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并非多余的结尾——在政治与学术之间

张申府率性离开黄埔，实与个人因素有很大关联。

虽是中共领袖陈独秀、李大钊推荐，国民党大佬廖仲恺郑重接纳，但张申府在黄埔军校如何“为共产党工作”却有相当大的自由度。这与刚建立不久的中共组织机构的特点有关。初创时期的中共内部还没形成列宁式的、铁血般的纪律约束。尤其人数尚少的核心成员，更多的是依靠与陈独秀和李大钊的私人关系开展活动，如同一个相互信任而又松散的、志同道合的自由组合。

例如，张申府赴法前，陈独秀全权委托张申府在欧洲招募中国留学生加入共产党组织。张先后介绍刘清扬、周恩来入党。那时党组织刚成立，发展党员的手续简单，只需有介绍人，并在事后“写一封信给上海的陈独秀，如此而已”。在张申府看来，“不过是说一句话这样容易”。如在柏林，张申府介绍后成为中共军事领袖的朱德加入共产党一事，也是张回国后才向陈独秀作事后汇报。朱德之前曾被陈独秀婉拒其入党要求，此时的陈独秀也只好表示同意。张得意地说，“本来我介绍党员，他没有不同意的”，只因“我们互相尊敬”。建党初期，张申府也确是陈独秀和李大钊最信任的朋友，这都使得张申府认为在这个党组织里，个人仍有很大的自主性。

三年后回国，张仍抱去国前的想法，如同在巴黎、柏林那样，继续发挥他的自主性，在学术和政治之间自由来回，既任黄埔军校教官，又在广东大学当教授，负责高等数学、西洋哲学史、逻辑三门课，同时兼任图书馆馆长。他离开黄埔的最直接理由，是要专心致志地顾另一头——教学和他的罗素研究，在广东大学和黄埔军校之间“两边来回跑，实在来不及”。

参加革命和救世意识，是张申府个人意识和气质的选择，而非政治信仰，所以，这种承担并不影响他对学术的追求。事实上，不敏于政治斗争的张申府热衷思想讨论多于革命具体行动。在欧洲时，张虽为旅欧支部负责人，但历来重于“思想指导”，轻视具体实践，他将支部繁琐的事务，交给更能干和精力充沛的周恩来去处理。中共旅欧支部成员郑超麟回忆说：“有些同学觉得张躲在幕后作指挥，张申府一手指挥周恩来，另一手指挥赵世炎，再由此指挥整个组织。”

轻视革命实践与他的思想主张有关。张申府历来强调要以心灵解放的哲学改造人性从而改变社会，他在给周作人的一封公开信中流露出这种坚持：“我现在所要努力的，究不在单纯的赤化上。我相信要换世界，须改人性与变制度。我是在改人性方面努力，要从人性上做点改人性的预备，从旁帮那直去变制度的。”

在五四运动时期，张申府提醒学生应以自我解放为目的，而不是透过政治推动制度的改变。在张申府看来，政治运动虽然重要，但不能替代批判性思考，如果国家借口需要人民替它效忠而禁止思想自由的话，爱国热情一样也可以。张认为现在需要的是“新思想”，这是打倒传统价值和愚忠思想的唯一力量。

主张心灵革命的张申府与主张社会革命的毛泽东不同，在毛泽东看来，社会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力行动，毛强调以暴力手段改变社会制度。虽然张申府和陈独秀、李大钊等共同创建了中国共产党以改造旧中国，但张申府从未放弃个人内心解放的最终追求。由心灵解放到人性改造，是张申府一以贯之的理性启蒙意识。

这也就不难想象，追求心灵自由的一介书生与黄埔军校严明的军纪生活难以相容。黄埔军校是按苏联军事制度而建，比一般党员更有一套严格规定，蒋介石首次训话就提到：“我们对党既要严守纪律，对校更要严守军纪，所以我们比普通党员要多守一重军队的纪律。”不仅如此，按照军校《政治部服务细则》的规定，政治部人员甚至更要“特别遵守纪律，为革命军人与党员之模范”。如此严格的军纪约束，上司蒋介石刚愎自用的强硬作风，张申府难以适应，加上他内心的隐衷：黄埔军校非他第一选择，这都是促成他率性离去的原因。

张申府回国后，本来希望继续在北京大学教书，李大钊甚至为此致信北大教务长胡适推荐，但未获准，“也许是胡适认为我与他思想不一致，不便合作，拒绝了我”。这件事对张申府影响很大，直到晚年张仍对此事耿耿于怀。他对舒衡哲说：“我的政治活动的代价是很大的，我受过两次学术压迫。一次是1924年我从法国回来，我希望回到北大教书，但胡适阻挡我的任命，他死命针对我，因为我是众所周知的共产党员。”

实际上，胡不接受张，并不因为张“是众所周知的共产党员”。早在1922年，胡、张之间有过几次激烈的思想交锋，双方的政治主张、社会观点和文化认同各异。张申府曾在《少年》撰文《胡适等之政治主张与我们》，大力批驳胡适等人的“好政府”主张。按照冯友兰的划分，张申府代表着新文化运动的左翼，胡适则代表着新文化运动的右翼。胡适不认同张申府的观点一点也不奇怪，但张申府对这次“学术压迫”记忆尤深，称之为“政治活动的代价”。他与革命意志坚定、一心一意投入黄埔军校的周恩来不同，他一心回北大教书的愿望破灭，不得已才南下广州，黄埔军校成了这次“学术压迫”的偶然结果。一旦“两边来回跑，实在来不及”时，自然舍弃一方。

同时，张申府对共产国际撮合下的国共两党合作一直持不同看法，他认为中共不必与国民党合作也可以单独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他说：“中国共产党已经成为中国政治的一个重要力量……我们最后的目标不是联合战线，而是无产阶级专政。”“我们必须保留党的组织独立性，并利用每一个机会宣扬我们的目的。”这位纯粹的共产主义理论和行动捍卫者，坚持共产党的独立性，虽然口头上同意与国民党合作，一旦遇上时局发展超出他所能理解的意义时，一个偶然机会（戴季陶被右翼排挤）就会成为他抽身而去的借口。

1921年中共“一大”以后，中国共产党逐渐成为一个革命政党，不再是以前的共产主义研究性质的小团体。“二大”后，党的新章程确定中共的组织结构为列宁主义式的，即一切权力集中于中央，党组织建立三级体系：地方、地区和中央执行委员会，地方和地区委员必须服从中央的决策，否则会受到中央委员会的惩罚，地区和中央执行委员会实行委任制。在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下，共产国际的组织者帮助中共建立起一个为阶级斗争而严守纪律的组织。

1924年，张申府回国，他的观念仍停留在之前的“自由组合”上，“正是这种自由松散的友侪和同志的结合，吸引了张申府并维系他的兴趣”，一旦铁的纪律成为党员必须遵守的标准时，崇尚自由的张申府是“第一个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拒绝他的羁縻”之人。在质疑国共联合战线的文章发表三年后，中共创党人之一的张申府退出了中国共产党。表面看来，这又是一场意气之争。

1925年1月，在上海召开的中共“四大”会议上，张当场离开会场，并声明脱党。张的性情高傲，不讲妥协，自喻为“宁折不弯”。在和舒衡哲谈论周恩来和中共“四大”会议时，张申府仍引用这句成语，但却颠倒了两个字：“宁弯不折”的“周恩来投了统一战线一票，但我没有”，“我来自一个不讲妥协的读书人家庭”。

这次会议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这次党代会的中心议题是国共合作问题。早在1923年法国的比扬古大会时，张申府极力反对统一战线立场已是无人不知，此时他仍坚持自己的观点。负责党的宣传工作的蔡和森讽刺张申府幼稚可笑，这在张看来，蔡和森的讥讽有算旧账之意，因张申府在《新青年》曾撰文批评蔡和森为“幼稚的马克思主义者”。

张申府这次在会上发表的不同意见，“结果招致冷笑，认为幼稚幻想。当时那种轻蔑的态度，使我感到极端难堪”，张说道。一向倨傲自负和意气用事的张申府对此怒不可遏，一气之下，拂袖离场。周恩来追出来在大堂过道截住张，请求他不要离场，张听不进。这次大会后，张申府决意退党。在以后的几个月里，挚友“大钊、世炎等劝我不要脱党，我脾气坏，我说，赞成我多的（我）就干，赞成我的是少数（我）就滚蛋”。张申府固守“道不同不相为谋”的士人原则，但日后在党外仍与党配合工作。退党后，张申府一直与他最为佩服的李大钊保持联系，直到1927年2月离开北京到武汉。

张申府因政见不同而退党并不是先例，之前李达、陈公博也因反对与国民党合作而退（脱）党。张申府说：“我是一个共产主义者，我脱离共产党因为我觉着我不适宜集体生活。我是无政府主义者，是罗素的信徒。没人可以破坏我的决心，批判性思想是我的避难之地。”从他一生来看，“张申府似乎是个革命者，但又总是若即若离，有所保留。一些小小的事情，就足以引起他的怀疑。当其他的政治行动派为革命舍身的时候，这些怀疑使张三心两意，最终只能成为革命的同路人而已”。

张申府的意气用事还表现在退出国民党一事上。张申府出任黄埔军校政治部副主任时，根据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协议，“凡是共产党员都作为当然的国民党员，同国民党员受一样的政治待遇，我便也曾成了国民党员了”。但由于广东大学校长邹鲁的突然解聘，“我对国民党也就不由得不更有反感了，国民党籍也就更说不上了！”张申府对此更是念念不忘，甚至“孙中山在北京患病逝世，许多人都去探病，以致死时送葬，我是一直没有理会的。后来也曾感到这不无失礼！因为1924年春我初到广州时，孙中山也曾招待过我。但我对他们那时把我解聘，不能不感着极深的反感！”这就是张申府的书生本色。

张申府是中共黄埔第一人，但从政治家角度衡量，他似乎未能把握好这个角色，正如他自己所说，“我总是接近事件的中心，但又从来没有全面卷进去。我可算是革命的同情者和支持者”。他坚持心灵革命的主张，使他对中国的社会革命始终是雾里看花。

历史跟张申府开了个玩笑。张申府离开黄埔军校以后，本想一心一意在广东大学继续当他的教授，研读罗素，撰写哲学论文，却又被政治打断，身为国民党中执委的校长邹鲁不再续聘张申府，“理由是我没有回他的信，瞧不起他！实际上这不过是国民党排共的一个表现而已”。

1924年秋，张申府愤然离开广州，不久因坚持其“左”派立场而退党，退守书斋，此举成了他一生中最大的转折点。和张一起离开黄埔长洲岛跑回上海的戴季陶却很快向“右”转，成了蒋介石的“笔杆子”，他的“戴季陶主义”成为国民党新右派的理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