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章 风涛扑面

20世纪80年代初，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上海女作家戴厚英的长篇小说《人啊，人！》，在广东乃至全国掀起了轩然大波。当时笔者在广东人民出版社政文编辑室当编辑，对那次风波的大概情况略有所闻，但对风波详细的来龙去脉不甚了解。此次奉命撰写《岑桑传略》，岑桑是那次风波的主角，是《岑桑传略》中不可不写的内容之一。因此，多次访问岑桑和一些知情者，不断向他们了解情况。现根据岑桑提供的文字材料、笔者掌握的材料和访问记录，在此作一记述。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胜利召开，拉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序幕。神州大地，春风骀荡，文艺领域，顿现生机。

1979年10月30日，岑桑参加全国第四次文代会。会议期间，同为广东省代表赴会的黄秋耘向岑桑透露：上海有一位女作家手上有一部名为《诗人之死》的长篇小说书稿，内容写她与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自杀的著名诗人闻捷的恋爱悲剧，书稿已在上海某家出版社发排，但因故遇阻未能付印。黄秋耘向岑桑建议，可以请作者将书稿寄来广东，看看能不能在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岑桑从北京回广州后，旋即发电报给戴厚英，请她将书稿寄来一读。戴厚英回信告诉岑桑，《诗人之死》在上海某家出版社出版流程中遇阻之事，现在已有转机，她的另一部长篇小说《人啊，人！》书稿即将杀青，如果广东人民出版社有意向，她愿意将书稿寄来。岑桑即时电请她把书稿寄来。不久，岑桑就收到了戴厚英挂号寄来的《人啊，人！》长篇小说书稿。

岑桑阅完书稿后，他为书稿深刻的思想性和灿然文采叫好，认为这是一部难得的佳作。为了检验自己对这部书稿判断准确与否，岑桑将书稿转请文艺编辑室的杜渐坤和杨亚基两位编辑初审，他们初审后对书稿都一致赞许。

当时，岑桑和这两位编辑都知道戴厚英在上海文艺界是一位有争议的人物。她在“文化大革命”中曾经受到蒙蔽和被人利用，是上海“造反派”批判学术权威的一门得力“小钢炮”，这就不可避免地与上海文艺界的某些人有积怨。粉碎“四人帮”后，文艺界拨乱反正，戴厚英成了上海文艺界有争议的人物。岑桑和这两位编辑经过调查和分析，认为戴厚英在“文化大革命”时确曾受过蒙蔽和被人利用，但她毕竟是受人摆布的小兵小卒，不能因为她有过这样一段历史而剥夺她出版作品的权利。但是《人啊，人！》的主题是讴歌人道主义的。人道主义是“四人帮”极“左”路线划定的“禁区”之一。当时“四人帮”虽已覆没，但在文艺领域中极“左”路线的严重影响还存在。因此，要出版《人啊，人！》这部小说，无疑要冒极大的政治风险。然而，岑桑觉得这部作品确实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和很大的现实意义，不应遽尔放弃。

由于书稿还有需要与作者商量修改的地方，岑桑与初审该稿的两位编辑共同研究，列出了若干条书面修改意见，由杜渐坤和杨亚基飞往上海与作者商量。作者对修改意见没有提出异议，并表示马上着手修改。1980年7月，作者携修改稿到广州作进一步修改润色。直到8月下旬，《人啊，人！》这部长篇小说才定稿。

岑桑深信，这部小说出版后将会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并将会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不能让它湮没。能让这样一部作品面世，自己即使冒风险，受责难，甚至招灾惹祸，也是值得的。

按照出版系统的有关规定，副总编辑具有书稿的终审签发权，此时岑桑身为广东人民出版社分管文艺编辑室的副总编辑，理所当然有行使这方面的权力。

鉴于《人啊，人！》的作者戴厚英在上海文艺界有争议以及书稿内容本身有犯禁的状况，出于为自己的安全考虑，岑桑本可把书稿送给自己的顶头上司审阅决定，由他承担责任。但岑桑考虑到顶头上司工作繁忙，日理万机，要他抽出一段时间审阅这么一部厚厚的书稿，不知等到何时何日；再加上顶头上司办事作风稳重，会考虑到方方面面，《人啊，人！》的作者又是有争议的人物，担心书稿在顶头上司那里过不了关。岑桑此时面临艰难的抉择——岑桑想，若然为了保护渺小的自己，而让这部佳作遭到埋没，那我自己算是什么呢？为了争时间，抢速度，避免夜长梦多，使《人啊，人！》在短时间内顺利出版，他要亲自做主，负起责任。他觉得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和全国第四次文代会召开后的大好形势下，自己理应在这金鼓雷鸣的时刻做一些与时代的前进步伐合拍的实事。一种仿佛蓦然而生的使命感，促使他对出版这部作品作出了斩钉截铁的决定。

良知往往令人变得天真，从而置一己的荣辱安危于不顾。岑桑决审书稿后，立即将《人啊，人！》这部书稿作为特急件迅速发排，安排印刷厂和编校人员日夜加班，排版校对看样，并迅即签署付印。

不知何因走漏消息，戴厚英的《人啊，人！》即将在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信息，很快在上海不胫而走，上海文艺界为之沸沸扬扬。

此时广东人民出版社上级的一位领导，正出差上海，获悉上海文艺界有些人因为戴厚英要在广东出版《人啊，人！》而震怒，有大兴问罪之师之势。这位领导在上海办完公事，回到广东，连家也不回便到出版社立即把岑桑找来，以极其严厉的口吻责问岑桑：“《人啊，人！》到了哪个出版环节？”岑桑说：“书稿已经付印，即将出版。”这位领导立即要岑桑停止《人啊，人！》的出版流程。岑桑回称：“要停止出版流程也来不及了，书已经全部印了出来，装订基本完毕，准备出厂送货到新华书店。”这位领导显出无奈的神情，严肃地对岑桑说：“你闯祸了！你知道出版这本书将要付出多大代价吗？”岑桑镇定自若地回答：“这方面，我早已做好思想准备。”

《人啊，人！》于1980年11月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这部小说以大学生活为背景，通过对知识分子坎坷的命运和他们彼此之间的错综复杂关系的描写，反映了极“左”路线给国家和人民造成的深重灾难，揭示了人为的“阶级斗争”给人们的心灵造成的巨大伤痛。而这种祸害又如何导致了某些人物的精神畸变。作品透过男女主人公曲折的爱情故事，表现了一个积极向上的主题，提倡以正确的态度去总结历史的教训，把历史交付未来；力图表现人道主义理所当然是马克思主义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为曾经被践踏得不成样子的人道主义发出了热情的呼唤。作者用敏锐的思想触角伸向知识分子的灵魂深处，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探索，塑造了各种各样不同类型的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主题鲜明，风格独特，表现手法新颖，具有扣人心弦的艺术力量。

《人啊，人！》全书25万字，分为4章27节，责任编辑为杜渐坤、杨亚基，封面设计为杨白子，精装本和平装本第1版第1次各印行12.1万册。书一出版，即受到读者们的热烈欢迎。尤其是中青年知识分子争相购读。谁也没有想到，没多长时间，初版10多万册很快便销售一空。

正当这部小说热销之时，就受到来自各方的批判。先是在广州、上海，然后波及北京等大城市，这些大城市的重要报刊，连日出现了不少针对这本书的大批判文章。批判文章有说理的，也有横来的，有的上纲上线，有的杀气腾腾。批判的文章一日比一日多，批判的势头一日比一日猛，一时风雨交加，形势十分严峻。

此时文坛仿佛重现了“文化大革命”期间“口诛笔伐”的触目惊心的情景。身处上海的戴厚英无疑在精神上受到极大的压力。她说的那部在上海某家出版社已有了出版转机的长篇小说《诗人之死》，又节外生枝，顿生波折，使她痛苦非常；她计划并已经开始写作的另一部作品《空中的足音》，也因此而根本无法写作下去。

鉴于这种情况，岑桑为减轻戴厚英所受压力，邀请她来广州，给她安排了一个安静的地方，既让她缓解深受压抑的心情，又为她提供宜于写作较为宽松的环境。

这时候，正是各地尤其是粤沪两地批判《人啊，人！》火力最猛、作者受到的压力最甚的时刻，也正是戴厚英最为困厄的时刻；但她却同时收到了通过广东人民出版社转来给她的广大读者和热心人士寄来许许多多热情洋溢的信件，赞扬她，鼓励她，支持她。有一位读者在信中还真诚地邀请她到农村“避避风头”。这一封封的信件，款款的深情，令戴厚英感动万分。

戴厚英在广州这段日子里，广东出版界和文艺界的不少热心朋友，衷心祝贺她作品的出版，对她所处的境遇深表同情，纷纷邀请她到自己的家中做客，岑桑的一家更待她如同亲属，孩子们“戴姨”前“戴姨”后地称呼她，亲近他，逗她开心，使她感到十分欣慰。对于戴厚英来说，在这个充满温情的圈子之外，却是冰冷而带有敌意的一种氛围。两相比较，使她慨叹不已。

就在戴厚英感受广大读者和热心人士深深情谊、在精神上感到莫大慰藉的同时，批判《人啊，人！》的旋风越刮越烈。出版《人啊，人！》的广东人民出版社也感到重重压力，尤其是为这部“大逆不道”的小说大开绿灯的岑桑更加引人注目，成为集中批判攻击的对象。作为《人啊，人！》的产地并被戴厚英自称为自己“后方”的广东，有关高层领导，当然也难免感受到来自各方的压力。

为了弄清出版《人啊，人！》的来龙去脉，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于1981年秋的一天上午，通知岑桑到部办公室交代，要求岑桑将出版《人啊，人！》的全部经过说清楚，检讨这部小说的存在问题，以便分清责任。

岑桑在省委宣传部四位正、副部长面前，把事情的整个过程如实作了报告，接着说出版这部作品是由他自己一手包办的，只有他自己是唯一的责任人。提到对《人啊，人！》一书是非的看法时，岑桑说：“《人啊，人！》是一个时代社会生活的忠实写照，吐露了一代知识分子群体的心声，在讴歌了人道情怀之美的同时也鞭笞了它的反面。这都是值得肯定的。我始终认为它是一部难得的好书。看不出它存在什么原则性的问题。”

省委宣传部的几位领导听完岑桑的交代后，不但对岑桑的交代没有给予任何责难，而且还有人称许岑桑态度磊落，这是岑桑始料所不及的。

岑桑被通知到省委宣传部交代问题之后两周左右，广东省作家协会召开了一次有分管文教的省委领导参加的理事会扩大会议，要求岑桑交代出版《人啊，人！》的全部过程和检讨《人啊，人！》的存在问题。岑桑在这次会议上把自己先前在省委宣传部交代的所有一切重复了一次。一些与会者在岑桑交代后泛泛发了言。省委领导在会议结束时作了讲话，但对岑桑没有任何的批评责备，这也大大出乎岑桑的意料之外。

省里高层领导先后两次直接过问，却又没有给予任何责难，这该如何解释呢？可见省委领导对这件事情采取的态度是冷静而慎重的。也许在他们看来，《人啊，人！》并不像有些人所说的那样“大逆不道”。

笔者后来通过广东有关部门的老领导得知，当时省委领导指示对这件事情要“冷处理”。使这起曾经喧腾一时的文化事件才逐渐风息波平。

以后的事实表明，《人啊，人！》毕竟是一部站得住脚的好作品。自从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以后，接着有花城出版社、安徽文艺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等多家出版社先后出版，多次再版、重印，深受广大读者的喜爱。当笔者写完这篇文稿打开网页寻找《人啊，人！》是否还有销售时，网上还赫然显出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出版的《人啊，人！》。

《人啊，人！》离1980年初版至今已有36年，距戴厚英1996年被歹徒杀害已有20载，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出版至今也有近10个春秋，在网络销售图书淘汰率极快的当下，《人啊，人！》还以自己本身所具有的潜质和实力，闪亮登场在网络之上，任爱书者选购。可见，它是一本受人们欢迎、经得起时间检验、具有较强生命力的长销书。

岑桑冒着极大的政治风险，置个人荣辱安危于不顾，坚持出版了当时名不见经传的戴厚英的长篇小说《人啊，人！》，取得了“骤雨过后见彩虹”的效果。足以使我们看到岑桑非凡的智慧和胆识、勇于担当的精神、扶持新人的气度，以及强烈的责任心和高度的社会责任感。这就是著名作家、出版家岑桑所具有的特质。当人们多次谈起岑桑在这一文化事件中的出色表现时，无不交口称赞。因此，他赢得了广东文艺界和出版界人们的敬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