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悦华

1977，注定是不平凡的一年。

这一年，中国人生活中最引人注目的两件事：邓小平复出和恢复高考。

8月4日，北京人民大会堂，一场非同寻常的座谈会正在悄然举行。这是邓小平复出后召开的第一个会议。这次会上，邓小平果断拍板，恢复中断11年的高考。

一个月后，安徽合肥市以一场更大规模的座谈会，热烈回应着。中国科技大学青年教师温元凯，带着刚从北京回来的激动，第一次面对四千多双中学生纯真的眼睛，有些腼腆，有些忐忑。

200公里之外的凤阳小岗村农民，正酝酿着一个时代巨变。一年后，18双粗糙手掌将一个个鲜红手印，摁在了历史深处。

9月底，一份《人民日报》内参《全教会“纪要”是怎样产生的》送到邓小平手上（指1971年全国第一次教育工作会议形成的《会议纪要》）。邓小平看过内参后很恼火，再次拍板：“两个估计”是不符合实际的。教育部不要受此影响，要争取主动！

最后一块障碍清除了！恢复高考的消息如春雷彻响，激荡大江南北、千家万户。570万考生从山村、牧场、矿山、营房……奔向考场。中国青年的命运、中国未来的命运重新改写！

这一年冬天是火热的！

1978，1983，1984，1988，一个个带着历史体温的日子，带着绵长怀思和新鲜感受，记录着中国的改革、改革的中国。

抖掉枷锁，思想激荡，奋发昂扬！

20世纪80年代初，被史学家称为是“五四运动”后第二次思想解放运动。一批批哲学、社会学、政治学、法学、心理学、伦理学、文学理论等西方社会思潮丛书问世，如春水破冰，冲击着禁锢封闭的中国，人们开始睁眼看世界。

温元凯的身影出现在大学校园，他呼吁改革与观念现代化。许多年过去，一场宏观经济形势报告会后，温元凯被一位老板拉到旁边：“我十年前是个警察，听过你一盘录音带后，改行做生意了。”略显丰腴的脸上，颇有几分神秘和得意。

1984年，一本薄薄小册子《中国的大趋势——温元凯谈改革》，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定价五角七分，看上去毫不起眼，第一次印了30万册。这本小册子以全球化视野，对未来社会做了大胆预言。像一股旋风，轰然洞开了人们思想闸门。今天，我们吃惊发现，温元凯30多年前的预言，如信息化社会、社会多元化、经济全球化、三大产业升级与转化等都成了现实。

他确信中国只能进行渐进式改革，“化强震为弱震，积小胜为大胜。”他预言“以后一个小软盘就可以把所有的文件收集在一块，随时可用，非常方便。”这不是我们今天随身携带的U盘吗？

他被《上海青年报》评为中国改革十大风云人物之一；中国人才研究会将他与袁隆平、陈庭元、周冠五、陆东明、侯学煜、黄勋章、吴仲华、刘静和等编入《站在改革前列的人》；作为全国人大会议主席团成员，他的名字登上《人民日报》头版头条……

紧张、兴奋、忙碌……这是他人生最光彩的日子。像一道闪电，光芒耀眼。

40年弹指一挥间。改革先驱温元凯，如今安在？

“生动活泼，主动学习”

温元凯，无锡出生，上海长大，聪慧纤弱。少时似弱柳扶风，青年如亭亭白杨。

对化学痴迷，始于初中。一天，他突发奇想，想制造点硝酸钾，做火药。先用燃烧的向日葵制造碳酸钾，再硝化。结果碳酸钾没制造出来，地板烧了个大洞。

他不死心，为了庆祝一个什么节日，又想制造点焰火。想了个法子，把火药纸的药物放进装过青霉素的空瓶，仔细研磨，想把里面的硫和氯酸钾分开。课上，他把铱金笔插进瓶里，悄悄磨着……

“嘭！”一声巨响，火苗和浓烟飞起两尺多高，钢笔里的红墨水飞溅到天花板上，老师同学都吓呆了，他也吓得够呛，手指炸出了血。镇定下来，老师愤怒地问：“你为什么要搞爆炸？”这学期他的操行由“优”变成“中”。不过，这都没影响他的化学兴趣。中学毕业，他如愿以偿考上南京大学化学系。

1964年春节，毛泽东发表著名的《关于教育革命的谈话》，提出“把分数看透了，大胆主动地去学。”温元凯钻研离子极化现象，自学德语、俄语，写了两篇颇有创见的学术论文。匡亚明校长热情举荐，他成了高教部树立的“生动活泼、主动学习”典型。

可惜，“文革”很快爆发，“教育革命”走向完全不要学习的极端。他这个好学生成了“黑典型”“保皇党”。批判他的大字报贴满校园、甚至床头。

校园里，红卫兵组织旌旗林立。被拒之门外，他决心一个人“革命”。贴了几张大字报，自觉乏味。大家浩浩荡荡去外地串联了，空空的南大，像一座荒凉孤岛。他决定也去外地“闹革命”。步行到井冈山，又从井冈山步行到韶山。虽艰辛备尝，却心情舒畅。他自嘲像阿Q：“锵锵锵，我手执钢鞭将你打……”

不久得了肺病，回家休养。做店员的爸爸主张他把书都卖了，妈妈却不同意，说：“总会有用的。”妈妈的支持，让他很高兴，很快写了七万字论文《离子极化》。不知从哪儿搞了蜡纸，拼命刻写，凑了些大字报用纸，晚上到妈妈工厂偷偷印出来，寄给化学家唐敖庆、徐光宪和几个志趣相投朋友。不久，收到两位专家热情鼓励的信。唐敖庆在信里说：

“在你的论文《离子极化》中，有很多好见解。例如用‘有效核电荷’代替‘核电荷’，新建议一种计算离子键百分率的公式，推导一个半定量计算‘离子极化能’的公式等。”

温元凯兴奋极了，酝酿撰写新论文。谁知，私自写论文的事被揭发了。工宣队很恼火，勒令他返校。一场大批判后，预备党员资格被取消了。

倒霉的事还没完。毕业他被分到江苏省最北边赣榆县一个最偏僻的生产大队。宣布名单时，他说有肺病。军宣队大个子很不耐烦，让他到医院开证明：“退回，退回！”他被重新分到安徽省当涂县丹阳湖农场，这里聚集了几百名大学生，大家自嘲“土八路”，比“臭老九”略高一级。除了繁重水田劳动，只能读毛选马列，不许看科技书。温元凯想不通，上书反映又挨批。一年半后，他被分到绍兴长征塑料厂。

走进破庙般灰色庭院，没有一个人影，看到车间模样的房子，温元凯大声问：“这是长征塑料厂吗？”他吃惊地看到，里面全是上了年纪的老头老太太。一位花白头发用绍兴话说：“牌子在外头挂着呢。”

一个中年人从走廊跑过来，一把抓过他行李，急切地说：“你一定是温元凯！我给工业局打了几次电话，你总算来了！”边说边拉着他的手，往办公室走。

来人是这里的厂长。这是一座破庙改成的塑料厂，生产任务是把废品收购站的废旧塑料回炉，制成一些粗劣用品。

晚上一人住在破庙，温元凯只觉阴森可怖、处境凄惨。哪里还谈得上理想抱负？

绍兴浓密安详的绿，像厚厚海绵，稀释着世间嘈杂。日子久了，他慢慢习惯了。工友们对他嘘寒问暖，厂长更拿他当宝贝，逢人便讲：温元凯聪明能干，不愧名牌大学高才生！

他受了鼓舞，带着几位转业军人，完成了长征塑料厂有史以来第一项技术创新，从蓖麻油开发成工程塑料-尼龙11。可惜申请不到经费，无法投产。他又给厂里建了实验室。晚上在里面啃他的化学键。

巧遇王莺莺，更像冥冥中的安排。王莺莺，中国科技大学毕业，温元凯丹阳湖军垦农场战友，一同分到绍兴，在工业局工作。

1973年春的一天，温元凯在工业局遇到王莺莺。王莺莺笑着招呼：“温元凯，不认识我了？”温元凯有些尴尬：“呵呵，王莺莺。”寒暄几句，王莺莺压低嗓音说：“想去科大吗？”

温元凯听说一些高校正在招“回炉生”，不禁睁大眼睛：“你有门路？”“什么门路不门路，推荐就是了。”王莺莺有些不悦。

温元凯的履历表和推荐信，经王莺莺之手，辗转到中国科技大学党委书记刘达手里。

科大从北京迁到合肥，元气大伤，仪器设备损失殆尽，大批国内顶尖科学家，留在了北京。62岁的刘达老骥伏枥，重建科大：重建数理化基础教研室，从全国各地调入200名教师，从1967—1970届大学毕业生中选调300多名开办“回炉班”。

很快，温元凯幸运“回炉”了。300多名“回炉生”重新锻造后，成为科大骨干力量。刘达的远见卓识，为科大奠定了坚实学术根基。至今科大仍是受人尊敬的中国最好大学之一。1977年，刘达临危受命，担任清华大学校长和党委书记，对遭受严重破坏、教学科研几乎停顿的清华大学大刀阔斧、恢复整顿。温元凯视刘达、王莺莺为生命中的贵人。

就要离开绍兴了，他有些眷恋。长征塑料厂给他恢复了党籍，党支部一致认为，南大工宣队的处理，是不公平的。他去跟王莺莺道别。她安静笑着，宛如一朵纯净无尘的白莲：“高兴了吧？以后你可以展翅高飞了。”

坐上火车，像白雪公主坐上金马车去皇宫。温元凯终于回到神圣的科学殿堂。那是1973年初夏。

“我至少采纳你四分之三的意见”

1976年10月，科学的春风缓缓吹过复苏的大地。温元凯像张开翅膀的鸟儿，向更高枝头攀登。一天，他突然狂喜地发现，在物理、化学、生物三门学科共同接触点，有一片开阔的边缘地带，即将变成绿洲的荒漠——量子生物学！量子生物学有可能全面揭示奇妙的生命过程中遗传、繁殖、衰老、疾病等本质。

一座新的高峰矗立在眼前。他选择化学致癌作为突破口。不久，与张维贤合作的《化学致癌作用——肿瘤的化学病因学研究》发表于1977年第6期的《安徽医科大学学报》。

一天傍晚，传达室大爷神秘地对他说：有中央办公厅电话。温元凯十分诧异，中央办公厅怎么会找我？电话通知他到北京参加一个重要会议。

温元凯满腹狐疑来到北京，接机的教育部高教司司长刘道玉告诉他一个更加振奋的消息：这次座谈会是邓小平副主席邀请的，明天8月4日在人民大会堂台湾厅开会。

见到名单，温元凯大吃一惊。来的都是中国最著名的科学家和权威教授。有北京大学周培源、清华大学何东昌、复旦大学苏步青、南开大学杨石先。杨石先是化学家，已经80岁了。此时，他们的身份还不是大学校长，枷锁还没有完全去除。

这个名单，体现了邓小平所期待的科学家队伍的老中青，特别是中青年的构成。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后来成为各学科的泰斗级人物。

8月4日，明亮的阳光透过高大的玻璃窗，照进人民大会堂台湾厅，两排红丝绒沙发上，坐着33位著名科学家、教育家和教授。

邓小平幽默地说：“外行管内行，我这个外行管你们这些内行。”气氛活跃起来。邓小平说，这件事是方毅和我一起抓的，他请方毅主持会议。大家推年纪最大的人发言。“我记得第一个发言的是杨石先，他一开口就检讨自己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改造好，一定要好好改造，下工厂、下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邓小平不停皱眉。苏步青总算发了点牢骚，说自己手下原来有“十八条罗汉”（助手和博士），被下放得一个不剩。邓小平马上对教育部部长刘西尧说，苏老助手全部调回来，科学家怎么能没有助手呢？

座谈会开到第三天下午，有人对现行“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的招生方针提出异议，建议恢复高考。

邓小平沉思片刻，转身问刘西尧，恢复高考是否来得及？刘西尧说教育部已开过招生工作会，还是按过去方针办。

邓小平说恐怕还是应该改。刘西尧说，如果要改的话，招生工作就要推迟。众人七嘴八舌，说即便推迟也必须改。“既然大家要求，那就改过来，今年就恢复高考！”邓小平一锤定音。

座谈会上“小字辈”、31岁的温元凯，兴奋举手示意，表示有话要说。他对招生十六字方案提出补充：“自愿报考、领导批准、严格考试、择优录取。”

邓小平听完后说：“温元凯，我至少采纳你四分之三的意见。”邓小平接着说，第二句“领导批准”可以拿掉，考大学是每个人的权利，不需要领导批准。

邓小平说，今年就恢复高考，否则又耽误一代人。人民大会堂所有参会代表都情不自禁站起来鼓掌……

“我愿意是火种，去点燃更多心灵”

温元凯是幸运的，他先人一步回到实验室。执着的科研精神，让他总能遇上支持他的人。全国第一届量子化学会议上，著名量子化学家唐敖庆郑重介绍，说温元凯是“全国四十岁以下从事量子化学研究的仅有几个人之一，一定要好好对待他”。

中科院院长方毅，接到化学家陈念贻转来的温元凯的信，欣赏他的科研精神，推荐他参加邓小平召开的科学教育工作者座谈会。

难能可贵、难以忘记的，艰难岁月里，青梅竹马的爱人一直默默支持他的科学研究。新婚那天，在邻居家小阁楼里，温元凯和七八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开了一天化学讨论会。新娘没有感到冷落，反而觉得有意义……

沿着浓荫覆盖的清幽小径，走进居里夫人生前办公室。朴素宁静里，徘徊着一颗伟大高尚的灵魂。座椅十分简陋。在这把椅子上，居里夫人成为两种新元素的母亲。温元凯细细打量每件物品，虔诚翻看签到簿，颤抖的手写下自己名字，内心涌动着神圣庄严：“首先要具备的，是她那样的热忱……”爱因斯坦说：“在所有的世界名人当中，玛丽·居里是唯一没有被盛名宠坏的人。”

皮埃尔·玛丽·居里13号，巴黎大学物理化学生物学研究所，波尔曼教授热情拥抱来自古老东方的年轻人：“相信你在这里会有卓越的成绩，新的创造。”

在著名量子化学家波尔曼夫妇指导下，温元凯完成了蛋白质木瓜蛋白酶的分子静电势计算，引起各国学界关注。他应邀到意大利、英、美、比利时、荷兰、瑞士等国讲学，在国际蛋白质理论化学会议上宣读了论文。科学圣殿之门打开一条缝儿，他窥见了里面的无限风光。

徜徉在千年梦幻之都巴黎，古老文化与现代文明交织的强盛与辉煌，强烈撞击着他。他深刻感受到中国和先进工业国的巨大差距，中国必须改革，而改革是大有希望的！

访美间隙，与同学陈平彻夜畅谈，两人在圣安东尼奥机场分别时郑重相握：“不要忘记我们这一代人的使命——振兴中华！”

“我愿意是火种，去点燃更多心灵。”巴黎之行，最终让温元凯做了人生第一次重大转折。

回国三个月后，他上书国务院副总理万里，提出《关于科技教育体制改革的建议》，包括人才流动、向社会提供咨询服务、聘用人员等八条建议。1983年1月28日《人民日报》一版报眼刊登了他的改革建议。黑底反白大标题《勇于改革是革命者的品格》，十分醒目，像一面旗帜，插上改革阵地。

党委会上，党委委员们传阅着、议论着。个子高高的杨海波兴奋地说：“我建议党委支持温元凯在化学教研室搞试点。任命他为教研室主任。”少顷，会议室响起热烈掌声。

三个月后，化学教研室焕然一新。迎着记者惊讶，温元凯以碳元素分子结构为喻，讲述改革秘密：“同一种碳元素，结构不同形成两种完全不同材料，一个是坚硬无比的金刚石，一个是指甲能划出痕迹的石墨。社会组织结构也是如此，改革就是提高社会性能，形成一个个坚硬不可摧的闪闪发光的金刚石！”柔和眼睛闪着坚定光芒。

靠北一间实验室里，干净明亮天平仪前，几十个化验员在聚精会神测定数据，这是安徽省电力试验所的化验员在接受培训。笨拙手指不太习惯纤细试管，头上冒着微微汗珠。温元凯宽容善意地笑了。

这些身穿白大褂，与试管、瓶瓶罐罐打交道的科研人员，不出大门就把科技转化成生产力。湖南会同县一家日用化工厂来信说，他们原来生产胱氨酸，由于市场饱和，想转产栲胶，苦于没有技术资料，听说科大在搞改革，愿意为生产部门服务，希望得到解决。

温元凯拿着信，找到一位家庭比较困难的老师，请他帮忙查询资料，收取服务费100元，个人、教研室五五分成。这位老师很乐意接受了这个差事，查了资料，复印得好好的，给人家寄去了。几天后，工厂来了感谢信：“你们的改革，帮我们小厂解决了大问题。”

山西榆次市北田镇小赵村农民李海生，想办工厂，却不知搞什么好，写信请温元凯出主意。根据温元凯建议，他们建起了山西省第一家人造大理石厂。３月筹建，５月投产，８月实现利润8000元。李海生逢人便说，老温出了个好主意。

温元凯大胆聘用有争议但有真才实学的人才。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不久，上海橡胶制品研究所助理工程师韩琨，应聘社办企业技术顾问，利用星期日搞革新，救活了这家濒临倒闭的企业。工厂感激他，奖励3000多元。这3000多元，竟构成韩琨“受贿罪”。1982年12月23日，《光明日报》发表《救活工厂有功，接受报酬无罪》，掀起科技人员业余兼职该不该拿酬金的全国性大讨论。温元凯慕名前往，见到的韩琨，受着压力，灰头土脸，在单位抬不起头。温元凯当即决定，请示科大领导，坚决聘请了韩琨。不久，他又聘请“科技流浪汉”刘忠笃，委以重任。刘忠笃是云南省昆明市橡胶二厂业余发明家，有“科技铁汉”之称。

1983年，温元凯以732票（全票769票）当选第六届全国人大代表。不久当选全国人大会议主席团成员、安徽省教委副主任。

自古以来，改革者没有不受非议的。1988年，江苏纪实文学《东方纪事》开辟《当代人自白》栏目，倡导包容开放，构筑民族心理新大厦。第2期发表温元凯自白：“在这场滚滚而来的改革大潮中，我们也许会成为第一批蹚雷的人，成为第一批中箭落马的开拓者，但我坚信，改革的潮流不可逆转！”

转折

静谧的南大校园，梧桐摇落满地霜。儒雅沉静的百年大礼堂被年轻的心烘托着，一张张生动的面容刻录着未来和希望。纸条在手与手中热烈传递，从社会体制到哲学信仰，从当前改革到中国未来……

80年代初的大学生，亲身感受恢复高考带来的人生巨变，对饱经忧患的国家充满担当。刚从国外回来的温元凯，成了他们热切了解世界的窗口。

“你的报告，燃起了我们的心火！”

“团结起来，振兴中华！”来自千千万万学子内心的呼喊，成了那个年代最具震撼力的口号。

改革是勇敢者游戏，勇立潮头必先尝到大海的味道。从改革风云人物转身回到实验室，温元凯又经历了人生一次巨大转折。1992年，他应邀到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分子生物技术中心做访问学者。从事蚂蚁体内一种小多肽防卫素蛋白质结构和序列的计算机分析研究。

加州理工学院是钱学森长期工作的地方，也是他最欣赏的大学：“创新的学风弥漫在整个校园。”物理学家爱因斯坦，天文学家哈雷，遗传学鼻祖摩尔根，火箭专家冯·卡门都曾执教于此。

转眼，温元凯在加州理工学院愉快工作了一年半。他的心渐渐沉浸到恢宏计算中。一堆堆杂乱无章的数据，在他眼前变得奇光异彩、英姿勃发；一个个纷繁公式，弹奏出小提琴般美妙旋律；一页页奇思遐想，如冰山雪莲，清香萦绕，深山旷野，万马奔腾……

忽有一天，一个北京来电扰了他的平静。

来电的不是别人，正是牟其中。牟其中刚做了一笔大生意。他用国内大量轻工产品，从苏联换回四架图-154民航机。一时闻名遐迩。牟其中在电话里说，南德集团近年来发展迅速，准备进军美国。他诚恳希望温元凯暂别科技战线，帮助他在华尔街组建基地，实现宏图大略。

牟其中的豪言壮举，对去国怀乡的温元凯，颇有几分煽动力。适逢第一批中国股票在华尔街上市，温元凯买了200股上海石化，四天后赚了800美元。初尝资本市场甜头，让他头脑发热。两人一拍即合，做起美国淘金梦：帮助中国企业到华尔街上市，把华尔街搬到中国！

“如果你爱他，就把他送到纽约，因为那里是天堂。如果你恨他，就把他送到纽约，因为那里是地狱。”1993年《北京人在纽约》热播，掀起国人海外淘金潮。金钱，又一次施展驾驭人性的魔力和深刻。

温元凯眼前金光灿灿。华尔街的树叶是金灿灿的，华尔街的雨会落地成金，华尔街的风带着甜丝丝的金子芬芳……

他感慨：“这些年来，我深感中国人实在太需要进军华尔街了。这里每天都进行几万亿美元交易……这之中的数目中国只要随便弄一点就可以了。”然而，华尔街的钱并不那么容易搬到中国。华尔街金融大鳄一张张血腥的脸，藏在金字招牌后。

温元凯辞别加州理工学院，信心满满来到了冒险家乐园华尔街，准备大干一场。但牟其中出事了。1996年3月18日，牟其中在拟赴美商谈卫星抵押融资业务时，在北京机场被限制出境。有关部门开始对南德集团长期审查。

对与错，一念之间的背后，是一个人的底色。底色足不足，时间和金钱都是试金石。

温元凯陷入两难。最终，他作出人生第三次重大转折，成了华尔街搬运工——不过，搬运的不是金子，是华尔街理念。多年后，不断有中国企业到华尔街上市，多少让他感到一丝欣慰。已出狱的牟其中似乎还欠温元凯一声“对不起”。一次轻信造成的人生逆转，足够一生来反思。

选择

在北京朝阳区东三环，租了一间不大办公室，注册了咨询公司，温元凯开始创业。所有功名一夜之间统统清零。他已52岁，必须从头开始，自己挣钱养活自己。最困难时，不知道下顿饭在哪儿吃。“好在节俭惯了，吃饭穿衣从来都马马虎虎。”20年后说起过往，已风淡云清。

嗅觉敏锐的媒体发现了他。社会活动家荣光似重现。不过内容变成了极力倡导金融、网络与企业结合，宣讲风险投资和营销革命。

金地中心A座办公室，明亮宽敞。他给了我一本简历和一组数字：“1998年以来，在全国两百多个城市，在清华、北大等五十多所大学、上百家大型企业做过一千七百多场宏观经济趋势、金融投资、管理提升的讲演和讲课。”讲课时间地点、所到之处留影，详细得令人吃惊。

恍惚中，拿在手里的不是简历，而是一本本厚厚的我看不懂的化学专著：1978年，温元凯与同学邵俊合著《离子极化导论》，是关于离子极化现象的系统定量模型论述，至今被人引用；1982年，他翻译了美国科学家L.鲍林与美术家R.海沃德合著的优秀科普读物《分子的建筑术》……

梦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

他马不停蹄，日夜突奔。组织中国孩子到世界一流大学、到诺贝尔奖获得者实验室参观学习。他发现诺贝尔奖30%是师徒相传，最长的传承五代人。他预言“中国股市一万点”，让中国股民兴奋了一阵子，也因此受人诟病。

午饭时分，他请我吃饭，笑着说挣得比我多，实现了财务自由。那一刻，我竟有些心酸。

回国20年了。72岁的他还不算太老。他现在应该带领一帮博士生攻克世界级难题，而不是带着一群小孩子出国游学。这个话，我没敢说出来，怕他难过。当然，这些出国游学孩子中，很可能走出世界级大师。这也是温元凯的希望。

互联网是一场深刻的思想启蒙，大大掘进了思想解放的深度和广度。温元凯的思想和他的办公桌一样，多少显得有些凌乱了。改革是一出不会落幕的大戏，温元凯曾是冲锋陷阵的勇士。今天，他以民间学者身份，定位自己的历史方位。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流星划过深邃的苍穹，哪一颗是曾经自己？加州理工学院与大师比肩的日子，也许是温元凯最值得记忆的时刻。他曾站在了巨人肩上。可惜时光过于短暂。一个很有希望的科学家消失于苍茫的化学之宙……