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传奇人生

第一篇 王云五传略

金炳亮

王云五去世后，他的学生，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院长金耀基写下这样的墓志铭：

在此九十二年生命中，正值一非常之时代，云五先生在人间作了一次极不平凡的壮游。

先生于学无所不窥，乃罕有之通人。

先生掌馆时实行科学管理，开拓文化疆域，发扬国故，输入新知，网罗全国学术精英，编印四部丛刊、大学丛书、万有文库等书，气魄宏伟，识见深远。领导书界与新教育连成一气，出书之多与精，为全国冠。中国读书人鲜有未读商务书者。商务曾四度毁于国难，而先生四度使之复兴。故言商务必言先生，先生诚商务之伟大斗士与化身也。

无论为官为商，始终不脱书生本色若先生者，真第一等人也。

一

王云五的一生充满传奇，这使他在生前就收获了“文化奇人”的称号。

他几乎没有上过正规的学堂，用他自己的话说，他连小学都没毕业。可是他却以博学著称，被人称为“有脚的百科全书”。他什么学位都没拿到，可是他却是台湾的“博士之父”。他在进入商务印书馆之前，几乎没有什么像样的出版从业经历，乃至见多识广的张元济和高梦旦等人根本不知道王云五何许人也；可是他却在进入商务印书馆之后三个月，就被任命为编译所的所长，成为这家全国最大出版机构的总编辑。在讲究门派和家族氛围浓厚的商务印书馆，他是纯粹的“外人”，却颇出人意料地被商务印书馆董事会任命为总经理；在全面抗战的艰苦岁月，他带领商务印书馆，辗转港渝，历尽劫难而不倒，使其成为中华民族不屈和奋进的一面旗帜。他是无党无派的社会贤达，却不断担任国民党高官。他没有在国民党军中担任任何职务，却是中共在1948年年底宣布的第一批国民党战犯（名列第十五位）。

很难准确定义王云五的身份。

毫无疑问，他是大出版家。在他主政商务印书馆时期，商务的出书品种占据全国一半以上市场份额，成为亚洲最大、世界排名前五的著名出版机构。晚年他又以77岁高龄重返出版业，使几乎奄奄一息的台湾商务印书馆重新焕发生机，成为台湾最重要的出版机构。

他是大学教授。民国初年，他就被国民大学聘为法学教授；晚年重返教学岗位，为台湾政治大学创办政治研究所，并长期担任教授。他开设的“现代公务管理”“中国行政问题研究”“中国政治典籍研究”等课程颇受欢迎。他指导过的研究生、博士生包括周道济、傅宗懋、王寿南、金耀基、缪全吉等知名学者。

他是学者。还在1928年担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时，他就以特邀专家名义列席了第一届全国教育会议；1929年被新成立不久的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聘为“专任研究员”，兼法制组主任。他通晓英、德、法、日等多种语言，这使他的研究具备宽广的视野。他的著述和译作超过千万字，内容涉及历史学、教育学、法学、政治学、管理学、图书馆学，等等。由于所学庞杂，王云五戏称自己是“四不像学者”。

他是政论家。青年时期他就担任过上海《天铎报》主笔和北京《民主报》撰述，一度每周撰写社论。20世纪50年代初，他在港台两地报刊大量发表国际问题时评政论。

他是演说家。无论用中文还是英文，无论是学术演讲还是会议报告，他都可以滔滔不绝地讲上几个小时；他做演讲几乎不怎么准备，而演讲稿稍加整理就可以发表；他的许多著作都是由演讲结集出版的，包括一些畅销书。

他是发明家。他发明了风行半个多世纪的四角号码检字法，创立了中外图书统一分类法，还改进了中文排字。

他是国民党高官。先后担任过经济部长、财政部长、“考试院”副院长、“行政院”副院长等重要职务。

他是藏书家。青少年时期就喜欢四处淘书，尤其喜欢购藏中外古籍，其藏书之富，足以使他创建以其个人名义成立的“云五图书馆”。

他是慈善家。他在生前就成立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基金会，死后几乎所有财产都捐给了“云五图书馆”。

他是社会活动家。进入商务印书馆之后，各种社会兼职就一直伴随着他。我们且看看他晚年的各种兼职：“纪念国父百年诞辰筹备委员会”（“国父纪念馆兴建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副会长、故宫博物院（台湾）管理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山学术文化基金会董事长、云五图书馆基金会董事长、嘉新文化基金会董事长、孙哲生先生学术基金会董事长、“中韩文化理事会”理事长、亚洲印刷会名誉会长、“十大杰出青年”评审委员会主任委员、铭传女子专科学校董事长、铭传商业专科学校董事长，等等。

他一生担任或兼任的各种职务、衔头，恐怕他自己也说不清。

二

图书馆与王云五的人生有着莫大的关系。

他说：“我在学校的时期很短，我在图书馆的时期却很长。我不是职业的图书馆馆员，但我大半生消磨于图书馆的时间恐怕比一般职业的图书馆馆员尤多。一个职业的图书馆馆员至多与一二十所图书馆发生过关系，而与我有关系的图书馆至少有几千所。”

这里所说的与他有关系的图书馆至少有几千所，是指他主持编辑出版的《万有文库》《小学生文库》《幼童文库》《中学生文库》《人人文库》等都是以图书馆为销售对象，几千家图书馆因为购买了这些“文库”而构成了其基本馆藏，具备了开展借阅服务的能力。

一方面，图书馆是缺乏学校正规教育的王云五读书之旅的加油站，在某种意义上说，王云五自学成才是因为他充分而有效地利用了图书馆的资源。

另一方面，王云五的人生事业也有很大一部分与图书馆有着密切关联。1921年王云五进入商务印书馆时，商务印书馆的涵芬楼已有藏书30多万册，其中中文图书（包括各种珍本古籍）20多万册，英、日、德、法文书籍五六万册。涵芬楼归属编译所，而编译所的所长是王云五。1926年5月，由涵芬楼改建而成的东方图书馆正式对公众开放，王云五兼任馆长。

由涵芬楼更名为东方图书馆，由服务本馆而面向社会公众，在涵芬楼由传统藏书楼向现代图书馆的转型过程中，王云五是重要推手。

王云五主持东方图书馆工作，主要带来两大变化：一是他采纳胡适的建议，大量采购补充西文图书；二是用四角号码检字法为中文图书著录索引，又用中外图书统一分类法将中外图书统一编目和归类，从而大大改进了之前图书馆藏书“杂乱无章”的状况，极大改善了图书馆的藏书管理和借阅服务。

王云五还充分利用自己担任商务印书馆要职的便利条件，将他疯狂买书的秉性也同时用在了为东方图书馆购买图书上。他自己只要有机会就为东方图书馆搜购图书，商务印书馆在各地的分支机构也成了他搜购图书的网络。至1932年上海“一·二八”事变前，东方图书馆已卓然成为亚洲首屈一指的大型图书馆，藏书量达46万册，与当时国立北平图书馆不相伯仲。

“一·二八”事变中，东方图书馆被日本人蓄意炸毁，所藏书刊除小部分事先转移之外，绝大部分毁于战火。商务印书馆董事会批准成立东方图书馆复兴委员会和复兴基金，同时公开向国内外征集图书，王云五更提出由商务印书馆拨出部分盈余充入复兴基金。因此，东方图书馆的图书增长很快，1949年已达到“一·二八”事变前的水平。1953年，东方图书馆将全部藏书献给人民政府。

由于在图书馆方面的建树和贡献，1926年11月，王云五当选为上海图书馆协会主席；随后，任上海市图书馆筹备员，国立中央图书馆（筹备）审查会主席；1929年2月，当选为中华图书馆协会执行委员。

20世纪20年代中国出版业的快速发展与图书馆事业在中国的勃兴有十分密切的关系。王云五以出版人与图书馆专家的双重身份，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感受到图书馆的勃兴催生了大规模的图书需求，因而将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的出书方向转为大量出版普及类图书，尤其是中小学的课外读物。为了方便图书馆的检索和编目，他研究和发明四角号码检字法，创立中外图书统一分类法，并将其首先应用于商务印书馆推出的《万有文库》等大型丛书。这一方面使图书馆省去大量人力物力，一方面又有力推动了这些大型丛书的销售。在后来写的《四十年来之出版界》一文中，王云五将这一时期中国出版业的发展归入“图书馆运动时期”，虽然带有强烈的个人色彩，但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出版现实。

1935年3月21日，上海市图书馆临时董事会成立，推举蔡元培、王云五分别担任董事长和副董事长，负责筹备上海市立图书馆事宜。该馆于当年正式成立。

王云五一生受益于图书馆，又与图书馆有着不解之缘。创建一家以个人名义命名的图书馆，因而成为王云五的梦想。其目的，既是为他的藏书寻得一个永久保存的处所，也借以向社会免费提供精神食粮。1947年，王云五60岁时盘点财产预立遗嘱，就筹谋着身后以自己在上海北四川路的住房创建图书馆，以自己收藏的图书作为图书馆的基础藏书。这个愿望，越到晚年，变得愈发强烈。

1972年5月，王云五创设财团法人“云五图书馆”。他个人捐出100万元（新台币，下同）和一部分股票（价值约100万元），另由台湾商务印书馆捐出40万元，他的学生们捐赠十多万元，作为“云五图书馆”的首批资金。图书馆用地是王云五早就买下的一幅土地，面积五十多坪（1坪约为3.3057平方米），就在他位于台北市新生南路三段十九巷8号的自家住宅对面。

1972年7月，台湾当局核准成立“云五图书馆基金会”，前期捐助和募集资金全部进入，并接受团体和个人的图书和资金捐赠，以公益财团法人方式运作。基金会由王云五自任董事长，他的儿子王学理和王学善也在董事会中。《财团法人台北市云五图书馆基金会章程》规定：“本@@

会创设人去世后，将另以遗嘱方式续捐其他资产，补充基金。”根据王云五遗嘱，除将“所存全部书画及精印艺术品”分赠子女留念之外，“所有全部剩余资产连同身后各项收入，一律捐予财团法人云五图书馆，由全体董事依该财团法人章程利用或将云五图书馆扩充为云五纪念馆。新生南路三段十九巷8号房屋于净圃、馥圃去世后，即归并于云五图书馆或纪念馆，并接受其所有权”。这份遗嘱的执行人是他的学生、云五图书馆董事长陈宽强。由此可见，王云五之所以选在住宅对面买地建图书馆，是为将来图书馆扩建时可将自家住宅（面积约75坪，248平方米）一并归入做准备，他已将图书馆视作自己生命的归宿和延续。

1974年10月2日，云五图书馆对外公开借书及开放阅览，完全免费。图书馆的基本馆藏是他来台之后搜购的四万余册图书和两百多种中外杂志，台湾商务印书馆免费提供的样书样刊，以及社会热心人士的捐赠。王云五亲自用毛笔写了《借阅规章》和开放时间挂在门口。“读者借阅不需任何保证，甚至亦不需任何手续费。这是双重的开风气之先。”

1977年王云五90岁时，台湾商务印书馆股东常会提议为王云五铸造铜像，在公司内恭立，由于王云五再三推却，改为捐赠200万元作为云五图书馆扩建费用。王云五则在“预立遗嘱”中，明确将他的住宅改建为五层高楼，作为云五图书馆扩大之用，另再捐出200万元作为改扩建费用。不过，王云五的半身铜像最后还是铸成，放置在云五图书馆的门厅。

三

王云五买书入魔，读书成痴。

他曾以分期付款方式买下全套30册英文版的《大英百科全书》。要知道，那时他每月收入仅24元，而他要用两年时间，每月还款12元来买这一套书！

他善于从古旧书店淘书。当时上海的北京路一带有许多旧西书店，“这些旧西书店多从拍卖行把外国人回国者的家具什物和书籍一起买回来。他们对于家具什物都还识货，自能待价而沽；但对于西书既不知其内容，便只凭外表装订之优劣与书籍的新旧，胡乱定价出售”。王云五从这些旧西书店以极低廉的价格淘到许多好书。

如此疯狂买书，使得王云五在青年时代就拥有极为丰富的藏书。民国元年他在迁居北京担任政府公职时，上海寓所的藏书已达六七千册，包括一些珍贵的木版旧书和英、法、德、日文的外版书。“及民国五年南返，合平沪两地的藏书，计已在万册以上。”而到他离开大陆时，已有近八万册图书，“其中古版书有三万多本，铅印和石印书四万本，还有外文书七千册”。

1948年底，王云五逃离大陆，“随身仅带罕传与应用图书若干……其后辗转来台，携来图书多系抗战初期留居香港移存彼处者，为数不及藏书总数廿分之一”。

到了台湾之后，王云五仍然疯狂搜购图书，仅西文杂志，常年订阅的就达30种。通过各种途径，他搜全了出版时间超过50年的全套《东方杂志》，全套的美国《外交季刊》。他在台北的寓所以及台湾商务印书馆和政治大学的办公室，到处堆满了书。号称“位置皆宜无杂品，收藏极富只诸书”（清代钱南园对联）的台北寓所书房是他最引以为豪之所在。

王云五喜爱读书，已到了痴迷程度。“初时只是由于不甘落后的动机而读书，继而愈读愈有兴趣。”他自小养成读书习惯，宁可一日不吃饭，也不肯一日不读书。即使到了七十多岁的高龄，“偶然听到一种新的学问或理论为自己向所不知者，总是多方搜求有关这一问题的书籍期刊，涉猎一下，然后甘心”。

王云五读书之多之广，是十分惊人的。对此他非常自负，“我可以不客气地说，没有人读的书比我多”。“中文，我想老翰林也没有我读的古书多；而英文，博士和专家也没有我看的书广。”他一生以书为伴，“真是每日除了吃饭睡觉和工作以外，没有一时一刻肯离开它”。

有些人或视读书为苦，王云五却从中找到无穷乐趣。由于读书成痴，还发生过朋友将他带到红灯高挂的“书寓”，去了之后才发现是家妓院的囧事。

有趣的是，王云五从自修英文开始，十六七岁时已阅读大量英文经典著作；因耻于自己中文欠缺，又回补中文，将父亲珍藏的一套二十四史不断翻读。

关于读书方法，王云五写过许多文章，做过许多演讲，颇受青年和学生们的欢迎。首先，他十分强调培养读书的兴趣。“读书最好是从养兴趣起，这样书一定读得好。”读书不需要有什么目的，有了兴趣，就可以去读。有了兴趣，读书就变成一件快乐无比的事。其次，开卷有益，每一本书都是一个老师。“读书好比和名人对谈，只要有一卷在手，我不但可以和安迭生（今译爱迪生）爱因斯坦那些活人对谈，而且也可以和牛顿等死人对谈。无论哪一国的人，我都可以和他对谈，这实在是难得的机会。”第三，他鼓励多读，但不要滥读。王云五曾拿自己青少年时期通读《大英百科全书》做例子，认为“《大英百科全书》本是一种参考书，而我却把这部书从头至尾的读了一遍，像这样的读书是等于不读书。希望诸君不要走我失败的路”。第四，他强调读书时要多思考，要有怀疑精神。不思考、不怀疑，这是死读书，是书呆子做的事。王云五论读书方法虽然多半是老生常谈，但因为是他从自己人生经历和读书心得中总结出来的，因此受到人们的欢迎。他在从事出版工作时，也特别注意出版物的趣味性，引导读者思考问题。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儿童读物和学生课外读物大多趣味横生，与王云五这样的指导思想是有关系的。

关于读书的演讲和文章，王云五于1951年出版过一本《读书常识》的小册子。《中国古今治学方法》《岫庐论学》《对青年的讲话》《我的生活与读书》等书也多谈到读书方法。大陆已出版的王云五著作单行本《旧学新探：王云五论学文选》《我怎样读书：王云五对青年谈求学与生活》也都与读书有密切关系。可见，对王云五关于读书方法、读书论学的论述和心得，海峡两岸都颇为认同。

培养读书兴趣如此重要，可是现实中又有太多的人视读书为畏途，没有兴趣读书。王云五认为，错不在人们不喜爱读书，因为好奇是人的天性，而读书是可以满足人们好奇心的；人们不喜欢读书，多半是因为不得法的教育和没有趣味的图书，使得这种天性逐渐泯灭；这恰恰表明教育家和出版家没有负起应尽的责任。

那么，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呢？王云五说：“我以为要维持或恢复读书的兴趣，惟有鼓起学生自动读书的心情。依我的见解，首须使学生发生对于读书的需求。而这种需求要能持久，尤其要有一个中心的需求，譬如在中等以上学校的学生都可使其各自认定一个专题，自行研究，有如大学生将近毕业时撰作毕业论文一般。……照此办法，一来可以多读书，二来可以组织思想，三来可以练习文字，而多读书的习惯能由此养成特别重大。”

读书与工作几乎占据了王云五生活的全部。“他生平没有任何嗜好，社会上的应酬也极少。他生平视为最快乐的，只有读书和做工两件事。平素生活，除了每日睡觉六七小时外，其他的时间都完全给这两件事支配。”

四

王云五小学未毕业却有“博士”的头衔，晚年甚至获得“博士之父”的称号。

1969年，83岁高龄的王云五只身前往汉城（今译首尔），接受韩国建国大学授予他的名誉法学博士学位。这不是他第一次戴上博士帽。1924年6月，王云五在沪江大学毕业典礼上发表英文演讲《西方文化对现代中国文学之影响》，校方就曾以博士帽相赠，令从未获得过任何学位的王云五欣喜万分。

王云五到台湾后，蒋介石任命他为台湾“考试院”副院长。王云五到任之后，着重从两个方面对台湾的博士制度进行了改革。

一是立即施行博士学位授予。国民政府在1936年就颁行了《学位授予法》，但只落实了学士、硕士学位的授予，而博士学位的授予，则一直没有施行，原因在于存在争议。王云五认为，此举“实属过于谨慎”，不能因为有争议就不做，应立即施行。

二是博士学位授予应进行严格限定。台湾当局颁布的《学位授予法》第六条规定，符合以下两个条件也可以授予博士学位：“一、在学术上有特殊之著作或发明者。二、曾任公立或立案之私立大学或独立学院教授三年以上者。”王云五认为中国是人情社会，如果开了“特殊”这个口子，就会助长“奔竞之风”。况且，“表彰学问不一定靠博士学位，然博士学位之获得则必须代表相当的研究过程也”。他要求对“有特殊著作或发明者”，仅授予“名誉博士”称号，以区别于那些“代表相当的研究过程”的“博士学位”。

显然，他在韩国建国大学所获即属于这样的“名誉博士”。

在时任台湾“教育部”部长张晓峰（其昀）的支持下，王云五在“考试院”主持起草了《博士评定委员会规则》，经“教育部”审议后送“立法院”通过。“教育部”在修订《学位授予法》时也采纳了王云五的建议。1956年，张其昀在法定程序完成之后，旋即决定由台湾的政治大学政治研究所、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研究所、台湾大学历史研究所率先办理。“除台大稍缓办理外，政大师大均立即开办。”王云五的学生周道济成为新的博士学位授予制度下，台湾获得博士学位的第一人。

有感于王云五对台湾建立博士制度的前驱贡献，在王云五80岁寿诞的时候，张其昀题赠“博士之父”匾额送给他。从此，王云五就多了一个“博士之父”的头衔。1969年10月，韩国建国大学授予王云五“名誉法学博士学位”。“博士之父”总算有了“博士”的头衔。只不过，按王云五自己当年的设计，此“博士”只是荣誉称号，不是真实“学位”；所谓“名誉法学博士学位”，也只是增加了王云五追名逐利道路上的一个虚衔罢了。

五

王云五最响亮的名声，既不是他自学成才的故事，也不是他在商务印书馆的业绩，甚至也不是他做了什么大官，而是他的一项伟大发明——四角号码检字法。

王云五在主持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的时候，为解决汉字检索难题，委托林语堂研究检字法。与此同时，他在编译所的同事高梦旦也一直在研究检字法。

王云五另辟新径。他从电报译码中获得灵感，发明号码检字法；又根据汉字特点，将汉字拆解为四个部分，分别以数字号码代入。1926年2月，王云五在《东方杂志》第二十三卷第三号发表《四角号码检字法》，标志着这项发明正式面世。

四角号码检字法面世后，蔡元培、胡适、吴稚晖等学界名人竞相为之推荐。胡适将之誉为“是最容易、最方便、应用最广的法子”，甚至专门为它编了一首顺口溜以方便入门者学习：“一横二垂三点捺，点下带横变零头，叉四插五方块六，七角八八小是九。”后来这首顺口溜竟一直跟着“四角号码检字法”风行半个多世纪。

“四角号码检字法”解决了自古以来难倒无数饱学之士的汉字检索难题，成为音序检字法发明前唯一得到广泛使用的汉字检字法，而音序检字法是在用罗马拼音注音汉字成型后才推广普及的。之前，笔画检字法由于汉字笔画重复太多，计算费时费力，虽不得已而使用，但难以大规模普及，尤其是影响初学者的兴趣。由此，四角号码检字法一经发明即受到社会广泛欢迎，不但各种工具书附录四角号码检字法索引，国民政府教育部还通令全国图书馆采用，以检索书目。影响所及，美国的国会图书馆、哈佛大学图书馆用它编制中文图书检索，日本著名的《汉和大辞典》也附有四角号码检字法。甚至电脑汉字输入法，也在诸多方面受到四角号码检字法的启发。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四角号码检字法在文化普及方面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早在1950年8月，还在私营未改组之前的商务印书馆，就在上海编写出版了《四角号码新词典》，到1962年5月已出至第6次修订本，仅在上海（全国还有其他印刷点）就印行至第29次，累计印数“报纸本”5845500册，高级纸本431700册。“文化大革命”中，除了毛选、语录，出版活动基本中断了，《四角号码新词典》也不再重印和修订再版。1971年，周恩来总理在听取文化口出版组的工作汇报时说：“王云五编的四角号码字典为什么不能用？不要因人废文。一个人有问题，书就不能用了？它总有可取之处嘛！”“要懂得水有源树有根。……《新华字典》也是从《康熙字典》发展来的嘛！编字典可以有创造，但创造也要有基础。”《四角号码新词典》随后继续印行。

在《新华字典》和《现代汉语词典》正式出版发行之前，《四角号码新词典》实际上发挥了这两本全民工具书的作用。1977年，在《四角号码新词典》第8次修订时，王云五的“旧四角号码”被“新四角号码”所取代。不过，此后，音序检字法和部首检字法逐渐取代了四角号码检字法。2008年，以“商务印书馆辞书研究中心”名义修订的第十版《四角号码新词典》仅印了10000册。四角号码检字法及相关工具书此后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王云五一开始就宣布放弃四角号码检字法的专利权益，以利于推广普及，并使全社会共同受益。尽管如此，四角号码检字法的迅速普及仍为王云五赢得巨大的社会名声和巨额的版税收入。

当代出版人王建辉对王云五发明四角号码检字法有这样的评价：“四角号码的使用率和覆盖面，创造了近代中国文化的一个奇迹，更方便于文化和知识的普及，不仅仅嘉惠士林与后学，更表明它是近代尤其是新文化运动以来最成功的文化普及，成为近代以来大众文化生活中最为奇特的文化符号。”

这样的评价，我以为是恰如其分的。

六

以无党无派之社会贤达身份而官至国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长，是王云五的又一个传奇。

王云五在商务印书馆这一全国重要文化机构的出色成绩和重大贡献，成为其进入官场的敲门砖。

1938年，国民政府成立国民参政会，作为战时临时民意机构，王云五以无党无派之社会贤达身份，当选文化界别的参政员。这当然不是像他说的，要为抗战尽一份力这么简单，而主要是因为他有着传统文人“学而优则仕”的思想。入阁为官的机会，他怎么会轻易放过呢？

此后，王云五连续四届当选参政员。抗战胜利后，他辞去商务印书馆总经理职务，转而出任国民政府经济部长，实现了由商场转战官场的人生转折。王云五由此成为“无党派之人参加政府出任部长之第一人”，在社会上引起不小的轰动。

1948年5月，王云五改任职责更重的财政部长。当其时，国民政府风雨飘摇，财政状况急转直下，经济形势濒于崩溃，王云五颇有临危受命的意味。但王云五以一个“外人”而进入一向由蒋宋孔陈“四大家族”把持的财政部，立感左支右绌。为挽救经济，蒋介石下令王云五进行币制改革，发行金圆券以代替形同废纸的法币。

然而所谓的币制改革，却演变成一场灾难：在不到两个月时间，国民党政府从民众手中榨取了2亿美元的金、银和外汇，而由于金圆券并未能收到预期的稳定货币和物价的作用，当然也未能挽救国统区经济继续走向崩溃，持有金圆券的普通百姓遂成为币制改革的牺牲品。可以说，币制改革的失败实际上加速了国民党的溃败。

币制改革成为王云五人生的最大败笔。王云五在一个错误的时间（国民党兵败如山倒的时候）、错误的地点（时局最为混乱的国统区）、用一种错误的方式（大量金银外汇从普通民众流向国民党政府、官员、财阀、资本家等），怎能不以惨败收场？

蒋介石选中王云五搞币制改革，使其不幸成为国统区经济形势崩溃的替罪羊。这是王云五不便公开说道的难言苦衷。非其不为也，是其难为也！周恩来就曾当着王云五的面说过这样一句话：“像王云五先生的参加政府，我深信他现在的内心也感着不好过。”可谓对国民党官场腐败的深刻洞察之语！王云五在当日日记中说：“这句话……使我内心感触万分，本来有许多想说的话，至此却默默无语。”

七

王云五小时体弱多病，成年后却以精力旺盛和勤奋著述著称，以92岁高龄去世，写就人生的又一个传奇。

王云五从童年至少年，由于弱不禁风，终日与药罐子为伴，算命先生说他活不过14岁。他由沪返乡，多半也是因为身体太差，家人希望用土法子养好他。广东香山风俗以为田鸡蒸饭可以壮筋骨，他妈妈便每日给他吃这个。小时候身体病弱，使王云五养成处处不与人相争，却在心里默默算计的含而不露的性格，这或许是他在事业上取得成功的性格基因。

王云五生于上海，除了偶尔随家人回香山小住，大部分时间生活在上海。他的性格，糅合了广东人的务实和上海人的精明。“广东人所有的长处，他全有。广东人性格豪爽慷慨，明朗实在，刚强，不屈不挠，而又剃刀一般锐利而睿智。他把这些特性，集于一身。”“广东人多勇猛精进，顽强冒险；但在遇到挫折时却也能够达观。”

王云五屡挫而不折，始终勇猛向前的精神，有人概括是因为“打不倒的王云五具有广东人的傻劲和热情”。

王云五身材矮小，但头颅硕大，明显不成比例。他头顶局促的博士帽，身穿宽大空落的博士服的形象，甚至他自己都常常拿来取笑。

他的嗓门奇大。抗战时期有记者形容：“他每次在参政会开会时，常常一言语惊四座，颇像唱大花脸的金少山。”

壮年后的王云五，由于十分注意锻炼和调养身体，加之事业成功，心态极好，身体十分壮实健硕。曾有媒体这样给中年的王云五画像：“身体矮而壮实，发须斑白。平时多穿长褂。而目光炯炯神采奕奕，有十足广东人的神气。他的面孔和肤色，总是健康的铜色，长耳阔肩，方头大脸，眼珠乌溜溜的。笑容可掬，声音洪亮。站在那里，就如一口大钟，一尊佛。”

20世纪40年代，他已经迈向花甲之年，媒体还说他“无论精神体力，远非年青人所能及。……能吃能睡，也更能工作，一无病痛，看样子，至少还能活三十年，这真是位年青的老年人”。

从中年开始，他就养成早睡早起的习惯，越到晚年起得越早，当别人起床时，他已工作三四个小时，等于比别人多工作了半天。而且他从来不午睡。他的著述上千万字，大都是在别人睡觉的时间完成的，让人不得不佩服他强壮的身体和顽强的毅力。

一直到83岁之前，王云五的身体都很健康。他从不进医院，饮食也不讲究；可是他腿脚灵便，牙齿齐全，耳朵不用助听器，看书读报不戴眼镜。晚年不断有人问他如何保健，他总是回答“只须顺乎自然与持之以恒而已”，就是“尽可能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饥则食，饱则止，外则活动身体，内则愉快心情”。

他一生纵横驰骋于政学商各界，且均取得一定的成功；在一定程度上说，他活一辈子，等于别人活了几辈子。能够做到这一点，一方面得益于他壮实的身体，另一方面也与他勤勉的习惯、吃苦的精神和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分不开。

八

1979年8月14日，王云五病逝，享年92岁。死后葬于台北树林镇山佳之净律寺的佛教墓园。

王云五与两位夫人共育有六子三女，分别是长女学文、次女学艺、幼女学医（又名鹤仪），长子学理、次子学武、三子学政、四子学农、五子学哲、六子学艺、幼子学善。

王云五的九个子女，大都学有所成。长女学文，1912年北京出生，毕业于东吴大学法学院，1936年冬不幸在上海病逝，年仅25岁。长子学理，1913年北京出生，毕业于上海沪江大学，后取得柏林工业大学学位。四子学农，1918年上海出生，毕业于南京中央医学院，为著名的牙医专家，后居港行医。幼子学善，1928年上海出生，毕业于台湾大学医学院，后赴美国杜克大学精神病科学习深造，以杜克大学医学院教授当选全美精神学院院士。

小女学医，又名鹤仪，幼患小儿麻痹，小学尚未毕业即被迫退学；身残志坚，居家自学，中英文及书画皆有相当造诣；英人奥威尔的名著《一九八四》首个中文译本即由她翻译出版；30岁后仍不良于行，遂只身赴美求医，在教会大学毕业后又考入哥伦比亚大学，获数学硕士学位，返台后在政府部门任统计处主任。

五子学哲，1944年从成都华西大学哲学系毕业后，即到重庆白象街的商务印书馆编辑部任助理编辑，随后主编《学生杂志》。抗战胜利后，王学哲由重庆返回上海，曾短暂任职于商务印书馆的编审部。1947年，王学哲在东吴大学法学院毕业后，赴美国华盛顿，入读乔治大学，获法学博士学位。旅美五十余年。2011年12月在美国创设王云五基金会，后返台定居，并任台湾商务印书馆董事长（2002—2011年）、云五图书馆基金会董事长。

王学哲之子王春申，自幼随王云五长大，耳濡目染，有志出版事业。王学哲在90高龄卸任台湾商务印书馆董事长之职后，王春申继任台湾商务印书馆副董事长、云五图书馆基金会董事长、美国王云五基金会董事长，后于2014年6月任台湾商务印书馆董事长。

王云五一家三代，接连执掌台湾商务印书馆，成就一段出版佳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