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纸技术的发明，远在蔡伦之前，许慎《说文解字·糸部》释“纸”字：“絮，一也。从糸，氏声。”段玉裁注：“按造纸昉于漂絮，其初丝絮为之，以 荐而成之。”所谓漂絮，即在水中漂洗或杵击丝棉絮，其沉淀物在草帘上晾干，就是造纸的滥觞，这当在春秋时代。至西汉，从丝絮纸逐渐过渡到了麻絮纸，这可从考古发现的灞桥纸、罗布淖尔纸、居延金关纸、扶风中颜纸、敦煌马圈湾纸等大量古纸实物得以证明，当时植物纤维造纸技术已很成熟了。至东汉和帝后期，蔡伦进而扩大了造纸的原料，改进了技术，提高了纸的质量。《太平御览》卷六百零五引三国魏人董巴《大汉舆服志》：“东京有蔡侯纸，即伦也，用故麻名麻纸，木皮名榖纸，用故鱼网作纸名网纸也。”稍后又有左伯者，字子邑，造纸比蔡伦更胜一筹。《艺文类聚》卷五十八引汉末赵岐《三辅决录》中韦诞语曰：“夫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用张芝笔、左伯纸及臣墨，皆古法，兼此三具，又得臣手，然后可以尽径丈之势、方寸之言。”唐张怀瓘《书断》卷中说：“汉兴，有纸代简。至和帝时，蔡伦工为之，而子邑尤得其妙。故萧子良答王僧虔书云：‘子邑之纸，研妙辉光；仲将之墨，一点如漆；伯英之笔，穷神尽思。妙物远矣，邈不可追。'”这种“研妙辉光”的左伯纸，质地细匀，表面光滑，已达到了很高的造纸水平。
自此之后，造纸技术不断进步，品种不断丰富，不但满足书写等正途需求，还用它来制作其他物品。众所周知的，如伞、扇、灯笼、屏风、油篓、鞋底、玩具之类。这里介绍几样平常不大提到的，如衣裳、被褥、帐子、冠帽、甲胄、火枪等。它们的材料，有的是经过再加工的纸，有的是漂絮的副产品絮片，都可称之为纸物。
需要说明的是，凡殓葬所用纸物，如在新疆吐鲁番阿斯塔古墓中出土的纸鞋、纸靴、纸冠等，虽然是现存最古的唐代遗物，虽然在纸上发现珍贵的文书资料，但与我要谈的纸物，不是一回事，乃是另一个话题。
先说纸衣，纸衣最早出现在唐代，每见于民不聊生之时。《旧唐书·回纥传》记宝应元年（七六二），“时东都再经贼乱，朔方军及郭英乂、鱼朝恩等军不能禁暴，与回纥纵掠坊市及汝、郑等州，比屋荡尽，人悉以纸为衣，或有衣经者”。又《旧唐书·周智光传》记大历二年（七六六），“及智光死，忠臣进兵入华州大掠，自赤水至潼关二百里间，畜产财物殆尽，官吏至有着纸衣或数日不食者”。遭逢离乱而穿纸衣，乃不得已，大概就是将纸草草裁剪了，披挂身上而已。但在唐代，就有特地穿纸衣的僧人了，《太平广记》卷二百八十九引陆长源《辨疑志》：“大历中，有一僧称为苦行，不衣缯絮布絁之类，常衣纸衣，时人呼为纸衣禅师。”当时的纸衣，不但有单衫，还有夹袄，殷尧藩《赠惟俨师》有云：“云锁木龛聊息影，雪香纸袄不生尘。”僧人之所以穿纸衣，并不仅仅为了遮体御寒，而是与佛教宣扬的理念相联系的，这正是纸衣在后世仍得以存在的重要原因。杜臻《粤闽巡视纪略》卷五记惠州府海丰县有赤岸溪，“其地又为纸衣道者堕水处。道者为周显德间人，清潭谢氏子，出家名义韶，居常不食，以纸为衣。一日赴斋赤岸，被人推堕深潭中，咸以为死矣。及至斋所，则道者先在，纸衣亦不湿也”。
进入北宋，人们对纸衣的物理属性更清楚了，材料的加工，也有了更好的办法。苏易简《文房四谱·纸谱》说：“山居者常以纸为衣，盖遵释氏云‘不衣蚕口衣’者也。然服甚暖，衣者不出十年，黄面而气促，绝嗜欲之虑。且不宜浴，盖外风不入而内气不出也。亦尝闻造纸衣法，每一百幅用胡桃乳香各一两煮之，不尔，蒸之亦妙。如蒸之，即恒洒乳香等水，令热熟阴干，用箭干横卷而顺蹙之，然患其补缀繁碎。今黟歙中有人造纸衣段，可如大门阖许。近士大夫征行亦有衣之，盖利其拒风于凝冱之际焉。陶隐居亦云，武陵人作谷皮衣，甚坚好也。”僧人中穿纸衣的更多了，还引出公案故事来，释惠洪《禅林僧宝传》卷一《抚州曹山本寂禅师》说：“有僧以纸为衣，号为纸衣道者，自洞山来，章问：‘如何是纸衣下事？’僧曰：‘一裘才挂体，万事悉皆如。’又问：‘如何是纸衣下用？’其僧前而拱立曰：‘诺。’即脱去。”纸衣不但本土僧人着，东土僧人也着，叶绍翁《四朝闻见录》卷一说：“观音高五丈，本日本国僧转智所雕，盖建隆元年秋也。转智不御烟火，止食芹蓼；不衣丝绵，常服纸衣，号纸衣和尚。”纸衣不仅僧人穿，道人也穿，曾慥《集仙传》说：“王先生隐王屋山，常衣纸袄，人呼王纸袄。”
宋代还用纸衣来赈灾，祝穆《古今事文类聚》前集卷五说：“王荆公参政方得君，锐意于政事，多不待奏者。淮浙大饥，人相食。朝堂督安抚、监司赈济，李溥为发运使，移檄郡县。以厚朴炒豆为屑，开饥民胃口；多造纸袄，以衣贫民；榜劝谕富民施钱，以种福田。或谓曰：‘东南之民，胃口既开，又得纸袄为衣，兼得福田居之，不须虑也。’监司大惭，台章闻上，尽行降黜。”虽然措置乖戾，但以纸袄赈灾，却是事实。汪应辰《御札再问蜀中旱歉》也说：“其老疾贫乏不能自存者，支与食米，无衣者给以纸袄。”
由于当时的纸衣技术已很成熟，特别是纸经加工后，表面十分接近布料，在南宋临安市上就出现了以纸衣假冒布衣的事，周密《武林旧事》卷六说：“又有买卖物货，以伪易真，至以纸为衣，铜铅为金银，土木为香药，变换如神，谓之白日贼。”
至清初，仍有着纸衣者，顾震涛《吴门表隐》卷十六说：“纸衣翁，剪纸为衣，行吴市中，僦居野寺。尝出崇祯、弘光、隆武等钱，安奉高处，焚香肃拜，拜已则食。”这位纸衣翁，乃性格独立、行径怪诡的胜国遗民。
明代宫中又盛行纸做的护领，类乎民国以后出现的“假领头”，李诩《戒庵老人漫笔》卷一说：“宫女衣皆以纸为领，一日一换，欲其洁也。江西玉山县贡。”
唐宋时又有纸被，也称纸衾，以藤纤维纸为材料，徐寅《纸被》云：“文采鸳鸯罢合欢，细柔轻缀好鱼笺。一床明月笼归梦，数尺白云覆冷眠。披对劲风温胜酒，拥听寒雨暖于绵。赤眉豪客见皆笑，却问儒生直几钱。”两宋时的纸被，主要产于福建和江西。福建以建州的瓯宁、建阳、松溪、崇安四县所出为佳。江西则主要在建昌，刘子翚《吕居仁惠建昌纸被》有云：“尝闻旴江藤，苍崖走虬屈。斩之霜露秋，沤以沧浪色。粉身从澼絖，蜕骨齐丽密。乃知莹然姿，故自渐陶出。”李正民《建昌寄纸被》有云：“捣楮为衾被，旴江远寄将。”记述了纸被的原料来源和制作过程。陆游特别赞赏纸被的绵软，《谢朱元晦寄纸被》有云：“纸被围身度雪天，白于狐腋软于绵。”《龟堂杂兴》有云：“闽溪纸被软于绵，黎峒花绸暖胜毡。”《夜雨》有云：“纸帐白于毡，纸被软于绵。”因此很表现出对它的喜欢，《庵中杂书》云：“蒲龛久坐暖如春，纸被无声白似云。除却放生并施药，更无一事累天君。”《自咏绝句》云：“一条纸被平生足，半碗藜羮百味全。放下元来总无事，鸡鸣犬吠送残年。”纸被用久了，容易起毛，也有办法让它复旧如新，旧题苏轼《物类相感志·衣服》说：“纸被旧而毛起者将破，用黄蜀葵梗五七根，捶碎水浸涎刷之则如新。或用木槿针叶捣水刷之亦妙。”
就价值来说，纸被远比棉被来得便宜，赵蕃《初寒无衾买纸被以纾急作四绝》云：“平生结得楮生缘，觅句抄书日费捐。只有夜窗宜暂舍，也须包裹伴幽眠。”“瑟缩从渠体尚生，不妨欹拥度天明。书生活计能消底，太息牛衣王仲卿。”“度夕阴风吹扊扅，布衾如铁念娇儿。夜来例拜奇温赐，但觉安眠晓不知。”“识字谁令胜烂奚，自应无褐更无衣。宵安亦念明朝计，儿报屋檐生早晖。”也算是黄连树下作弹唱也。更有好事者，将纸被与温馨的床笫生活相联系，王炎《纸被行》咏道：“瑶姬不触麒麟红，金壶潋滟琥珀浓。狐裘公子喜夜永，杯行暖玉烦春葱。檐头雪花大如掌，洞房但觉春融融。岂知有客方贪睡，漏尽更阑不能寐。花红玉白不相随，赖有楮生为伴侣。生家住处近麻姑，亦能幻出冰肌肤。绝嫌墨客蝇头污，懒入官黄藏蠧鱼。宁随人意任舒卷，虽则软美非胎韦。风姨霜女皆退舍，稍觉和气生氍毹。梅花破雪催寒去，春回人向花前醉。女郎雾縠试轻衫，至此失时因坐废。绿槐影底夏日长，人间只要一味凉。青奴元自不妩媚，居然负恃能专房。秋风一夜来消息，又却见渠先弃掷。冬来复挽楮生归，属付苍头轻拂拭。用则铺张舍则藏，喜愠未尝形玉色。世事乘除无不然，安用动心三叹息。”
纸被在宋代也作恤贫济老之物，《四明续志》卷四记明州广惠院，“冬则添买绵絮，造为布被，或买纸被，计口分给”。吴自牧《梦粱录》卷十八记临安寒夜，贫者艰苦，“富家沿门亲察其孤苦艰难，遇夜以碎金银或钱会插于门缝，以周其苦，俾侵晨开户得之，如自天降。或散以纸被絮袄与贫丐者，使暖其体。如此赈于饥寒，得济合家，感戴无穷矣”。
纸被至明代还有，蓝仁《纸被》云：“采得仙岩不老藤，蒸云煮雪揭轻冰。光浮一片昆山玉，暖压三冬内府绫。衣被生灵真有道，卷舒明晦亦堪征。衰年朽骨寒尤甚，自拥蒙头到日升。”龚诩《咏纸被》云：“纸衾方幅六七尺，厚软轻温腻而白。霜天雪夜最相宜，不使寒侵独眠客。老夫得此良多年，旧物宝爱同青毡。不论素罽出南海，岂羡文锦来西川。受用将图此生过，争奈义孙要与阿翁相伴卧。阿翁夜夜苦丁宁，莫学恶睡骄儿轻踏破。”虽然明代的纸被技术又进步了，但究竟是否如诗中所咏那般厚软温暖？那也未必，孙奇逢《中州人物考》卷一记洛阳人吴道行，“为人绳趋矩步，虽饔飱不给，未尝一事干人。严冬糊纸被自覆”，有人问：“纸温欤？”他回答：“纸被岂能温，惟借其片段，更加衣服耳。”说得还是实事求是的。
纸既能作被子，自然也可作褥子，直到清代还有纸褥。梁绍壬《两般秋雨盦随笔》卷七说：“云南腾越州，善制纸褥，一床可用六七年，坚滑驯软，无其匹也。广东始兴清化山人亦能作之，然不如滇制。”
纸帐也很早就有了，唐人徐寅《纸帐》云：“几笑文园四壁空，避寒深入剡藤中。误悬谢守澄江练，自宿嫦娥白兔宫。几叠玉山开洞壑，半岩春雾结房栊。针罗截锦饶君侈，争及蒙茸暖避风。”释齐巳《夏日草堂作》也有“沙泉带草堂，纸帐卷空床”之咏。到了宋代，纸帐更普及了，凡士大夫用之，都以独善其身作为标榜。周羽翀《三楚新录》卷二说：“李观象为节度副使，以行逢严酷，恐及其祸，乃寝纸帐，卧纸被。行逢信用之，凡军府事无轻重皆决于观象。”陆游《老学庵笔记》卷三说：“杜起莘自蜀入朝，不以家行。高庙闻其清修独处，甚爱之。一日因得对，褒谕曰：‘闻卿出局，即蒲团、纸帐，如一行脚僧，真难及也。’起莘顿首谢。未几，遂擢为谏官。”又吴处厚《青箱杂记》卷八记张昪，“退归阳翟，生计不丰，短氎轻条，翛然自适，乃结庵于嵩阳紫虚谷，毎旦晨起，焚香读《华严》，庵中无长物，荻帘、纸帐、布被、革履而已”。从这几个故事来看，纸帐具有清寒、孤高、超脱、自尊的象征意义，南宋士大夫就将它与梅花建立了联系。绍兴初，约斋居士在《玉照堂梅品》中，举“花宜称”凡二十六条，“纸帐”就是其中之一，故后人咏唱梅花，多用纸帐作典故，但与它原本的物质形态几乎没有什么关系。
宋人以“梅花纸帐”入诗的，就不知多少，如方岳《宿不老山》云：“人间蚁蛭王侯梦，不到梅花纸帐边。”陈著《次韵弟观似单君范》云：“梅花纸帐寒初试，尽可留连示病身。”吴龙翰《楼居狂吟》云：“平生睡债何时足，春在梅花纸帐边。”蒲寿宬《题梅窗啸月图》云：“梅花纸帐梦，耿耿欲宵残。”明代士大夫就不满足只是曼声长吟了，开始在纸帐的幔帷上画梅、咏梅，高濂《遵生八笺·起居安乐笺下》说：“用藤皮茧纸缠于木上，以索缠紧，勒作皱纹，不用糊，以线折缝缝之。顶不用纸，以稀布为顶，取其透气。或画以梅花，或画以蝴蝶，自是分外清致。”赵弼《新繁胡大尹寿安传》记胡寿安在官时，“惟粗衣粝食，如韦布士。尝眠一纸帐，自题句云：‘紫丝步障簇春华，卧雪眠云自一家。雪又不寒云又暖，扶持清梦到梅花。’其雅淡之情，概可见矣”。不但如此，更布置出一个“梅花纸帐”的境地，《遵生八笺》同篇说：“即榻床外立四柱，各柱挂以铜瓶，插梅数枝，后设木版约二尺。自地及顶，欲靠以清坐。左右设横木，可以挂衣。角安斑竹书贮一，藏画三四，挂白麈拂尘一。上作一顶，用白楮作帐罩之。前安踏床，左设小香几，置香鼎燃紫藤香。榻用布衾、菊枕、蒲褥，乃相称‘道人还了鸳鸯债，纸帐梅花醉梦间’之意。古云：‘千朝服药，不如一夜独宿。'‘倘未能了雨云业，能不愧此铁石心。’当亟移去寒枝，毋令冷眼偷笑。”这种“梅花纸帐”实际已很像舞台布景了。
纸帐以湖南、浙江出产为多，《浙江通志》卷一百零二引嘉靖《安吉州志》：“荻浦多桑皮纸，叠而为帐，有若鱼鳞，正所谓梅花纸帐也，然亦不甚佳。”其他地方也有出产，或许由于纸帐太常见太普遍，文震亨就表示了他的不满来，《长物志·衣饰》就说：“纸帐与绸绢等帐俱俗。”
甲胄也有用纸来做的，或称纸甲，或称纸铠。它约起于六朝，《南史·齐本纪下》记废帝东昏侯永元三年（五〇一），萧衍师至，“召王侯分置尚书都坐及殿省。尚书旧事，悉充纸铠”。唐大中时，河中节度使徐商亦制纸铠，《新唐书·徐商传》说：“商表处山东宽乡，置备征军，凡千人，襞纸为铠，劲矢不能洞。”至五代，《南唐书·嗣主书》记中主保大十四年（九五六），周师入境，“江州柴克宏卒诸郡屯田相率起义，以农器为兵，襞纸为铠，处处保聚，号曰甲军，周师苦之”。上述记载中提到的纸铠，究竟是怎样做法，如今已不能知道。至宋代，纸甲即以硬布裱骨，再用纸筋搪塞而成。作为一种简易的护身甲，产量很大，使用很广，如《宋史·兵志十一》就记道：“康定元年四月，诏江南、淮南州军造纸甲三万，给陕西防城弓手。”
宋代民间武装更多使用纸甲，《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三十记建炎三年（一一二九），金兵犯安吉县，“乡兵皆弃纸甲、竹枪而遁”。卷五十七记绍兴二年（一一三二）中书言：“东南州县乡兵，多因私置纸甲，而啸聚作过。熙宁编敕令有若私造纸甲五领者绞，乞著为令。”叶適《条陈堡五事》说：“照得两淮民兵，最便于皮笠、纸甲、皮甲、短装弩，胜于铁兜鍪、铁甲及神劲、克敌等弩远甚。又其工费难易，相去十之七八。”
宋代纸甲，或贴或涂以金黄，在日光或火光照射下，闪闪发亮。苏轼《乞将合转一官与李直方酬奖状》说：“每次打劫，皆用金贴纸甲，其馀兵仗、弓弩并全。”《宋史·李韬传》记李韬随征三叛，敌军骤至，旁人对李韬说：“事急矣，城中人悉被黄纸甲，为火光所照，色俱白，此殊易办，奈军士无斗志何？”纸甲与铁甲、皮甲比较，分量轻，成本低，制造速度快，亦能抵挡远箭，但究竟能起多大防御作用，周必大亦表示怀疑，《文忠集》卷一百九十七淳熙十二年（一一八五）札子说：“所谓纸甲，殊省费，又不知能当箭凿否。”迄至清代，仍有纸甲，《皇朝文献通考·兵十六》记有“锭勇字絮纸布甲”、“前胸安铁叶絮纸布甲”。
在少数民族地区，纸甲因地制宜，做法很不一样。冯苏《滇考》卷下记明云南镇守太监钱能，“久渐谋不轨，造纸甲极坚利，至百两一副者殆千领”。汪森《粤西丛载》卷十九引《百粤风土记》：“粤西纸甲，矢石不能入，胜于铁也。其纸出柳之宾州，裹以旧絮，杂松香，熟槌千杵，外固以布，缀而缝之，每甲费白金六七钱许耳。然槌不熟，则矢炮亦穿。夷獞但蒙被絮行，夜宿便以覆体，滇黔夷兵皆然。”吴宽《题汀州忠爱祠》也咏道：“竹枪纸甲锐且坚，白昼横行争扰攘。”可见那里生产的纸甲，成本既高，也坚固实用。
纸甲之制，也被戏具服装所吸收，李渔《闲情偶寄·词曲部下·脱套》说：“而近日舞衣，其坚硬有如盔甲。云肩大而且厚，而夹两层之外，又以销金锦缎围之。其下体前后二幅，名曰遮羞者，必以硬布裱骨而为之，此战场所用之物，名为纸甲者是也。”
纸冠，历史上偶亦有之，并不带有普遍性，如北宋景祐元年（一〇三四），赵元昊谋反宋，初制秃发令，据彭百川《太平治迹统类》卷七记载，其属官戴冠，其中就有纸冠，“或金帖纸冠，间起云银帖纸冠”。至于服丧而戴白纸冠，则合乎礼，徐乾学《读礼通考·丧期·国恤》说：“独庶人军吏之贫者，宜无责乎其全，惟白纸冠去华饰，其亦可也。”惟“去华饰”一句，可知白纸冠或也有作常服的。
宋金时，继竹火枪以后，还出现了飞火枪，即纸筒火枪。金正大九（一二三二）年，蒙军围攻金南京（开封），《金史·赤盏合喜传》说：“人有献策者，以铁绳悬‘震天雷’者，顺城而下，至掘处火发，人与牛皮皆碎迸无迹。又飞火枪，注药，以火发之，辄前烧十馀步，人亦不敢近。大兵惟畏此二物云。”次年即金天兴元年，蒙军又围攻归德，据《金史·蒲察官努传》记载，是年端午，官努率忠孝军四百五十人，夜袭蒙军营寨，“持火枪突入，北军不能支，即大溃，溺水死者凡三千五百馀人，尽焚其栅而还”。在记录这段战事后，还特别介绍了这种飞火枪：“枪制，以敕黄纸十六重为筒，长二尺许，实以柳炭、铁滓、磁末、硫黄、砒霜之属，以绳系枪端。军士各悬小铁罐藏火，临阵烧之，焰出枪前丈馀，药尽而筒不损。盖汴京被攻已尝得用，今复用之。”竹火枪和飞火枪是世界上最早的管形射击火器。
至于纸之为玩物，则更其多矣，散见于笔记杂著，试抄数条。
纸棋子和纸香盒，明郑元勋《媚幽阁文娱》注《核舟记》：“予所见奇技，云间潘君仲以纸制弈子，状如滇式，色莹亦然，且敲之有声；其为五瓣梅花香盒，蒙之以锦，不可觅其联缝之迹。”
纸箫和纸笛，清周亮工《闽小纪》卷二说：“闽开元寺前，旧有卷纸为箫者。予得其一，是三年外物，色如黄玉，扣之铿然，以试善箫者，云：‘外不泽而中不干，受气独全，其音不窒不浮，品在好竹上。’后以赠刘公□，公□有《纸箫诗》。”清施鸿保《闽杂记》卷九说：“来子庚观察言：‘道光初，有常州人善制纸笛，音胜于竹，每枝价一百二十文，寓福州东城内开元寺，日售有定数，满其数，虽高价勿应也，人有效之者，吹之皆不得声。’观察藏有一枝，咸丰壬子守泉州时，曾出示余，惜蠹蚀已遍，不可吹矣。”
纸砚，清吴骞《尖阳丛笔》卷二说：“北寺巷（海宁巷名）旧有程姓，工为纸砚，以诸石砂和漆成之，色与端溪龙尾无异，且历久不弊，艺林珍之，然前此未闻也。按《东宫旧事》云，皇太子初拜，给漆砚一枚，此岂其遗制欤。”清梁绍壬《两般秋雨盦随笔》卷七说：“又贵州出纸砚，先伯祖谏庵公有一方，用之历年，余曾见之，可入水涤，亦一奇也。”
纸杯，清施鸿保《闽杂记》卷九说：“余向见馀杭蔡冶山家纸套杯，大小凡十，各别一色，彩画精细，虽以热酒，不渗不漏。”
纸胡，民国陈邦贤《自勉斋随笔》说：“艰难困苦的时候，往往就有艰难困苦的东西出现了。储师竹，江苏宜兴人，任国立音乐院教授。他所长的技能，二胡拉戏。他在后方的时候，曾经发明一种纸胡，以纸为二胡，拉出种种戏剧出来，非常有趣。从前有人用锯齿做胡琴的，他用纸来做胡琴，更加简便了，这可以说是应运而生的东西。”
以上只是举例而已，约略可见纸物的丰富多彩。
今年七月，在苏州举办的江苏书展上，我看到一批新的实用性纸物，如拎包、钱夹、笔筒、笔架、茶垫、台布等等，五彩缤纷，那拎包可承重十公斤。这就保护环境、节省资源来说，实在有很大的前途。我想起历史上的纸物，如果还有留存，集中起来展示一下，应该是很有意义的事，可惜它们早都已化为腐土，也就只好写篇小记来谈谈往事。
二〇一七年十一月十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