸边，繁华依旧，内蕴深厚。它在缄默中等待叩门的声音，一座历史宝库的大门即将徐徐开启。城市中的人们，你们准备好了吗？

（王美怡：广州市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